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全球南方觉醒与复兴的时代进程中，深入推进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承载着非凡的战略意义。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实现“四大全球倡议”共振落地，进而彰显全球南方谋求自主发展、寻求共同安全、促进文明共生、实现治理变革的关键性实践。清晰地将其定位为中国与周边发展振兴的协作引擎、安全稳定的示范区域、文明互鉴的融合之地、治理变革的关键力量，实现从“中心—边缘”到“共同发展”、从“零和安全”到“共同安全”、从“文明冲突”到“文明互鉴”、从“霸权治理”到“共商共建共享”，将使这一共同体成为撬动全球南方整体崛起的战略支点，为构建一个更加平等、包容、普惠、安全、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全球南方力量”。这一进程，必将深刻影响21世纪国际格局的走向。

【关键词】“四大全球倡议”；周边命运共同体；全球南方；战略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理念。为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实践，中国陆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四大全球倡议”。以周边区域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选议项和优先对象，既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经之地和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地缘依托和前提保障。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周边国家的安定繁荣也离不开与中国进行更加紧密的合作。2025年4月8日至9日，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要以全球视野审视周边，增强做好周边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指引，也是中国推动周边地区再地区化的精髓所在。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集体性崛起的宏大背景下，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迎来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本文以此为背景，从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视角，试图在战略逻辑层面揭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演进。

一、发展逻辑：从“中心—边缘”到“共同发展”的范式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无论从地理方位、自然环境还是相互关系看，周边对我国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中国经济总量虽稳居世界第二，但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与大多数周边国家一样，因而共同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现代化的核心任务，对推进共同发展、最终实现现代化有着强烈的追求。

（一）发展范式：对传统区域主义的超越

随着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与“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西方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回应南方国家追求公平正义、自主发展的现代化诉求。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别于西方模式的崭新案例。周边国家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转型等领域合作空间巨大。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中国可通过技术转移、能力建设、经验分享等方式，助力周边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化道路，共同丰富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中国与周边国家携手共建现代化，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区域协同发展范式。

一方面，对传统“中心—边缘”发展范式的超越。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摒弃了传统“中心—边缘”模式中“中心主导、边缘依附”的不平等逻辑，通过平等共生、互利共赢、开放包容的合作体系，实现了对这一传统模式的全方位超越，重塑了区域合作的底层逻辑与价值内核。在与周边国家合作中，中国不追求主导地位，而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与周边国家共建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积极回应了“中心—边缘”结构的资本逻辑批判、霸权主义批判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诉求。例如，中老铁路不仅让老挝从“陆锁国”变为“陆联国”，更带动老挝参与区域电子、农业加工等产业分工，而非仅作为资源输出国。

另一方面，对竞争性区域主义的超越。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地区主义指的是一种关于共同地域认同感的表达，主要是指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塑造集体行动的制度创建和政策实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周边的地区主义制度化程度还远远不够。随着“亚洲世纪”的到来，中亚国家日益将外交关系转向东方。与此同时，亚洲国家也同样将目光投向中亚，以寻求能源资源和新市场。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中美竞争升级导致地区形势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亚洲地区主义的整合更加活跃。伦·弗罗斯特以“竞争性地区主义”为切入点，分析了亚洲广泛存在的各类地区主义，认为亚洲的区域机构是地缘政治的生动体现，它们反映了权力平衡、政治妥协、共同的安全挑战、战略竞争、贸易和投资关系以及公共外交。各国提出的地区主义倡议不仅是对地区经济、商业、安全、人文等领域务实合作需求的回应，同时还受自身利益界定、地缘政治因素等的影响。面对当下中国周边地区主义概念泛滥但成效不佳的问题，中国所提出的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更加丰富，制度更加兼容，路径更加柔和，是实现中国周边再地区化的一个切实可行的优选方案。

（二）发展路径：“硬联通”和“软联通”的双重协同

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硬联通”与“软联通”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两大支柱。硬联通是物理基础，聚焦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解决“路通”“物通”的问题；软联通是制度与情感纽带，聚焦规则标准对接、人文交流互鉴，解决“制通”“智通”的问题，二者共同支撑起区域共生共荣的合作体系。

硬联通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核心，通过搭建跨区域的交通、能源、信息等实体网络，打破地理阻隔与物理壁垒，为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民生改善提供硬件支持，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骨架”，涵盖交通网络、能源网络、信息网络等多领域。在交通网络方面，打通“陆、海、天、网”通道，重点解决“互联互通最后一公里”问题，构建覆盖周边的立体交通体系。例如，陆路方面，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雅万高铁等跨境铁路，直接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将老挝、印尼等国接入区域铁路网。老挝也积极主动地与邻国开展互联互通合作，同时积极寻求提升自身能力，推进老挝在不断扩大的区域互联互通中作为区域物流枢纽和发展门户的预期角色。在能源网络方面，构建多元互补的能源安全体系。针对周边部分国家能源短缺、结构单一的问题，通过跨境能源管道、电网互联，实现能源资源的高效配置与安全共享。例如，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存在随处可见，并逐渐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伙伴之一。中国与中亚国家共建的天然气管道，既保障中国能源供应，也为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提供稳定的能源出口渠道。在信息网络方面，推动“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助力周边国家跨越“数字鸿沟”，共建跨境通信与数字基础设施。例如，自2015年东盟经济共同体成立以来，东南亚地区的一体化程度更加紧密，中国与东盟合作建设“中国—东盟信息港”，推动5G技术、光纤网络在东南亚的普及。中国“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全面诠释了“全球化5.0”，在东南亚地区发展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铁路、港口、公路和能源项目。

软联通以“规则对接、人文互鉴”为核心，通过消除制度壁垒、增进文化认同，让周边国家在理念、规则、情感上形成共鸣，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血脉”，包括规则标准对接、人文交流互鉴和治理经验共享等。软联通作为新型国际合作的制度协调实践，其理论建构根植于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化进程。在规则标准对接方面，重点在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贸易、投资、技术等领域的规则互认，让“硬联通”的成果更易转化为实际合作效益。例如，中国与东盟等国共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实施，实现区域内90%以上货物贸易零关税；中国与巴基斯坦两国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外交领域的合作，以促进中巴经济走廊（CPEC）建设，并表明中巴两国将继续致力于在新的数字生态系统中向当地和全球受众更好地展现CPEC的故事。在治理经验共享方面，中国不搞“模式输出”，而是基于周边国家需求，分享减贫、基建、公共卫生等领域的治理经验，帮助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建“减贫合作示范村”，帮助当地村民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

近年来，美国不遗余力推进“脱钩断链”。数十年来推动东南亚发展的超全球化和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的扩散，如今似乎已经彻底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全球大国以国家为主导的努力，旨在将就业和生产转移回国内，规范供应链，与地缘政治对手脱钩，并在技术、市场和国家影响力方面展开零和博弈。相比之下，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规则标准协同、技术创新共享等途径，中国与东南亚等周边地区形成了“以链带面、以面促体”的发展格局，打破了传统“中心—边缘”模式的依附性，塑造了平等互利的新型区域合作范式。

（三）发展目标：携手实现全球南方的现代化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秩序深度调整、贸易保护主义全面抬头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南方”作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正深刻重塑国际格局。中国与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同属“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在历史交往、地缘联系与发展诉求上有着深刻的内在契合。周边国家既是古丝绸之路的核心节点，也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其战略价值在全球南方框架下得以凸显。

“全球南方”并非一个本身存在的实体，不仅被描绘成一个抵抗“北方”在多边环境中的主导地位的空间，也更广泛地抵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其他形式的全球霸权。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是区域合作的典范，更是全球南方自主发展的缩影，也是中国在全球南方地区推进共同命运体理念的重要实践。现代化交流互鉴是新时代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关系深入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这一战略选择是基于亚洲地缘政治变化以及中国自身发展战略的考量。通过加强与周边各国的合作，中国旨在构建一个互利共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中国拥有世界级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强大基建能力，通过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周边各国发展战略深度对接，如蒙古国的“草原之路”、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乌兹别克斯坦发展新战略等等，促进中欧班列提质增效、中吉乌铁路建设、跨境经济合作区拓展、能源矿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构建等，可以充分激活这一全球南方关键区域的增长潜力。

发展是一个试图涵盖社会转型过程的极其复杂的概念。中国在亚洲地区拥有丰富的经济资源和技术优势，可以为周边国家提供帮助和支持，共同实现发展繁荣。周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面临技术依赖、规则失语、产业低端锁定等多重困境。中国推动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通过打破传统桎梏，实现去依附化发展，摒弃“现代化=西方化”的单线叙事，落实“发展权是首要人权”的理念，强调现代化路径的多样性。在RCEP框架下建立“发展友好型规则”，允许最不发达国家分阶段履行义务，实现包容性增长。

有学者指出，全球南方国家以农业为基础，在经济和政治上依赖全球北方，全球北方在国际贸易和政治上仍然主导和引导着全球南方。中国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重发展成果的共享，确保共享发展对减少不平等、消除贫困、促进人类发展起到作用。中国主张与周边国家加强经济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共同构建开放、包容、互利的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本质是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路径的集体觉醒，更向世界证明现代化可以是多元文明共生、发展成果普惠、安全与繁荣并重的进程。十多年来，国际格局深刻变动，周边地区形势也经历了波折发展，中国始终重视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并在全球南方携手共建现代化的新时代背景下继续将之推向深入。

二、安全逻辑：从“零和安全观”到“共同安全观”的范式变革

中国周边地区地缘环境复杂，涵盖了东亚、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多个地区，且地缘环境各不相同，危害地区安全的各类因素复杂交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强调从“零和安全观”到“共同安全观”的范式变革，核心是打破“一方安全必然以另一方不安全为代价”的零和博弈逻辑，转向“安全不可分割、利益休戚与共”的合作逻辑，是周边安全合作的根本性理念升级。

（一）核心动因：零和安全观的失效与周边安全需求的升级

零和博弈是一类竞争性博弈，其中所有玩家的收益总和为零。零和安全观以“零和博弈”为底层逻辑，将安全视为“排他性资源”，认为一国的安全利益实现，必须建立在削弱或牺牲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常见表现为军事同盟、军备竞赛、阵营对抗，本质是孤立、对抗的安全模式。

零和权力政治是对人类安全的根本威胁。当前美国的大战略游走于孤立主义和离岸平衡之间，这些战略基于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将国际行动视为零和博弈。西方普遍用零和博弈的眼光看待中国崛起，一些学者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中国文化和全球治理观进行了意识形态解构，认为中国正在挑战西方主导的全球治理体制，并试图将国际秩序中国化。与零和安全观不同，共同安全观以命运与共为底层逻辑，强调安全是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周边国家的安全相互关联，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复杂交织，单一国家无法独善其身，需通过对话协商、合作共治实现共同安全。

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周边国家对安全的需求也在升级。一方面，周边国家相互依存程度正在深化，经济、能源、产业链的深度绑定，使一国的安全或动荡必然传导至周边，导致零和对抗的代价远超收益。例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高度依赖原油，原油进口量和消费量均位居世界首位。因此，中国的石油安全至关重要。然而，地缘政治风险等事件对原油生产、运输和消费造成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因素和大国干涉，中国周边地区的各类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不断突破国界，恐怖主义、跨境犯罪、公共卫生危机等问题，无法通过“排他性安全”解决，必须依赖多国协同应对。例如，全球经济治国方略的崛起考验着韩国的“美国依赖安全，中国依赖经济”的战略；中亚各国与印度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观点和利益，例如跨境恐怖主义、武器和毒品贩运、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宗教分裂主义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威胁以及确保阿富汗周边地区的和平与安宁等。在此背景下，奉行“小圈子”“集团政治”的零和对抗模式反而会进一步加剧安全困境，引发周边国家更大的安全焦虑，导致恶性循环，不符合周边国家对稳定发展环境的核心需求。

（二）主要举措：从“对抗逻辑”到“合作逻辑”的转向

第一，在安全主体方面，从“单边主导”到“多边共治”。地理规范在国家行为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由此引发各种行为模式，包括合作、竞争和冲突。在与周边国家交往中，中国坚持摒弃“大国定义安全规则”的做法，尊重各国平等的安全关切，通过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安全对话等多边机制实现共同议程、共同决策。在争议领域，中国倡导以对话协商管控分歧，从危机管控到规则共建，以平等协商而非施压推动边界问题等争议领域问题解决，为周边国家处理各类争议提供和平范式。

第二，在安全维度方面，从“单一安全”到“综合安全”。不再仅聚焦军事、领土等传统安全领域，而是将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同时纳入安全合作范畴，例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应对湄公河流域洪涝灾害，就是综合安全的实践；再如，经济发展被视为建立东南亚和平稳定的关键，而发展与安全之间的联系在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建立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双轨实践，既能解决周边国家对领土主权、军事安全的核心关切，又通过非传统安全合作扩大了安全共识，打破了安全只能靠对抗的旧思维。

第三，在安全手段方面，从“威慑对抗”到“对话协商”。中国尊重各国安全自主，不搞阵营对抗，不强迫他国选边站，尊重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安全路径，强调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协商代替施压为原则，即使存在领土、权益分歧，也通过平等对话机制管控分歧，避免冲突升级；同时通过非传统安全合作积累互信，弱化对抗思维。在推动与周边国家安全共同体的建设中，美国因素不能忽略。有学者指出，中国并不对美国构成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军事威胁，因此美国在太平洋采取敌对的军事姿态是不明智的，可能会不必要地制造紧张局势。相比之下，中国始终秉持对话协商的态度与美国开展外交关系。在中亚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比如，内部不稳定、领土分裂、政府机构薄弱等长期威胁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安全，加之与阿富汗接壤的边界广阔且防卫不力，跨境威胁频发，因此需要与俄罗斯或中国合作抵御这种威胁。

这一范式变革的最终目标，是让周边国家从安全博弈的对手转变为安全合作的伙伴，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稳定的安全环境支撑。俄乌冲突发生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制裁，进一步加速了全球阵营对抗的趋势。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实践，以共同安全为核心，通过传统安全筑根基、非传统安全扩共识的双轨路径，既管控领土、军事等传统安全分歧，又协同应对跨领域非传统威胁，最终形成“安全互信—合作深化—共同安全”的良性循环，为周边稳定与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三、文明逻辑：从“文明冲突”到“文明互鉴”的范式变革

文明具有普遍性，是一种超越族群、民族和国家的认识对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明互鉴，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根本指引，核心是尊重差异、寻求共鸣、务实合作。既不搞文明霸权，也不回避价值共识，在文化交流、发展实践、和平对话中挖掘不同文明的共同追求，将文明互鉴转化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纽带。

（一）理念变革：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

周边命运共同体必然意味着塑造共同的价值观念。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以西式自由民主的价值观为基础，但缺乏足够的包容性，难以说服整个亚洲国家和民众。相比之下，中国提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强调互不干涉和相互尊重，认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承认所有参与国通过共同的全球化实现和平与繁荣，体现了中国特色外交精神和合作共赢的负责任态度。

人类通过社会相互联系，并通过文化表达这种关系。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首要追求是和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明互鉴，关键是挖掘不同文明中崇尚和平、反对冲突的共通理念，以文化共识化解分歧，筑牢和平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中的发展是核心诉求，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明互鉴并非单纯的文化交流，而是紧扣发展需求，将文明中的智慧转化为合作成果，让互鉴惠及民生。有学者将丝绸之路作为当代最引人注目的地缘文化概念之一，以展现其作为合作和多领域互联互通平台的战略价值。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之一是公平，体现在文明层面即平等对待不同文明，拒绝文明优越论。中国与涵盖东亚儒家文明、东南亚佛教文明、中亚伊斯兰文明、南亚印度文明等的周边国家交流互鉴，首先在于通过包容差异筑牢互信根基。

周边地区是中国的传统友好邻邦，也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和重要合作伙伴。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联系，也共享着相似的发展经验和发展目标。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指引的文明互鉴，不是文化输出，也不是文明同化，而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和而不同。这种互鉴最终指向一个目标，即让文化共识转化为发展动力，让价值共鸣筑牢和平根基，为周边命运共同体注入持久的精神力量。

（二）路径变革：周边地区文明叙事的重构

超越文明冲突，重构周边地区文明叙事，核心是打破“文明差异=冲突根源”的旧逻辑，摒弃“文明优越论”“二元对立观”的叙事框架，建立以差异共生、互鉴赋能、命运与共为内核的新叙事，让文明从冲突的“标签”变为合作的“纽带”，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支撑。

以“文明冲突论”为代表传统文明叙事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实践中，存在根本性缺陷，最终加剧分歧而非化解矛盾。冷战后部分势力炒作“儒家文明威胁论”，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文明差异扭曲为对抗风险，违背了周边文明长期共生的历史事实。旧叙事将不同文明视为非此即彼的竞争关系，忽视周边文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本质。例如东南亚的“儒释道融合”、中亚的“丝绸之路多元文明共存”，均证明对立并非周边文明的常态。

重构周边文明叙事，需立足周边文明共生共荣的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承认每一种周边文明都是自主发展的成果，而非“待改造的对象”。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强调单一文明主导，而是突出多元共创。通过文明互鉴解决周边国家的实际问题，绑定文明叙事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目标，让文明叙事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利益。例如，古代中国与古代巴基斯坦的佛教交流源远流长，公元1世纪至7世纪，两地佛教交流经历了三次浪潮。此次“丝绸之路”上的互动，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巴两国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面临着双重深层次的现实难题，即意识薄弱和紧密度欠缺的问题。无论身份认同多么多元，中国周边地区国家事实上都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强化了这个身份认知，就能够顺理成章推进命运共同体的良性构建。当周边国家认同文明互鉴而非文明对抗，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的互信基础会更牢固，减少战略猜忌带来的阻力。文明叙事的核心是历史与未来的绑定，通过强调“过去共生、现在互鉴、未来共荣”，让周边国家意识到命运共同体不是短期合作，而是长期的文明选择。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成功案例，比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来的发展红利、产能合作创造的就业、减贫经验的分享等，本身就是对西方主导的、往往带有偏见的发展叙事的修正。这种跨越时空、超越意识形态的文明对话，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解构，展现了全球南方文明多样性的独特魅力与和谐共生可能。

总之，超越文明冲突的核心，不是消除文明差异，而是重构差异的意义，让周边文明从冲突的标签变为合作的资源。这一叙事的重构，最终将让周边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经济、安全的合作体，更是精神层面的共同体。

四、治理逻辑：从“霸权治理”到“共商共建共享”的范式变革

西方国家主导的传统治理模式的本质是霸权逻辑，核心是不平等与依附性。而中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命运共同逻辑，核心是平等与共生。这种超越并非简单的模式替换，而是对区域合作价值内核的重塑。这不仅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指明了方向，更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非霸权的新路径。全球合作共治模式是对传统的霸权治理模式的超越，可以赋予全球治理体系新的空间与活力。

（一）治理观念变革：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基石

地区治理是全球治理的组成部分，也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全球治理观念的变革，核心是从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治理、单边规则制定的旧逻辑，转向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内核的新型治理观。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建设者和改革者，中国治理理念的演进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共商让周边国家有话语权，共建让周边国家有参与权，共享让周边国家有获得感。本质是让周边国家从全球治理的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参与者，从利益受损方变为成果共享者，为重塑区域治理秩序提供核心共识。

在传统“中心—边缘”的霸权治理模式下，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心”。中心国家通过军事同盟、政治干预等手段，主导边缘国家的外交政策与内部治理，边缘国家缺乏话语权与自主选择权。例如，过去的亚太经济治理中，部分多边机制由美国主导设定规则，强制要求周边国家接受高标准知识产权、劳工标准，忽视其发展阶段差异；又如全球气候治理早期，发达国家仅强调发展中国家减排义务，却不愿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导致发展中国家被动承担成本。中国的崛起引发了关于美国在东亚霸权持久性的重要质疑。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放弃了其在贸易体系中的传统领导地位，抛弃多边主义，转而推行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并积极攻击世界贸易组织。随着特朗普政府以更具交易性和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回归，美国主导的跨区域伙伴关系的未来受到质疑。

中国强调与周边国家通过多边机制平等协商合作规则。例如，上海合作组织的决策机制遵循平等协商、一致同意原则，中国与俄罗斯、中亚各国在安全、经贸领域的合作，均以成员国共同利益为导向，无“核心国”与“边缘国”之分；中国与东盟的“10+1”机制，所有合作议题均由东盟提出或双方共同商定，充分尊重东盟的“中心地位”，而非中国主导。综上，中国与周边国家全球治理观念的变革，不是简单的理念更新，而是基于利益契合、实践验证的秩序重塑。共商共建共享本质是多边主义的具象化，其在周边地区的成功，为全球多边机制改革提供了区域样本。周边国家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区域，而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观念，正是将命运与共从价值倡导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关键，为全球范围内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起点支撑。共商共建共享既解决了周边国家被排斥、被忽视、被剥削的旧问题，也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核心治理共识。

（二）治理实践导向：以解决周边地区治理痛点为优先

倡议和概念的关键在于确信的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应然的，也是实然的。周边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个概念，更是一个实践工程，具有多重优越性和可行性。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全球治理实践始终以问题导向为核心，聚焦基础设施缺失、非传统安全威胁、发展失衡、资源争端等区域性治理痛点，通过机制创新、技术赋能、民生嵌入等路径，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转化为可触摸的治理实效。

首先，破解基础设施痛点，构建互联互通动脉。不断变化的全球秩序和地区动态深刻影响着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东南亚等周边地区长期面临交通网络碎片化、物流成本高企的痛点，中国通过跨国铁路、港口群、数字基建三重布局，重塑区域经济地理。“一带一路”走廊通往欧洲的定期列车服务可能会改变行业格局，这些列车班次频繁且可靠，国际和本地物流公司提供越来越多价格更具竞争力的服务。

其次，应对非传统安全痛点，筑牢区域安全防线。全球南方邻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常常受到国家失灵导致的国内不稳定和领土控制分散的阻碍，恐怖主义、跨境犯罪、网络诈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周边稳定的“定时炸弹”。中国通过机制化协作、科技赋能、联合行动，构建安全共同体。此外，新兴经济体往往更容易受到全球变暖的影响，例如遭受毁灭性的洪灾和农业生产崩溃。水资源分配、能源开发等资源争端长期困扰周边地区，中国通过数据共享、联合开发、生态补偿，探索共赢路径。比如澜湄水资源的柔性治理，中国向湄公河国家提供全年水文数据。

最后，填补公共产品痛点，构建普惠治理体系。周边国家在教育、医疗、应急等领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中国通过民生项目、能力建设、应急响应，提升区域治理韧性。如今，在日益互联互通的全球经济中，一个大国的贸易政策决策可能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连锁反应。以美印关系为例，2025年1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上台，引发了当代美印关系中最剧烈的贸易政策转变之一。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兴起，开启了全球贸易格局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纪元，迫使印度等国家重新评估其贸易战略，增强其经济韧性。为了平衡美国政策的不确定性，印度也将不得不考虑与中国等国在地区倡议等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接触。

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治理实践，打破了“大国主导”“利益排他”的旧逻辑，形成需求驱动、多中心协同、增量创造的新范式。这种实践不仅重塑了周边治理秩序，更为全球治理提供了非西方解决方案，证明发展中国家通过平等协作，完全可以破解“治理赤字”，构建包容性的命运共同体。

（三）治理目标设置：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周边治理体系

当前，以联合国、WTO、WHO为代表的多边机构面临信任危机，规则制定权正在向“小多边”“双边机制”转移。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等排他性机制不断建立，试图重构区域规则。全球治理从“多边共治”转向“集团博弈”，碎片化特征明显。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一种补充和完善。通过与周边国家构建命运共同体，可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正是植根于这一宏大的“全球南方”叙事框架之中，是南南合作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生动实践，承载着超越区域范畴的全球性战略价值。

中国倡导的各类命运共同体为当前的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和提出了要求。中国将全球南方视为重塑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强调其作为整体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系统性作用。中国积极倡导并试图在全球南方中发挥引领和凝聚作用，其全球南方概念更具包容性，涵盖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认同全球南方身份和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大方向上高度一致，这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中国与周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公平合理变革的目标导向，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通过区域合作实践和全球治理倡议双轨并行，从规则重构、利益共享、能力建设等维度系统性重塑治理逻辑，最终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塑造的范式转型。

中国与周边国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公平合理变革的实践，本质是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转化为治理动力，包括中华传统文化在内的、多样化的亚洲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因。中国与周边国家通过基础设施联通激活经济潜力，以多边机制创新重构规则体系，用技术转移培育自主发展能力。这种“需求驱动、增量创造”的治理范式，不仅为周边地区带来实质性发展红利，更向世界证明全球治理体系的公平性，不在于复制某种固定模式，而在于建立尊重多样性、包容差异性、实现普惠性的动态平衡机制。这一探索正在重塑21世纪的国际秩序，为人类社会走向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提供新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