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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激进左翼政治的回归:德国左翼党的政治发展与走向
2019-10-24 16:58:33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 作者:王聪聪 【 】 浏览:238次 评论:0

    在德国政坛中,成立于2007年的左翼党(DieLinke)已成为左翼政治谱系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在2017年的德国联邦大选中,左翼党获得全国8.6%的选票和69个议会席位。独特的政党起源和文化认同,使得左翼党在两德统一后成为弥合东西德文化分野的核心政治力量,而其在德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更是深刻影响了德国政党体系的发展。
    学界对德国左翼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左翼党的建立与发展。二是左翼党的选举政治表现。除了政治意识形态、东部身份认同、纲领政策等因素之外,学者们还从政治机会结构来解释左翼党的选举胜利,如“真空假说”理论。三是左翼党所面临的问题与发展前景。国内外学界对德国左翼党的研究涉及到了政党转型、纲领政策和选举政治等诸多方面,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都构成了本文的重要研究基础。
    但目前对左翼党的政治意识形态革新及其对政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并不充分,特别是近十年来该党对欧洲多重危机的政治回应和政策调整。本文着力探讨的问题是,左翼党在何种程度上回归了激进左翼政治,其独特的“红色基因”和“出身”于东部德国的历史文化渊源如何塑造和深刻影响当前政党的政治定位和发展;德国政党政治生态的重大改变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左翼党的政治定位和战略调整。
    一、政党转型和政治机会
    (一)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定位与形象重塑
    1989年11月,两德统一大势致使东德的统一社会党陷入执政危机和合法性危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内领导层决定将统一社会党转型成为一个左翼的社会主义政党,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随后,该党先后更名为“德国统一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民主社会主义党”(民社党),并通过了新的纲领和章程。民社党不可能像中东欧的前执政共产党一样彻底甩掉旧的共产主义形象,而是需要在西式的民主制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虽然民社党的第一个政治纲领(1990年纲领)是在特殊时期制定的,但它却奠定了该党在重大理论问题上的主基调。比如,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纲领将政党定位于更加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传统;制定了改革主义的转型战略;承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成就等。此后,民社党分别于1993和2003年制定了新的政治纲领,其显著特征是意识形态的去激进化,以及淡化阶级观念、马克思主义观点。例如,1993和2003年纲领均从目标、运动以及价值体系三个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
    20世纪90年代初期,民社党常被描述为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冷战的残留物和“没有未来的政党”,其是否能存活一直受到人们的怀疑。90年代中后期,民社党日益被东部选民所接纳,作为一个竞争者和参与者学会了在多元政党体系中生存。民社党能够在德国政坛站稳脚跟,与来自东部六州持续稳定的选举支持密不可分。它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东部地区人民利益捍卫者的形象,甚至被称作东部的“地区党”。在韦恩·C·汤普森看来,民社党之所以能够获得强烈的东部认同,很大程度上在于它是唯一一个没有被西部地区政党合并或者统治的政党,因而,最可能体会东德人民因统一而带来的挫败感。90年代初,该党获得了很多抗议选票,或者说,对统一不满人群的支持(“统一失意者”)。正是“专属”于东部的历史渊源,使得民社党(左翼党)赢得了诸多同情选票和东部人民利益代表者的身份特征。
    (二)政党联盟:走向全国性左翼政党
    2002年的德国联邦大选,民社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未能获得全国5%以上的选票而丧失了进入联邦议会的资格。此次选举挫败不仅暴露了布里埃莱·齐默尔的领导危机,更突显了该党严重依赖于东部州选票的深层次危机。西部各州较弱的民意支持,一直是该党试图发展为一个全国性左翼政党的最大障碍。民社党发展的政治机遇来自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社会民主党和绿党联盟政府执政期间推出的改革德国福利制度的“2010议程”导致社会民主党内部的严重分裂和传统选民的疏离。奥斯·拉方丹带领前社会民主党的工会成员、左翼知识分子等成立“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正义党”(The Electoral Alternative: Labour and Social Justice, WASG)。2005年,WASG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选举失利、施罗德提前联邦大选时间,以及WASG与民社党的两个政党领袖的强力推动等一系列因素最终促成左翼联盟的实现。
    2005年的德国联邦大选中,左翼联盟获得全国8.7%的选票。2007年6月,“左翼党”正式成立。两个左翼政党的联盟无疑是德国激进左翼政治发展的新篇章,也是其从东部地区党迈向全国性的左翼社会主义政党的重要一步。左翼党在保持东部各州第二或第三大党的同时,也在2007、2008年的州议会选举中进入西部州的议会,如不莱梅州、下萨克森州、汉堡等。在2005、2009、2013和2017年的联邦大选中,左翼党分别获得8.7%、11.9%、8.6%和9.2%的全国选票,其在德国政党体系中的地位也更加稳固。
    二、激进左翼政治的回归
    如果说民社党在1993和2003年的基本纲领定位趋近于社会民主党,那么左翼党201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则是其回归激进左翼政治的重要表现。与之前的纲领相比,《爱尔福特纲领》具有更加明显的反资本主义倾向,以及更多激进主义的政治主张。党内的现代主义派别甚至认为,新纲领是一种政治倒退。
    (一)社会正义代表者的形象塑造
    2007年之后,左翼党着力塑造社会正义与和平主义的政党形象。2011年纲领重申了该党的社会主义和民主左翼立场,“左翼党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拥有不同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宗教影响力、男性与女性、老年人与年轻人、当地人与移民、有无残疾的民主左翼的集合”,政党建立在“左翼民主立场、社会主义传统、社会民主与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女性主义以及其他的解放运动之上”。左翼党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当前社会民主党的“社会民主主义”,或者说它更接近于社会民主党转型前的政策纲领定位。
    《爱尔福特纲领》进一步明确了左翼党的反资本主义立场,纲领对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父权制、性别关系、生态问题、生产关系异化、社会团结的破坏、帝国主义与战争、经济与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等进行了全方位地批判。例如,纲领指出,“当今的资本主义已经没有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它将整个世界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所有的人类关系都变为商品关系。”媒体评论认为,《爱尔福特纲领》更加强化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左翼党将自己定位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根本性的反对地位。
    在政治谱系中,左翼党的基本政治定位是比社会民主党、绿党更加激进的左翼政党。虽然这三个政党在很多政策领域有着相似的政治立场,如劳动市场和社会政策、税收政策、欧洲政策等,但在左翼党看来,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已背离社会主义目标。在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左翼党的主张通常比社民党、绿党更加激进;在外交政策方面,左翼党更加旗帜鲜明地反对外国军事干预和武器出口;在地区政策方面,左翼党一贯地捍卫东部地区选民的利益。在一些学者看来,左翼党选举胜利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占领了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所撤离的左翼的政治空间,通过强调社会正义与反军事主义来吸引失望的左翼选民。事实上,随着社会民主党的式微,左翼党在对传统民主社会主义政治议题的重新诠释和强调(如反对“哈茨IV”改革方案、呼吁最低工资),打造差异化的左翼政治战略过程中获得了相对优势。
    新世纪以来,在欧洲议会大选、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左翼党制定了以社会正义为核心的竞选纲领。其基本政策主要围绕反对贫困、反对战争与武器出口、呼吁社会财富自上而下的公正分配、好的工资和退休金、东部地区的平等权利等方面而展开。虽然德国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该党将制定全国统一的选举策略作为重要任务。“在德国东、西部地区,左翼党都面临同样的挑战,既要作为社会抗议的力量,又要成为负责任的政党。”在德国左翼党看来,共同的选举策略能够进一步凸显其作为全国性左翼政党的政治定位。例如,2013年的德国联邦大选中,该党的选举口号为“百分之百社会”,表明其对社会议题的重视。2017年的德国联邦大选中,左翼党的核心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社会保障、裁军与和平”。

    (二)欧洲多重危机背景下的战略调整
    近十年来,德国政党政治的生态发生重要变化,一系列危机性事件考验着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任。始于2008年的欧洲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不仅导致很多国家的经济衰退,更对欧洲各国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就是重要例证。在德国,很多民众不满政府主导的欧盟对南欧国家的债务救助措施。在此背景下,左翼党站在当前政府的反对立场之上,谴责德国政坛中“一切照旧”的政策延续。左翼党希冀重构欧盟,将人民置于中心地位,而不是优先考虑商业和银行的利益。该党认为,德国联邦政府强化了德国、欧洲和全世界的金融资本主义,住房、食品等正被卷入投机市场,造成社会福利的削减、紧缩政策与民主的匮乏,给人们带来灾难性后果。倡导一个更关注民众就业、社会公平的欧洲,反对以利润和商业为导向的欧盟方案,也体现了左翼党一贯的左翼政策立场。
    和平政策是左翼党最核心的政策主张之一,作为德国联邦议院唯一不赞成联邦国防军在国外部署军力的党派,左翼党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指出德国应继续裁军、禁止武器和军备出口。《爱尔福特纲领》确立了左翼党国际政策的四个原则:集体和共同安全、裁军、结构性防御基础上的和平政策;克服贫困、不发达和环境破坏的团结政策;民主、社会、生态和和平的欧盟行动;改革和强化联合国。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左翼党成为德国政坛最支持与俄罗斯进行政治对话的主要政党,呼吁欧盟和德国政府应该加强和俄罗斯的谈判,并反对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在左翼党看来,联邦政府所制定的德国和欧洲的外交军事政策是一项危险的政策,例如叙利亚危机成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之一。2017年德国大选中,左翼党继续呼吁积极的和平政策,认为德国应该在民主国际社会中承担和平责任,反对个别国家的霸权政策,必须结束军队至高无上的地位。如何看待德国与美国、北约的关系,成为左翼党和其他党派产生分歧的主要议题之一。
    当前,难民危机正演变为欧洲的深层次危机,不仅加速欧洲各国的社会分裂,更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和传统党派的政治危机。在德国,联邦政府相对宽松的避难政策也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和政治不确定性,如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选择党”(AfD)的强势崛起。与其他党派希望设置难民接纳上限不同,左翼党从激进左翼政治立场出发,反对对庇护法作出任何限制,强调庇护权是一项基本权利。在左翼党看来,联邦政府并没有出台良好的政策保障难民融合。左翼党主张对难民进行分散安置而不是以集体营地的形式,为难民和移民提供融合和语言课程,取消所有禁止进入劳动力事项的工作禁令和限制,反对任何歧视难民和移民的行为。在社会融合、警察权力、难民遣返等问题上,左翼党与其他党派有着政策上的歧见。
    值得指出的是,左翼党的政治转向与党内主要领导人有着重要关联。左翼党的两位前主席居西和拉方丹均是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和政治声望的领导人,但拉方丹是党内强硬极左派的代表,其领导的西德派坚持激进左翼思想。于2015年起担任左翼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的萨拉·瓦根克内希特也是党内极左翼和激进派的代表。以党主席贝尔恩德·里克辛尔为代表的西德派,以及拉方丹、瓦根克内希特等人在塑造政党的传统左派立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选举政治与面临的挑战
    (一)选举政治表现与困境
    2005年以后,左翼党在联邦大选中的选票支持率在8-9%左右,已成为德国政坛中一支稳定的政治力量(表1)。在地方州层面,政党联盟与合并为左翼党扩展西部州的选举基础提供了新的机遇。目前,该党已经获得很多西部州议会的代表权。例如,2007年5月,左翼党首次进入德国西部州议会——不来梅州(8.4%)。2008年,该党获得西部州——下萨克森州(7.6%)、黑森州(5.1%)以及汉堡(6.4%)的议会席位。2009年,左翼党第一次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和萨尔州赢得议会席位,并成为萨尔州的第三大党。

    近五年的地方州议会选举中,除图林根州、柏林、汉堡和不莱梅州之外,左翼党在其他十几个州的选举表现并不尽如意。例如,2014年勃兰登堡州选举中,该党流失了将近10%的选票,约20万选民,减少了8个议会席位。目前,左翼党在德国十六个联邦州中的十个州拥有议会席位,而在德国南部的莱普州、巴登州、拜仁州,该党至今未能取得议会席位(表2)。从表2与表3的选举数据来看,从民社党到左翼党的政党转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在东西部选举实力的悬殊。东部与西部州仍呈现出不均衡的选举图景和政治影响力,东部六州依然是其最为稳固的选举基地。左翼党在西部州远没有站稳脚跟,这也是其未来发展的重要挑战之一。从历次联邦大选左翼党在东部州的得票率来看(表3),左翼党在东部各州一直有将近20%左右稳定支持率,是第二或大三党。西部州的选举支持虽有提升,但并没有突破10%。

    此外,东西部地区选民的构成也不尽相同。在东部各州,左翼党是一个全民政党,其选民群体既包含社会中低层收入者,也涵盖白领阶层、公务员、农民、知识分子、退休人员等。而在西部州,左翼党的投票者主要来自社会底层人民,特别是中间或者低学历的中年男性。左翼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地方在于,它必须履行德国政党制度的矛盾性功能。在东部州,左翼党作为一个大众型政党而存在;而在西部很多州,它却扮演着着抗议政党的角色。
    除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之外,左翼党政治发展的另一个困境在于,其他政党都排斥与其在联邦议会层面的政治联合。在地方层面,东部州的“红红”联盟政府或“红红绿”联盟政府已成为现实,如左翼党与社会民主党曾在梅前州、勃兰登堡州、柏林市联合执政,以及2014年左翼党与社会民主党、绿党在图林根州组建的“红红绿”联盟政府。但在西部各州,如在2008年黑森州、2010年北威州,“红红”或“红红绿”联合政府的努力,都因社会民主党或绿党的拒绝而最终失败。但在全国层面,左翼党未能实现进入联合政府执政的目标,除了与社会民主党、绿党的历史恩怨而导致它们对左翼党的政治偏见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左翼党毫不妥协的关于停止德国所有的外国军事干预与海外驻军,并禁止武器出口的军事和外交政策,这对于社民党、绿党和其他政党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二)身份认同与争论
    冷战结束后,德国左翼党所进行组织结构的民主化改革,与其他左翼政党组成选举联盟,进而合并新政党,都体现了欧洲激进左翼政治的发展趋势。但它也同样面临着政党合并所带来的组织层面的挑战,而其共产主义的历史渊源使之更加复杂。正如科妮莉亚·希尔德布兰特所指出的,在文化和政治层面上,德国左翼党是一个异质性很高的政党组织,一方面是东部和西部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是州组织成功与失败的不同经验以及不同社会体系的差异。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政党转型中,党内的实用主义者成为民社党的领导层并主导了政党转型与发展,其中组织结构民主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允许党内建立不同类型的“平台”(Platform),这一多元主义的定位为东德地区不同倾向的激进主义者提供了“政治家园”。左翼党党内活跃着各种力量——实用主义者、后物质主义者、现代的社会主义者、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左派等。实用主义与现代主义者的代表包括“第三条道路论坛”、“社会主义左翼”、“解放的左翼”、“左翼改革网络”等;“生态论坛”、“B计划”等集合了党内的后物质主义的激进者;而“共产主义论坛”、“马克思主义论坛”、“反资本主义左翼”则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阵地。不同政治倾向的派别都希望对政党发展、政党定位施加影响,并通过在各级公职中安插自己的代表来扩展政治影响力。
    在一些关键性议题上,如资本主义的分析、财产问题、社会冲突的分析、政府参与等方面,党内各派依然存在严重分歧。德国左翼党从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两部纲领、到2011年的新纲领都伴随着党内两大主要派别的理论争论,即正统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社会主义者。比如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上,两派就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现代社会主义者将当代社会定义为“现代资本主义”,其理论核心是承认“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文明成就”的社会变革潜力,主张改革主义的战略;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而言,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存在,而不仅仅是一种通过剥削而增加利润的机制,对“文明成就”的论述存在误解。两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截然不同,现代社会主义者将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转型的过程,将经济民主视为社会主义的关键;而正统马克思主义则保留了更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强调工人问题,并将集体所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的关键。
    《爱尔福特纲领》出台后,虽然各党派对很多问题达成了妥协,如反对资本主义的共识,但在很多深层次的理论问题上依然存在争论。例如,像福利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的文明成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形式的存在,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建构性的组成部分?左翼党是应该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还是应该集中于克服资本主义利润机制的战略和纲领?党内的一些改革派如斯特芬·博克哈恩、哈莉娜·瓦兹尼亚克等人表示拒绝接受新纲领。在实践层面,东部州的政党频繁参与议会与政府的经历,使得党内精英更加务实、更加专注于解决和处理日常问题;而在西部很多州,左翼党都是作为激进的边缘性政党而存在,其活动的重心也放在了议会外反抗。
    另一方面,民社党与“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正义党”的合并,虽为各种话语、派别、活动家提供了庇护伞,但却加剧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分化。例如,在2010年罗斯托克全国代表大会上,除了财务主管以外,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按照东部—西部、PDS-WASG进行二元划分,即政党的主席、副主席、政党经理等领导集体的任命充分保障了东部、西部党组织,以及前PDS与前WASG之间的平衡。
    党内著名政治活动家,被称为左翼党的“公共面孔”、最好的媒体顾问居西,对民社党的政党转型、以及新世纪以来左翼党的政治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居西历任左翼党主席、联邦议会左翼党党团主席、欧洲左翼党主席等职务,作为党内的改革派,他与比斯基等领导人致力于将左翼党打造为现代性的全国性左翼政党。2007年,居西与拉方丹共同担任左翼党的主席,与实用主义倾向的居西不同,拉方丹坚持强硬的左派立场和对社会民主党的敌对态度,强烈反对与社会民主党在任何层面的政治合作。拉方丹的激进立场遭到了东德地区党组织的强烈反对,2010年拉方丹宣布退出政治舞台。但党内的各派依然没有实现有效地整合。目前,左翼党依然采取双主席制——贝尔恩德·里克辛尔和卡蒂亚·基平,以平衡党内权力和不同地域、派别利益。里克辛尔拥有强大的工会背景,曾是巴登-符腾堡州WASG执行委员会成员,与拉方丹等元老关系密切,是党内的保守派,而基平则是来自东部萨克森州的前民社党的党内领导人。党内激进派的另一代表——瓦根克内希特近年来也一直活跃在欧洲议会、德国联邦议会,2009年起成为德国联邦议会左翼党议员,2015年起和迪特马尔·巴茨担任德国联邦议会左翼党党团主席,并在2017年德国联邦大选中成为左翼党的候选人之一。
    (三)利益代表与挑战
    在激进政治范畴之内,左翼党同样面临着国内新崛起的激进右翼政党的政治挑战。“选择党”在2014年的欧洲大选中获得突破性胜利,第一次参加选举即获得7.1%的选票。在2014年萨克森州、勃兰登堡州及图林根州的选举中,该党分别获得9.7%、12.2%、10.6%的选票。2017年德国联邦大选中,“选择党”获得12.6%选票、议会中94个议席,成为德国政坛第三大党,联邦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在激烈的政治博弈中,“选择党”以反欧盟、反移民的政治口号成功表达了德国弱势群体的恐惧与不安,大量蚕食主流政党和其他既存政党的选票。
    在欧洲以及德国经济形势低迷的大背景之下,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为“现代化的失意者”提供了表达愤怒的机会。在一些学者看来,正是这些蓝领“工人阶级”与社会经济处于弱势地位的中低层民众,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选择党”吸引了很多抗议选票,以及来自民族主义者、经济自由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选民投票。德国“选择党”的选举纲领不仅带有民粹主义印记,也融合了传统左翼政治纲领——如在工资与医疗保健领域,呼吁德国实现东部与西部地区的平等,建立儿童社会保障基金等。
    “选择党”的选民基础与传统左翼政党的选民具有高度重合性,因而,它的崛起导致社会民主党、左翼党的选民流失严重。左翼党的政治利益代表功能面临严峻挑战,无论是在联邦议会选举、还是地方州层面的选举中,其生存空间都受到挤压。在2017年德国联邦大选中,“选择党”在东部六州的选举表现整体上优于左翼党。东部六州是左翼党的选举重地,但在此次选举中,除了柏林市,其他州的选举支持均落后于“选择党”。在这些州,“选择党”是第一或第二大党(表4)。近五年来,除了拜仁州与黑森州,“选择党”在其他14个州都取得议会代表资格(表5)。

    另一方面,同是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激进力量,左翼党与“选择党”都遭到德国政党其他党派不同程度地排挤和“歧视”,特别是联邦层面的政府组建。“选择党”的政治表现和政策议题也加剧了左翼党的党内高层在移民等相关议题上的分歧。2018年1月的莱比锡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就是否开放边境问题展开激烈争论。按照传统左翼党的政策立场,左翼党主张为所有人开放边境,但瓦根克内希特则主张只能为受迫害的人开放,支持开放边境、承认庇护权的政策会带来选民的流失。但大部分党内成员,包括里辛格尔和基平则认为坚持开放边境是左翼党的根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不会轻易放弃。2018年9月,瓦根克内希特发起了跨政党的“站起来”运动,旨在反对默克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为民众争取安全的工作、养老金和环境保护等,希望赢回流向“选择党”的劳工阶层选民。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这一运动将引发“柏林地震”,是一个分裂左翼的“自私噱头”,并最终将损害左翼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的发展。

    四、结论
    如何处理资本主义的议会民主政治,是困扰所有左翼政党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作为体制外力量反对资本主义,还是融入资本主义的政治体系、通过议会民主政治实现政治诉求,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而事实上,包括欧洲社会民主党、绿党、激进左翼政党等在内的反资本主义左翼力量,大部分都选择了去激进化的体制化之路。德国左翼党也遵循了类似的发展路径,接受议会民主制度,实现了从反体制政党到体制内政党的政治转变,试图在建设性批判与维护德国宪政制度中寻找平衡点。前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体验和两德统一后地区发展的差异,使得左翼党能够较为成功地动员东部地区选民。在此基础上,政党逐渐修正其反对派的定位,成为体制内批判性的建设者,并制定了以职位和选票最大化的选举策略。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为左翼党拓展西部州的发展空间创造了独特的政治机会。与“选举替代—劳动与社会正义党”的合并,进一步强化了左翼党的激进左翼政治。在左翼阵营内部,左翼党以所有德国人民社会福利捍卫者的政治定位区别于社会民主党、绿党。对主流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批判,对和平主义政策的坚守,使其成为德国政坛中一支独特的政治力量。由于德国东西部地区在交通、公共部门的私有化、失业等领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左翼党利用社会民主党向政治谱系中间靠拢所留下的政治空间,通过强调社会正义、工人权利、和平主义等传统左翼政治议题,以及环境主义、女性主义等后物质主义议题而塑造一个全国性的激进左翼政党形象。
    但联邦层面的左翼党扩展西部州的政治策略,并不被所有的州政党组织所认同。一些人担心,塑造代表所有德国人民的现代社会主义政党会对左翼党的东部利益代表者的形象造成威胁。如何在代表东部人民利益与全德人民利益的现代的社会主义政党之间寻找平衡,以强化西部地区政党能力建设和政治影响力,是左翼党未来发展的重要议程。而从左翼党的组织发展来看,多元左翼的定位为不同政治倾向的派别提供了思想交锋的平台,但也极易带来政党内部的分裂,如何弥合两个政党合并所带来的二元领导结构分立也是其需要面对的挑战。欧洲多重危机背景之下,德国左翼党进行了相应的战略调整和政治回应,但并没有真正实现类似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的政治突破,同时,其政治发展也面临激进右翼的挑战。在欧洲政治面临不确定性的时期,包括德国左翼党在内的激进左翼政党只有提出更加有效的回应危机的代替性方案,才能更好地履行其政治代表功能,获得更多民众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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