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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1】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的话语体现与时代意义
2020-06-14 19:25:10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作者:许晓丽 【 】 浏览:41次 评论:0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2013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理论进行多角度阐释。目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系列重要论述已成为新时代我国外交思想的核心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新中国外交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当今国际秩序和世界治理状况等现实问题的回应,充分体现出其理论的自洽性特征。话语分析,作为研究语言的重要方法,在分析语言自身的同时,立足于语言的文化特征,通过对语言的交际功能和使用者的认知因素的观察,揭示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内涵的基础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进行话语分析,对于进一步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及其时代价值均有重要意义。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的科学内涵
    逻辑自洽是语言学领域的一个重要原则,指的是认知机制构建时自我协商、自我核定、自我满足和自我许可的过程,它强调概念合成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以及始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的相容性。社会科学领域内的自洽性则主要指理论体系内在的逻辑一致性,以及构成理论体系的各个要素之间的相容性与继承性。因此,理论的自洽性意味着,它不仅能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和具体实践相适应,及时地回应时代关切,而且能够在与实践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不断接受新的挑战、吸收新的因素,从而完成理论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升华。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不仅表现为其理论体系内在的逻辑一致性,更表现为其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以及对国际社会治理现实的关切与回应,是理论内在一致性与外在相容性的统一,也是理论相继性与现实相通性的统一。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具有历史继承性。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重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社会共同体不断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而且表现为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过程。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共同体发展阶段依次称为“自然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并认为自由人的联合体才是人类社会“真正的共同体”。在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对前资本主义所有制形式进行考察后,将经济社会的演进划分为四个形态,分别是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考察了私有制、阶级的形成以及国家的产生,将家庭作为最原始的共同体形式,氏族、国家的出现都是随着共同体形式的不断变化而出现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共同体发展过程中,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作为各具特色的社会共同体而存在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不断推进而得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强调“和平为上”,还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思想,强调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在当时条件下,对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进世界的多极化进程,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都起到了积极作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及时做出和平发展是世界主题的基本判断,提出要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些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和外交主张,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的外交思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期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外交主张进一步具体化,强调应当注重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顺应时代进步的要求,从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出发,同时提出了新安全观理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从而将国际新秩序理念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的重要内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从马克思的社会共同体思想,到毛泽东的“三个世界”思想,到邓小平、江泽民的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主张,再到胡锦涛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以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重要论述,经历了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充分显示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发展的历史继承性。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系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政策的精髓,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最鲜明的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时代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不断得以发展。不仅在其理论背景、理论内涵、实现途径和理论意义方面形成完整的理论系统,而且已经形成了包括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维一体”在内的系统丰富的理论内容。另外,理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密切相连。其中,持久和平是基础,普遍安全是保障,共同繁荣是核心,开放包容是特征,清洁美丽是底色。
    二)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西方理论的相容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外在表现为其与西方学术理论的相容性。共同体概念在西方学术史上由来已久。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使用社会共同体概念来表示国家,指出国家是最高社会团体,其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18世纪,康德基于人性善恶的考量提出伦理共同体概念,卢梭以政治社会共同体来批判现实社会、政治体制以及人性。19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将共同体分离为一个基本的社会学概念。费希特、赫斯等也都使用过共同体概念。马克思则将其理想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称作“真正的共同体”。20世纪以来,共同体概念的使用更加广泛。罗伯特·M·麦基弗(MacIver,RobertM.)社区意义上的共同体概念,以及吉登斯的“脱域的共同体”、米切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科学共同体”、温格(Wenger)的“实践共同体”、约翰·拉吉(John Gerard Ruggie)的“知识共同体”等,都是共同体概念在不同领域、不同学科意义上的使用。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西方学术理论的相容性,不仅表现为共同体概念在西方的历史沿革,也表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对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第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肯定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比如肯定了现实主义理论关于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的某些观点,认同国家权力对于国家地位和国际体系稳定的重要性;肯定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强调的全球化时代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强调多元安全观、共同体意识等。
    第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弘扬了近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如对主权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联合国宪章的确认,并将这些原则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遵循。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理论在21世纪将处于竞争共存状态。虽然以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为指导建立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秩序,已经越来越难以应对21世纪出现的新问题,但是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的世界新秩序的构建依然是一个渐进且漫长的过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全球新秩序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旧秩序将处于竞争共处状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将与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共存。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需要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竞争中共处,并取长补短,最终不断发展成为支撑21世纪全球秩序的基本理论,这也是其理论自洽性的重要表现。
    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价值指向上实现了对西方理论的创新与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以共同价值为价值观基础,倡导建立一个共商、共建、共享的世界,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价值观方面的狭隘性,是对包括霸权稳定论、相互依赖理论、民主和平论、建构主义理论等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性超越。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与国际社会治理现实的相通性
    自洽性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固有的一种理论特质和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其密切关注当今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及时回应全球治理状况,提出中国方案。
    当前,全球性相互依赖促使人类命运紧密相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格局已经形成,世界各国各民族都处于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当中。与此同时,全球性挑战却日益突出,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接连发生,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加剧。事实证明,目前西方国家的资本全球治理模式已捉衿见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就是对当前全球治理状况做出的理论回应,是针对当前全球治理模式进行的理论创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顺应现实世界发展需要的同时,又对未来世界的发展提出理论指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实践提供了理论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提出后,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积极反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已被写入联合国多份决议中,并得到了各会员国的普遍赞赏。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目标遵循。同时习近平又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要多方考虑、统筹规划、周密部署,持续推进。这为实践中“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等区域性共同体以及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的话语分析
    宽泛意义上的话语概念,指的是人在特定语境对语言的使用,是一定历史、文化关系下,个体或群体运用语言及其他符号,通过特定交际渠道所进行的交际活动。对习近平2013-2018年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列论述文本进行话语分析,发现其话语表现内容和内在逻辑依然具有内在相容性、前后相继性和内外相通性,充分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特征。
    (一)样本的筛选与初步分析
    原始样本的搜集工作,笔者主要借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的“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数据库”、“学习路上”相关资料,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等关键词展开搜索。同时参考学习强国平台中的“习近平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论述,以及人民网中的“习近平报道日历”,对文本进行比对、筛选。选取习近平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集中论述的文本中的重要段落,最终取得2013-2018年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关论述的原始文本共256份,约20万字。其中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外媒体上发表的署名文章。这是笔者进行分析的文本依据。
    根据表一统计数据显示,自2013年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场合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次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5年和2018年是两个重要年份,这两年讲话文本份数与上一年相比,均出现大幅上升。

    (二)基于原始文本的关键词词频分析
    运用图悦词频分析工具,从词频和权重两方面,对2013-2018年期间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文本进行分析,部分结果显示如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合作”是整个文本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这也充分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合作理念。其次是“共同体”、“命运”、“世界”、“共同”,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核心词。另外,从权重指标看,共同体权重为1,紧随其后的是“合作”,权重为0.9469,随后是“命运”、“共同”和“世界”,这几个词的权重依然是排名前五位的。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的话语特征
    以上分析数据,直观地展示了2013-2018年期间习近平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列讲话的次数变化及关键词运用特征。从话语角度分析,可发现其在话语形式、话语内容、价值遵循、理论目标及实践途径方面,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高度自治性特征。

    (一)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
    文化是话语的核心,语境是话语生成的土壤。话语需要在不同语境当中产生,并体现不同社会环境下的文化特点。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本分析发现,在语言表现形式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既注重充分运用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表达,又注重结合世界各国具体情况,运用所在国熟悉的语言文化来表达。融通中外的话语表达形式充分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内外相容性特点,也表现出文化的共享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场合充分利用中华传统文化来推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4年在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会晤时,习近平总书记用“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阐释合作共赢的价值理念。2016年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引用孟子的“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来阐述中国外交的重要原则,阐释我国对中东的政策立场。2017年在联合国总部的演讲中,引用《三国志》中的“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倡导多文明的交流互鉴、建设开放包容世界的立场。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文本中,也充分重视运用西方文化特别是所在国的文化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在中阿合作论坛上用阿拉伯谚语“语言是叶子,行动才是果实”,呼吁推动建设中阿命运共同体。在法国,用雨果的名言“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来阐释不同文明之间要和谐相处。在俄罗斯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言“历史的道路不少涅瓦大街上的人行道”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过程是曲折的,但最终也一定会实现。在意大利发布的署名文章中,用马克·波罗、比萨饼、提拉米苏来阐释中意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二)中国特色的话语自信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最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文本中,中国特色的话语自信依然表现突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引证据典,用中国特色的话语向世界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4年习近平在印度引用“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儒家经典话语,阐明了中国愿与各国携手共进,为建设互利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的决心。2015年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的讲话中,用“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来说明中国的生态价值观,并表达了中国愿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作出中国应有贡献的决心。2017年在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又引用“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这句经典,展现了我国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攻坚克难的进取态度,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务实合作,共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目标。在201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近平引用《论语》中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这句关于交友的名言,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愿广交朋友的愿望,希望世界各政党间能够加强沟通、增进互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强大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体现出的中国特色的话语自信,源于中国共产党人的话语自觉。只有具备充分的话语自信才能够做到话语自觉,同时,话语自觉又会增加话语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本身就是对马克思社会共同体思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相关共同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同时也是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的自觉答复、对重塑当今世界秩序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创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新时代新问题而积极做出的回应,是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的重要体现。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的话语自信,有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的和合文化,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所体现出的中国特色的话语自信,其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不断继承发扬“老话语”,充分展示话语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另一方面,也不断展现出“老话语新说”的时代性和创新性,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的话语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成果,都是和中国国情、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不同时期的中国特色在理论上的抽象概括。
    (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
    马克思指出,社会共同体是人与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需要通过社会共同体来体现,才能体现出社会共同体是由人组成的特征。习近平在国内外场合多次从以人为本的角度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根据索引统计,“人类”“人民”在习近平的讲话当中都是高频词汇,出现频率分别为249、114,权重分别为0.9006和0.8226,这充分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系列重要论述的人本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强调以人为本的人本逻辑,是对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的批判超越。几百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以物为本的资本逻辑主导下,形成了“疯狂发展生产力”并力图“超越一切空间界限”的逐利扩张型经济发展模式。今天,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其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资本主义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弊端已充分暴露。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在给人类创造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的同时,技术中心主义的发展方式也给人类带来了“现代的灾难”,现代性问题层出不穷,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突出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经济上互利共赢,实现各国的共同繁荣,纠正了西方国家主导的片面的经济全球化发展模式,是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以人为本”口号的理论回应,更是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西方经济发展方式的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重视的体现,是对中国哲学“天人合一”“大同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哲学的“天人合一”“大同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标签,这些主张代表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也构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基本准则。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之间应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实现共同发展,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
    (四)形塑世界秩序的道义担当
    王道政治是中国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对中国传统政治理念影响至深的学说,王道政治思想以“会通”“统观”的思维方式使得中华民族养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博大胸怀,并以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理念来化育天下,同时又能以“贵中尚和”的民族心态与世界和谐共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观,正是基于对国家间共同性、互动性、包容性和协作性关系的认知和倡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出的道义担当,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王道思想在当今的具体表现。从对习近平2013-2018年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文本的索引分析结果来看,“合作”和“共同体”排在前两位。这充分说明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合作特征,以及中国作为形塑世界新秩序的道义担当。
    基辛格在他的《世界秩序》一书中说到:“当代的国际规范和规范架构如果还有用的话”,“必须培育出一种共同信念”。同时他认为真正的世界秩序是“超越任何一个地区或国家视角和理想的秩序观”。从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到2015年在第70届联大会议上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来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世界秩序意蕴,再到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与世界携手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多次在国内外场合表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世界秩序新选择的态度,也向国际社会不断阐释作为“中国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真正的世界秩序”。
    (五)逐层推进的实践旨趣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自洽性不仅表现在理论自身逻辑的自洽性,更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的相通性。十八大以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经历了从理念到理论、思想,再到实践的过程。从原始文本数据年度分布表(表一)可以看出,近年来习近平在公开场合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阐释是呈逐年上升趋势的。索引分析表中(表二),“建设”词频为11,排在第2位,“治理”词频为95,排名19位。由此可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已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重要内容。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从双边、地区再到全球层面,逐步形成命运共同体网络,逐层次扎实推进。当前我们已形成从周边命运共同体到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再到发展中国家命运共同体,最后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层次实践路径。其中周边外交处于中国外交的首要位置,发展繁荣周边始终是中国外交的基本遵循。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推进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推动中非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进而继续推进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符合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另外,大国关系的良好发展,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也是中国外交努力的方向。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自洽性的时代意义
    (一)解放思想的时代价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是马克思社会理论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重要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在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下,当代中国发生了伟大的社会变革。但是,当代中国发生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而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版”。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逻辑的自洽性要求我们,一方面必须充分肯定新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割裂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一脉相承的理论联系。这对于当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来说至关重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自洽性也表现为与现实的相容性。它是针对当前国际社会现实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其顺利推进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基础上,建立各国平等协商机制,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共荣。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中国为解决全球问题而给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发起并积极倡导的,当前也得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积极响应。当前,我国通过亚投行、“一带一路”战略,通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地区命运共同体,通过积极改善大国关系,努力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是该理念的发起国,也在继续积极倡导并努力实践。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是当前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低洼地带”,因此,我们会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做出让步。但是,具体措施中的让步是为了总体战略的顺利推进,近期的一些让步是为了战略措施的长远推进。这种让步是战略性的,同时也是有底线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过程绝对不是也不会是建立在不顾国家利益而一味谦让的基础上。
    (二)增信释疑的积极效应
    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和中国外交新理念的不断推行,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也获得国际社会积极认同。与此同时,诸如“中国版马歇尔计划”、“锐实力”、“修昔底德陷阱”等多个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也在轮番上演。如何在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进一步在国际社会增信释疑,是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中的重要内容。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强调理论的历史继承性,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是其重要的理论来源。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共同体本身,而只是社会共同体的次级范畴”,如果把两种相等同,势必会“加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疑虑和恐惧”。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逻辑自洽性要求,当前亟需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基础理论的研究,加强对其基本概念内涵,以及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等基础理论研究。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逻辑自洽性强调理论的外在相容性,以及与现实的相通性。它要求我国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建共享,在实践当中不断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认同。这就需要我们注重话语研究,注重话语的“还原能力”,用世界听得懂的表达方式阐述我国对外政策。在注重话语中国特色的同时,更加强调话语的国际融通,打造融通中外的新表述,切实提升中国话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使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逐渐被世界所理解和认可。
    (三)多元共处的新思路
    冷战结束后,当意识形态冲突不再是国际社会冲突的主要来源,“文明冲突论”便大行其道。西方新保守主义学者们希望通过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来维持西方文明的优势地位。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多样性也不断发展,不同文化如何和谐共处已成为当今世界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不同文明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过程,各国应该坚持世界主义,在相互学习中共同成长。交流互鉴才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文明“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造就其巨大的包容性。尽管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以其发达的生产力和给人类带来的巨大进步而不断影响着其他文化,但正如汤因比所预测的那样,人类的希望在东方,中华文明将为21世纪人类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宝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理念,其在实践当中的推进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的重大发展,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
    (四)世界秩序的新选择
    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形成近代世界秩序以来,受资本逻辑支配的资本主义秩序规定主导着世界。这种受资本逻辑影响的世界秩序,以价值增殖和利益驱动为目标,不断满足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部分人的利益需求,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性孤立和竞争性共存。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世界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增强,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越来越不适应现实世界的发展,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问题解决的桎梏。人类亟需培育一种新的共同理念,一种能够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民族国家之间密切联系起来,以全人类利益为目标的新的世界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大多数人的利益,致力于解决全球问题,建立平等、民主的世界新秩序。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当今世界秩序的新选择,是中国给国际社会呈上的“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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