【摘要】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昭示“第二个结合”推动作用。百年变局发端于世界两大经济模式重大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第二个结合”的体制基础；演进于历史两大文明形态重心易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潜能；指向于人类两大自由目标渐进融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预示了“第二个结合”的光明前景。

【关键词】百年变局；资本主义形塑；社会主义改革；中华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变局之谓“大”意味着全局性、系统性改变，“百年未有”则强调该变化冲击了百年来的既有秩序。习近平总书记将之概括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速度之快前所未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陈代谢和激烈竞争前所未有，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形势变化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概言之，中国模式方兴未艾，西方模式持续承压；双方在对峙中合作，在演变中博弈。

变局打破了确定性，产生了需要应对的难题；同时，变局破坏了既有秩序，提供了新生力量崛起的契机。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所变内容是什么，均系客观规律使然；唯物史观既认同社会发展规律存在，又明确该规律归根到底体现为经济因素对历史发展起决定性作用。这是认知当下世界百年变局的基本遵循。据此，认清百年变局要义有三：首推思想唤醒，需脱开既有思想窠臼，按照新的时代条件重塑发展理念；次在布局重构，应根据宏观场景变化重设发展战略；终在路径创新，当依据资源配置要求调整发展策略。

以上述理解为基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正在成为中国顺应世界变局的战略选择。随着实践展开，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百年变局的隐秘逻辑主线是：以个人主义价值观引领的市场经济，在攀上经济全球化和交往信息化高峰之后，已经难以胜任对资源配置整体性长期性的新要求，只能通过总体主义价值观予以应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萌生于人口生产关系，以儒家学说为载体，秉持家国一体理念和个人修齐治平价值，凝聚为社会本位原则，既能承接现代化成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也有望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资源。

一、百年变局发端于世界两大经济体制的重大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第二个结合”的体制基础

百年变局源于世界基本经济模式的演变。人类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决定了：发展是人类在自然界中追求生命自由的存在方式，而经济体制是人们实施劳动合作的组织方式，也是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生产方式。任何生产方式都要求合作关系稳定性和未来发展持续性。稳定性取决于基本分工关系的大体合理，即体现按劳分配原则：首先，该原则承认分工差别，即承认管理者支配被管理者的权利，但该权利不能伤害被管理者的生存权益，尤其是牺牲其生命健康；其次，该原则承认利益差别，即承认强者多得弱者少得，但不能取消弱方共享生产力发展成果的机会，劳资双方都应该按合理比例获得生产力发展的新增利益。持续性取决于基本合作关系的流动开放，需落实扶弱济困原则。社会合作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和后援，良性的社会合作具有两个前提：一是全体社会成员获得可靠的生存和发展条件，可以在需要的时候随时充实到生产一线，体现为低比例的贫困率；二是社会开通了生产劳动者适时增补的通道，以维持正常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补充，体现为高比例的就业率。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在长期商品交换实践中逐步建构的社会合作体系，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经历了自身制度渐行渐全的完善过程。

（一）资本主义市场体制迈过两大门槛完成自身形塑

初创形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虽认同自由平等理念，但因缺少实践领域的法治规范而滥施自由，仍出现资方肆无忌惮剥削劳方所激化的阶级斗争，以及强者肆意打压弱者所带来的社会对抗，导致其制度徘徊于存亡边缘，迫使资本主义不得不用百年时间补上这两块法治短板。

1.资本主义市场体制通过规范劳资关系解决了自身稳定性问题

17世纪晚期英国纺织业发展迅速，18世纪出现的蒸汽机等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纺织业得以实现规模化生产。在工业革命初期，英国的机械生产主要集中在工厂和煤矿。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也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快速扩张。大批农民变成工人使城市出现住房、饮食和疾病等问题。资本家通过增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剥削雇佣劳动者，致使后者生活连奴隶都不如，加上周期性经济危机，引发了持续的社会对抗。19世纪70年代，英国相继推出《工会法》《公共卫生法》等，规范了劳资关系，逐步走出困境。

法治对劳资关系的管控，虽不能改变经济危机对社会稳定的破坏，但它选择了改善雇佣劳动者待遇的方向——不再允许资本家对雇佣工人无度剥削，同时提高后者收入水平，并辅之以危机时期的某种补救措施等，亦使劳方有可能获得基本生存条件，最终使阶级斗争回调至工资水平提高和劳动条件改善目标。可以说，自当年英国工联主义提出“做一天公平的工作，得一天公平的工资”，到今天重建以劳动者权益为核心的社会契约，无不展现出劳方所追求的只是使所得体现应得。至此，资本主义大体拿到了制度稳定性的条件。

2.资本主义市场体制通过规范强弱关系解决了自身持续性问题

资本本质上是世界性存在，既针对国内关系，也指向整个人类。市场竞争所呈现的强弱差别，从利益实现上推动弱者求强，实质上营造了弱者变强的发展机制，市场体制只有顺应这一需要，维护弱势群体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才能解决自身的持续性问题。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由资本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市场引发，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机制的极致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英法德等国的工业产能严重下降，军事力量严重削弱，维护殖民体系已力不从心；同时，资本增殖又需要一个拥有消费能力的世界市场。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附加了去殖民化条款（要求欧洲1949年前提交殖民地独立时间表）；苏联大力支持第三世界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联合国于1960年通过《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1960-1975年间62个殖民地实现独立，大体确立了世界范围强弱民族和平共处、自主发展的格局。

市场竞争背景下的强弱关系既是世界的，又是国内的。1929年大萧条暴露了自由市场的缺陷，凯恩斯提出国家干预理论，主张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美国罗斯福新政践行了这一主张，政府通过公共工程、社会保障等措施稳定了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借助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财富增加，西方发达国家相继实施了普惠性质的福利政策，缓解了优胜劣汰机制所形成的社会对抗。合理强弱关系的要义是：即便是竞争失败的一方，也不应失去基本生存权利，他们及家人的生存消费品也应该得到保障，由此才能使市场经济所依赖的合作关系得以延续更新。

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只有跨过规范劳资关系和强弱关系这两道门槛，才算完成作为一种社会基本制度的建构；19世纪资本主义和20世纪资本主义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尚在探求，后者已臻形塑。

（二）中国经由改革选择并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用了约百年大体实现了制度建构，使经济危机不再成为向政治危机转变的条件，而是蜕变为规模化调整资源配置的方式。早在资本主义实现了对劳资关系的规范之后，恩格斯就察觉到它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影响，他指出：“我们所必须作的唯一重大修改”，就是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的预言：“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当危机不再成为资本主义存亡之患时，其激励个人劳动的优势，转而对计划经济造成了压力。社会主义被迫走上改革之路，并最终用市场体制代替了计划体制。

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对生产力发展机制的再认识，即从原来侧重其中生产资料或物的要素的计划经济，转变为侧重劳动者或人的要素的市场经济。市场体制运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使劳动者利益绑定在劳动能力水平上，有效促进了各尽所能。继劳动动员方式重塑后，又于20世纪90年代接入互联网体系、21世纪初进入世贸组织，进而使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取代性质转变为并存性质，成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取态取决于两项条件：其一，社会主义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必须在民众福祉方面体现“解放穷人”这一原则，营造制度稳定性的物质条件；其二，作为可期待的远景目标，社会主义必须在经济发展方面形成弱者变强态势，提供制度持续性的可靠支撑。双方也可视为一般劳资关系和强弱关系的向好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展示了稳定性和持续性相统一的路径，标志着人类市场经济体制诞生出新型的社会主义模式。

（三）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奠定了“第二个结合”的体制基础

经济体制的基本功能是稳定及完善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后者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个人力充分发挥，市场经济本身就是对个人力的激励机制，它通过竞争实施利益的按劳分配，使所有个体趋向各尽所能，这同样是任何社会获取更高生产力所需要的机制；二是社会力充分发挥，马克思将之区别为科学力和集体力，称为“社会一般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生产力”，认为随着历史积累二者将成为对人类发展越来越重要的资源领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共同富裕对二者予以因应。除精神形态的社会力之外，国家所掌控的人口、土地、水资源、动植物、矿产、空间等实体资源，都可视为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社会力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国家是社会力的维护者和掌控者。

没有个人力的充分展开，就没有社会力的整体发展；而没有社会力的基础条件，个人力发展就失去前提。个人力充分发挥取决于竞争原则的公平性，社会力充分发挥则取决于资源配置的平等性取向。前者要求“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能够在劳资关系和强弱关系上获得法治体系的规范，后者要求“全面发展共同富裕”机制能够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获得德治体系的规范。个人力的载体是个体，资本是其外化形态；社会力的载体是总体，国家是其外化形态。从历史过程看，资本主义市场体制用资本作用遮蔽了国家作用，社会力被视为个人力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用国家作用遮蔽了个人作用，德治原则虽被作为普遍要求诉诸个人，但该要求以国家对资源全面掌控为前提，个人没有获得太多自由劳动资源，同样不具备掌控社会力的条件。

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则不同：个人力的动员发掘依靠市场竞争，社会力的掌控运用依靠政府作用；双方都需遵循法治原则。同时，政府作用也通过劳动者体现，但这部分劳动者承担着管理职责，属于配置社会力资源的分工岗位；正是因为他们掌控着社会力，涉及到资源领域的方方面面，其权力运用只能通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原则来体现。换言之，就管理劳动分工而言，德治是其职业规范的内在组成部分，政府作用有多重要，德治原则就有多重要；管理劳动者对德治原则的身体力行，势必引领全社会的崇德向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突显的政府作用，使“第二个结合”作为一种独特资源，既成为权力干净运行的思想条件，又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心理基础。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要通过自我革命来实现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

二、百年变局演进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续发力，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实践潜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一论述表明：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新运用，又是其逻辑的时代深化。当践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国别化深入至文化性的时候，意味着中华文化所体现的独特价值，需要从规律意义上予以把握。2023年，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一）人类在发展与自然界关系中形成了两大文化形态

人类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产物。自然界创造了人类，也规定了人类。与其他生命现象不同，人类大脑组织所形成的意识能力、群居方式所形成的合作能力，在漫长历史时期相互作用、相互成就，使人类越来越多地掌握了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展示出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

人类分布在地球不同地域，生命活动长期局限在孤立地点和狭小范围，不仅生成了外貌特征上的种族差异，而且形成了传统文化不同的两千余个民族。然而，人类毕竟源于智人这一共同祖先，达到了同等生物进化水平，其生命活动都拥有大脑组织、群居方式这两种先天物质条件，都依循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仅仅因发展环境区别而渐行渐远，最终衍生出要么以发展意识能力为主、要么以发展合作能力为主两种基本形态。

文化肇始，人类意识能力和合作能力均处在弱幼状态，只能相互融合以应对生存压力。此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倾向性发展初见端倪。一般而言，活跃在森林草原、岛屿海洋，以捕捞狩猎为生的渔猎民族，群居规模较小，生产环境转变频繁，要求劳动者独立应对和冒险拼搏，这种变动不居的生活方式，越来越注重个体能力提高。而拥有肥沃土壤、适宜阳光和充足水利条件，形成稳定种养殖业的农耕民族，群居规模较大，选择了安土重迁的生活方式，但“靠天吃饭”以及易遭劫掠带来的常态化生存压力，需要劳动者团结互助和共克时艰，使之越来越注重整体合作能力的增强。在当代，西方民族可谓侧重个体意识能力的代表，中华民族可谓侧重总体合作能力的代表。

（二）中华文化所呈现的独特文明禀赋

在终极意义上，人类生命活动体现为物种延续和生存优化，即一种人口生产方式，而物质生产不过是人口生产的手段，历史就是人口生产过程——既体现为个体生命时间延长，又体现为整体活动范围增加。马克思曾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劳动这种“类生活”“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生命生产的起点性质，使其成为生命活动万象百态的发源地。总体来看，“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不难看出，“通过劳动生产自己的生命”和“通过生育生产他人的生命”，构成生命生产或人种优化的两个基本环节。就动力机制而言，劳动生产生命以个人为载体——体现人的独立性，对接竞争法则，呈现为个体逐强趋势；而生育生产生命以社会为载体——体现人的依赖性，对接平等法则，呈现为社会包容趋势。就价值目标而言，劳动生产生命追求生产力或劳动力提高——趋向物质资源增加及意识能力增强，彰显个体本位原则；而生育生产生命追求生产关系或交往范围扩大——趋向社会关系拓宽及合作能力提高，彰显社会本位原则。双方同源于生命生产，却因载体不同，在实践中各循其道，终致酿就人类两大文化体系。

两种文化同源于人类生命活动特性，意识能力和合作能力始终相互补充、相互成就。在可以区别的意义上，西方文化侧重人口生产力原则，强调个体作用，突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机制，凝聚为个人主义价值观；中华文化侧重人口生产关系原则，强调社会作用，任何个体均被视为生命链条一环，凝聚为总体主义价值观。双方互为补充，至于何方何时担纲引领作用，取决于所处时代的需要。

“第二个结合”所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连续性、统一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特点，在一定意义上，最具人性特征的当属包容性，而包容主体需具有“君子”人格。《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唯有自强不息者，才有资格和能力厚德载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所谓包容，就是对差别的兼容并蓄：有包容性，才能博采众长，衍生出统一性；有包容性，才能齐心协力，衍生出连续性；有包容性，才能集思广益，衍生出创新性；有包容性，才能求同存异，衍生出和平性。就此而言，包容性展示了人性基础层面，构建了从个体差异性转变为总体趋同性不可或缺的环节，为人与自然界共生关系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营造了全球化和信息化局面，突显整体性长期性配置资源的要求；社会主义顺应发展重心的这一转移，借助中华文化包容性吸纳资本主义成果，继而前瞻性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大业。

（三）中华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宇宙观，厚德载物、修齐治平的人生观，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社会治理观，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道德观，提供了政府发挥作用的价值观前提和社会心理基础

为了消除落后地区发展瓶颈，国家对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了全方位的持续投入：一是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运输设施；二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能源与资源设施；三是引水工程、退耕还林等水利与生态工程；四是中西部地区数据中心、城市基础网络完善工程等新型设施；五是沿边、陆海新通道以及成渝等区域协同项目。此外，国家还针对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发展痛点，在资金提供、人才培养、科技运用、管理实施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举措。

首先，规模化地启动了先富帮后富的社会工程。1996年，国家正式启动东西部扶贫协作，到2024年，东部8个省市向西部10个省区投入的援助资金已达228.9亿元，互派党政挂职干部2979人，专业技术人才2.4万人，引导企业投资1409亿元，采购、帮助销售农副产品1129亿元，帮助81.5万名农村劳动力就业。2001年教育部启动“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不到10年，受援高校达38所，支援高校到64所，支教者1300多人次，接受进修学习近4000人次，首批受援13所高校博士点、硕士点显著增加。

其次，为帮扶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国家还实施了两项重要的制度。一是科技特派员制度。截止2024年，全国已培育了近百万名科技特派员，覆盖了所有的行政县。从最初的农技推广，扩展到工业、服务业等领域。科技特派员领办了1.15万家企业或合作社，年均转化示范2.62万项技术，直接服务6500万农民，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10万户。二是村第一书记制度。2015年，这一制度纳入国家扶贫战略。截止2020年，全国累计选派了300多万名干部到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实现了对12.8万个贫困村的全覆盖。2020年，中国成功地实现了全面脱贫，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同时，“第二个结合”所秉持的价值理念，外化为“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成为2013年以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撑。截至2023年6月底，共建“一带一路”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到2022年6月底，与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累计约12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400亿美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塑了商品经济时代人们交往合作的场景，虽牛刀小试，却前景可期。

三、百年变局指向于自由个性理想社会的基础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展示了“第二个结合”的光明前景

百年变局是历史规律的当代呈现。如果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继调整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异军突起展示了德治资源运用恰逢其时的话，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就是规律性要求。马克思用“人的生产能力”尺度概括历史规律，认为人类将经历“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三个发展阶段；自由个性理想社会将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个人全面发展既是社会生产力达到高水平的标志，又是共享社会力成果的前提；而以“人的独立性”表征的市场经济，通过自由竞争将为实现自由个性理想社会“创造条件”。然而，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导致贫富分化积重难返，难以胜任个人全面发展重任；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思想资源，通过政府帮扶作用和助推民营经济两大战略抓手，有条不紊地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号召，努力“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稳步迈向“自由个性”理想目标。

（一）为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政府抓住三农短板，着力整体性长期性配置资源，形成“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城乡融合”递进战略

经济发展水平取决于劳动者脑力开发程度。农民、农业、农村之所以成为国民经济短板，与其拥有的智力资源较少有关，而后者归根到底受制于社会资源总量，只能采取渐进方式补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高度重视“三农”问题，视农民富裕水平为共同富裕尺度，推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城乡融合”战略。消除绝对贫困是共富基础。脱贫攻坚战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扶贫过程中形成的人才培养机制、基层组织体系、防返贫动态监测制度等，为推进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乡村振兴是共富战略升级。乡村振兴转向普惠性发展，覆盖产业、生态、文化、组织、人才“五大振兴”。推动县域内城乡产业分工，形成“加工在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的联动格局；通过土地制度改革、农村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促进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形成乡村振兴差异化推进策略。城乡融合营造战略新局。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县域经济发展等举措，打通城乡要素流动壁垒。强调“县域作为城乡融合重要切入点”，赋予县级资源整合自主权。引导城市资本、技术下沉乡村，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现代农业；依托生态资源打造田园综合体，形成城乡消费市场互补。

（二）针对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市场之门越开越大，民营经济经历“政策鼓励——要素支持——价值引导”助推，成就劳动全面动员格局

市场采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动员劳动，但中国民营经济同时获得了公有制经济襄助——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化解搭建了弱者变强的桥梁，使民营经济获得持续后援，实现了更为全面的劳动动员。

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从政策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21世纪前10年，中国对接世贸组织规则，修订了2300余部法律法规，取消数千项行政审批，使民营经济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之中。国际竞争倒逼制造业技术升级，2001-2007年中国科技进口合同金额年均增长18.7%，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跃升至30%，总体规模连续十五年保持全球第一。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民营经济成为经济制度内在要素。《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构建了覆盖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的制度框架，保障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及公共服务资源，禁止歧视性政策，明确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隐性壁垒；实施公平竞争，落实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保护知识产权及人身财产权益。条例实施后，通过简政放权、公平竞争、权益保护等举措，有效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激发市场活力。

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要求：（1）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2）深入破除市场准入壁垒——在基础设施、国家重大项目、国家重大技术、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领域对民营经济予以开放。（3）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4）建立民营企业信用状况综合评价体系。（5）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支持长期资金入市，等等。民营经济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也使对其实施价值引导提上日程。

民营经济所获得的宽松创业环境，使个人较为容易走上创业之路。市场体制及其衍生的万千民营企业，成为对接社会生机与活力的大道通衢，连接着普通劳动者无穷无尽的理性与智慧，是发明、发现的源泉，也是原创性、突破性的苗圃。人们从中各求所愿，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拥有了民营经济，就等于拥有了一支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三）百年变局取向突出“第二个结合”的规律性质

无论是政治权力对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的帮扶，还是民营经济借助市场机制壮大，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体现了更为全面的劳动动员，发掘了更为深层的劳动潜力，成为人类迈向个人全面发展和社会力共享目标的必由之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德治体系，不仅是政治管理者的必要遵循，也是经济管理者的致胜之道。儒家主流认为人性本善，提出圣凡同类、异业同道；财富上藏富于民、均无贫、官不与民争利；教育上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伦理上各守本分、互相尊重、等差互补；礼制上礼尚往来、自谦尊人；待人上忠恕之道、人格平等；交友上以道相交、以礼相待。其中管理者的社会责任集中体现在“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理念上，由此才能产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抱负，以及“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情怀。而中华文化“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等理念，为现代商业活动构建了道德框架，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公平竞争，儒家“仁者爱人”思想推动企业建立以人为本的管理体系，增强员工归属感。

首先，西方文化对个体本位的坚守在理性认同方面自据其理，它外化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社会规范，并成为人类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环节。西方意识形态强调个体生命的唯一性以及个人需自主面对挑战的独立性。按照个体本位原则，首先是个人自由，其次是法律规范下的人人平等，最后是在决定共同事务方面的社会民主。然而，“个人自由”体现的平等仅仅属于“自由竞争”层面，它回避了竞争机制是社会按照自身发展需要所设置这一事实；鉴于人们在天生禀赋和后天际遇中的诸多差别，结果势必有人获胜、有人落败，导致西方社会搁浅在难以自拔的贫富分化泥沼。而马克思的“自由个性”使“自由”本身变成了平等尺度，每个人自主安排生命活动内容和方式，彼此无须相扰。一方面，自由竞争持续增加了社会资源总量；另一方面，扶弱变强是消除自由竞争弊端的客观选择，也是自由竞争逐步融入自由个性的必由之路。

其次，中华儒家文化家国一体理念，确定了德治体系对人口生产关系的依赖，“养育之恩”推演为“报国之志”，其社会本位原则具备极高的理性认同。德治体系是一种以自律为特征的平等互助关系。在比较意义上说，道德关系避开了利益归属方面的彼此猜忌，形成了社会合作的较低成本，是更高层次的合作关系；同时，道德关系意味着人们具备了相互信任，形成了社会合作的高度默契，也是更为高效的合作关系。道德关系往往自然发生在人口生产关系中，其强大的功能性，使其成为追求目标。人们在实践中察觉到，德治原则纳入普遍的社会治理体系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生存问题普遍解决。人们具备了较大的包容度，不会止步于锱铢必较。二是法治原则具备基础。法治规范了共同利益的行为准则。三是管理群体率先垂范。管理者作为倡导者，需要身体力行才能影响全社会。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展示了“自由个性”理想社会的前景。马克思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仅加速了科学技术应用和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劳动方式脑力化进程。2004年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提出ESG标准，通过环境、社会与治理维度的整合评估，推动企业可持续经营与负责任投资，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长期平衡发展，表明资本运用正在从眼前利益转向长远利益。从理论上说，以科学力和集体力为标志的社会力在物质生产力方面作用越突出，就越容易成为人们共享的对象；随着当代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普及化，共享社会力成果与个人全面发展越来越趋于一致。当市场竞争越来越发生在同等劳动力之间，并且越来越趋于个性化运用的时候，可比性就弱化了，市场体制必要性就会消失。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能出现在“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

社会力属于公共资源，即便是以科学力所呈现的知识产权保护也只发生在较短的时限里。方兴未艾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展示了社会力大展身手的无限前景。社会力变成财富创造的主要源泉，意味着劳动方式脑力化——由于脑力成果的精神形态可无限复制，所以，个人力成果也就成了社会力成果：一方面，每个人把劳动成果交给社会，另一方面，所有人共享社会的全部成果。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目标将得到实现。

中国人搞社会主义，与传统文化“大同”目标存在关联。中华文化社会本位理念经数千年形成，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仰仗。西方个体本位以竞争为叙事背景，实质上是强者个人价值观；中华社会本位以合作为叙事背景，实质上是社会个人价值观。人类全球化所呈现的整体性长期性配置资源趋势，既支配着国家职能，又左右着资本选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承担着补足人类合作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短板的使命，尤其需要引导资本运用从私人性向社会性转变。可见，“第二个结合”不仅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