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恩格斯描述了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迅速发展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和工人阶级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生态危机的根源，指出资本主义私有制及其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是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并提出通过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来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新中国成立初期，受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我国一度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存在生态环境问题。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了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冲击。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逐渐显露，我国开始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并非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附属品，而是现代社会发展面临的普遍挑战。社会主义社会虽然同样面临生态环境问题，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可能。通过对生态环境问题认知的不断深化，我国逐步形成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方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方案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关键词】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态危机的蔓延，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这场反思中，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焦点。其中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认知经历了一场从“社会主义没有生态环境问题”到“社会主义也有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刻转变。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作为这一转变的理论基石，为我们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导致人与自然物质变换断裂的社会根源，从根本上批判了其不可持续性，并指明了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共产主义方案。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实践则通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这一理论转化为生动的现实。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指导，围绕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认知演进展开研究，旨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理解，也为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实践创新提供新的思路。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代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入剖析
马克思恩格斯一生大部分时间在英国度过，英国当时已基本完成产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其生态矛盾和社会问题相互交织日益呈现。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严厉批判了资本的生产力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滥用和破坏自然力，从而加剧生态矛盾与社会矛盾的种种现象。马克思恩格斯揭露了资本的生产力对土地、森林、铁矿石、煤炭等自然力的滥用和破坏。以土地为例，土地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基础，但资本主义大工业在滥用和破坏人类自然力即劳动力的同时，也在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从而使土地变得贫瘠。马克思指出：“大工业和按工业方式经营的大农业共同发生作用。如果说它们原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滥用和破坏劳动力，即人类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二者会携手并进，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劳动者精力衰竭，而工业和商业则为农业提供使土地贫瘠的各种手段。”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了揭露。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各种城市环境问题日益增多。恩格斯曾这样描述英国的曼彻斯特，“曼彻斯特旧城就是如此。重读了一遍自己对它的描写，我应当说，我不仅丝毫没有夸大，而且正好相反，对这个至少住着两三万居民的区域，我还远没有把它的肮脏、破旧、昏暗和违反清洁、通风、卫生等一切要求的建筑特点十分鲜明地表现出来……要知道，一切最使我们厌恶和愤怒的东西在这里都是最近的产物，工业时代的产物。”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也使得19世纪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环境日益恶化。恩格斯在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进行调查之后，描绘了他们恶劣的生存环境，工厂“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都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
资产阶级为了追求利益不惜牺牲生态环境的行为使得自然生产力遭到滥用和破坏，资本家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极端压榨工人的剩余价值，使得工人的生存环境极其恶劣。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分析中，深入剖析了现代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他们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结合的整体性视野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在进入到资本主义工业化之前的社会阶段里，受生产力水平的制约，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能力、改造能力十分有限。随着科学技术与工业化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实践能力都获得了极大地提高。但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基于资本逐利的天然本性，资产阶级并不是将这提高了的认知和实践能力用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将自然作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对象，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是工业化发展的鲜明标识之一。工业化使得人类可以肆意地去征服自然、支配自然资源。工业化越是向前发展，资本逻辑越是无节制地扩张，对自然生态的系统性剥夺就越深，其引发的生态破坏也就越彻底。机器生产的普遍化与分工的纵深发展，不仅固化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分野，更通过单向度的财富积累加剧两极分化，从而将两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推向尖锐化。在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以及人与人关系高度关联的现代工业社会，技术因素作为生产力的体现，本应服务于人类社会的进步，“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但由于资产阶级忽略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反而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马克思在此基础上揭示了人的解放、自然解放和社会解放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以社会整体解放和整体文明进步的视野科学预见了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必然是共产主义的生态文明。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使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人的关系完全被资产阶级对物质利益的无限的占有欲望所支配，自然界沦为资本主义掠夺的对象，由此产生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冲突和对立，引发了严重的生态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将人、自然、人类社会视作一个有机整体，将生态环境问题上升为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以寻求解决办法。他们认为，只有实现自然解放、社会解放以及人的解放才能促成自然、社会与人的有机协调。而只有消灭资本主义，走向以自然主义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自然主义为内容的更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全新社会形态才能实现这一目的。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和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恩格斯指出，经济学家“瓦解一切私人利益只不过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其中，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人类同自身的和解就是要通过消灭阶级和阶级剥削，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起人与人的平等关系，使人们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关系”，通过“两大和解”构建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生态环境现状的分析和批判中，指明了解决现代社会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即消灭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但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在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都同样出现了明显的生态环境问题。在苏联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列宁于十月革命后就提出了建立自然保护区的设想，到斯大林时期，苏联已建立起完善的废弃物登记、收集、分配与再利用体系。但苏联这一政策有着无法消除的痼疾，即废弃物的再利用必须再投入额外的原材料、能源和劳动力，这不仅增加了资源的耗费，事实上也并没有实现废弃物再利用的预期效果，反而强化了中央计划性经济生产的浪费趋势。与此同时，苏联学术界提出的“活物质”“智慧圈”“生态文化”等生态思想受到主观唯意志等因素的影响，使苏联在农业发展中出现了沙尘暴等问题，在工业发展中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后来甚至出现了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重大问题，造成了深远的生态影响。这也表明环境问题一样会对社会主义的根基产生巨大影响。显然，如何合理地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人类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无法避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国情和国际发展形势相结合，不断深化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的认识，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经历了社会主义没有生态环境问题、社会主义也有生态环境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几个发展阶段的演进，在认识论上明确了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可以兼容发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社会主义没有生态环境问题”的迷思与反思：制度优势的认知起点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6年“文革”结束，我国总体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生态环境问题。这种认知的产生一方面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经济发展落后的严峻形势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则是源自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理论的教条化理解。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是一个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农业国家。由于工业水平低下，工业发展引发的环境污染现象还未普遍出现。持续多年的战争虽然使我国资源环境遭到了一定破坏，但是生态形势整体上处于平稳状态。当时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包括对内支持前线继续作战及后方剿匪以实现全国的彻底解放，克服财政困难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积累资金；对外打破帝国主义的军事包围以确保国家安全。这些任务的实现均需以经济为支撑，巨额的财政支出造成了收支严重不平衡，财政赤字严重。薄一波在《关于一九五零年度全国财政收支概算草案编成的报告》中指出：“收入总额，仅合支出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一点三，其余的百分之十八点七则是赤字即亏欠。”在这样紧迫的经济形势下，人们普遍认为，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巩固新生政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在这一时期开展的同环境保护相关的工作，如植树造林、兴修水利、倡导节约与综合利用资源等活动也都是为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生产而开展的。毛泽东就曾指出：“增产节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积累的基本方法”“我们六亿人口都要实行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这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因此，我国在这一阶段并未将环境保护视为独立的发展议题，而是将其视为经济建设的附属品。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与环境保护论述的片面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认知。受经典理论的影响，人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初级形态，理应也不会有环境问题。这一认知源自人们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坚定信念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批判态度。资本主义制度在面对经济危机和环境问题时显得无能为力，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存在的根本矛盾所导致的。在资本主义体系下，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资本家追求最大化利润，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同时，由于市场竞争的激烈，企业之间缺乏合作，也往往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破坏。此外，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波动不可避免地引发经济危机，这种危机不仅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冲击，还进一步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手段，能够更好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所有，国家或集体可以统筹规划资源的合理利用，避免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无序竞争和资源浪费。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计划手段，可以有效地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确保可持续发展。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更注重社会整体利益，能够更好地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因而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人们在很大程度上将源自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环境问题的论述奉为圭臬。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上普遍存在着一种认知偏差，即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环境问题，社会主义不存在环境问题。这样的认知忽视了社会主义国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能面临的环境问题，以及生态保护对于实现共产主义长远目标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没有生态环境问题的认知在当时的政策制定与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推进工业化进程时，尽管一些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某些工业活动可能会对环境造成负面影响，但出于尽快摆脱经济困境的迫切需求，还是往往会选择牺牲部分环境利益以换取经济的快速增长。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1957年毛泽东就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随后开展的“大跃进”运动使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经济建设的急躁冒进日益显现出来。在工业方面具体表现为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195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北戴河会议，会议决定将1958年的钢产量在1957年钢产量的基础上翻一番，由535万吨达到1070万吨，其他产品产量也相应提高。全国由此兴起大办工业特别是大炼钢铁的高潮。但受工业水平的限制，技术低下、污染严重的小企业数量快速增加。在农业方面则是积极推行“以粮为纲”的政策，以养活6亿人口。全国范围内因此出现了大量毁林、弃牧、填湖来开荒种粮的现象，这对当时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冲击。直到我国参加了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才认识到环境问题的广泛性。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支持下，我国环境保护事业艰难起步。1973年，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其比较充分地揭露了我国当时在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方面的严重问题：“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海河、辽河等主要江河一些断面水质恶化，鱼产品大幅度下降甚至绝迹；大中城市附近的河流和地下水普遍遭到污染；大连、天津、青岛、上海等海湾污染也很严重；大中城市烟雾弥漫，疾病增多；工业污染，农药污染，森林、草原和珍稀野生动植物遭破坏的情况也很突出”，由此把环境保护推向了社会，从而让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也存在环境问题，开始关注环境问题。但这一时期形成的环保思想仍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形成的重要文献——《以路线为纲 搞好环境保护 为广大人民和子孙后代造福》中明确指出：“要从路线的高度，来认识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这充分说明当时环保思想蕴含的政治性，而非对环保本质问题的理解。
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环境保护是以服务于国家的经济、政治目的出现的。国家的发展重心集中在工业化进程上，力求在短时间内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提升综合国力。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部分有识之士开始关注到工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但整体上，环境保护意识尚未在全社会范围内普及，相关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也相对滞后。与此同时，受历史条件和认知水平的限制，人们普遍对环境承载力的认识不足，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随意排放废弃物，是当时普遍存在的现象。
三、从“无问题”到“有问题”：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认知革命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年党的十六大召开，我们在深化对社会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理解的基础上，开始逐渐意识到仅仅依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解读与信仰，并不足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生态环境挑战。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加速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早已超越了国别与制度的界限，成为全人类共同面临的课题。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已经十分重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环境破坏的现实问题，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1978年12月下发的《中共中央批转〈环境保护工作汇报要点〉的通知》中指出：“我们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们绝不能走先建设、后治理的弯路，我们要在建设的同时就解决环境污染的问题。”但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又决定了我们必须将经济建设摆在首要位置。在国际舞台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和平与发展虽然是时代主题，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局部地区动荡不安，国际竞争日趋激烈。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使我国经济、科技实力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我国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只有快速提升综合国力，才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在国内，长期以来的封闭和落后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人民生活水平亟待提高。面对这样的现实国情，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增强社会主义活力。
面对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万里在1983年12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发展经济不行，而发展经济，不改善生态环境也不行”。1984年7月，李鹏指出：“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有条件在经济建设的同时防治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但是，我们的国家又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污染治理必须和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和发展水平相适应，一下子拿出很多钱来搞环境治理还不行。”这充分说明，这一时期我们已经明确了社会主义也存在环境问题，但在处理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关系时，还是更倾向于经济增长。这样的理念也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有所体现，如1983年2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几项规定》中指出，治理“三废”、综合利用和技术改造的目的就是“进一步消除污染，保护环境，促进生产，提高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有效激发了我国的经济活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升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经济生产活动对于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与改革开放初期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受十年“文化大革命”影响，我国社会生产条件长期处于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状态，在工业基础、科学技术的应用研发等方面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突出表现为资金匮乏和大量劳动力亟须就业，因此在对外招商引资中以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这样的产业经济结构带来了自然资源大量损耗、生态环境负担加重等问题。我国经济建设虽然在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获得实际上是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的。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与深化，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但是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冲突却并未得到缓解。在经济发展和改革中积累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不断暴露出来，主要表现在为了经济发展，不顾实际，盲目建设，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严重破坏。这一阶段我国所取得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大量损耗自然资源和粗放式的发展来实现的，投入多、产出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1996年，李鹏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指出我国环境现状“相当严峻”，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统计，1998年我国“全国水土流失面积三百六十七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面积的百分之三十八……全国平均每年新增水土流失面积一万平方公里”；“全国荒漠化土地面积已达二百六十二万平方公里，并且每年还以二千四百六十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生物多样性受到严重破坏。我国已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的动植物种类受到威胁，高于世界百分之十至十五的平均水平”，等等。在资源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需求，原油、原煤、天然气等一次性资源陆续出现了短缺的情况。这一严峻形势要求我国必须妥善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积极寻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尽管这一时期我国人与自然关系的矛盾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进一步激化，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否认这一时期党和国家对于环境保护工作所做的努力。党和国家领导人敏锐地意识到了在改革过程中生产力水平提升和生产关系变革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明确认识到社会主义也有生态环境问题，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在继承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生态思想的基础上，作出了将环境保护工作上升为基本国策等一系列新举措，鲜明地体现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相统一、重视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等特征，并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初步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增长和保护环境的新课题。
四、制度优势的理论审思：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经验重构
进入21世纪以后，世界范围内的生态问题进一步加剧，我国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这已经成为广大群众反映强烈，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敏感问题”。我们开始更加深入地探索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新性地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理论。这就首先需要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做出实事求是地分析。一方面，应当正视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这将是我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的现实状况。因此，我国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过程，在此期间，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等现代化进程无疑会对我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自然会加大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因此面临的绿色贸易壁垒不可忽视。西方发达国家作为现代化道路的先行者，受绿色思潮和各种生态运动的影响，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先行一步，相继实施各种“去工业化”战略，通过制造业的梯度转移，将一些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的企业通过制造环节剥离到下游的发展中国家，并在国际贸易活动中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制定一些措施限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这种发展和环境难以兼得的客观情况使我国意识到，在经济发展成熟之前，我们是很难避免环境问题的。这也直接地引发了我们的思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否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呢？
邓小平曾指出：“显示优越性，这应该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问题。”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实并不是我们在解决社会主义的生态环境问题时才开始考虑的问题，它自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来就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密切相关。优越性是相对而言的，它是通过比较体现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起，西方社会从不同角度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进行研究，并形成了“深绿”“浅绿”和“红绿”的生态文明思潮。其中，“深绿”思潮是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及科学技术的运用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因此反对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与运用，将人类社会与生态文明相对立，主张抛弃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确立“自然价值论”和“自然权利论”的生态中心主义，把道德关怀的范围拓展到人类范围之外的存在物上，通过改变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开展地方生态自治解决生态问题。“浅绿”思潮包括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现代化理论，它在一定程度上对近代以来以人类利益为核心，将人类利益视为价值判断及道德评价基础的观念进行了修正，即在追求人类利益的同时，也需承担起对自然的责任与义务。“深绿”和“浅绿”思潮都脱离了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从生态价值观上去寻求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从其本质来讲，二者都是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生态文明理论，客观上起到了为资本主义推卸全球生态治理责任和义务的作用。这样的生态治理观念注定难以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普遍法则，甚至还会导致人自身的存在危机。“红绿”思潮可分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两种。其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现代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价值观批判和政治批判相统一，强调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衍生的全球权力关系，建立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为目的的生态社会主义。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夸大了生态问题的重要性，用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从而忽略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这种偏差导致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有机马克思主义继承并发展了怀特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坚持对资本主义体系及其现代价值观进行深刻批判，主张构建一个基于有机论和整体论的世界观，建立以共同体福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但它把人类文明看作是对自然的疏离，认为正是这种疏离导致了生态危机，因而反技术、反文明，追求一种使人类屈从于自然的“和谐”状态。
在西方绿色思潮的宏大愿景下，诸多国家曾满怀激情地踏上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征途，期望通过政策引导、技术创新与公众参与，实现经济繁荣与生态和谐的双重目标。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往往比想象中更为宽广。一方面，绿色思潮的核心理念——尊重自然、保护生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无疑是具有前瞻性和正确性的。它批判了传统工业化模式对自然资源的无度索取和环境的严重破坏，提出了更加具备可持续性的发展路径。但是因其理论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一些国家将这些理念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践时，就会无法避免地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首先，不同国家的国情、发展阶段和文化背景各异，对绿色思潮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不尽相同。一些国家可能更侧重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而另一些国家则可能由于历史遗留问题或现实条件的限制，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绿色转型。其次，绿色转型往往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和科技创新的支持。然而，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外，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财政紧张、投资不足和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这使得绿色转型的进程变得异常艰难和缓慢。再次，绿色思潮的践行还需要广泛的公众参与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冲突和观念差异等原因，公众对于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参与度并不高。这导致了一些绿色政策和项目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地。最后也是最为关键的，不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狭隘地进行生态改良并不能触及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必然无法取得理想效果。因此，西方绿色思潮的“失灵”现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历程中，我们逐渐认识到生态问题本身不具备意识形态属性，社会主义社会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但相较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胡锦涛指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真正把做好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客观分析新世纪我国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科学总结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经验，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强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我们确证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解决生态问题。这是因为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即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避免了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中心的异化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的要求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社会整体性、平衡性和历史连续性的原理，它确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相互促进，而非像资本主义那样因私有制和利润追逐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性和集体行动，如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和绿色发展实践，我们能系统性地应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与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从而在减少碳排放、保护生物多样性和推动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方面，证实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效率和公正性远优于资本主义的短期逐利机制。
五、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范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野中，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追求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的思想和实践的历史。虽然自然对于人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但是人与自然通过实践活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形成了对立统一关系，而绝非二元割裂的对立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早期就已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忠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工业革命催生的生产力飞跃，在赋予人类系统性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更将资本逻辑下的掠夺性开发推向极致。这种以自然为代价的积累模式，导致地球生物多样性减少，野生动物被迫迁徙，自然系统失衡，导致了新世纪以来非典、禽流感、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病毒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种全球性新发传染病流行频率明显升高。这意味着我们唯有彻底扬弃“征服自然”的异化发展观，在社会主义生态治理框架中重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才能为人类健康构筑可持续的根基。
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从人类生存繁衍和文明发展的高度，强调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观点。他通过始建于战国时期的都江堰造福当时、泽被后世的鲜活事例指出：“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 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多谋打基础、利长远的善事，多干保护自然、修复生态的实事，多做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好事，让群众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无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怎样发生变化，人与自然只有和谐共生才能实现永续发展。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呈现出我们党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和力求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决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实现了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转变，但是这一成就是建立在以劳动要素和资源要素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方式的基础之上的，在生态环境方面积累了大量的历史欠账。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将来势必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确立了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并提出了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这一道路与生态中心主义的脱离技术进步和经济建设谈论生态文明建设的观点不同，也与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将发展立足于满足资本无限增长的做法不同，是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正确选择。它既强调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又强调发展应是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础，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提出深化和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去约束规范人们的实践行为并保护环境；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就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作出部署，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尽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态问题依然存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内部利益不一致性会导致外部发展的不一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甚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曾变得更加尖锐和深刻。然而，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使我们能够不断调整发展策略，深化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理解，克服资本逻辑对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有效地“驾驭资本”，通过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念开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前世界上广泛接受的现代化概念都是以工业革命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为标准形成的。历史已经证明，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不具有普世性，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也可以走出自己的一条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顺应了生态文明的时代发展趋势，重新定义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和人民探索现代化道路中在生态文明领域的一种高度自觉。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继承和发展历届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的同时，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实现了对西方不可持续的现代化模式的革新与超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历史观，深刻认识到生态环境与文明发展的紧密关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要求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观，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发展，坚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相互促进，实现双赢；坚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民生观，致力于通过生态环境改善提升民众的生活品质与幸福感；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念，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不可分割性，“对山水林田湖草沙进行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坚持“共同建设美丽中国”的生动实践观，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投身生态文明建设；倡导“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的全球共赢理念，坚持多边主义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深刻重构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统一与共赢。这一实践路径，不仅为科学统筹当代人与后代人的生存发展权、有效协调不同国家间的发展诉求与责任分担提供了现实可行的制度框架与实践范例，更为破解全球可持续发展困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六、结语
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探索，既是一场理论的革新，也是一次实践的飞跃。从早期对生态问题的忽视，到逐步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的普遍性与复杂性，再到通过制度优势推动生态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这一过程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价值，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路径，不仅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超越，更是对未来文明形态的积极建构。随着技术进步与全球合作的深化，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路径将更加清晰，而社会主义生态治理的经验也将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