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进程的推进，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探讨成为了学术热点并形成了若干分析路径，但学者们尚未就“全球南方”概念的定义达成共识。基于这一现状，本文所锚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系统性地理解多元化的“全球南方”概念？为此，本文搭建了一个基于多层次空间政治学的分析框架，横向围绕“权力、制度、话语”维度以及纵向围绕“体系、国内、地方”维度建构了九个子空间矩阵。本文认为，“全球南方”概念可被理解为体现了北方国家同南方国家政治博弈的政治性空间场域，而本文分析框架所建构的九个各具特征的子空间彼此间相互关联且共同决定了“全球南方”概念的整体性空间面向与变革性特征。基于此，本文在承认“全球南方”概念内在多义性的基础上为理解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兼顾总体统合性与具体操作性的分析视角。

【关键词】“全球南方”；空间政治学；权力；制度；话语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以中国、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通过深度参与“全球南方”议程积极展现自身的大国担当。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概念在学术圈引发热议，国内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了研究，并主要形成了以下主张：其一，将“全球南方”理解为一种外交政策实践与分析视角，具体探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全球南方”战略；其二，将“全球南方”理解为一种外交能动性主体，探讨“全球南方”国家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其三，将“全球南方”视为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探讨中国在“全球南方”议题领域的大国担当、行动策略；其四，将“全球南方”视为一种体现了南方国家自主能动性的现代化知识范式，挖掘“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性知识探索；其五，将“全球南方”视为一种地缘政治概念，探讨其作为南北国家地缘政治鸿沟的具体表现。而在理论化阐发方面，有学者分析了国外左翼学者对“全球南方”概念的认知；有学者从共同体视角对“全球南方”概念进行了阐述；有学者探讨了“全球南方”概念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启示；最后则是对“全球南方”概念所蕴含的内在理念进行了阐发。上述学者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阐发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但也存在一个显著的困惑，即我们如何系统性地理解多元化的“全球南方”概念？又应如何从对于“全球南方”不同层次的分析出发得出有价值的分析议题？本文试图基于多层次的空间政治学视角具体把握“全球南方”概念的内在多义性。

二、多义化的“全球南方”与多层次的空间政治学分析框架

从概念源流上看，“全球南方”概念中的“南方”源于安东尼奥·葛兰西所撰写的《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报告，关注的是意大利南北经济不平衡状况。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南方问题”被纳入全球尺度，用以指代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在实践层面建构了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反霸共同体。而具体的“全球南方”则是卡尔·奥格尔斯比于1969年提出的概念，用以指代处于被“管理”、被“领导”的结构性中下层国家。后经过“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又称“南北委员会”）提出的“勃兰特报告”等文件的阐发，“全球南方”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第三世界”等概念。2013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了题为《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的报告，肯定了南方国家崛起的伟大历史进程。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南方国家作为一支推动和平进程的独立自主力量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南方”概念所蕴含的时代价值。

但是，什么是“全球南方”？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学术圈可被划分为一元定义论与多元定义论。持一元定义论的学者主要来自于西方，他们惯于将“全球南方”国家描绘为“落后”且“需要帮助”的依附性他者，或是直接将“全球南方”概念理解为一种狭隘的地缘政治概念。例如，豪尔赫·海涅认为，“全球南方”国家是指那些在国际社会中相较于“全球北方”国家而言更加贫穷、收入差距更大、预期寿命更短且生活条件更恶劣的国家，而“全球南方”本身则代表了这些国家之间所存在的地缘政治共性。持多元定义论的学者则拒绝为“全球南方”下确切的定义。刘德斌和李东琪就认为，“‘全球南方’不是一个确切的概念，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所涵盖的范围绝非变动不居的空间”，他们的研究揭示了这一概念的“身份之变”“范围和构成之变”以及“内外互动之变”，体现了“全球南方”浮现过程中的动态性、持续性以及多元性的特征。

上述定义模式都存在不足。一元定义论所体现的是霸权护持的逻辑，是西方国家为固化“全球南方”的落后形象所编织出的话语陷阱，以最终为霸权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控制提供合法化理由。而从更为根本的视角出发，一元定义论源于霸权中心主义的世界认识模式，认为稳定的国际秩序必然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霸权力量来施加管理，是黑格尔式等级文明观以及基督教神学一元论创世神话的当代复现。多元定义论肯定并承认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多样性及其所带来的秩序平衡，但催生出了不可知论。小约瑟夫·奈就指出：“任何希望能够更加准确描述世界的人，都应当警惕使用‘全球南方’这类具有误导性的术语。”

如表1所示，多层次的“全球南方”子空间内的政治博弈形塑了“全球南方”的整体性政治空间。本文认同有关“全球南方”概念的多元定义论，因为其超越了本质主义，展现了这些国家对于发展、公平、正义的追求。但本文更希望从“全球南方”多层次主体所展现出的行为特征出发来把握这一概念。与此同时，“全球南方”不仅仅是体现了“发达-落后”的地理空间，还是由霸权关系所生产出的具备“中心-边缘”压迫关系的政治空间。一方面，“全球南方”国家积极建构反霸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霸权国集团则一直试图操纵“全球南方”概念，谋求淡化其批判色彩并分化其内部成员。由此可见，“全球南方”概念可被理解为一种充满了权力政治性的空间场域。这就为空间政治学的出场提供了条件，因为空间政治学将政治性空间作为研究对象，进而揭示蕴含在政治实践、机制架构以及意识形态背后的空间结构并解释权力是如何被嵌入其中的。而“全球南方”作为一个指向全球化、地缘政治以及后殖民性的概念，呈现出横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多元网络化模式。此外，基于空间政治学视角的“全球南方”概念阐发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家间共存并突破国家边界，在人民—国家—全球的三重维度中思考并衡量现代化的意义与方向，进而实现整体性的人类发展历程。

从横向来看，“全球南方”空间包含权力、制度以及话语三个子空间。首先，权力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而权力因素是国际秩序运行的基底，也是地区秩序建构的基本条件。因此，权力构成了“全球南方”空间政治学的物质性基础，“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就是其权力空间因其经济实力不断跃升而得以扩充的直接结果。其次，制度的使能和赋权作用使其成为行为体利益博弈的重要场域，但也能让弱小国家发挥与之实力不相称的影响力。而制度空间则设定了行为体在制度内部的活动空间，“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的过程亦是其同北方国家争夺制度性权力以扩充制度空间的过程。最后，话语不仅能够建构集体身份，还是维持权力分配和巩固权力结构的重要工具，“即A让B去做B不想做的事情。”“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建构变革性的元话语体系同美西方国家争夺话语主导权以维护自身利益。

从纵向来看，“全球南方”空间则包含体系、国内以及地方三个分析层次。首先，体系层次因素是“全球南方”国家同北方国家展开博弈的最重要场域，因为“全球南方”概念的内部共性即源于这些国家对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批判。其次，国内层次因素同一国的“全球南方”国际合作息息相关。例如，印度在形塑自身“全球南方领导者”角色的同时还同美西方国家保持密切政治经济关系的“全球南方”外交就受到莫迪政府右翼民粹主义议程的显著影响。最后，地方层次因素也影响到“全球南方”政治空间的建构，因为这些国家内部的社群主义实践与内在多元性能够自下而上地推进国际秩序变革。正如两位学者所言：“有必要超越现有的国家中心主义方法，研究南南合作是如何根植于特定的国家—社会结构之上的，而新兴大国所追求的战略往往会受到来自下层争论的影响。”多层次的空间政治学框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南方”概念的多元化表现。由此，我们能够更好地赋予这一概念以动态化理解，并观察其得以不断被创造和重塑的内部过程。

三、多层次“全球南方”空间政治学的子空间

本章节将具体叙述多层次“全球南方”空间政治学的子空间。

（一）体系层次的权力空间：“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

体系层次权力空间的主要特征即“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冲击了既有的国际格局，为国际秩序变革注入了新能量。进入21世纪以来，始于19世纪的南北经济发展大鸿沟开始消弭，取而代之的是“全球不平等演变的分水岭”，“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实力大幅跃升。2007年，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份额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截至2023年，新兴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的全球份额占比已经达到58.9%。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了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分析，2025年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为3.7%，显著高于发达经济体的1.4%。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内部贸易进程持续推进，2023年南南贸易总额已经达到5.6万亿美元，超过南北贸易总额占到全球贸易总额的18.1%。“全球南方”国家还拥有近80%的世界总人口，具备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与广阔的内部合作前景。

基于此，“全球南方”国家在形塑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2年俄乌冲突期间，“全球南方”国家拒绝追随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全方位制裁。2023年巴以冲突爆发后，“全球南方”国家一直积极呼吁停火与公平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在受到美西方国家阻挠的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强化内部团结，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并促成联合国大会巴以冲突第十次紧急特别会议的召开。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促进能源转型、缓解贫困问题以及谋求公正治理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中国、巴西、印度等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凭借自身同“全球南方”国家紧密的历史文化纽带积极在特定议题领域发挥专业优势，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公正化转型。例如，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政策倡议向“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印度通过主办三届“全球南方之声”峰会的方式强化同“全球南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巴西则借助自身全球第二大农业出口国地位致力于维护“全球南方”粮食安全。

（二）体系层次的制度空间：“全球南方”新兴国际制度的扩展

体系层次制度空间的主要特征即“全球南方”国家在当前国际制度中的代表性不断提升，与之同步的是新兴“全球南方”国际制度的持续扩展。“全球南方”国家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国际制度框架中发挥着重要的议题设置作用，有效维护了“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利益。在机制变革方面，印度、巴西等国联合非洲“全球南方”国家极力推进联合国安理会改革。与此同时，一些传统的“全球南方”国际机制也重新焕发光彩。2023年9月，“77国集团与中国”峰会通过的《哈瓦那宣言》呼吁全面改革国际金融结构，构建更包容、协调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除此以外，一些“全球南方”国家还在美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中发挥重要的能动作用。2022-2026年，印度尼西亚、印度、巴西以及南非已经或将轮流担任G20轮值主席国。在此期间，印度尼西亚促成了与会各国就俄乌冲突达成共识，并重点关注金融、反腐以及税收等议题；印度促成了非洲联盟的加入，进一步提升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巴西重点关注气候变化、全球不平等以及贫困等议题，致力于强化G20的包容性；而南非也将借此机会更多地展现非洲“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领导力。

与之同步的是“全球南方”新兴国际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扩展。金砖国家合作机制（BRICS）已经从仅仅涉及经济议题的单一功能性国际制度发展为涵盖政治、经济以及人文议题领域的“三轮驱动”综合性国际制度，成为了“‘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2024年1月，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伊朗以及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印度尼西亚则于次年1月正式加入。扩员后的金砖国际合作机制将进一步强化“全球南方”国家对于全球治理的参与度与影响力，持续致力于“放大并将全球南方的声音进一步纳入二十国集团议程。”金砖国家还共同设有新开发银行（NBD），其目的是为成员国提供结算便利与贷款服务，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另一重要的“全球南方”国际制度上海合作组织（SCO）也实现了多轮扩员，目前已拥有10个正式成员、2个观察员国以及14个对话伙伴，成为了各成员国开展多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除此以外，印度、巴西以及南非重启了“印度-巴西-南非三边对话论坛”（IBSA），并在第79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了基于该制度框架的外长会议，重申了南南合作与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性以及与会各国对此的坚定承诺。

（三）体系层次的话语空间：“全球南方”全球治理话语的扩散

体系层次话语空间的主要特征即“全球南方”国家全球治理话语的扩散。权力和话语是能够相互转换的，通过话语表述，权力拥有者能够掩盖其实际意图并将有利于自身的信息传递给听众以实现自身战略目标。长期以来，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被美西方国家所把持。经过粉饰，自由民主价值观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被描绘为旨在建立一个开放的、松散的以规则为基础、以进步思想为导向的世界秩序，并被置入了单一的现代性路径。基于此，“全球南方”国家成为了“落后”的代表，其必须通过一系列改革来实现“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美西方国家还通过对冷战后空间和地理的描述与刻画，将“全球南方”国家“安全化”，以此来彰显自由民主国际秩序的优越性并为军事干涉提供合法性理由。正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言，美国早就学会了通过“抽象的普遍主义来掩饰其帝国野心”，以“遮掩领土获得和领土占领的明确意图。”与此同时，伴随着美国社会科学界依托“实证主义”等方法论迅速在全球范围内积累影响力，之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原子化“本质主义”观点进一步占据了主要话语空间。

但是，当前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所展现出的脆弱性表明世界政治已然被“嵌入一个包含等级制和权力不平等的规范与制度结构之内，从而内生地产生论争、抵制和分配性斗争。”与之相伴随的是，“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秩序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从原本的“边缘性反抗”转向“结构性重塑”，经常提出变革性全球治理话语。例如，中国就先后提出了包含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的“三大倡议”，讲出了旨在促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话语。印度提出了“全球发展契约”（Global Development Compact）理念，宣称将在以人为本的原则下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巴西则在“全球南方”外交实践中奉行“新南方认识论”，在批判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南南联盟以推进国际秩序的有力变革。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也正日益超越西方既有范式，更加注重从本土化视野出发建构理论话语体系。“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视野下南南合作的强化以及新兴“全球南方”国家所展现出的话语规范施动性正日益塑造出一种多元化的全球秩序与话语空间。

（四）国内层次的权力空间：执政团体的本土化色彩愈发增强

国内层次权力空间的主要特征即强调身份政治的本土化执政团体逐渐占据“全球南方”国家国内政治生态的主流，并在这一过程中压缩了原有主流政治团体的权力空间。长期以来，以自由化为本质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并未能真正解决“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发展问题，而是将其同全球资本主义深度绑定并结成了依附关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通过设置条件性的援助门槛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自由化进程。其结果便是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造成了大规模的不均衡发展和失业，亦由此引发了先前执政团体的合法性危机。在这一过程中，身份政治开始兴起。此前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展中失意的民众迫切需要寻回丢失的承认。上升到国家层面，在本体安全的驱使下，“全球南方”国家迫切需要在动荡甚至断裂的国际秩序中解决丢失的主体性问题以保障自身的身份安全，但传统的中间政党出于“选票最大化”的考虑并不能提出迅速且有效的解决方案，其最终结果便是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民粹主义领导人上台执政。

民粹主义最为核心的特征是其强调“人民-敌人”的二元对立以实现对既有精英的攻击，并将后者视为“他者”。正如保罗·塔格特（Paul Taggart）所言，民粹主义代表着对自由主义的反动。在新自由主义霸权之下，民粹主义已经蜕变为一种群众性的反全球化本土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得到了广泛支持。一时间，民粹主义者在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全球南方”国家强势上台，或是作为重要政治反对派出现在南非、印度尼西亚等“全球南方”国家内部，深刻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为应对当前新自由主义危机所作出的反应。一些民粹主义领导人还会运用激进的反西方言论来争取国内民众的支持并煽动国民对于西方的敌视。因此，尽管民粹主义项目侵蚀了民主，但民粹主义者却通过民族主义话语成功赢得了底层民众的支持，通过民粹主义行动保障了底层民众的利益，将被新自由主义霸权所遮蔽、压制的政治化进程重新带回国内政治日常辩论之中，亦同时扩充了本土主义政治行动的空间。

（五）国内层次的制度空间：自主发展型政治制度的扩展

国内层次制度空间的主要特征即“全球南方”国家摆脱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束缚，转而建立独立自主的发展型政治制度。发展是“全球南方”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苏东集团的瓦解以及“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强调自由放任以及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大行其道，并被强制嵌入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实践之中。受其影响，一大批“全球南方”国家开启了自由化政治改革，在取得了一定程度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贫富差距。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国家新殖民主义的体现，其目的在于为西方国家的资本扩张扫清道路并维护其经济利益，并不契合“全球南方”国家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需求。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道路并谋求建立独立自主的发展型政治制度。而东南亚地区的“全球南方”国家踏上这条自主道路的时间更早，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成功使得“人们认识到政府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管制者的角色，长期对市场秉持坚定的意识形态将会逐渐走向终结”，有力冲击了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制度空间。

但是，亚洲金融危机凸显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尽管其具备一定的自主性，但仍未彻底摆脱依附性。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历史实践无疑是“全球南方”国家独立自主实现现代化的典范，其追求民主与共同富裕的有机统一，以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以及以共同富裕确保人民在经济上共享发展成果，建构了既有民主参与又有民生保障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民主，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优越性，进而在发扬现代性科学创新精神、借鉴现代性民主、自由平等以及开放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内在悖论的彻底扬弃，超越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制度话语叙事，极大促进了“全球南方”国内层次制度空间的扩展。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也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发展制度实践。例如，印度的莫迪政府就积极推动“莫迪经济学”，依托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叙事致力于破除以往发展模式的瓶颈。巴西的卢拉政府也积极推进“劳工社会主义”，探索符合巴西国情的发展制度。这些自主型发展制度的扩展有力冲击了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在国内层次的制度空间中的主导地位。

（六）国内层次的话语空间：本土规范、民族主义语法的扩散

国内层次话语空间的主要特征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本土规范、民族主义语法逐渐取代西方主流政治话语叙事。长期以来，西方政治学话语充斥于“全球南方”国家的国内层次话语空间，并在新自由主义霸权的配合下支配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内部现代化进程。但是，“全球南方”国家并未停止本土性规范的建构，而是在长期的“去殖民”实践中愈发强烈地意识到了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文化面向，致力于“基于第三世界经验，对20世纪自由帝国主义世界观中的‘现代化’观念的批判改造，并将之‘社会化’”，“全球南方”国家在这一进程中意识到：“只有通过这一行动，在帝国主义霸权秩序宰制下的‘弱小民族’才能真正作为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主体，进入到新世界。”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规范能动性从未丧失，而是在反抗的过程中成功调动了多样性的历史资源，有力地回应了来自西方的政治与理论霸权，也挖掘并梳理了那些属于“本土”的思想资源，拓宽了本土性政治话语的内部空间。

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上述话语空间的扩展进程也随之呈现出两种面向。首先是一些“全球南方”国家内部民族主义话语的兴起。这一话语往往同民粹主义议程相结合，以完成旨在从上而下排除“精英”且由内而外地排除民族“他者”的“主权主义运动”（Sovereigntist Movement）。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印度莫迪政府所推行的“印度教特性”右翼民粹主义议程，其通过自我宣称“世俗主义”政党以及对“世俗主义”进行再定义等方式将“世俗主义”融入自身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其次是依托本土实践实现对既有话语规范的能动性改造。例如，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成功实践就具备“天下”政治观、民本思想以及贤能政治的传统思想渊源，其通过对剥削阶级国家权力的阶级性以及多党选举民主制度的超越，建构了完善“三位一体”国家建设的有效民主制度体系保障，突破了西方自由主义对于民主概念现代解释的支配，从“全球南方”国家的视角揭示并扩充了民主新的形态与话语内涵。

（七）地方层次的权力空间：“全球南方”共同体意识的觉醒

地方层次权力空间的主要特征是“全球南方”共同体意识的觉醒，即“全球南方”国家人民积极强化国际合作以形成能动性政治力量的过程。虽然当前国际秩序受到新自由主义霸权的支配，但其内部仍处于持续的运动中，其结果就是西方式的“利维坦”秩序隐喻在固化国际不平等的同时亦催生出了边缘以及半边缘地区的反抗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国际秩序的能动性主体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而是人的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内部与之间的相互运动则共同决定了人类历史的总体进程。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概念之所以能被还原为一种地方性权力场景，就是因为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在建构的过程中是被动接受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原则的。实际上，很多“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存在着各种人口混居、重叠的社群，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主权观念与国家边界概念。因此，这些国家往往面临着各种跨国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但这类安全问题的解决过程实际上也是各群体之间建立交往与认同的过程。而共同的殖民经历能够使“全球南方”国家人民克服差异性、实现团结，进而为“全球南方”共同体的建构创造条件。

在具体的历史实践中，“全球南方”国家在对霸权主义的反抗中建构起了国家间“不分大小、贫富、强弱”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其团结与和平运动则进一步凸显出了“世界人民大团结”理想。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大量地方性思想资源得以被调动，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全球性价值。而正是在国际主义政治运动的这一旗帜之下，“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运动在更广泛的群众政治认同层面被连接起来，并进一步构成了“全球南方”共同体人民的新世界观。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所建构的共同体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社会性联系的自然生发，是自下而上的建构过程而非自上而下的强制过程，这就使其超越了西方语境中诸如“安全共同体”等提法，因为后者仍根植于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假设以及国家中心主义，是体系结构所造成的直接结果。除此以外，“全球南方”共同体的能动性亦在整体性的南北关系中展开，其不是结盟、更不是排斥，而是谋求在同北方国家展开对话的基础上彻底消解南北关系不平衡的状态，例如，尼加拉瓜一些地区就通过与远在英国的国际主义者“结对”（Twinning）的方式对抗美国的干涉。因此，“全球南方”共同体在地方层面构成了拓展权力空间的重要力量。

（八）地方层次的制度空间：地方性社会治理制度的扩展

地方层次制度空间的主要特征是“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地方性社会治理制度的扩展。社会治理是指特定的治理主体对于社会实施的管理。长期以来，西方式的社会治理观念在“全球南方”国家内部有着很大影响力，其在借鉴私营部门内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强调多元主体的参与、对于利益冲突的调解以及社会公共服务供给质量的提高，最终目的是在社会层面实现对于民主、法治以及公正等价值的追求。很显然，这种社会治理模式并不完全适用于“全球南方”国家的情况。首先，西方社会治理体系强调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其背后所体现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个人主义原则同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所崇尚的系统性思维方式以及集体主义原则相背离；其次，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源于自由主义传统，强调公民自治的同时力图弱化政府参与，这同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迫切追求国家能力提升的实际情况不符；最后，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是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直接结果，这同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的当前发展阶段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全球南方”国家必须基于自身历史发展经验建构出相应的社会治理制度。

印度就有类似实践，其基层治理是围绕着村、区、县三级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 Raj Institution）建立起来的，一般由五个高种姓村社长老组成，行使着行政、立法以及司法权并控制着村社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现代印度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制度载体。据统计，当前印度共拥有超过26万个村级潘查亚特、6000余个区级潘查亚特以及600余个县级潘查亚特，其基层治理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全球南方”地方层次的制度空间。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亦有着丰富的土地治理实践，中国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公社制度演变为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印度则依托英迪拉·甘地的绿色革命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虽然两者的发展路径与政策成效截然不同，但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冲破当今资本主义所编织的罗网以实现农业自主化与现代化。除此以外，“全球南方”国家地方层面的社群实践正依托“转型主义”开展横向交流、学习与合作，其强调多元主义的本体论为不同的社群提供了发展方案，并通过渐进的方式有效扩充了自身的制度空间。

（九）地方层次的话语空间：地方性话语知识的扩散

地方层次话语空间的主要特征是“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地方性话语知识的扩散与主体性寻回的过程。长期以来，帝国话语时常通过隐蔽方式侵入到“全球南方”国家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刘禾认为，帝国的政治话语会通过“衍指符号”介入被殖民国家的本土语言之中并将背后的权力目的掩盖起来。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国家本土语言的表义权被完全压制了，外来语言借助“主权平等”的外衣实现了公度性和文字的“完全对等”。而“全球南方”国家的主体性也随之被遮蔽，取而代之的是“主体的客体化”。佛朗兹·法农（Frantz Omar Fanon）曾说：“我的精神世界充满着找到世界本源的愿望，后来我发现我只是他类客体中的一个客体。”他的言论揭示了“全球南方”国家人民所面临的主体性缺失及其所引致的不安，他们生活在不同文化的缝隙之中，被迫忍受着侵入性殖民文化所带来的矛盾、不稳定以及混乱，接受着殖民国的教育却永远无法摆脱客体化的身份。而知识是殖民者所编织的权力矩阵中最为基本的控制工具，被用于固化西方对他者的支配关系。因此，迫切需要对帝国知识进行去殖民化及发展去殖民化的知识以重构知识的秩序。

从万隆会议起，“全球南方”国家逐渐摆脱了这种客体化进程并开始真正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全球南方”国家国际主义行动指代了超越殖民主义的“认识论”与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来自属下阶层，即受压迫的群众，它们试图改变我们生活中的术语和价值观，并试图建立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共时性认同。与此同时，一些“全球南方”学者致力于破除旧殖民主义知识的霸权地位，选择从本土经验知识出发重构学术话语叙事，进而从知识论上将“全球南方”国家从不平等的学术权力关系中解放了出来，有力促进了地方性知识的扩展与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诞生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元话语如“反殖民”“独立自主”以及“不结盟”等迅速实现了系统化，并在由“全球南方”政府与国际组织、学者与智库、媒体机构以及文化工业所共同构成的“阐释共同体”中实现了有效而广泛的国际传播。而依托“跨域主义”展开的“全球南方”知识传播实践则有助于进一步超越不同地区的地理界限，强化地方性知识对于西方化知识的批判性反思并实现“新世界主义”的历史转向与话语空间的拓展。

四、结论

本文基于多层次空间政治学的分析，从九个不同的面向揭示了“全球南方”概念的内在多义性。正是基于“权力、制度、话语”以及“体系、国内、地方”维度划分的九个居于不同层次但又相互关联的子空间共同决定了“全球南方”的整体空间，并将其塑造为当前国际政治中最为重要的变革性力量。与此同时，本文的分析也表明，“全球南方”的内在能动性与政治博弈绝非仅仅在国际政治层面展开，而是涉及多个层面的系统性、全方位解殖过程。因此，对于“全球南方”概念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单一学科框架之内，而是应横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传播学以及文学等多个学科。借助本文所提出的多层次空间政治学分析框架，不同学科的学者既能够锚定为其所关注的学术重点，又能够在一个统合性框架内寻获对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