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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领导行为、资源动员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多层分析框架:基于H社区的实证研究
2020-02-21 15:21:26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李姚姚 【 】 浏览:234次 评论:0

    一、问题提出
    十二届人大全国二次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强调社区治理的原因是社区作为公民社会和国家直接接触的空间,是问题、矛盾产生最为集中的区域。那么社区建设就必然成为社会治理的研究重点。现实中,那些实现资源充分动员的社区通常是建设优良的社区;反之无法充分动员资源的社区,建设通常面临困境。基于这个判断,本文主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那些成功的社区中核心领导起了什么作用;二是核心领导是如何建构社区治理框架的,核心要素和机制是什么;三是治理框架需要什么样的支持结构,以及有什么启示。本文基于以上现实需求和疑问,选择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H社区进行实证研究,以揭开优秀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内在机理。

    二、 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既有研究视角回顾
    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是较早提出社区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社区是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具有亲密关系的、休戚与共且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社区概念出现以后,发展好与不好社区的区分以及好的社区实现条件成为研究重点。Bhattacharyya 认为好的社区发展至少包含自助、参与和需求感知三个方面。Mattessich等人认为,良好社区建设离不开社区建设过程的科学性、社区建设组织者的优秀品质等28个核心要素。发展不良的社区主要原因是缺乏基础要素,如缺少公民参与、缺少公民和组织之间的互惠、充满团体冲突和竞争、缺少社会信任、缺少资源等。国外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较多,Hustedde总结了基于关系、结构、权力、共享意义、变迁的交往理论、决策动机、理论综合等七种理论视角,不同的视角对社区有效治理具有不同的理解和建议。
    总结国内城市社区治理文献,大概可以分为四个视角。一是模式论视角,即通过研究改革中出现的几种社区治理模式,如政府主导型、合作模式或者混合模式、自治模式,研究其合理性及问题。政府主导的社区治理的观点认为,除了政府以外其他行为主体不具备主导城市社区治理的能力,各分散的行为主体无法形成约束力,导致行动成本较高。自治模式认为让居民自己管理社区事务,广泛推动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取得良好效果。城市社区多元合作治理模式同样以社区公共性作为价值目标,强调通过多元主体的合作、协商实现社区良好治理。尤其是在涉及空气、河流等治理中,跨区域的合作治理更是必不可少。二是意义建构视角,即关注文化、图式、符号在社区治理中的关键作用。有学者认为社区文化与社区发展程度直接相关,社区文化在培育社区竞争力、公民素质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学者郎友兴认为,当前社区建设中的缺陷均源于发展主义导向的弊端,回归社区文化建设的逻辑才能更好地发展社区。意义建构视角强调文化、图式、符号的地域性和特殊性,提倡亚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三是资源动员视角,即认为社区建设成败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足够的人、财、物支撑。社区资源动员根据主体不同有不同的动员逻辑,居委会通过“情理政治”动员积极分子,再动员普通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动员是通过人情、面子、互惠和信任实现的。当涉及党委、群团组织、驻区单位时,动员则是以压力型动员、宣传型动员、活动化动员和精英式动员等方式呈现。财政动员上,当前混合型双重事权结构下的社区财政制度制约了社区发展,良好的社区建设要厘清政府社区职能,构建综合性经费拨付制度。四是个体主义视角,即重视社区建设中社区精英和核心领导的作用,在当前实践中,社区精英和社区治理机构的党政领导经常是重合的,因此,社区精英和领导核心通常以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身份出现,书记主任一肩挑的现象也很普遍。社区核心领导具有组织基础、经济基础、群众基础,不仅是社区建设重要的保障条件,同时这些社区核心领导依靠与政府的微妙特殊关系,在发展村、乡镇集体企业中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有效社区治理的模式论视角、意义建构视角属于宏观视角,资源动员视角和个体主义视角属于微观视角。模式论和意义建构等宏观视角的结构功能分析注重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架构、文化、符号、图式等要素的作用,但这种视角仍有改进空间:一是未说明不同要素是如何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发挥出整体作用的;二是无法回答宏观结构类似,即公民社会发育水平、社会文化、信仰、资源要素同质性的情况下,甚至是地理空间上相邻的社区,为何在治理水平上可能会存在重大差异。本文认为,个体和资源动员视角是个好的切入点,但领导者无法独自发挥作用,需要与多层次、多属性的资源结合,获得不同层次的支持产出。个体领导如何动员不同类型、层次、属性的资源,使分散的要素结合起来发挥整体作用,其过程和机理是什么,仍需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以个体主义和资源动员理论视角为切入点,构建多层分析框架,揭示H社区有效治理的机理。
    三、以领导行为与资源动员为切入的多层分析框架
    资源动员理论在社会运动领域研究较多,对象有游行、示威、集体冲突、社会反抗、战争等,本文特指集中人、财、物等资源进行社区建设的行为。领导行为理论主要来源于社会学和企业管理。马克斯·韦伯提出了权威的传统、克里斯玛、法理三种来源,相应地就存在这三种类型的领导。企业管理中领导行为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的领导特质研究。Stogdill认为成功的领导人一般包含能力、成就、责任、参与、地位五个方面特质。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领导风格的类型化研究。Blake和Mouton根据对人的关心和对生产的关心两个维度,将管理风格分为乡村俱乐部管理型、团队管理型、组织管理型、贫困管理型和权威—服从管理型五类。Likert将领导类型分为探索—权威型、仁慈—权威型、咨询协商系统和参与团体四类。第三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的权变理论,即认为领导行为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环境随时变化的,其中最著名的是Fiedler的权变模型,Hersey与Blanchard的领导生命周期理论,House的目标—路径理论。无论是韦伯的权威类型还是管理学上的权变理论都承认领导行为是动态的。这个观点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典型社区明星领导可能塑造出来;因而典型领导的树立过程可以被其它社区借鉴,从而具有推广价值。
    本文调研的H社区隶属于上海市C区H街道,有老式公房13栋,62个楼组,居民1036户,3057人,党员350多名,800多名志愿者,出租房350多户,总人口中三分之一是外来人口。H社区已经连续二十多年被评为上海市文明小区,截至2013年,H社区获得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等14项国家级荣誉称号奖项,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先进居委会等68项市级荣誉称号奖项。H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Z先后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社区工作者,先后当选为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共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奖项10项,上海市级荣誉称号奖项26项。在整个调研过程中,Z书记精神亢奋、声音洪亮,带着极强的表达能力和感染力讲解了所有内容。
    基于调研,本文认为Z书记是一位典型的魅力型领导,具有复合型的特质,可以说没有Z书记就没有H社区的成就。如Bert Klandermans所说,“集体信仰在人际互动中形成和转化,除非某个个体在人际圈子中很有影响力,否则改变这一个体对改变集体信仰并不会有多大的效果。”Z书记并非刚到H社区就是“明星”,实际上H社区和Z书记出名的过程是相伴的,Z书记个人奖励是到H社区后获得的,H社区的荣誉是在Z书记任职之后获得的。而相邻的社区就没有这种成就。因此,本文对第一个研究问题的回答是,治理有效的城市社区中核心领导的作用极大,可能决定着治理的整体效果。Z书记的影响力并不仅局限于H社区,而是贯通了中央、地方、社区三个层次。其全国人大代表、党代表身份使其活动范围扩大到政治体制的较高层次,即中央层;将中央会议精神带回上海、C区、H社区,连通了Z在微观和中观层次上的活动和地位,Z社区治理也贯通了宏观、微观、中观层次。因此本文虽以领导个体为切入,但根本是要考察其建构的多层框架:首先是规范层,即Z通过领导行为将宏观社会表征分解为微观社区的表征,而后将微观表征提炼上升为中观表征的过程;其次是具象层,即宏观、微观、中观表征的具体化;再次是操作层,即宏观、微观、中观表征实现的核心要素和手段;最后是支持层,即在每个层面上是如何获得回报和支持的(图1)。

    四、H社区有效治理的多层框架建构过程
    (一)从规范层到具象层:表征之间的转化与具象化

    Moscovici提出社会表征的概念,意指社会性决定了的关于物质和社会环境的观点和信仰的总和。社会表征比意识形态更宽泛,它包含意识形态、惯习、传统、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是一切行为的意义来源范畴。我国的宏观社会表征当前主要表现为总体政治制度和文化,最突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理念、目标、执政路线等,这些是社区治理领导行为的价值和权威来源。Z书记于1990年到H社区做主任,当时34岁,三十年间获得了十余项国家级荣誉称号,获得了党组织的认可和高度评价,在讲话中Z书记反复使用“我们党员”这个称谓。
    “我们党员”的身份认同和界定是宏观社会表征具象化的基本前提。Z书记作为全国党员代表,对党的最新要求具有极高的认知和认同,并巧妙地将宏观社会表征与H社区结合,实现规范层到具象层的转化。Z讲道:
    “‘两学一做’对我们居民区意义重大,现在习总书记强调依法治国,该用情用情,该用法用法,但主要还是用法,现在最苦的是不用法。我们要把这个风气带上去,在治理中带上去。但具体工作要让老百姓理解,我居委会书记给他说爱国,他听我的吗?不听,太大了,我告诉你要爱家、爱小区,要用老百姓能接受的方式做工作。”
    Z书记将“党的要求”宏观背景属地化分解、下达,用百姓接受的方式推行,就得到了H社区治理的方法和构想。她将宏观社会表征、社会意识形态转换为H社区微观社会表征,将核心任务转化为H社区的集体认同建构。认同感建构对于所有形式的集体行动来说都是十分关键的。该建构是通过建设“文明小区”实现的。1990年Z书记到H社区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带领居委会干部清理小区垃圾,并多次动员物业筹集到28万元经费,对道路、路灯等硬件进行升级,H社区于1995年获得了上海市文明小区称号,1999年获得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称号,两个重量级荣誉的获得初步完成了H社区的集体认同建构,其影响力出现地区辐射成为一个“现象”。随后进入微观表征到中观表征的转变。第一阶段宏观表征到微观表征的转变是通过分解、下达、边界划分以及集体认同感建构载体实现的。第二阶段微观表征到中观表征的实现是通过提炼、塑造,打造示范基地实现的。
    H社区非常注重社区品牌打造,途径是总结H社区的工作经验和方法形成品牌纲领,具体包括六个通俗易懂的纲领。一是党委班子建设法,“支部强不强,关键在班长”,即加强书记个人品质建设。二是双向管理法,“单位下班,社区上班”,即实现H党总支与党员工作单位之间的双向认识、双向联系、双向服务、双向反馈。三是民主自治法,“居民自己的事自己说了算”,目标是通过自治和参与,打造熟人社区。四是文化共育法,“文化在身边,凝聚你我他”,通过群众文化、睦邻文化、志愿文化、先进文化培养社区的文化特色。五是制度规范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范居民区工作制度,包括公示制度、联系制度(每个干部每月走访至少50户,成为“家家通”)、规范制度(群众接待礼仪和规范)、培训制度、考核制度。六是实事凝聚法,“金杯银杯不如百姓口碑”,要求为有情必知、有求必应、有难必帮。总结H社区品牌的六个内容就是领导作风制度、党建制度、民主决策制度、文化建设制度、工作程序制度、群众路线制度,这些制度都属于中央重点要求的宏观社会表征(图2)。

    (二)H社区资源动员的操作层:核心要素与途径
    上面描述了H社区获得成功所遵循的将规范层次转化为具体层次,完成从宏观到微观再到中观建构的路径,每个过程中Z书记都把握了核心要素。具体来说,宏观表征的核心要素是理解和忠诚,即对党中央路线的理解和对党组织的忠诚;在社区集体认同建构中,核心要素是资源动员;品牌社区建构中核心要素是成就与传播(图3)。

    第一,理解、忠诚与途径。Z书记获得过十余项国家级荣誉、近三十项上海市级荣誉,当选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十一届、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荣誉陈列室和会议室里摆着Z书记与多位国家领导人的合影,上百个奖杯、奖状。特殊的身份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和回报递增效应,在调研中Z书记说道:
    “我是全国党代表、人大代表,每次去北京开完会就会把中央的精神带回来,传达下来,回来后很多单位邀请我做讲座,像是公安啊、检察院啊,还有上级单位,经常做讲座的。我们居民区事务一般不涉及区里,如果涉及,我胆子大,直接打电话,我是代表嘛,人家看到我代表的身份,给我个面子就办了。”
    在多年的工作中,Z书记对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引导基层党员奉献方面也有自己的感悟:
    “核心在支部,专心抓队伍,热心办实事,真心换民心,这是我们党组织指导思想的四句话。党员动员要用感情,党员是人不是神,要先把党员家里的事情解决好,每年‘七一’党的生日,我们都写感谢信。把党员服务好了,他们就会带动其他人。我们有个党员在L区工作,三个科长提一个副处,他志愿工作做得好,我这里每年给L区委写感谢信,后来副处就提他了。现在很多单位,写感谢信来感谢我们的党员。党员做好了,老百姓感情就不一样了。”
    参加全国会议、把握中央精神,做讲座增强对宏观社会表征的理解,在具体工作中实际体悟出符合H社区的工作方式,通过这三个途径,Z书记既增强了自身的荣誉感和价值感,同时动员在职党员、流动党员,增强了总体忠诚感。
    第二,资源动员途径。资源动员中,H社区使用了劝说与示范、集体行动展示、公共话语建构三个途径。首先,通过劝说与示范动员动员居民区精英。Z书记提到了H社区的“时间交换活动”:
    “小区小朋友要学钢琴但交不起学钢琴费用,我就搞时间交换,我跟钢琴老师谈,你下班不要烧饭,叫我们的人给你烧饭,你给30个小孩补补课,我用三个钟点工的时间换钢琴老师的时间。”
    其次,通过劝说和示范动员普通群众和志愿者。
    “我们争创文明小区时我就问,标准你知道吗?不知道。我要用新办法让他们参加,我动脑筋总结,就是七个规范:嘴巴三点,手三点,脚一点。我们用企业的管理办法管理楼组,就是像宾馆一样,四星、五星,老百姓很高兴,哎哟我们住五星组。管理当中要靠自治,不可能6个居委会人去做,要靠志愿者去做,我们有800多个志愿者,这些信息都公开的,门牌号、照片,都看得到,每年都换。”
    在紧急事件处置中,Z书记同样很好地应用了劝说和示范:
    “2012年一天早上,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在自家洗手间昏过去了,她女儿六十多了,抱不动,就到楼下叫保安,保安就跑上去把她抱到沙发上。老太太没事了,保安昏倒死在她家了。很多居民告诉我不要管,但是不行啊,他是做好事,我们党组织不管谁管,一定要顶上去。保安家里兄弟姐妹都很穷,我让他们晚上住我办公室,我表态最好用情解决,保安是做了好事走的,不好用法。物业很穷拿不出钱,房东不让设灵堂,我说就设在我办公室。设完以后就是动员了。我每家贴了爱心单,说明原委,发动捐款。很多人说你们要找街道区政府,我说保安不是街道、区政府请的,政府不是银行,也没钱解决这事。我们通过第三方捐钱,派出所、法院也都是我们的共建部门,他们要求每个人最低100元,三天时间我们捐了25万元。只三天,事情就解决了。”
    再次,通过组织化载体实现公共话语建构。在上面常规和非常规治理中Z书记通过劝说、示范、集体行动展示途径实现了党员、社区精英、志愿者、群众的广泛动员。为了实现动员的组织化,H社区通过设立社区治理组织将各方纳入治理框架中,这个治理框架由六个小组组成,包括楼组工作指导组、宣传工作指导组、创安工作指导组、服务工作指导组、文体工作指导组和H艺术团。六个行动小组按职能动员、管理社区各方主体,但具有统一的核心思想,即依靠党员、志愿者和居民,实现建设、弘扬“文明小区”“和谐社区”这一集体目标。在这种治理方式下, 不断重复的话语、口号形成符号系统, 强化了人群中相同或相近的信仰、意识和行动取向, 并使之表现得更加明晰,即实现了共同话语建构。
    第三,品牌与传播途径。贯彻了高层政策、精神,动员起居民区资源,足以实现有效治理,但要实现辐射效应、示范效应,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资源,还需要进行品牌传播。事实上正是因为拿到了国家级、市级数十项荣誉,Z书记和H社区的发展才能够更为顺畅。“典型效应”一方面获得更多关注,在事务处理上能够获得额外支持;另一方面迫于“典型”的压力,居民区治理会更加积极主动,更可能获得新的成绩。前文Z书记有需要时直接打电话到区里处理事务,在区里、市里做讲座的例子表明了这点。H社区品牌社区的塑造途径包括荣誉获得、媒体宣传、示范基地三个方式实现。H社区获得国家级奖项14项,市级奖项68项,Z书记本人获得国家级奖项10项,市级奖项26项。众多奖项的积累离不开媒体宣传,同时媒体宣传又进一步提高了继续获奖的可能。市长、市委书记、中央领导的视察也是品牌塑造的一个重要途径。大众传媒、高层领导的肯定、众多奖项积累,使H社区成为地区乃至全国社区治理的一个示范基地、符号与象征。
    五、H社区有效治理的支持结构与内容
    从规范层到具象层再到操作层实现了资源动员的内部循环,但H社区影响力已经超出了地理范围上的H社区,形成了一个有机系统。这个有机系统的运行离不开支持层。从结构上看,H社区动员的支持结构包括内部支持和外部支持,内部支持是居民区成员的支持,外部支持包括制度支持和社会支持(图4)。

    第一,成员支持。H社区成员主要包括居民和物业公司,其支持内容包括时间付出、行动参与和集体认同感。1996年在党总支的动员下,H社区成立“志愿者时间储蓄银行”进行规范化管理,志愿者贡献的时间会登记“储蓄”,之后可以选择其他志愿者提供的同等时间的服务或领取奖励的办法“提现”。H社区有800多名志愿者,占总人数的近40%,在职党员参与率达到90%以上,这些志愿者以职能型团队方式进行服务,成立的团队包括精神文明宣传队、义务调节队、园丁服务队、医疗保健队、治安巡逻队、能工巧匠队、民防抗灾救灾队等25支功能性团队。调研中Z书记对此非常自豪:
    “七十岁给按摩,八十岁免费理发,卧床不起的上门理发,九十岁老人免费扦脚。政府给他们两个卡,退休工资卡、敬老卡,我给三卡,理疗卡、理发卡、扦脚卡。他们很开心,跟女儿讲的时候就是说感谢共产党。我们这个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独居老人现在都有志愿者结对,每个月上门聊聊,留电话号码。从老到小好帮忙的都帮忙。我这个小区有59个劳改释放人员,他们最困难的是找工作,我们就让他们去看车棚,他们的户口都是我们志愿者帮忙落实的,还有专门老师辅导他们和他们的小孩,他们都成了志愿者,随叫随到。”
    志愿者的参与成功塑造了H社区的集体认同感。这种集体认同感不仅体现在志愿者和群众的时间奉献参与上,甚至以利润为生存基础的物业也能放弃部分利润,降低物业费、出资改造小区。Z书记举了例子:
    “我们跟物业合作很好,一年物业费94块钱,是最开始上海规定的,二十多年没变,还要24小时服务。我估算了下,按照现在正常房子标准每户每年要288块钱。”
    物业放弃部分利润的原因在于,一是物业对H社区有认同感,二是在高度的集体认同感下,群众参与度高,能够最大程度降低物业成本。
    第二,制度支持,即H社区的共建单位和各级政府的支持。H社区共建单位有区法院、区市政工程管理部门、区绿化管理部门、公安派出所等,这些单位与H社区大多具有长期联系,如与法院已有二十多年的结对关系。共建单位的支持内容包括必要的资金支持、荣誉授予与尊重、事务处理支持。2004年H社区进行“平改坡”工程需要资金300万,Z书记向上级部门争取到了大部分资金,通过动员业委会和物业公司又筹集到100多万。由于个人魅力和社区的总体影响力,使得Z书记在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同时在处理事务上也能获得足够的支持。H社区所在的街道多个职能部门在居委会设立了联络点,如工商、食品安全、市政等部门。荣誉授予上,H社区获得的国家、市级奖项中,除了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全国妇联、国家环保总局、民政部、中央文明办、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国计委等直接与社区治理相关的部门颁发的以外,有些奖项还来自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市科技委、市国防教育委员会、上海米其林绿色家园评审委员会、市安监局、市水务局、市司法局等与社区治理联系相对间接的单位,足以说明H社区获得了各级政府额外的关注,这种来自体制内的高水平的组织支持会反过来强化领导行为在公共服务提供上的动力。
    第三,社会支持,即社会大众包括高校科研机构、其他地区的居委会、新闻媒体等对H社区的支持,内容包括认可、关注与学习、案例传播。在H社区的典型塑造过程中,新闻媒体发挥了巨大作用,尤其是权威媒体的报道。根据资料,H社区获得了多个权威媒体的报道,2012年4月18日和2015年3月5日《解放日报》两次报道H社区,并刊载了对Z书记的采访;2014年3月10日《文汇报》、2013年8月11日1版《人民日报》、2013年4月13日中新社、2013年6月4日《组织人事报》等都对H社区和Z书记进行了报道,另外还有大量网络新闻。社区品牌塑造完成以后H社区成为了政府、高校等研究机构调研的必选案例,2016年上海市委的“1号课题”调研由上海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街道、居民区以及上海市的几所高校联合组成,H社区是重点调研对象之一。党组织、学校、主流媒体三方认可和宣传进一步确定了H社区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代表地位。
    六、余论
    文章分析了一个“典型”社区是如何诞生的。实证表明,在规范、具象、操作、支持层面的机制良性运行以后,社区有效治理和“善治”是可能实现的。H社区成功建构的机制具有重要的学习价值,但我们还要跳出“明星社区”思考其它社区是否有学习的可行性,如何学习,如何制度化等问题。
    第一,社区魅力型与法理型兼备的领导是可以塑造的。城市社区治理需要魅力型和法理型兼备的领导,但这种领导并非天生的,而是社会环境建构的;领导风格也并非固定的,而是权变的。DiMaggio与Powell在研究组织趋同时提出强制、模仿与规范压力三种机制都能够导致像H社区那样的有效治理模式向其它地方传播,在此过程中党组织、政府部门、新闻媒介、专家系统、教育系统、志愿者组织都有发挥作用的空间。
    第二,社区有效治理的逻辑是政治与行政的逻辑,更是社会的逻辑。意识形态、集体记忆建构、认知塑造,进行小区自然、人文环境营造,切实提供各年龄段人口急需的公共服务,如老年服务、学生教育服务,可以靠政治动员和层级执行。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实现以上目标必须靠社会的逻辑。社区有效治理的根本是要通过构建熟人社会,提高交往密度,将松散的、独立的个人再组织、连结起来,进而重新建立帕特南所提倡的社会资本,政治与行政逻辑才能顺利发生。
    第三,能人政治如何制度化。H社区的成功是典型的能人政治,但能人是稀缺资源,能人政治最大的隐患在于能人之后的过渡。H社区的做法是“老人带新人”,Z书记在有意识地培养一位年轻人在社区做副书记,兼职副书记来自共建单位之一的公安系统,很早就参与到居民区建设中,热心于社区事务,也已经被群众熟知和接受。公安出身的身份本就具有一定影响力,再加上Z书记任职期间固定下来的政策措施,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居民区建设的稳定性,但未来是否能产生像Z书记一样的影响力还不得而知。对其它地区而言,一开始就要考虑制度化问题,总结H社区制度化努力上的经验有两条,一是人员选拔时考虑个人特质,尽量选派对居民事务有激情的党员干部;二是通过文件和反复实践及时巩固好的做法,形成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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