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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5】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品质——兼论改革开放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2020-11-11 15:11:03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作者:杨嵘均 【 】 浏览:134次 评论:0
       当前,在21世纪资本逻辑全球化的整体视阈中,我们要审慎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与实践。近代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根据我国复杂历史境遇中所折射出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曲折性和过程性的特征,开拓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研究进路,并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当前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然而,“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由于世界仍在不断地加速变化中,所以,不管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同样需要与时俱进。对此,有学者指出,“当今时代呈现出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崭新历史进程和趋势。这对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适应性和及时性等问题提出来新的考验。”为此,我们必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方法,从理论上澄清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开放性、历史规定性和时代性的相关论述。
       一、开放性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突出理论品质
       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以来,世界上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将其作为本国实践的指导理论,探索出了各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模式。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说,社会主义实践模式的多样性,一方面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不是适用于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一成不变的理论教条,而是应该与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理论;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表明了今天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实践仍然还处于不断的探索过程之中,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还有很大的创新、完善和发展的空间。就此而言,我们就需要在实践中正确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把它当作教条。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也反对将社会主义理论当作教条。1886年1月,在回答英国费边社领导人爱德华·皮斯请求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小册子出版写文章的时候,恩格斯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所以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而,从总体上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开放性、历史规定性和时代性的品质。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首先是人类不断探索、长期实践的历史过程。既然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是一个不断探索长期实践的历史过程,那么指导其探索和实践的社会主义理论必然要具有开放性,而随着探索和实践的客观历史环境的变化,约束其理论发展的条件也必然发生着与时俱进的改变,因而社会主义理论又必然具有客观的历史规定性的品质,从而也就使得社会主义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品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实质上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是一个受客观社会条件约束的世界,因而也是一个符合人类历史运动规律的价值世界。本质上来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世界,就是社会主义的运动、组织、制度、社会等的现实存在物,是受客观历史环境制约和约束的具有社会主义价值的功能及其发挥。因此,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只能由实践来检验,由时间来回答。在此,需要特别强调和说明的是,如果将某种结构范畴的东西,如组织、制度、体制、社会结构等,视为不需要检验的当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那么其在实质上是一种先验主义的观点,从而也是教条主义的观点。为此,恩格斯尤其明确指出:在马克思和他的著作中,最适于用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表明,社会主义理论必然是开放的、受客观历史条件制约的,因而也是与时俱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是由社会实践的开放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实践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社会主义理论是由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决定的,并根据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环境进行创新、发展和完善的,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理论必须具备开放性的品质。虽然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文本来看,他们没有直接使用过“开放性”的概念,也没有专门集中阐述开放性品质,但是从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探索中,开放性品质就一直蕴含于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之中。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探索,马克思曾谈到:“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在他看来,闭关自守是一个民族落后的重要原因,并称闭关自守的民族为“野蛮的民族”。与马克思的看法一致,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认为,工业制度摧毁了半野蛮国家的工场手工业制度并迫使这些国家被迫开放。在晚年,马克思恩格斯把目光转向落后的东方社会国家,认为开放是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前提条件。例如,在俄国能否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就是将开放视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前提条件的。总之,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开放”的概念,但是开放的理念始终蕴含在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探索的论述中。
       就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规定性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目标是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社会环境下都能实现的,相反,它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能否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客观的历史条件起关键作用。对此,马克思认为,同一或较为相似的事物,由于特殊条件的作用,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种同一经济基础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不仅在原始社会是这样,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在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在法国、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瑞士也不一样。特别是关于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东西方社会的两种所有制形式——它的解体过程和产生的结果形成了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决定了西方社会走资本主义社会道路;东方落后国家存在的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孤立封闭的村社组织和特殊的国情、历史传统等条件决定了东方社会只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此,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导,应该从不同国家的特殊条件出发,走适合其国情的发展道路。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充分说明社会发展道路的差异性是由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特定历史时代同时也决定了社会主义理论的时代性品质。不管是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还是从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来看,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存在着差异的。本质来看,社会主义理论这种差异性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以及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所决定的。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起源来看,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包含的固有的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但是,这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因为一种社会形态被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代替的条件是:原有的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不是短暂的历史过程,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历史进程。此外,马克思在论述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时,就曾明确提出在“历史环境”合力作用下,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果能够把握好“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就能够把这种“可能性”化为“现实性”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因此,一国道路的选择,必须要考虑它所处时代的局限性,落后或超越客观历史规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实践,都将遭到失败。
       虽然上文总结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历史规定性以及时代性的相关论述,而且可能挂一漏万,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历史规定性以及时代性的理论品质,更根本的目的在于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历史规定性以及时代性品质。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逐步走向成熟定型的关键历史时刻,我们需要谨慎地思考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历史规定性、时代性发展和完善的不利因素,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上思考我们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以及,“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或者说,时代课题)是否达到了真理性的认知。这甚至可以作为新时代思想解放再出发的源点。因为,这是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问题,关系着亿万中国人民的福祉。不可马虎,不可急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放性的集中体现
       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向新时代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方法,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探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包括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相宜相生的现实道路以及向未来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行性发展路径。换言之,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核心在于研究中国如何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即研究中国向未来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趋向。这一方面需要在社会—历史观与方法论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等进行深刻反思与积极扬弃,尤其关注如何实现中国文化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结合;另一方面则需要立足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当代阐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置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历史进程中进行分析,比较与借鉴不同社会主义模式的优势,理性批判、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与历史限度,做到“知己知彼”。就此而言,我们的全部理论研究应当指向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与人类历史辩证运动的整体趋势,“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既不简单照抄照搬,也不人为拔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现实意义与世界意义,否则,我们就容易犯机械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容易重蹈历史覆辙。因此,从整体上全面、准确、客观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统一性与历史发展性,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立场和思想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根本体现与时代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仍然处于不断的探索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需要不断地创新、发展和完善。事实上,任何一项社会理想、政治理论和制度,都必然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切实认知和理性构想,因而它都必然具有理论的开放性,也必然是受历史与现实的条件制约的。就此而论,对于任何理论,我们都不能僵化保守;任何理论,它都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的,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具有真理性或者可行性,必须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地创新、发展和完善。总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对此,邓小平同志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观点。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今天,我们仍要时刻铭记邓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并落实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实践之中。
       如果说理论来源于实践,那么实践的开放性也必然铸就了理论的开放性。事实上,在探索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贯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开放性要求。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直击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因此,我国必须要实行改革开放。因而,自1978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探索改革开放实践的进程中,我们始终反对把我们国家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特别“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同时,我们也“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在国际上是如此,在国内也是坚持实行开放政策——“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由此,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充分利用的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开放政策,再次体现出其理论的开放性。进入新时代,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围绕着“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体系,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是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体现时代特色、既有社会主义共性又凸显中国特色的开放性理论。
       事实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特别注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规定性问题,那就是始终坚持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独具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里的“历史规定性”,就是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它既包括客观的历史条件也包括当前的现实条件。在注重研究历史条件方面,“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对此,邓小平同志也同样深刻地强调,“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在注重分析和研究客观的现实条件方面,毛泽东同志曾明确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他还进一步强调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当前,就中国社会的客观实际来说,最根本的就是必须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历史地看,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巨变以及世界社会主义的低潮都没有能够动摇过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理论探索的信心和勇气,那么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制度不断地被证明着有其无比的正确性与强大的生命力的时代,就更没有理由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我们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了。
       进入新时代,国际社会上制约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出现了许多新的挑战。为此,“在当今世界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同世界的联系和互动空前紧密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密切关注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当前,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及时地转换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提出要在理论上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定型和完善。在推进我国国家制度定型和完善的进程中,“我们要准确地把握历史规律,坚定地引领时代潮流,解答时代命题,负起历史责任,就必须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加强党自身建设,以适应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条件”。为此,我们就应该更加重视更加努力地研究克服乃至超越制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放性、历史规定性和时代性创新、发展、完善的不利因素,进一步明确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在当今中国与世界发生的变化及其突出表现。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国际社会和我国的具体实际制定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规划和方针政策。在此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品质。事实上,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主题,都需要人们对其做出科学的回答,而“一个国家坚持什么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因此,客观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全面反映和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结晶。不容置疑,时代还在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还在继续,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完善和丰富。
       当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站在了21世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需要开阔视野,胸怀世界,用历史眼光观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开放性、历史规定性和时代性品质。在世界历史发展变化的宏大背景中,准确地、全面地、历史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道路、制度发展的新变化、新形势、新格局、新特征和新趋势,创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做不到这点,那么,虽然“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确实,如果不真正搞清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以及,“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或者说,时代课题)的真理性认知,就急匆匆地往前走甚至是往前赶,那么就很容易陷入盲动主义的泥潭并最终导致失败。为此,我们必须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客观要求及其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在这方面,当前尤其迫切的工作和任务,就是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及改革开放道路的客观性。
       三、改革开放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不动摇
       对于时代课题的认识,必须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没有“解放思想”,社会主义理论无从发展,社会主义实践也无法进行;没有“实事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则无法贯彻和体现,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因而,“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和根据,“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要求和体现,并为实践开辟前进的道路。因此,我们要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指导下,在理论和实践上开辟社会主义的未知世界,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同志强调:“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这里,邓小平同志表明了一个对待理论与实践的态度: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受理论思维的束缚,也不能从理想出发,而应该把客观实际作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和根本点,因为理论总是抽象的滞后的,而实践的复杂性远超过理论。因此,他说:“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虽然“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因此,只有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会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的客观要求及其思想方法、工作方法,才能不断开拓社会主义未知世界的新局面。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坚定实事求是改革开放道路具有其必然的客观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这就要求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中国道路。然而,“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道路,其根本目的在于变革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作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重要实践活动,改革开放道路的选择是客观的,而不是主观的任性的。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提出的必然的、客观的要求,它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而改变,也不是某个伟大人物随心所欲地创造。只有当社会发展本身提出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且已具备一定的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条件的时候,改革开放才得以实现。从古至今,勇敢的改革家不胜枚举,然而许多改革家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无不是改革的时机或条件尚不成熟所致。所以说,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必须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相结合。
       因此,在新时代,我们必须进一步强调坚定实事求是改革开放道路的时代意义。其一,坚定实事求是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稳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没有现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可供参考和实施,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走了一段弯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并于1978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将改革开放作为我国基本国策以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勇敢地纠正了长期束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把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正是由于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从根本上解放思想,并推进了党的思想理论创新。其二,在新时代,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开放道路,也是党领导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事业,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改革开放道路不动摇。一方面,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实际出发去调研我国各项事业中所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而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断推进各项事业的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要始终坚定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因此,我们要想继续生存发展,强大起来,就必须顺应时代变革潮流,打开国门,加强交流互鉴,学习世界先进的文明成果。坚持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全面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立足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和挑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办法推进改革开放,以早日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进入21世纪以来,“处于新一轮衰退期的世界资本主义与处于新一轮上升期的世界社会主义之间的竞争与博弈更趋激烈”。在这一进程中,中国正在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更加成熟。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需要更加谨慎地用好百年一遇的历史机遇,运用大国智慧去利用好当前的国际局势,牢记邓小平谆谆嘱托:“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事实上,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对世界的贡献。即使“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虽然到了那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事实上,我们看到,当今发达国家已经表现出了对于中国发展的巨大戒心,而且正在不断地为中国发展设置障碍——正在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发展的“刁难”。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努力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有的大国胸襟和气度,用现代性精神培育我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格,努力根除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劣根性。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处理好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何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最核心的问题,如何坚持人民主体与调动个人积极性、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问题,如何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相协调的问题,等等。这就需要我们的党在新时代必须战胜执政的考验、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外部环境的考验这四大考验,克服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这四种危险,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四大不正之风,始终坚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立场。只有这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才会越来越完善,越来越成熟。基于此,我们必须不断创新、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要重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以保障生产发达、生活富裕;也要重视社会关系与社会制度的变革,以保障社会和谐、公平正义。当前,最突出、最核心、最关键、最急迫的工作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改革开放道路的客观性。
       四、结语
       作为结语,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话语建构方面,我们必须要首先考虑中国话语的时代性,“要求根据时代发展的状况,在把握时代的重大的基本的现象和问题的基础上,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话语形式。离开时代性,既不符合马克思哲学理论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中国话语建构的要求”。在面对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同一历史进程中现实展开的制度竞争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依据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研究如何积极扬弃并实质性地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以及研究如何建立、创新并完善马克思主义所提倡的普遍的社会交往与自由个性协调发展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以确保为个体解放乃至为全人类解放提供自由的空间与时间,并进而研究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所积累起来的发达的科学技术、成熟的市场协作、宏观经济规划等的社会基础顺利化解社会主义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与现实转化的矛盾对抗。而在对待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话语体系建构,必须关注其理论的开放性、历史规定性和时代性,力求避免将理论神圣化、凝固化和普遍化,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一直都特别强调理论的批判性,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历来都反对不能反思、不能质疑的理论观点。在这一方面,我们需要时刻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历史辩证法及其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这是常识,但最容易在这点上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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