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目标定位，也是党的城市工作话语的标识性概念和重要范畴。从生成语境上看，这一话语是对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凝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工作的实践智慧，也是对新时代城市发展矛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诉求的深刻回应。从内容构成上看，这一话语通过多重维度系统展开，即明确“城市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为价值立场，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愿景，以“统筹协调”为工作方法，以“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为任务目标，以“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根本保障，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城市工作的整体把握与规律性认知，不仅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当代内涵，为人民城市建设提供行动指引，也为破解全球城市发展难题，探索新的城市化发展路径贡献中国智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人民城市；现代化城市体系；话语构建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工作目标，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其中明确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这些论断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城市工作实践的深刻总结与理论升华，标志着人民城市理念话语建构迈入新阶段。从既往的研究上看，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民城市理念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阐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理念论述形成的基本逻辑。如李潇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重要论述是中国共产党城市治理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深邃的历史渊源。二是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历程。刘吕红回顾了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进程，并揭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基本逻辑。三是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城市理念的发展历程和基本内容。如宋道远认为人民城市理念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城市领域的集中表达，并从三个方面概括其基本内涵。四是指明了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实践路径。如魏崇辉认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应当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统筹规划、建设与治理，提出了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系统实践。由此可见，当前学界对人民城市理念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现有的研究中从话语角度研究人民城市理念较少。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亟须以清晰的话语体系凝聚治理共识。为此，深入探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建构问题，分析其生成语境、解构其内容样态、阐释其价值向度，能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视角，不仅为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话语支撑，也为加快构建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叙事话语体系提供有益助力。

一、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民城市理念话语的生成语境

“话语是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形成，并赋予了话语特有的意涵”。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构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理论和城市理论的时代诠释，是对党领导城市建设百年历程中实践话语的总结与升华，也是对新时代城市发展矛盾的积极回应。

（一）理论语境：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时代诠释

理论是话语的核心要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理念，其话语的生成与发展，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和城市发展理论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马克思主义人民理论为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构建奠定了价值立场。马克思批判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将“自我意识”神化，视人民群众为“精神桎梏”的观点，指出正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恩格斯进一步强调“工人、英国的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列宁也指出：“现在千百万人正在独立创造历史”，对人民主体地位的理论确证，为人民城市理念话语的形成提供了价值遵循。同时，马克思主义对人民主体性的阐释并非停留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而是深入到现实利益维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拒绝将“人民”抽象为空洞荒诞的政治符号，而是揭示其作为“利益主体”的现实属性，并承认“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列宁形象地将人民的经济利益比作“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马克思主义理论既肯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又重视满足人民群众现实利益诉求，共同构成人民城市理念话语构建的逻辑前提，既明确了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又强化了城市发展应当满足人民需求的实践导向，这一话语正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理论在当代中国城市治理中的创造性运用。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构建提供了理论借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推动了劳动力向工厂与城市集聚，“城市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扩大起来”，逐渐成为“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之地，为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高度赞扬城市文明的出现，认为“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他们也清醒地洞察到“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绘了工人区与富人区的尖锐对立，环境污染与公共卫生的恶化等场景，批判资本主义城市把工人阶级挤压到最恶劣的居住空间，揭示了资本逻辑主导下城市发展背离人本价值的深层矛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中国城镇化实践，以“注重集约高效”明确城市发展的科学路径，以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为目标勾勒建设蓝图，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转化为中国城市治理话语，实现了理论借鉴到实践创新的话语跃升。

（二）历史语境：中国共产党百年城市治理实践的话语凝练与理论升华

人民城市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核心理念，贯穿于党百年来城市工作的历史进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城市工作中初步确立“人民属性”的话语基调。1948年4月，毛泽东指出：“城市已经属于人民，一切应该以城市由人民自己负责管理的精神为出发点”，明确了城市的人民主体性，回答了“城市发展依靠谁”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城市工作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1952年2月，中央提出“在城市建设计划中，应贯彻为生产、为工人服务的观点”。1962年10月，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随着生产的发展,相应地稳定和逐步改善职工生活,是目前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这一政策话语体现了城市从单纯的生产导向向民生关怀的转变，为人民城市理念注入了新的话语内涵。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经济社会转型需要，进一步深化了城市工作的人民性内涵。邓小平指出，城市建设要“考虑经济、实用、美观”“不要脱离实际，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把握了城市发展的规律。这一时期城市工作方针在坚持为生产服务的同时，更加注重群众生活水平的实际改善，1978年，党中央在《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城市建设和管理工作要贯彻为生产、为城市群众服务的方针。2002年1月，江泽民在北京考察调研时提出：“搞好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是广大市民的利益和愿望所在”，这些话语既遵循了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又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丰富了城市治理的话语内涵。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工作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等政治理念来对城市工作的方向进行规约与塑造，让城市建设为人民服务，使得城市发展的经济性与人民性、阶级性与服务性相得益彰，这也为新时代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构建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三）现实语境：破解新时代城市发展矛盾的话语回应

话语体系作为理论表达的核心载体，其生成与发展始终围绕现实问题的解决而展开。正如学者陈曙光所言，“问题”是话语构建的起点，“问题”质量决定“话语”的分量。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城市发展领域呈现出人民需求升级与治理能力滞后的矛盾，这一矛盾推动着人民城市理念在新时代的深化发展，也构成了话语建构的直接动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据统计，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从1949年的11%提高到2024年的67%，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4350万人，2024年，27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元，2013年到2024年，我国累计实现城镇新增就业超过1.5亿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同时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也积累不少深层次问题：一是公共服务供需失衡的矛盾凸显。大量人口涌入城市，使得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缺口问题日益凸显，这种供需失衡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反映在质量上，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过度集中于少数核心区域，城郊及新兴城区的配套设施建设滞后，难以满足居民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需求。二是城市人口结构快速变化。老年人口比例持续上升，少子化现象日益凸显，这对城市的社会保障、公共医疗服务、养老服务等方面带来了长期压力。三是城市发展转型的压力加剧。当前，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然而老旧小区改造、历史街区保护、公共空间品质提升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

这些问题和矛盾虽制约了新时代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但也推动了新时代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构建。如当前人民群众居住的需求从“有没有”的基础保障转向“好不好”的品质追求，使“造城”“扩城”等话语逐渐淡出主流叙事，“城市更新”“品质提升”成为城市发展路径的核心叙事，治理碎片化导致的城市治理效能损耗问题，推动“党建引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等理念融入城市工作话语之中，成为破解治理困境的话语表达。这种由现实矛盾催生的话语创新，不仅回应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现实挑战，更让人民城市理念在问题导向中获得了新的理论意涵和实践内涵。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民城市理念话语的内容结构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标志性概念和话语创新，这一话语系统涵盖战略目标、价值立场、工作目标、工作方法、核心任务和根本保障等范畴，为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引。

（一）战略定位话语：城市“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话语从理论上回答了为何要建设城市的问题，明确了城市在中国式现代化全局中的支撑地位。

首先，从城市的功能上看，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城市的引擎作用体现在对经济、科技、社会等多领域发展的驱动上。一是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和经济发展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城市集聚了大量的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通过推动资源要素配置形成产业群，推动区域内资源优化整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发展具有支撑性意义。二是城市是创新驱动的主要场域。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高新技术企业在城市空间的集聚，构建了产学研协同的生态系统，为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提供了智力支持和市场条件。三是城市是社会进步的引领力量。城市在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的资源密度与供给水平，决定了社会事业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同时，城市人口流动也加速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可见，这些功能特质决定了城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中的战略价值，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性支撑。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发展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并强调要重视城市的示范效应，发挥城镇化在“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作用。

其次，从国家治理维度看，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城市治理是一项复杂性工程，这种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一是治理对象的多元性。城市是人口、资本与社会组织的密集承载地，也是公共安全维护、民生服务供给、经济运行调控、生态环境保护等跨域治理场域，各要素间的联动效应加剧了治理的耦合难度；二是治理任务的多样性。在城市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城市治理需持续回应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矛盾多元化解等挑战；三是治理目标的系统协同性。城市治理必须在统筹发展和保护、利用和开发、传统和现代等目标中实现多重价值的有机统一。可以说，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在城市治理中体现得最为集中和直接，因此，城市治理效能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时指出：“建设和管理好首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20年4月，在浙江考察时进一步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可见，抓好城市治理，是抓住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通过提升城市治理效能进而带动国家治理能力的整体提升。

最后，从安全保障维度看，城市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点。城市的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1月，党中央在《关于推进城市安全发展的意见》中强调安全发展是城市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必须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坚实稳固的安全保障。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调研时强调“全面推进韧性安全城市建设”，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城市工作“必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不断提高安全韧性水平”。这些话语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深刻揭示了城市建设在筑牢国家安全屏障中的作用，进一步强化了城市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战略地位。

（二）价值立场话语：“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话语回答了城市建设为了谁的问题，揭示了新时代城市建设的价值立场。

第一，城市建设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核心话语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的价值归属问题，既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又蕴含着对人民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的高度期待。一方面，人民是城市建设的实践主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是我们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要充分“尊重市民对城市发展决策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鼓励市民“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城市建设、管理”，这一话语明确了人民群众在城市发展的地位，也激发了人民对城市的参与感与责任感，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另一方面，人民是城市发展的价值评价主体。城市建设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还涉及谁来评价城市建设工作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规划建设做得好不好，最终要用人民群众满意度来衡量”。这一价值标准的确立，使城市发展逻辑从经济主导转向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传统管理主义将人视为治理工具的理论局限，在“人民建”与“为人民”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人与人、人与城市的共赢发展。

第二，城市治理必须聚焦人民需求。建设人民城市，就是要为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建设要注意关注和维护人民利益，如“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要积极回应市民关切，着力解决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突出问题”，这些话语围绕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展开，将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作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种发展思路的转变实际上是将城市发展与人民的日常生活联结起来，关注人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面向，同时城市发展从生产逻辑向生活逻辑的转变，“将城市与人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城市的发展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使城市真正走向人民”。

第三，城市发展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人类向城市聚集的行为，使城市文明的走向逐渐引领着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新时代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中，人的全面发展被置于城市发展的核心位置，构成了衡量城市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制定城市发展规划应当“坚持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出发”，并提出要努力“实现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城市发展格局，这些话语超越了传统城市发展的单一经济导向，处理好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的内在联系，注重城市的经济发展、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各项事业全面协调发展，构建了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城市发展价值体系，“以‘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塑造人与社会共进的城市目标”，在推动城市经济社会进步中驱动人的全面发展。

（三）目标愿景话语：“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上首次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工作目标，把握了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抓住了人民群众对美好城市生活的核心诉求，回应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的问题，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道路提供话语指导。

其一，“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意味着城市发展理念的变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显著提升，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2年的53.1%提高到2024年的67%，同时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住房保障体系，累计开工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6800多万套，有效解决1.7亿人的住房问题。然而，城镇化进程中出现了“重规模扩张、轻内涵提升”“重硬件建设、轻人文关怀”等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把握城市工作形势的基础上，做出我国的“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的研判，并提出“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转变城市发展理念”“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发展动力”“转变城市工作重心”的目标与原则，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这一理念突破了传统城市化的路径依赖，实现了城市发展从“见物不见人”到“以人为本”的根本转变，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其二，“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意味着城市结构功能的转型。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作为现代化建设的空间载体和战略支点，其功能定位必须实现全面转型，才能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作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具体内涵，这六个方面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支撑、协同促进，共同构成城市结构功能的有机整体。具体言之，“创新”实现了城市发展的动能转换，既要依靠改革开放增强城市动能，也要培育城市创新生态，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宜居”促进了城市的品质提升，通过优化公共服务供给、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体现城市发展的人本主义导向；“智慧”实现了城市治理的效能提升，通过数字技术与城市治理深度融合，赋能城市治理，推动城市决策科学化、服务精准化、管理精细化；“韧性”强化了城市安全保障，构建抵御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的坚实防线，增强城市的抗风险能力；“美丽”推动了城市绿色转型，解决好城市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关系，实现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文明”保障了城市的文脉赓续，在传承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塑造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与精神品格。这六大内涵的协同推进，本质上是对城市结构与功能的系统性优化和调整，使结构与结构之间、功能与功能之间，以及结构与功能之间能够相互配合、正向反馈，形成强劲的内生动力和良性循环，让城市真正成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实载体。

（四）方法原则话语：“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领域，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工作要树立系统思维”，“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生命体系统谋划”“转变城市工作方法，更加注重统筹协调”，探索出新的城市工作方法。

一是统筹空间、规模、产业结构，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关系城市发展质量，影响城市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通过统筹城市各区域发展，优化产业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布局和生态空间布局，处理好城市建设与经济建设、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生态的关系，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的合理结构。二是统筹城市和乡村，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能否处理好城乡关系，关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规划”，避免出现“一边是繁荣的城市、一边是凋敝的农村”，最终影响城市功能的发挥；三是统筹各类城市发展，构建差异化协同的发展格局。不同类型城市在资源禀赋、功能定位、发展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其发展路径也各有侧重，统筹各类城市发展是提升国家城市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避免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虹吸挤压效应，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让不同类型城市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各尽其责、相得益彰，共同推动城市系统的健康高效运转。四是统筹各类治理主体，注重治理的多元性协同。提高城市治理水平需要多元主体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发展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通过构建各方协同机制，明确各主体在治理网络中的功能定位与权责边界，形成“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使分散的治理资源转化为强大合力，提升城市治理的整体协同性。

（五）治理任务话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治理任务话语是对如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话语回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城市治理需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不断“加快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回应了中国城市发展的现实挑战，“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民城市建设的具体实践路向与现实运行途径的描绘及话语凝炼”。

其一，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增强社会治理总体效能。从城市治理的逻辑来看，规划的前瞻性、建设的科学性与管理的精准性会影响城市治理的整体效能，必须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具体言之，一是做好城市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用”，必须在认识和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立足提高治理能力抓好城市规划建设”为目标，科学制定城市总体规划。二是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是适应城市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着力“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推动城市的内涵式发展。三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城市管理是实现城市安全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工作做得好不好，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生活方便不方便，城市管理和服务状况是重要评判标准”，必须要“抓住城市管理和服务这个重点”，“加快形成与世界城市相匹配的城市管理力”。通过全周期管理，实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一体化，提升了城市治理能力的系统性和现代化。

其二，推动科技赋能，打造智慧化城市治理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城市智能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代表的前沿技术推动了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是加快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题中之义。一是创新管理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区块链技术在“信息基础设施、智慧交通、能源电力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实现问题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二是创新管理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借助大数据分析打破不同区域和部门的信息壁垒，构建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治理平台，提升城市工作的协同效率。三是创新管理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以推行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等为抓手”，构建起统筹推进和有机衔接的城市治理体系。

（六）根本保障话语：“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

党的全面领导为城市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引领和组织保障，有效应对城市治理中的复杂问题与挑战。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必须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话语回应了城市工作由谁来保障的问题，确保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一是完善城市工作领导体制，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城市工作必须“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增强城市政策协同性，强化各方面执行力”。城市治理涉及空间规划、资源调配、多元协同等复杂议题，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从分散走向协同，形成多元一体的强大合力。二是健全基层党组织体系，推进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城市工作中的“神经末梢”，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治理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才能将党的领导贯穿于社区治理、民生服务等各项具体工作的全过程，形成党组织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合力。三是加强城市工作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打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城市工作队伍，是加强党对城市工作全面领导的关键。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管理水平高低，又取决于干部素质”，要“加强干部培训，提高领导城市工作能力”，“着力提高干部素质，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这些话语突出专业化治理队伍建设在党领导城市工作中的基础性地位，为提升城市治理的精细化、科学化水平提供了组织保障。四是完善党对城市工作的监督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监督考核体系，是确保党对城市工作全面领导落到实处的重要保障，也是确保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将城市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明确了党领导城市工作的责任清单，激励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积极主动担当作为，将党的领导优势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践效能。

三、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民城市理念话语构建的现实意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建构，既是对中国城市发展实践规律的理论凝练，也是对新时代中国城市治理难题的主动回应，为走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提供了坚实话语支撑，也为全球城市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理论创新：拓展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当代内涵

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为中国共产党认识城市的起源、发展规律以及处理城市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城市理念话语，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城市化实践，赋予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新的时代内涵。

一是人民城市理念话语深化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内核。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是理论主题。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理论，坚守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创造性地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这一话语将人民的需求与利益置于城市建设与治理的核心位置，将人民作为城市建设和治理的主体与归宿，揭示了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性这一根本属性，使城市建设从资本逻辑回归人本逻辑，超越了西方城市治理的模式，使城市发展真正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在新时代城市工作的时代语境中得到了更鲜活的价值表达。

二是人民城市理念丰富了社会主义城市治理的理论体系。在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聚焦于资本主义城市批判，剖析了资本逻辑主导下城市发展的内在矛盾与人民异化的现象。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与中国城市工作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形成人民城市话语。这一话语把握社会主义城市建设与治理规律，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城市“为谁建设、如何建设”等核心问题，形成了涵盖价值立场、目标体系、工作方法、实践路径和制度保障在内的完整理论话语，科学把握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治理城市的理论问题，让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社会主义实践场域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

三是人民城市理念创新了城市治理的方法论。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思维，是把握事物矛盾的重要方法。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形成了以统筹兼顾为核心的城市治理方法论，这一方法话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科学的辩证思维处理治理中的各类关系，如创造性地提出在城市结构上统筹“空间、规模、产业”，在环节上统筹“规划、建设、管理”，在动力上统筹“改革、科技、文化”，在布局上统筹“生产、生活、生态”，在主体上统筹“政府、社会、市民”，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路径。以统筹兼顾为路径的治理方法，在多元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在复杂矛盾中把握治理规律，为新时代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指引。

（二）实践引领：为新时代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行动指南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民城市理念话语不仅是一种理论表达，也是指导城市发展实践的行动纲领，这一话语创新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理念的转向，为破解城市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和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指引。

第一，以话语创新重构城市发展方式。“人民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城市工作的标志性话语，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话语创新。习近平指出：“城市不仅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要转变城市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为本”，这些话语重新思考和审视了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人的关系，将“人民生活”这一核心理念深度嵌入到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以人民的现实生活需要为城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突破了西方城市理论的物化逻辑，“城市从增长主义的、功利主义的道路上拉回到人民生活本身，将使城市发展更具人性化、更有温度和理性。”

第二，以话语创新破解城市发展难题。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发展正面临全面的转型挑战，传统粗放型城市化模式已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必须坚持以问题为导向，通过话语创新重构城市发展逻辑，推动城市工作的理念转变，化解城市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例如针对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市政基础设施隐患较多，老化现象严重，治理难度加大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赓续、治理增效”等城市治理话语，改变了粗放式管理的治理方式，以前瞻性视角谋划城市发展新路径。针对人口持续向大城市集聚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打破了以往“重城轻人”的发展逻辑，将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城市工作的重要目标。针对城市基层社区治理效能不足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就在社区”，必须“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了社区治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在这些话语的指引下，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治理新路径，为中国城市发展指明方向。

第三，以话语创新凝聚城市发展的多元合力。“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建构过程，也是面向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塑造人民城市价值认同的过程”。通过构建立体化的传播网络，使人民城市理念话语多渠道、多层次的传播，将人民城市蕴含价值理念转化为全社会的行动自觉，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既激发了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又为新时代人民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

（三）世界意义：为全球城市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城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载体。然而，全球城市发展正面临人口过度集聚引发的资源紧张、城市建设和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治理挑战等一系列共同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人民城市”理念，为全球城市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其一，中国方案实现了城市发展的价值重构。长期以来，西方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陷入了“资本主导”的误区，城市规划与建设过度追求经济效益和资本增殖，致使住房短缺、公共服务失衡等问题频发，使“人与人的关系面临疏离的风险，个体极易陷入机械的、流水式的生活秩序之中而缺少喘息、疲于奔跑”。中国共产党“人民城市”理念以“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坐标，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城市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城市的核心是人，城市治理要聚焦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由此可见，“人民城市”的话语构建中始终遵循人本逻辑，明确了“人民城市”理念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的发展，并非将人视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克服了资本属性对人本属性的侵蚀，使城市真正成为人民而非资本的城市，为世界各国反思资本主导的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也为世界各国解决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和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借鉴。

其二，中国探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城市治理体系。有学者指出，西方国家讨论城市发展时更强调基于多元博弈的权力斗争和具有张力与制衡特征的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形态，西方城市发展中冲突、竞争与零和博弈成为常态。因此，西方城市治理普遍出现主体权责不清，治理资源难以有效整合，应对公共危机的协同能力不足等问题。中国的“人民城市”理念，通过构建党建引领下的多元主体协同，建立起权责清晰、高效联动的治理格局。以上海为例，通过建立“区—街镇—社区”三级联动、“专委会、街镇分会”纵横结合的区域化党建组织架构，创新“人人议事厅”平台，实现“党建圈”“生活圈”“治理圈”深度融合，形成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治理共同体，为全球特大城市治理问题提供了参考经验和方法指导。

其三，中国智慧促进了全球城市文明交流互鉴。城市是人类文明的高级形态，也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纽带，承担着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职责。人民城市建设既要借鉴世界大城市发展经验，也要加强中国城市文明与世界城市文明的交流，让不同城市文明在相互尊重、相互学习中共同发展，使城市真正成为人类文明共同繁荣的见证者和推动者。与此同时，中国还倡导“各国城市积极参与全球发展倡议”之中，发挥好各国城市在“助力经济有效复苏，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共同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这一话语体现中国为世界谋大同的文化智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胸怀天下的政党品格，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新时代人民城市理念的话语构建，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城市工作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产物，“既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应对城市现代化发展困境所给出的中国答案”，深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这一话语以“坚持人民至上”为话语底色，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的价值问题，从根本上界定了中国城市的本质属性，既彰显出当代中国城市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本质关联，又构建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话语，“注重统筹兼顾”的方法话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话语，以系统性的话语创新引领城市发展方向，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实践问题，为推进中国式城市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实践指南。总之，加快构建以人民为核心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叙事话语体系，有助于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