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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试析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分歧与战略互信的构建
2018-03-24 14:29:22 来源: 作者:鲍庆祥 【 】 浏览:588次 评论:0

中亚作为世界能源三大供应地之一和恐怖主义的发源地之一, 对中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尽管在中亚地区存在诸多利益交汇, 但由于利益分歧的存在阻碍了中美两国在中亚的合作。为了防止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分歧转化为冲突, 阻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步伐, 要求中美在中亚地区构建战略互信。

一、中美在中亚的利益分歧

(一) 政治利益分歧

政治利益可以理解为“政治主体在政治领域中, 或者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的权力、权利、地位、荣誉、声望”。中美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利益分歧体现为两国在中亚追求的政治目标和实施手段的不同。首先在追求目标上, 美国一直将中亚视为其核心利益区, 在该地区追求领导权并遏制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对该地区的影响, 以确保美国对该地区的领导力, 战略目标在于排他。奥巴马在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我们将以美国的所有手段发挥领导作用。美国过去是, 今后仍然是一个太平洋大国。在接下来的5年中, 美国之外有将近一半的增长预计会来自亚洲。尽管如此, 该区域的安全形势, 仍有升级和发生冲突的危险。美国的领导地位仍然对塑造该地区的长期轨迹至关重要”。中国强调的是同中亚包容发展, 不强调对中亚地区的领导权, 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时就明确提出“中国不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 不经营势力范围。我们愿同俄罗斯和中亚各国加强沟通和协调, 共同为建设和谐地区作出不懈努力”。其次在追求手段上, 美国主张通过民主输出的方式获得在中亚的政治利益述求。美国在1999年的丝绸之路战略法案中将美国中亚战略的首要任务定为“促进和加强该地区的独立、主权、民主政治以及尊重人权的发展”。美国试图通过对中亚地区的民主输出促进该地区的民主演变, 使中亚成为美国的民主盟友, 从而防止其他外国势力对中亚的涉入, 维护美国在中亚的领导地位。在做出了民主输出的尝试后, 美国认为只通过民主输出促进中亚国家的政治变革, 已经无法及时满足美国在中亚政治利益的诉求, 转而通过悍然发动中亚的颜色革命, 妄图直接改变中亚的政治体制, 以达到控制中亚的目的。中国主张在不干涉中亚国家内政的情况下, 吸纳中亚国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 并以此为平台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在政治领域的合作, 以获得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利益诉求。中国反对外部势力通过民主输出的方式来扰乱中亚国家的政治稳定, 并通过上海合作组织就该问题多次发声, 敦促西方国家不要以民主输出的手段干涉中亚内政。正是因为中国对美国中亚政治手段的回应, 美国学者甚至将上海合作组织比喻为成为“独裁者俱乐部”, “因为上合组织成员的六个国家的中心目标是遏制颜色革命的病毒, 并尽量减少西方促进民主的努力”。由此造成了中美两国在政治利益追求手段上的分歧。

(二) 安全利益分歧

国家安全利益是一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 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一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会受到大国的安全战略、世界整体的安全局势和重点安全问题的影响。美国自“9·11”事件后调整了自身对中亚战略目标的部署, 由原先的经济能源目标优先变更为服务于美国阿富汗战争的军事目标优先, 开始大量的军事进入中亚。因此造成的美国过多的中亚军事存在与美国反恐战争的双重标准构成了中美中亚安全利益分歧。

第一体现在美国过多的中亚军事存在, 并在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上, 将中国视为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因素。2015年出版的美国《国家军事战略报告》中认为“中国的行为加剧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同年,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发布的《美国2015军力评估报告》显示, “美国在国际威胁的判断上, 相较以前更加注重了大国的威胁, 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义为企图挑战美国主导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为了在中亚地区保持军事上的优势, 美国首先依托北约的和平伙伴合作计划平台拉拢中亚国家, 将中亚五国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集团中。美国通过该计划加大对中亚五国的军事援助, 进行军事演习, 强化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其次, 美国依托其在中亚的军事基地, 直接影响中国的西部边疆安全。美国自“9·11”事件发生后, 围绕阿富汗建立了多达14处的军事基地。虽然自20 05年美国中亚颜色革命失败后, 中亚五国在2014年前敦促美国先后从五国撤军, 但美国仍在阿富汗保有巴格拉姆空军基地和喀布尔机场空军基地等军事设施。

第二体现在对重点安全问题的不同看法上。美国在中亚的首要利益自“9·11”上升为反恐后, 一直致力于打击全球恐怖组织。但美国对活跃在中亚地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东突组织一直采取模糊标准。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东突组织的经济援助, 以拥有政府背景的美国民主基金会为例, 在其2015年的公报中, 由东突分子热比娅领导的美国维吾尔人协会和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就分别得到了美国民主基金会2950 00和260000美元的资助。其次, 美国上流社会对东突领袖表示支持, 美国总统、议员曾多次秘密会见东突分子。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白宫会见东突组织领导热比娅时就曾赞美她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斗士。最后, 美国拒绝遣返被其抓获的境外东突恐怖组织成员, 在2013年美国关闭关塔那摩监狱前期, 中国提出遣返3名被关押的东突组织成员, 但美方考虑到这些维族囚犯可能遭受中国警方的拷问拒绝了遣返要求。这在美国并不是先例, “早在20 06年, 美方就将3名曾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的中国维族人移交给阿尔巴尼亚。此后几年中, 又有16名维族人被陆续送往帕劳、百慕大群岛、瑞士、萨尔瓦多等国家和地区”。

(三) 经济利益分歧

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重点, 国家的经济战略是为了排除外部的经济或非经济因素对国家利益的威胁。中美在中亚的经济利益分歧, 首先表现为两国在中亚经济发展战略的布局分歧。中亚五国作为中国的能源供应地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连接点, 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强调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将欧亚大陆整合为一个互联互通的整体, 建立灵活有效的金融机制和道路运输机制, 提升沿线国家的整体利益。通过成立40 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和亚洲开发银行为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注资, 通过上海合作组织签订的《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建立起互联互通的交通网络。由此, 构建一个由东向西的经济发展布局。当前中国开展的“一带一路”战略成果颇丰, 根据中国国家商务部的统计, “2015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投资流量达189.3亿美元, 同比增长38.6%, 是对全球投资增幅的2倍, 占当年贸易量总额13%。同时截止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609家, 同比增长48%, 实际投入外资金额为22.5亿美元”。中国的中亚经济战略所取得的成功将削弱美国在中亚的经济影响力, 动摇中亚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为了继续保持中亚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美国则倡议打通大中亚地区由南向北的贸易市场, 强调阿富汗和印度对中亚经济发展的作用, 无意将中国纳入其在中亚的经济战略布局, 构建一个由北向南的经济发展布局, 以此抢占更多的中亚经济市场, 削弱中国对中亚经济的影响。

其次体现在中亚能源输出走向上。中国主张在互利共赢的前提下建立与中亚能源由西向东的输送网络。当前, 中国与中亚五国之间已经完成了中亚能源输送管道的ABC三条线路, D线管道也正在紧张的建设中, 这为中亚国家提供了上万个工作岗位的同时, 也带动了这一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据统计, “近20年来, 中国石油在中亚五国累计缴纳税费300多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4000余个”。同样为了应对中国在中亚能源市场中逐渐增强的影响力, 美国主张中国在中亚的主要能源供给国能源出口的多元化, 并建立一个中亚—南亚的由北向南的能源输送网络。以中国天然气进口最大的供给国土库曼斯坦为例, 美国就提议和推动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 (TAPI) 天然气管道的建设, “该管道20 08年4月由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签署了建设框架协议, 2015年12月土库曼斯坦境内段开工”。以此削弱中国从中亚能源的获取份额, 降低中国对中亚能源市场的影响。

二、影响中美中亚利益分歧的因素

中国与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分歧组成了中美在中亚的利益分歧。它受到两国不同的外交理念、不同的军事发展战略、经济参与的可替代性特征的影响, 具体体现为影响中美中亚利益分歧的政治因素、安全因素与经济因素。

(一) 政治因素

首先, 美国的核心外交理念决定了中美中亚的利益分歧。美国将自身的国家角色定位为世界霸主, 其外交理念中强调的是领导地位与同盟关系。自奥巴马上台以来, 在其2010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应着眼于重振美国的领导地位, 使我们能够在21世纪更有效的推进美国的利益。当前美国在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领域都面临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 我们应当积极制定国内计划、发挥机构作用和对外政策, 以应对这一挑战”。美国与中亚并不接壤, 但中亚是美国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点。自颜色革命失败后, 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了不小的削弱。相反, 中国通过上合组织在政治领域扩大在中亚的话语权;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哈石油管道、中土天然气管道加大在中亚的经济能源影响;通过与上合成员国共同的反恐演习提高在该地区的军事地位, 这些举措都大大的增强了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 被美国视为在该地区对其领导权的威胁。其次是中美意识形态的差异, 意识形态影响着两国对各自国家根本利益的判断, 而这种判断影响着中美中亚的利益分歧。美国从冷战时期就将共产主义视为影响美国自由民主体制的最大威胁, 并认为这是对美国国家安全与全球霸权的最大挑战。中亚作为美国的“危机之弧”, 是美国在海外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前线, 因此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

(二) 经济因素

中美在参与中亚经济建设中的可替代性特征影响了中美中亚的利益分歧。这种可替代性特征可以理解为“如果某个国家在援助项目上附加的条件和要求超出中亚国家的可承受范围, 中亚国家就可以拒绝这些援助而选择其他国家的援助”。中亚国家是资源型经济体系, 由于经济自主性差导致中亚经济的发展对外依赖高, 容易受外部的贸易冲击和输入性增长的影响。美国作为最早对中亚进行经济援助的国家, 在中亚拥有较强的经济影响。美国对中亚的经济政策主要是为了达到两个目的, 一是开拓美国在中亚的经济市场, 维护美国在中亚的商业利益。以美国对中亚能源产业的投资为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 美国一直鼓励本国石油财团在里海地区抢滩布局。经过10年间的苦心经营, 美国财团几乎涉足里海—中亚地区所有重要的石油项目, 并主导着关键性油块区的开发。初步估算, 仅在中亚能源领域来自美国的投资就已经达到30 0亿美元左右”。二是主导中亚的市场经济转型, 促进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 通过对中亚的商业投资和经济援助, 试图建立起中亚与美国紧密的经济联系, 把控中亚经济。但美国对中亚的经济投入政治倾向严重, 例如在颜色革命前, 乌兹别克斯坦是美国重点的经济投入国, 由于颜色革命的失败, 在乌兹别克斯坦强烈要求美国军事撤离的背景下, 美国对乌的经济投资项目陷入停滞。这就形成了美国—中亚经济联系的一种“奖励—惩罚”的怪像, 从本质上是不利于中亚经济发展的。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国际能源价格的下跌, 中亚经济延续了弱势发展的态势, 阻碍各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迹象。“亚洲开发银行两次下调对中亚经济增长的预期, 201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4月预测的2.1%下降到1.7%, 2017年从2.8%下降到2.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地区经济展望报告》, 预测2016年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率将下降到20年来最低的水平, 仅为1.2%”。中亚渴望得到更多的外国经济投资来改变当前中亚经济的弱势发展态势。中国开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契机正好为中亚提供了外资的多重选择, 为中亚注入了大量的经济活力。这在客观上, 降低了中亚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 提高了美国对中亚经济市场投入的竞争成本。在美国看来这会动摇其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地位。由此, 影响中美在中亚的利益分歧。

(三) 安全因素

影响中美中亚利益分歧的安全因素首先是两国的军事发展理念不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 其军事发展理念在于维护国内经济秩序的稳定。根据2011年发布的中国《和平发展白皮书》显示“中国宪法确定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大局稳定是中国第一位的核心利益”。这决定了中国对中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对国内秩序的维护, 中国的军事战略布局是为了维护国内的稳定, 呈现的是一种防御性态势。美国的军事发展理念, 主要强调的是军事同盟关系和全球打击能力, 强调美国国内利益与盟友利益并重的策略, 呈现为一种进攻性的军事态势。美国借助反恐战争的契机, 大量的派遣军队进入大中亚地区, 通过美阿《战略伙伴关系协议》将阿富汗定位为非北约主要盟国, 获得了美国未来十年驻军阿富汗的权利, 保持了美国在大中亚地区的“军事支点”, 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同时也防止外部国家军事涉入中亚。其次是中美两军的互信水平低下, 长期以来仍然呈现相互防范的态势。这种防范心态体现在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壮大的防范, 认为“中国的领导人致力于提高中国的军事实力, 在爆发危机和冲突的时候打败包括美国在内的敌对势力和防止第三方因素的介入”。就中国而言, 中国更多的是对美国的全球打击能力的担忧, 特别是自美国提出重返亚太战略以来, 美国已经在中国周边保持了包括中亚在内的数十个军事基地。最后是美国常常混淆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的概念。在中亚地区, 美国常常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为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民族分裂主义者提供保护伞。以上这些安全因素都影响着中美中亚的利益分歧。

从影响中美中亚分歧的三个因素可以看出, 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分歧根本上是由于缺乏互信导致的结果。但什么是战略互信?从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看, 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出发, 都认为国家间不存在信任。肯尼迪·华尔兹认为“在任何自助系统中, 单元都对自身的生存感到忧虑。一国可能利用不均衡的所得, 来实行一项意图伤害或毁灭他国的政策”。罗伯特·基欧汉认为, “每一个国家都会以局部的、自私的利益视角, 看待相互之间的行为。在国际体系中行为者不得不担心被欺骗和被出卖这样的问题”。建构主义从自我约束的视角认为国家间是存在互信的。亚历山大·温特认为“外部制约可能会在建立信任的初级阶段起到作用, 但自我约束才是集体身份和友好关系的最根本基础”。

基于国际关系理论对互信的认知, 战略互信应该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首先是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认知, 即双方就某一问题或某一领域对对方国家意图和行动的全面理解, 彼此之间做到信息的全面交流, 这是双方战略互信的前提条件。其次是对战略利益的评估, 即双方在开展国家战略时是否具有共同利益, 一国国家战略的开展在某一领域是否会威胁到对方国家的战略利益红线, 这是构建双方战略互信的基础。最后是互信机制的建立, 即双方的战略互信是建立在一定机制框架下的, 正是由于机制的存在, 中美能增进双方的互信培养, 提高国家间的透明度, 这是战略互信的保障。

三、构建中美中亚战略互信的重要意义

虽然中美两国在中亚存在一定的利益分歧, 但两国在中亚地区也拥有众多的共同利益目标。首先, 两国都将活跃在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视为危害自身国家利益的巨大威胁, 两国长期以来都深受恐怖主义的侵扰, 中亚恐怖主义势力的发展将极大危害两国的国家利益, 打击中亚的恐怖主义是符合两国各自利益需求的。其次, 两国都希望尽可能的维护和保持中亚政治经济局势的稳定, 以保护中亚持续的能源输送和各自的经贸投入, 中亚的政治经济局势失控对两国而言势必将影响两国的中亚战略部署。由此, 基于两国在中亚共同利益的存在, 就将决定中美可以在中亚地区构建战略互信。因为国家作为理性选择的行为体, “即使在完全理性的、从狭隘的自身利益考虑出发的政府之间, 国家将更倾向于获取更大的双赢结局——以能够带来更大的总体利益的方式解决国际问题——即使其直接收益可能会有所损失。当他国收益时, 它们也将从中获益”。中美中亚战略互信的构建, 将对两国在中亚的分歧管控、打击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改善中亚脆弱的政治经济环境有利, 使得两国实现双赢的结局。

首先, 构建中美中亚战略互信有利于管控中美中亚利益分歧。中美的中亚利益分歧问题从根本上是由追求国家利益导致的战略意图误断问题, 是信任问题。当今的国际社会, 国家间奉行的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准则。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当他国的政策危及到己方国家利益时, 出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维护而采取的措施可能就会导致双方的冲突与对抗。分歧不是冲突, 分歧是对战略意图的误判, 对对方实力的认知偏差。分歧是冲突的雏形, 如果处理不当就会使双方的分歧发展为冲突从而陷入零和博弈的局面。但如果拥有互信, 在完全明白对方战略意图的情况下, 对对方的行为表示理解和认可, 在此基础上所做出的反应就不会挑战对方的利益底线, 至少不会被认为是推翻对方政策的反应。在中亚地区, 中美都追求一个稳定的中亚政治经济环境, 但由于存在各自不同的外交理念、军事发展战略以及不可避免的经济替代性特征导致了双方在政治、安全、经济利益上形成了一定的战略误判, 构成了中美在中亚地区的矛盾点。这些矛盾点从根本上影响了中美在中亚地区各自的利益诉求。中亚不同于世界上其它的地区, 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与丰富的资源储备, 无论中美的国家利益如何变化, 都不会改变中亚对两国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了避免两国由于利益上的分歧直接转化为两国间的对抗, 中美亟需在中亚构建战略互信。只有有效的管控了中美的中亚利益分歧, 才能真正实现中美在中亚地区的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

其次, 中美构建中亚战略互信有利于共同打击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 “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历史变迁过程, 其基本特征就是, 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 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 在利好世界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拥有两个特点, “一是全球性问题是世界性和全人类性的。这些问题不是某个国家和局部地区存在的个别问题, 而是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 并且关系到整个人类利益的问题。二是全球性问题所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 威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决定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中亚地区对人类命运最大的威胁, 即是活跃在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据统计“2000-2015年, 全球因为恐怖袭击而丧生的人数, 有13%与阿富汗的基地组织有关。近15年来, 阿富汗国内因为恐怖袭击而丧生的人数, 有73%是由塔利班组织造成的”。此外, 由于恐怖主义在中亚的发展, 中亚正逐渐沦为全球新兴的毒品供应地。根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对阿富汗2016年鸦片种植情况的调查, “当前阿富汗的整体罂粟种植面积达到了201000公顷, 鸦片生产量达4800吨 (4000) —5600吨, 比2015的产量增加了43% (3300吨) 。2016年阿富汗的鸦片种植情况较2015年增加了10%, 其中塔利班组织控制了阿富汗83%的鸦片种植”。塔利班每年可以从阿富汗的毒品交易中获得超过15亿美元的收入, 这占据了塔利班组织2016年一半的收入。由此可见, 当前中亚的恐怖主义发展并未得到有效控制。中美都不希望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势力继续向外扩张, 危及两国的国家安全。但由于中美在中亚地区的互信缺失, 两国之间对共同打击中亚恐怖主义存在弱者供给与强者供给的结构性矛盾, 两国担忧对方借反恐的机会扩大在自己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利益空间, 这使得两国在中亚地区的反恐合作甚少。此外, 两国在军事领域的互相防范心理同样也不利于中美在中亚地区的反恐合作, 使针对该地区反恐合作的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应达不到加总供给最优。为了有效的控制恐怖主义在中亚发展的态势, 中美就应该建立战略互信, 尤其是突出军事上的战略互信, 不要因为信任问题延误对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的联合打击。

最后, 中美构建战略互信有利于改善中亚脆弱的政治经济环境。如何改善中亚脆弱的政治经济环境, 即是通过降低中亚国家的灾难线, 提高中亚国家对两国的信任度, 从而促进与两国的合作效果达成。“一般而言, 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少, 其灾难线越低, 相对易损性越高, 他越不愿意冒险信任别人。反之, 一个人掌握的资源越多, 其灾难线越高, 相对易损性越低, 他越愿意冒险信任别人”。中亚地区由于脆弱的政治经济环境是一个灾难线极低的地区, 因此中亚国家的相对易损性极高, 所以对任何涉入该地区的大国都持有怀疑的态度。正是由于自身的灾难线较低, 中亚国家对外一向奉行的是大国平衡战略, 试图在大国博弈中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 以谋求中亚的稳定发展。美国正是抓住中亚国家的这种心理, 大肆在中亚地区宣扬“中国威胁论”, 降低了中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度。影响了中亚国家与中国的合作质量。长期以来“中亚地区尤其是在哈萨克斯坦, ‘中国威胁论’‘中国扩张论’‘中国掠夺论’几乎从未停歇过”。中亚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参与到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并购买当地资源, 为中亚经济的发展注入活力, 但同时也惧怕中亚沦为中国的廉价原料供应地。这种怀疑阻碍了双方的经济合作, 比如中国为了促进中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 早在2003和2011年两次提议成立上合组织自贸区, 但是直到14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如愿。在政治上, 由于在美国发动的颜色革命造成的中亚政治动乱中, 上合组织没能阻止事态的恶化, 美国以此为契机在中亚将上合组织宣传为中国在中亚谋利的工具, 使得中亚国家对中国的能力怀疑上升, 客观上阻碍中国与中亚的进一步政治合作。就美国自身而言, 自颜色革命后, 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政治形象早已崩塌。在经济上, 美国在中亚地区开展的新丝绸之路战略, 由于美国的经济投入强度弱, 能源规划政治化倾向严重, 对于大中亚地区的具体形势不加考虑, 对参与的国家进行差别对待, 责任和利益分配不均, 引起了中亚国家的强烈不满, 美国同样需要获取中亚国家的信任。如果中美在中亚拥有战略互信, 凝聚中美双方的力量共同参与到中亚的政治经济建设中, 为中亚注入更多的资金与技术, 这有利于降低中亚国家对中美战略意图的怀疑程度, 提升多边合作的质量, 从而改善中亚当前脆弱的政治经济环境。

四、中美中亚战略互信的构建思路

基于战略互信与利益分歧的互动关系, 以及战略互信的内涵, 构架中美中亚的战略互信,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 拓宽中美中亚共同利益, 尝试打造中美中亚利益共同体。首先是中美中亚的经济相互依赖。维护中亚局势的稳定, 经济是关键, 两国的共同目标是为了提高中亚地区的基础设施水平, 保障中亚地区能源的稳定输送, 应通过寻找“一带一路”战略与新丝绸之路战略的结合点, 将彼此的优势技术和资金结合起来, 共同参与中亚地区的经济能源建设, 做到中美在中亚地区的战略经济利益不分离。其次, 是中美在中亚面临的全球性问题的行动不分离。当前中亚地区恐怖主义横行, 两国对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有着共同的诉求。但两军在中亚地区的反恐合作甚少, 两国应该建立健全在中亚地区的反恐军事合作机制, 依托上海合作组织平台, 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的稳定。再次是中美中亚文化联系不分离。依托现有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 大力开展二轨外交, 通过对美国学者和非政府组织的影响, 实现多轨注力互信构建。

第二, 以合作为基本手段, 继续深挖中美中亚合作空间。中美中亚存在利益分歧体现出缺乏战略互信的实质, 为了能够建立战略互信, 那么就要从利益分歧的管控入手。按照管控分歧的内在逻辑, 首先就是管理分歧, 管理分歧强调的是对分歧的认知, 国家间通过合作, 在合作的前期协调, 合作进程中的沟通将增进双方的了解, 降低彼此的战略误判, 做到管理分歧。其次是控制分歧, 强调的是防止分歧的扩大, 在国家间竞争中合作的基本状态下, 通过加强合作所增加的收益, 将降低由于分歧所造成的战略损失, 阻碍分歧的进一步扩大。最后是维护国家利益, 管控分歧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国家间的“不冲突、不对抗”的状态以维护国家利益, 而合作是实现利益的唯一正确的选择。由此, 通过合作的手段有效的管控中美中亚分歧, 从而才能真正建立中美中亚战略互信。

第三, 加强中美战略对话, 充分利用已有的中美对话机制, 达成中美中亚战略共识, 建立彼此的战略信心。通过加强与美国战略对话, 降低双方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 在关键问题上寻求战略共识, 将影响双方战略互信的风险因素降到最低。在安全领域, 两国应该认识到恐怖主义是对两国和全人类最大的威胁, 对所有的恐怖主义都不应区别对待。在经济领域, 两国应该认识到, 两国共同参与中亚经济建设的可替代性特征不可避免,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通过损害一方的的经济利益来获取己方的经济利益, 除了此消彼长的状态, 合作共赢应该更适合中美参与中亚的经济建设。在政治上, 两国应该认识到, 中亚地区不是任何国家的势力范围, 不要企图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 颜色革命对中亚国家带来的政治动荡所造成的创伤应该引起中美两国的警示。任何外部势力对中亚内政的干涉都将会影响当下中亚的政治局势稳定, 甚至会摧毁该地区稳定的纽带, 造成政治动乱, 从而从根本上影响中美在该地区的共同利益。

第四, 建立健全中美战略互信机制, 为构建中美中亚战略互信提供保障。首先是一套分歧评估机制, 将中美在中亚的分歧按区分类, 设置可接受的风险区与不可接受的风险区, 划分不可接受的风险上线和可容忍的风险下限, 对临界风险上线的分歧优先处理, 防止分歧转化为冲突, 对可容忍的分歧弱化处理, 降低其风险上升的可能性。其次是一套监督机制, 强调第三方作用。构建一套专门针对中亚的三方对话平台, 在联合国框架内及时将中美、中亚在政治、安全、经济上的信息交流汇总, 防止不确定风险因素对三方造成的影响, 强调各自国家战略的透明度。最后是一套利益评估机制, 就具体问题对中国、美国、中亚的利益进行评估, 试图寻找最能切合三方述求和利益最大化结果的方案。

注释

(1) (1) 曹晓飞, 戎生灵:《政治利益研究引论》, 载于《复旦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2期。

(2) (2) "The 201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docs/2015_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_2.pdf.)

(1) (1) 《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 《人民日报 (海外版) 》, 2013年09月09日。

(2) (2) "H.R.1152 (106th) :Silk Road Strategy Act of 1999", White House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06/hr1152/text/ih.)

(3) (3) Charles E.Ziegler, "Central Asia, 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From Indifference to Engagement", Asian Survey, Vol.53, No.3 (May/June2013) , pp.484-505.

(4) (4) "National_Military_Strategy_2015", WhiteHouse (http://www.jcs.mil/Portals/36/Documents/Publications/National_Military_Strategy_2015.pdf.)

(5) (5) 《2015美国军力评估报告》, 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网站 (http://www.cscpa.org.cn/goDetail/82/5/34/zh.)

(6) (6) "Annual Report2015", NED (http:/www.ned.orgpublications2015-annual.)

(1) (1) 《美国拒绝向中国遣返3名东突组织成员》, 《环球时报》, 2014年01月02日。

(2) (2) 《201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公报》,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tongjiziliao/v/201707/20170702604041.shtml.)

(3) (3) 《打造能源新丝路:中国石油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纪实》, 《人民日报》, 2014年11月10日。

(4) (4) 《TAPI天然气管道项目进展概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e/201609/20160901387254.shtml.)

(1) (1) "The 2010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White House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

(2) (2) 马斌:《重塑心脏地带—冷战后美国对中亚援助政策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第120页。

(3) (3) 秦放鸣、孙庆刚:《美俄中亚战略研究—基于中国的视角》, 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 (4) 孙力:《2016年中亚整体形势及发展趋势》, 载于《中亚国家发展报告2017》,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 第7页。

(5)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 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7页。

(1) (1)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https://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

(2) (2) [美]肯尼迪.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版, 第139-140页。

(3) (3) (5) [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 苏长和、信强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113、94-122页。

(4) (4) [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 第436-452页。

(1) (1) 俞可平:《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第1页。

(2) (2) 尹希成、季正矩:《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问题》, 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9年第3期。

(3) (3) "world drug report 2017", UNODC (https://www.unodc.org/wdr2017/field/Book let_5_NEX, S.pdf.)

(4) (4) "Afghanistan Opium Survey 2016", UNODC (http://www.unodc.org/documents/press/releases/AfghanistanOpiumSurvey2016.pdf.)

(5) (5) 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选择》, 载于《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3期。

(1) (1) 朱永彪、任希达:《中亚中国劳工权益面临的风险》, 载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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