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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的深刻内涵——基于《共产党宣言》的理论考察
2020-12-31 17:51:38 来源: 作者:赵光辉 【 】 浏览:986次 评论:0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中,从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江泽民与时俱进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论断,再到胡锦涛求真务实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展开过程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逐步深入、逐渐清晰、不断深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最本质的特征”论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推向了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2 014年9月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的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论断。2017年这一论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2018年写入宪法,2019年写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公报和《决定》。这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作出的历史性论断。这一重大论断不仅关涉到如何坚持和巩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而且还关涉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因此,科学理解这一论断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当前学界对这一重大论断的阐释

       这一重大论断提出之后,学术界进行了各种阐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归纳当前学界的阐释,基本上立足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维度。

       理论逻辑阐释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来论证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回应了时代问题,进而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这一理论论断的逻辑合理性。这种阐释虽然构成了完整逻辑,但在本质上并没有从“原则高度”讲清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为什么能够回应时代问题,即“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做前提”,从而把理论高度的问题跌落回政治实践的梳理。

       而真正的理论逻辑绝不止于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发展进行一个纵向的历史梳理,更不可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抽象的理论,以“理论态度”进行外部反思,然后用类似于文献综述的理论来演绎真实的历史。否则恰是恩格斯批判的对象,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 。当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成“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裁剪各种历史事实”时,我们就已经走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对立面,而马克思主义也就变成了“自己的对立物”。

       历史逻辑阐释主要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历史的正当性,即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史实来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论断。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史发展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实为“打天下坐天下”话语的翻新,并不能讲清楚这种“历史必然”。这种历史逻辑阐释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在发展进程中,以前一切现实的东西……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这也就意味着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必然性也是处于“不断的运动中”的,即可能在历史发展中失去这种必然性。

       而真正的历史逻辑绝不是对某一对象的发展历史进行一个简单的纵向梳理,更不是用堆积的历史材料或历史史实来证明一个观点的正确性。历史逻辑要在思想进程中抛弃历史的细节、抓住主流,抛弃偶然性、抓住必然性,以逻辑的必然性再现对象的历史发展进程,实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这也就是所谓的历史阐释中的“规律限度” 。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言,要求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经验内容的支撑之下,在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在中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维度,从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

       实践逻辑阐释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性实践或者中国特色主义实践中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来证明说明这一论断。如有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者和创新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辟者和推动者”等维度来论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历史性实践和在实践中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固然是这一论断的现实支撑,但这种逻辑论证不仅有实用主义的嫌疑,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问题:无法在逻辑上证明这种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排他性,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必要条件。

       而实践逻辑绝对不是一个实践过程的历史梳理,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实践结果的历史呈现。作为“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的人的实践活动,不仅是“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 的有意识的活动,而且还是“处处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的自由活动,即“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的活动,换言之人的实践活动应该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因此,对于实践过程的历史梳理仅仅是实践逻辑的浅层表达,而深层意蕴是要在历史性实践中探寻“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即实践方向的历史必然性。

       即使把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者统一起来阐释,依然存在着上述问题。因此,我们只有在理论上澄清逻辑前提,即在“原则高度”上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为什么能回应时代课题阐释清楚,才能从根本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重大论断的内容阐释清楚。

       二、回到《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判断具有了三重内涵:其一,《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个内容丰富的理论宝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之根基,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汲取真理营养之源头;其二,《宣言》虽然发表于170多年前,但是《宣言》精神没有过时,恰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 ;其三,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并不是机械地理解和教条地运用《宣言》,而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即把《宣言》精神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关注现实发展,回应时代课题,从而“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这为我们回到《宣言》去重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这一历史性论断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视域。
       (一)《宣言》是“幽灵”成为“阶级”的原则
       马克思以“共产主义的幽灵”揭开了《宣言》的序幕。这不仅介绍了《宣言》的背景,且在更重要的层次上揭示了《宣言》的历史任务。

       当资产阶级通过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即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使资本主义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了理性的安放,重新构建了现实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呈现出来的是政治上的民主制掩盖下的经济上的“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的资本主义新型奴役制。

       在传统封建奴役制和资本主义新型奴役制的双重压迫下,欧洲开始游荡“共产主义的幽灵”。当资本主义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危机不断地显露,这些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虽然是真实存在的幽灵,并且以反抗现行的社会为目的,但他们并不一定能够成长为带出下一个历史环节的现实运动。因为“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这就意味着在出现共产主义幽灵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着两种的发展趋势:幽灵成长为阶级,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阶级革命建立新的社会形态;或者资产阶级通过毁灭其生产的产品即毁灭掉生产力的方式再度复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恰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言:“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 换言之,如果不能让工人阶级从“自在阶级”上升为具有自我意识的“自为阶级”,那么“幽灵”只能是“幽灵”。因此,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处,如何让历史发展朝向“共产主义的幽灵”,亦即如何使那些无处不在的“共产主义幽灵”成为开创出下一个历史环节的现实运动,让幽灵祛魅,让幽灵获得原则高度,让幽灵成为无产阶级即从“捣毁机器”反抗抽象劳动的斗争、争取权利的斗争上升为阶级斗争,进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开创出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这需要思想的介入和引领,《宣言》应时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宣言》是共产主义“幽灵”成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这一原则的公开说明。

       (二)《宣言》是“无产者”到“共产党”的原则

       《宣言》在第一章的结尾处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结论,但我们在理解这“两个必然”结论时,一定不能陷入“线性历史观”。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为抽象的、失去了具体内容的一般历史发展规律,然后套用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历史唯物主义永远是从现实的历史出发把握现在,在对现实的历史把握中通过现在的自我瓦解的趋势来通达历史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这就意味着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共产主义的幽灵”,并且这种幽灵即使已经成长为一个阶级,以阶级斗争的面目呈现在历史发展中,也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就已经或一定能成为开创下一个历史环节的现实力量。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只要有《宣言》的介入和引领下工人反抗、开展阶级斗争,就能消灭资本主义进而开创出新社会。

       《宣言》作为“幽灵”成为“阶级”进入展开阶级斗争的原则,需要切实地介入到现实的革命斗争中,这就需要共产党这个重要组织。在此,笔者不打算展开关于消灭私有制和“两个决裂”等共产主义原则具体内容的论述,我们重点通过马克思的论述来看一下共产党人和无产者、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开头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不仅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这也就意味着共产党是直接介入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各个环节、发展阶段中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中的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一个重要群体。这是其一。其二,在理论方面,共产党“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也就是说,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必须有对自己运动原则的自觉把握,这里体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只有自觉把握了自己运动的原则高度,才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超越资本主义进而开创新的历史的现实运动,否则必然成为由资本主义体系所规定的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反抗运动。共产党就是这个无产阶级运动原则的自觉把握者。共产党也唯有自觉把握了无产阶级运动的原则,并且坚守这个原则,共产党才能始终如一的介入到现实的无产阶级运动中去。

       总之,共产党与无产阶级运动或者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关系,就是不仅在理论或者思想上要介入,而且在实践上更要参加。在实践上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即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理论上始终自觉把握住无产阶级运动的原则并坚守这个原则。这是共产党始终保持先进性的理论源头。
       (三)《宣言》是共产党人与革命关系的原则
       在具体的革命展开过程中共产党应该坚持什么的原则?《宣言》第四章中进行了阐述。虽然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欧洲作为资本主义的中心已经动摇,这也就意味着在《宣言》第四章中分析的各国的具体革命道路可能已经“会有不同的写法了”,但是蕴含在其中关于共产党与革命运动关系的认识仍是我们理解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的原初理论。

       《宣言》认为:“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 这是共产党人与工人运动关系的原则高度的阐释。首先,共产党人是从现实的工人运动出发的。虽然马克思在不同的著作中都强调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中才能完成,但是共产党人绝不是等待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才领导工人进行有阶级高度的革命。其次,共产党人在任何时间、地点中都支持现行的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即使这种革命运动是没有达到共产主义的原则高度,即这种运动可能并不是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革命运动。无论是工人参加的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还是工人处于反对抽象劳动或者争取权利的斗争阶段,这些都是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同时这些革命运动也让工人成长为阶级从而达到无产阶级革命高度的必经环节,因此共产党人要积极的介入和引导,马克思恩格斯结合当时的英国、美国、法国、瑞士、波兰、德国等进行了具体阐释。第三,共产党人绝不是满足于现行的革命运动,而是代表着运动的未来,即彻底消灭私有制。而消灭私有制,不是对自由的反动,恰恰是对自由原则的重新安放,建立“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

       当我们如是理解《宣言》的时,也就从理论前提上澄清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运动原则的自觉把握者;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境遇中回应时代课题,从而开出新的历史阶段——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参与者和原则的坚守者。

       三、中国共产党把握“原则高度”的实践
       马克思在《〈黑 格尔法哲学 批判〉导言》中有一 个 经典问题:“德国能不能实现 有原则高度的[à lahauteur des principes]实践,即实现一个不但能把德国提高到现代各国的正式水准,而且提高到这些国家最近的将来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呢?” 届时的德国并没有实现有原则高度的这种实践。在多年后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了这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此处的实践,不是我们通常理解中的行动,而是包括了思想和行动,是思想和行动双向互动、嵌入彼此的过程)。这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植根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从而开出新的历史阶段的实践;这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坚守无产阶级运动原则从而保证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实践;这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探寻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而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实践;唯有从这种有“原则高度”的实践出发,才能在澄清理论前提的基础上进一步佐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一)从现实出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从现实的历史出发去分析历史发展,即“根据历史自身发展的法则发现历史自己提出并可能解决的任务” 。这也就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为各国各地区制定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模式,相反是在强调必须从现实的情况出发而进一步研究。虽然中国共产党在其历史上发生过“左”的或者“右”的错误,但如果我们从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大历史观”来反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整体上来讲我们党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历史出发解决现实的问题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即“从马克思的‘现实’立场把握中国道路”。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矢志不渝地介入、引领无产阶级运动,实事求是地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出发,认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科学地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开创了中国革命道路,取得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梦想;接着又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当无产阶级政权得到巩固、国家安全得到保障,无产阶级必须“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立足于世情、国情,坚定推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主义道路,把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貌似是对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的直接否定或者倒退,“实质上他是对时代提出来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可以通过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来获得向发达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实践,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形成了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的成就和实现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革,不仅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而且开启了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伟大历程。

       总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出发的基本原则即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出发,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二)从原则出发,始终坚守中国的社会主义定向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过程中即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仅实现了“工人阶级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且立足于并超越“当前的运动”而成为“运动的未来”的坚守者。换言之,中国共产党在运动过程中始终保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虽然毛泽东认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革命呢?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呢?显然地,不是后者,而是前者” 。但是这种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的目标是实现“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 ,完成了这个革命,我们才能“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 。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的参与到革命中去,还在引导革命发展的方向,从而坚守住无产阶级运动的原则高度即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依然要求走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进入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们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性课题,那就是在全球化化背景中如何发展生产力?《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来阐发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不是全盘的否定和决绝,而是把资本主义视为历史性的存在,从而找到资本主义的前提和界限,进而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具体进路。在全球化背景中,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的历史条件中,我们摒弃了传统的观念,根据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选择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入到市场经济体制。虽然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但是基本经济制度依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分配制度依然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而且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构成我国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特征”,已经成为共识。与其说市场经济带来了中国经济的腾飞,毋宁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坚守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到了一条在全球化背景下解决世界历史和民族道路之间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现实道路,为世界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一个生动范例。这不仅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或者反动,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引下在坚守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科学探索。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进一步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一具有根本性质的重大问题。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始终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不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有力保证,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方向指引,而且是在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上不断完善“中国特色”进而更好地坚持其“社会主义性质”。
       总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成功解决了当前的历史任务并且在运动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无产阶级运动的“原则高度”即始终保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在坚持和巩固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体系,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具体道路和制度保障,而且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实践中“积极地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超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可能性”。
       (三)从人民出发,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仅要在思想上坚守无产阶级运动的原则高度,而且必须在实践中始终没有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即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或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回到中国共产党,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不能有区别于无产阶级的自己独特的利益,而是要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如果用《党章》的语言来说那就是要坚持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始终坚持走群众路线,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坚定的执政基础。
       马克思认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 换言之,“消解了以往哲学对幸福抽象的、形式的、虚假的承诺……第一次肯定了现实人的幸福本质和幸福价值,把属于人的幸福从天国降落到人世,把获取幸福、享受幸福以及发展幸福的权利交到人自己的手中”,即要求实现“现实的人”的现实的幸福。因此,中国共产党是否在运动中始终坚持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否坚持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就看中国共产党是否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是否始终坚持不变。

       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也就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农民革命就是土地革命。因此,在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土地革命路线,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农民梦想,保证了农民的生存之基,维护了农民的跟利益取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完成三大改造之后,毛泽东认为:“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也是我们党非常重视一项工作。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提出了关于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小康社会”。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到小康社会,从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到现代化强国的“三阶段”战略部署,从总体小康、低水平的小康到全面小康、更高水平的小康,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不断拓展“小康社会”内涵的同时把几千年的小康梦想变成现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开始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向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在人民生活维度上我们开始从“小康生活”迈向“美好生活”这一新的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同样是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因此,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建构“美好生活”,三者在终极意义上是一致的。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总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像爱父母一样爱群众”,都是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形象表达。中国共产党始终为人民群众的现实幸福生活奋斗,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近百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奋斗史,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四)从原理出发,把握中国特色社主义发展规律
       当我们把《宣言》理解为使“幽灵”成长为阶级的原则的时候,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运动需要先进思想的介入和引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扛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强调我们要“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中国共产党唯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同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展开过程中始终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把握三大规律,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方向。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同时又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系统化、理论化,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形成了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建设、军事战略、党的建设等丰富内容的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但在不同的时期,我们党围绕不同的主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邓小平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核心命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时代问题;科学发展观则在新的发展形势下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在围绕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述阐释貌似没有脱离传统的阐释范式,但是我们应该从更高的层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我想做的工作不是要对这个理论发展历程进行一个历史的梳理,而是另外一个问题: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创新,而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所面对的时代性课题,以理论形式所把握到的时代,以理论形式对时代问题的回答。换言之,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原则高度”上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的自觉把握。

       小结
       我们回到《宣言》从理论前提上澄清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即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逻辑上廓清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原则高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我们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实践的“原则高度”的历史梳理中,同时也完成了在历史中厘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逻辑必然性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即在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的双重统一中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即从根本上阐释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一命题的科学内涵。
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宣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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