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领土“圈地运动”到“数字新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再次上演，并呈现出新形态。对圈地领土的占有与扩张，对领土上的劳动者剥削构成领土“圈地运动”的内核所在。100多年后，新的数字圈地运动仍然维持着对“数字领土”以及领土附属物，即数字商品的占有与掠夺。与此同时，“数字圈地”文化入侵的行动从圈层内扩张到圈层外，从而改变着人们认知传统文化的固有底线。在数字资本的主导，数字技术的加持下，数字圈地对属地以及扩张区域的劳动者隐形剥削也更加严重。在这种新形态下，“技术—政治”和“技术—经济”扩张力，为数字圈地运动中的数字公司获取政治监控力，营造数字“圆形监狱”带来巨大获利机遇，成为数字圈地运动的最终目的。为此，只有构建超越利润至上逻辑、以人类合作为核心的社会体系，才能让每个人都因数字技术变得更加富有、自由和幸福，真正钳制数字圈地运动继续深化。

【关键词】数字圈地运动；数字领土；数字暴利；数字资本

1867年，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可以说，上述转化既为资本主义制度提供了所需的资本与劳动力，也奠定了资本攫取“第一桶金”的基础。农民的土地被地主所占有，自耕农变成无产阶级，“圈地运动”由此拉开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序幕。一百多年后，信息与通信技术使“数字人”陷入类似的“奴隶”地位，他们不仅成为数字资本控制下的劳动力，还将个人资料转化为资本可支配的劳动资料。时代变迁中，数字连接与联通突破了地理限制，而围墙花园式的互联网则开启了“新圈地运动”。

一、领土“圈地运动”

在圈地运动的进程中，技术充当着重要角色。资本获得自由的地位，推动了领土归属的重新划分，使土地成为圈地核心，而劳动者则沦为被剥削与压榨的重点。

（一）对领土的获取与占有成为圈地运动的核心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长河中，经济、人口与科技都在以缓慢的速度增长。直到中世纪晚期，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迅猛发展，并在18世纪中后期至1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出现了质的跨越。人类和动物劳动技术向机械过渡，新的化学制造和钢铁生产工艺提高了水力发电的效率，增加了蒸汽动力的使用，推动了机床的发展。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卸下了社会生产力的枷锁，这种自我持续增长的起飞，突破了前工业社会结构中因科学技术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周期性崩溃、饥荒和死亡所导致的生产上限。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浪潮下，英国的圈地运动迎来了技术与资本的巨大增殖空间。技术的革新、对土壤化学性质认知的加深以及交通网络的改善，都意味着人们对特定区域价值的看法发生了巨大转变。1235年，圈地运动的“标记”已然立下；1450年，圈地的“种子”开始播撒；1760年，圈地运动迎来了“收获期”——第二轮圈地运动就此拉开序幕，这一阶段的圈地被称为“正式圈地”或“议会圈地”。随着《圈地法案》（1760-1830年）实施，公共土地被允许私有化，为私人交易扫除了障碍，1604年至1914年间，议会颁布了超过5200项圈地法案，涉及英格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以上，总计约680万英亩。在“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的时代，对领土的攫取首先表现为将耕地转化为牧羊场。虽然从1489年亨利七世的第19号法令到1533年法令相继颁布禁止剥夺土地的法律，但是收效甚微。特别是16世纪的宗教改革加大了对土地所有权的入侵，教会地产出现大规模的兼并、垄断，掠夺公社的土地，并通过欺诈和消灭兼施的办法把封建宗法的财产变为私人财产，驱使自耕农在18世纪逐步走向消亡。对土地的掠夺，在威廉三世时期，达到了空前高度，为英国寡头政治的领地地位奠定了基础。在农民土地被侵占进程中，政府还从政策上肯定了圈地运动合法性与有效性。1793年，英格兰新成立的农业部发布了约90卷针对土地管理的政策建议，这些文件几乎都强调：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源于圈地运动，因此必须进一步推进圈地。随着自由主义制度的产生，公有地被围圈的地产越来越多，1689年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七可能还掌握在自耕农即独立耕作的所有者手上的历史逐步终结。

圈地运动为资本原始积累提供了重要基础，最残酷的暴力构成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资本则作为最重要角色出场。资本的占有依靠着暴力以及其他手段，在权力的依托之下，分配在资本所有者身上，实现对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直接或间接的占有。在这个进程中，资本成为了这个社会战争的武器。而技术的不断发展，促使了资本的日趋垄断，这种垄断也造就了因垄断而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劳动的分裂，加剧了资本所有者对土地的占有以及对劳动力的剥削，加大了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劳动力更加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受到物的力量即资本的统治。圈地运动在资本的驱使下，向不利于劳动者的方向演化。

（二）圈地运动下的劳动者地位

借助于“公有地圈围法”以及“清扫领地”行为，地主将农民的土地攫为己有，资本租地农场随之大规模兴起。在大地主占有制与土地集中的背景下，机器耕种和现代农业耕作法的推广，加之农业改良与旧社会制度的崩溃，共同迫使农民离开家园。他们沦落为无产阶级，丧失栖身之所，被卷入工业大军，沦为满足自身生存需求的奴隶，也成为圈地运动中最大的受害者。不过，对资本而言，这些劳动者恰恰构成了其最为庞大的劳动力蓄水池。

随着圈地运动引发纺织工业的快速发展，工厂制度逐步渗入到劳动部门，涉及程度越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同时，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不仅如此，圈地运动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劳动者的收入持续下降，底层劳动者的人均年实际收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1833年格拉斯哥棉纺厂的12000名工人中，只有2000人的周平均工资超过11英镑；在曼彻斯特的131家工厂中，平均工资低于1英镑，只有21家工厂的工资高于1英镑。1530年开始的流浪汉法案，开启了工作被取代而被迫乞讨人员的苛刻惩罚。1549年凯特起义后虽取消此法案，但对贫穷劳动者和圈地刑事罪定罪的罪行仍然在继续。为了改善这种状况，1601年英国颁布了著名的《伊丽莎白济贫法》。这个法律的颁布对于所住地区的居民享有济贫权给予了法律意义上的确定，将劳动者从危险的地区转移出来，那些无法工作的劳动者可以得到救济，但是法律也规定，无论工资多少，平民都必须到所属行政教区劳动，这个法律也就变相成为劳动者自由流动获取新的就业机会与提高工资的一道屏障。1662年颁布的《定居法》则从法律层面，直接限制劳动者在自由地的迁徙流动，比如富裕的行政区采取措施防止贫困区的人们迁移到本区。1795年的《斯皮纳姆兰法案》规定，只要一个劳动者的工资低于补贴标准，即使这个劳动者有工作，也是可以获得救济的，这意味着雇主可以支付极低的工资雇佣劳动者，按照补贴标准幅度仍然可以保证收入提高到标准幅度之内，劳动者在这种极低劳动生产率下，虽然还有一定工作，但实际上维持的只是工作的假象。同时面对工业循环的周期变动以及技术进步，工人不仅要牺牲生活资料为资本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同时还要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他们被资本剥削，为了能够生存而不得不进入阶级关系。无产者的思想和身体表面上并不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私有财产，但是他们却被无声的经济关系所钳制。

二、数字“新圈地运动”的当代形态

（一）数字“新圈地运动”对“领土”以及附属物占有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利用独特而丰富的数据集训练出具有竞争力的算法，并通过数据提取迅速成为新一轮扩张的技术基础。通过对数字技术、数据和基础设施的控制，加之深层次的地缘政治互动，数字技术引发的“新圈地运动”不断向外扩张，为“无限制的生命体资本化”铺平了道路。

在对实物与空间领土的占有中，数字扩张扮演着重要角色，“新圈地运动”出场。这场由数字技术引发的对数字化“领土”的占有不再拘泥于传统实物“领土”，而是向空间“领土”不断扩张。首先，借助于数字平台与数字公司，“新圈地运动”从本土数字领土控制入手，将本土的民众卷入到数字劳动的阵营中。以数字零工为例，数字零工劳动呈现出双重特质。他们劳动的时空自主与时空挤压同时并存、劳动便利与劳动操控同时并存、劳动选择与劳动歧视同时并存、劳动自由与劳动风险同时并存。其次，在本土圈地的基础上，这场由技术向外扩张的运动也在作用于本土之外的领土。在数字技术所编织的网络中，每个文明国家及其中的每一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数字世界，这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对新领土的控制，既有对双重空间领土的控制权争夺，也有对基础设施及其建造和维护所需物质材料的争夺。这些材料包括电缆、应用、软件、数据中心、金属、稀土等，它们构成了数字地缘政治的复杂拼图。

同时，数字“新圈地运动”对“领土”附属物即数字商品的占有是建立在数字平台以及数字公司对数字商品的掠夺上。这种对“领土”附属物的占有，更类似一种新型社会形态。随着数字平台的出现，它不仅为商业创新提供了环境，更为资本创造一种新型“社会”的技术手段。具体来说，这种“社会”形式可以被持续追踪、捕捉、分类和计数，从而作为“数据”来实现价值。这些新型社会关系使人类卷入了数据提取过程，但表面上看，这些方式似乎并非是剥削性的。同时，这种社会关系不再是嵌入于经济体系之中，而是成为了经济体系，或者至少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因为人类生活通过数据被转化为资本的原材料。在这种社会关系下，数字平台以及数字公司试图将所有生活纳入一个不断扩大的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从人体、物体和系统中提取数据，为管理一切事物创造了新的可能性，这就是平台和其他日常数据提取环境所起的独特作用。借助于它，正式经济关系范围之外的领域都能够被纳入市场化的网络之中，圈地逻辑下的数字商品作为“领土”附属物，就被无限度地占有。在这种经济生态下，数字商品作为新兴附属物呈现的抽象力量，就是把生活过程转化为有价值的“事物”。实现这一转变的手段不是劳动关系，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商品化社会关系，在这种关系框架中，推动了更多数字平台的参与，也将更多劳动者裹挟其中。

对数字圈地的领土以及领土上附属物的扩张与占有，是通过数据的生产者、收集者和所有者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实现的，这种关系反映了剥夺式积累的过程。基于“掠夺、欺诈和暴力”的积累虽然以各种偶然且随意的方式发生，但也是持续不断的。就大数据而言，这些过程将数据私有化，使其落入技术应用开发者手中，掩盖了数据从其创造者那里被量化和异化的事实，并将这些数据关联成抽象的、量化的消费者集合，从而实现交易并获得巨大收益。它们为资本创造一种可供作为数据进行占有和剥削以获取价值的“社会”形式。与其说这是劳动过程的扩展，不如说它更类似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自然物质的占有。资本运作过程将数据的概念从一组离散的观察结果，转变为通过算法关联构成的多维流动数据点，每个数据点都产生于智能设备的使用系统中，使之更好地捕捉和量化环境背景以及个体信息。根据数字技术的关联性，数字技术的所有者与技术投入的资本者，可以凭借技术深化，不断扩大所控制与拥有的数字领地以及附属物，将“新圈地运动”推向新的领域。

（二）数字“新圈地运动”对文化的入侵

随着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北美和欧洲的数字企业集团类似于现代帝国。它们通过不平等的资本和数据流动来强加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将文化入侵的行动从圈层内扩张到圈层外。

一方面，数字“新圈地运动”冲击着圈层内本土文化。数字技术正变革着文化的内容、发展方向、获取方式，认知不公正现象不断出现。信息技术中的“嵌入”逻辑持续运作，决定了新圈地下的劳动者文化建构趋于数字化。面对数字圈地，数字资本中心视角的文化建构形成霸权形式、逻辑框架及其隐含假设。在新圈地下，一种推崇不确定性与无常的形而上学应运而生，它否定固定性、确定性与超验思想，不仅质疑东方的知识和精神传统，也确立了西方的文化霸权地位。在新数字圈地中，数字技术与数据的扩张随之会创造一个新的空间，多元的声音、经历、历史、认识论和知识会受到抑制，原生人民的部分特征被否定，甚至被“切除”。

另一方面，数字“新圈地运动”下的圈层外文化也在发生重塑效应。对将新圈地的居民塑造成为一个典型的人，主要指向为“西方人”。这种人被假定以特定的理性方式思考，精通数字技术，并且具有理性自我指导能力的单一身份。在这种身份圈定下，对本土之外领土的文化渗透不断强化西方霸权思维，并在随后的文化渗透中加大歧视力度，成为控制其他领土人民文化权利的重要路径。这种文化渗透在技术上表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由于数字编程架构中的符号或许各自代表着不同语法，但“数字圈地运动”真正要体现的是编程代码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这些符号表面是单词，但它们本身会让人联想到英语语言及其价值观，并由此影响到接触或使用这些符号的群体，从而修改正统交流的界限，进而改变群体文化特质。当人们发现自己在网络世界受困于西方化的符号框架时，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失去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数字圈地之前，所有已知文化中的系统性知识生产都与整体性视角相关联。该视角承认现实的异质性、不可简化性与矛盾性，以及各组成部分多样性的合法性。这种社会整体性观念植根于历史的多样性与异质性。数字圈地则否定了这一构想，因为它对主体进行分类，并试图以全面的算法控制来构建社会。应该说，和其他任何工具一样，数字技术反映了人类的矛盾性、局限性、偏见，以及其背后个体的政治和情感诉求，所有这一切都根植于社会和文化生态。数字技术就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对某些个人和群体存在的不公正和偏见。其中的算法就是嵌入在代码中的观点，不仅将其所代表的文化理念不断放大，也在不断改写“数字圈地”本领土以及扩张领土下的固有文化底线。

（三）数字“新圈地运动”对劳动者的剥削

数字圈地运动旨在将劳动与劳动者融合在一起，让劳动者的整个生活都为劳动所用。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不仅要向不变资本让渡价值；而且，由于劳动者作为认知劳动力，无论是以个体形式为生产付出努力，还是以协作方式进行数字劳动，活劳动既能投入到固定资本中，同时也成为固定资本的实体与能动引擎。这种做派借助于知识的边缘政治化与身体政治化技术，实现对领土上的劳动者的新型数字化剥削。这种数字圈地借助于算法来协调多个群体的利益，并通过匹配供需协调机制的数字平台来达成既定目标。它们依赖于一个集中化的结构从资本和劳动力中提取价值并限制风险。

首先，在新的数字圈地运动营造的生态系统中，数字平台利用性别、阶级和种族差异来获取无薪或低薪数字劳动，大量被数字技术所圈地的国家都经历着大量人口被逐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形，人口由稀缺系统向过剩系统转变。数字平台劳动者意识到他们正在为全球数字血汗工厂劳动，不断内化了对工作的担忧。他们不仅将自身视为“产业后备军”，还视为“被剥夺者的大军”。边缘化与数字圈地将人类社群纳入市场交换网络和技术中介生产链的关系中，劳动者越来越容易受到掠夺性价值提取平台的影响。在数字平台中，劳动力需求在地理上相对集中，但供应则相对分散，从而加剧了劳动力与资本不对称的关系。此外，等级制度导致劳动者与职业的供求匹配过程中出现重新中介化，并催生出长价值链。数字圈地中被圈国家的越来越多劳动者成为这些价值链的最终环节。由于这种全球价值提取链的不透明性，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低下，进而也丧失了评估自身工作条件的基准。其中，数字平台利用种族和性别的社会建构获得了廉价的劳动力，通过边缘化和剥夺权力的社会动态，保证劳动者能够不断被复制利用。正是数字平台雇佣劳动者的人数激增，迫使位于生产链中间环节的传统工厂劳动不断降低成本，非自由且低薪劳动不断趋于扩张。

其次，利用数据不断扩大“圈地”实际控制范围的数字公司——乃至受资本控制的政府——对圈地“领土”上劳动者的隐形剥削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在数据圈地运动中所掏空的社会世界里，数据实践将追踪变成生活的一个永久特征，侵入自我空间，拓展并加深了劳动者被剥削的基础。数字技术侵蚀着被识别的自我的核心要素，通过将自动监控植入自我的空间，劳动者面临失去构成自身本质的风险，即丧失推动自我不断实现转变的开放空间，其自我意识随着技术深化而逐步削弱。虽然恩里克·杜塞尔曾反复强调“人的自然实体性”以及“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而不仅仅是有所不同”。但随着数字圈地的深化，劳动者的个体意识不断被消解，隐蔽性剥削取代表面剥削。对于劳动者而言，如果劳动过程乃至生活过程被数据持续跟踪，本身就意味着自我的丧失。因此，数据成为了应对资本主义内在的过度积累倾向的一种解决之道，但这并非通过向外的空间扩张来实现，而是通过将个体生活的复杂表面变得平滑来达成，因为个体在此时已变成了可被认知的、商品化的自我表征。它将日常物品和行为转变为传感器，先是对个体进行量化，继而剥夺个体对自己生成的数据的控制权，这标志着资本与个体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模式。数字圈地在扩张过程中，不仅鼓励劳动者大量使用技术，而且不断将个体塑造为商品表征，造就了商品化、量化的自我。

最后，在数字圈地运动中，内嵌于社会的数字技术进一步加深了对劳动者的控制。数字技术背后无形的控制网正在逐步拉开，并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方面，劳动者依靠数字平台开展劳动，他们大多为非生产性工人，平台的数字化管理削弱了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意愿，这种劳动特点的变化也改变了劳动者的态度和意识。在数字技术统御下，“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性似乎都是不可能的”，劳动者的反抗意识与话语权不断被削弱。另一方面，科学技术和数字平台是如今信息传播的重要载体，向人们灌输着美化现实的“虚假意识”，为剥削与压迫做出合理性解释。数字平台的算法、数据推荐与匹配还造成了信息茧房，进一步固化了劳动者的数字意识。技术越是先进，其数据的搜集和计算越精准，对人思想的控制也就越牢固，真实的剥削压迫逐渐隐藏于客观合理的表象背后。

三、数字“新圈地运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从领土到数字的转变，表面由技术引发，实质却是资本在操控。资本要的从来不是自由，而是统治——对技术延伸下的政治与经济统治。借助于这种统治优势，资本得以强化议程设定和他人偏好重塑的能力，从宏观到微观影响着数字圈地领土的政治与经济进程。在数字“新圈地运动”下，“技术—政治”与“技术—经济”的演化呈现出不同形态：前者引发监控主义，后者为资本带来巨大暴利。对此，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更好开展对数字“新圈地运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一）“技术—政治”演化为对“数字新圈地”监控

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物质力量以及知识、意识、意义和身份认同等非物质力量，被视为权力的来源，而国家则成为权力的中心。随着数据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权力的中心就由国家转移到少数数字公司手中，这些企业掌握着技术所赋予的物质和非物质权力，并将传统上由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媒体等领域的权力发挥到了空前程度。例如，脸书公司被指控非法向剑桥分析公司提供数据干预当地大选，直接影响到新数字圈地本领土上的民主进程。这种“技术—政治”权力的掌控，在数字自由主义思潮与数字圈地运动的共同推动下，促使社会实现去中心化组织，而外部主权、法律及领土性的重要性则相应降低。与此同时，互联网的商业化强化了这一趋势，催生了“围墙花园”。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政府也参与数字监控的行列之中，比如美国政府积极利用海底电缆来扩展海军的海底网络，以便更好地协调军事行动并加强监视，确保美国继续作为互联网的主要掌控者。

第一，以民主为旗号获取政治控制，成为数字圈地运动中加大监控的最好借口。在知识价值理论看来，数字空间由巨大矛盾塑造，表现出多重性与矛盾倾向。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统治，以“技术创新”“最先进的算法”等形式呈现。它们以利润最大化为驱动力，假定人类的灵魂、行为和行动是可随意获取的原材料。对人类活动进行分类、整理和排序的知识、权威和权力掌握在技术专家手中，而普通民众不过是生产数据的“人类自然资源”。对资本的追逐，意味着数字平台对数据有着永不满足的需求，并且会不择手段地获取数据，从而侵犯个人隐私或劳动者权益。根据联合国设定的关于进步的预设概念，虽然实现技术获取的民主化已成为当务之急，但没有相应的本体论变革，民主化最终只会复制并固化技术理解，并将计算性思维发展为唯一的思维形式，技术统治与技术政治将会成为主宰新圈地的核心任务。这一切的发生，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塑造市场的方式，是以牺牲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为代价，按照有利于社会上层群体的方式进行的。

第二，在数字新圈地运动的进程中，数字平台与数字公司利用“免费”“援助”等借口，为数字圈地提供的各类数字技术，使人成为被动的可操纵对象，从而奠定了数字圈地监控的基础。表面上看，数字信息的边际成本为零，免费信息系统似乎触手可及。通过分散式与分布式的数字网络，人们获得了平等获取已发布信息的机会，但自由并不等于免费。实际上，技术公司通过设计剥夺用户控制权的技术，构建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基于监视的生态系统。在这一数字生态系统的结构性变化中，数字代码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以类似于物理架构限制和规范物理空间行为的方式，规范着计算机中介环境中的规则与行为。因此，代码可以篡夺甚至取代社会中的法律、组织和社会传统。在数字圈地的新领土上，人们的计算体验更多受到技术公司云服务代码的支配——即便这些云服务运行的是自由软件，用户也无法真正控制自己的使用体验。此外，“数据挖掘”“数据丰富”乃至“数据丰富的大陆”等技术话语，揭示了每个数据点背后个体被忽视的程度。抹去数据点的情境，使操控用户变得更容易。人们并非抽象实体，数据的收集、分析与操控意味着技术公司对人们的监控与追踪在不断加深。这些公司凭借技术基础设施的主导权，利用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将大量数据存储于企业云中，从而使政府能够借助它们对大众进行监控，最终形成由商业利益驱动的国家与企业共谋的监控资本主义。

第三，在数字圈地运动下，数字技术延伸的“过滤气泡”，将人们聚集到同质化的群体中，并通过对不同数字圈地进行隔离，威胁民主和社会凝聚力，形成并加剧数字集权。这种数字圈地运动一方面加剧了对本领土上的人们的监控——大数据正是这种新型商业监视的核心。数字公司通过尽可能多地收集关于大量人群的海量信息，能够洞察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模式，以便进行个性化互动，如排名、定向广告、内容策划、教育评估以及其他由计算机介导的体验。另一方面，数字圈地运动也加大了对数字圈地扩张领土上人们的监控。数字公司从这些地区提取数据，并在本土进行处理，从而维持对数字社会的所有权与控制权。这一过程在增强大型科技跨国公司权力的同时，也使扩张领土上的人们对自身数据产生依赖，在监控与被监控中逐渐丧失自我。

当监控设备被常规化使用时，极权主义的核心前提便已确立，极权主义本身也随之产生。监控与监控意识形态被嵌入到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框架中，监控资本主义随之兴起。然而，监控资本主义并未打破二元论、决定论与线性逻辑，反而将其进一步深化。它成为工具理性的强化形态，催生出更具压迫性与剥削性的新型统治形式。当这种统治形式中的监督职能与数字监视结合在一起，“数字圆形监狱”应运而生，并随着数字圈地进程的加快而日益引发政治上的担忧。这种由“技术—政治”演变造就的政治监控，本质是资本与国家的联合管控。它推翻了已有的无罪推定论，催生出监控的极权主义。进一步看，这种数字技术在政治上的表征，一定程度上源于数字阶层掌控者与数字圈地中民众之间的局部利益冲突。而这一冲突恰恰发生在以货币与权力积累逻辑为基础的社会圈层之中，并在此圈层逻辑驱动下，使政治监控逐步趋于工具化。

（二）“技术—经济”演化为对“数字新圈地”剥削

在数字圈地过程中，数字公司利用对技术架构的集中控制来获取优势。然而，这种技术架构本身正是一种特定形式的权力与权威的安排。技术并非中立，它承载并生产着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结构——包括性别、种族与阶级。互联网也未能幸免，在线上催生了新的等级制度，再现了历史上圈地运动的新动态。最终，凭借这种数字权力与权威，技术为数字公司开启了暴利之门。

首先，大型科技公司通过知识产权和基础设施访问权获取租金，并依赖大数据监控获取暴利。以Facebook为例，通过分析用户内容生成的大数据，Facebook得以实现精准广告投放。2020年，Facebook全年营收达859.65亿美元，其中广告营收为841.69亿美元，净利润为291.46亿美元，摊薄后每股收益为10.09美元。数字公司获取暴利的基础就在于，互联网接入正由特定的私营企业来主导。事实上，一个开放且自由的互联网的特性，是使其能够成为一个无限创新的平台，无论是在技术方面，还是在其对全球的影响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然而，像Facebook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寡头垄断，对自由开放互联网的原则构成了严重威胁。它们通过游说，削弱圈地所属地区政府的现有监管，并从中获取利益。

其次，在“数字圈地运动”不断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数字公司还从硬件设施入手，获取暴利。以海底电缆为例，2023年非洲的海底电缆线路仍在沿用1901年海底电报线路的路线，当地人对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发言权或控制权。基础设施曾是帝国主义和海外“圈地”运动的基础性工具，如今数字帝国仍然试图将非洲重新纳入“数字圈地”运动，以此作为应对其国内诸多挑战的一种生存策略。凭借弥合数字鸿沟的借口，这些公司主导并控制着非洲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空间，竞相提取大量数据。这使得谷歌、Meta、亚马逊和微软等公司为扩张非洲大陆的业务展开激烈竞争，纷纷在非洲开展大规模海底电缆项目。此外，这种海底电缆项目也给非洲带来了一种新的基础设施债务，非洲国家向谷歌和Meta这样的私营公司付费，以连接海底电缆，从而导致这些国家陷入永久债务以维持网络连接，预计到2030年，非洲需要支付超过1000亿美元才能实现普遍、有意义且负担得起的宽带连接，这使得当地政府难以进入竞争市场来建设自己的海底电缆，而唯有数字私营企业有财力实现这一目标。可见，仅凭借海底光缆项目和数字基础设施项目，就足以让数字公司获取暴利。

最后，数字技术让数字资本所有者获得暴利。马克思指出：“资本占有者决定把资本投入农业还是投入工业，投入批发商业的某一部门还是投入零售商业的某一部门的惟一动机，是对他自己利润的考虑。”对于数字公司而言，他们只是在追逐一种“力量”，在这种力量的驱使之下，数字技术的垄断者与数字资本拥有者才能从中获取真正的暴利。同时，马克思在《法国的动产信用公司》一文中也提到：“人们都在为牟取暴利——无需忙碌奔波，不费力气，往往是不顾脸面取得的暴利——而发狂。”对于数字公司来说，它们是凭借在数字圈地的“领土”肆意扩张，将原有的剥削方式由显性转化为隐性，由无偿转化为有偿，通过榨取劳动者以及用户的各种劳动来获取的。

在资本掌控下，数字技术催生了新的商品化形式与剥削方式，同时也给资本积累带来了新的问题。然而，作为商品的数字信息本身具有反抗商品化的属性。数字资本主义的根基，恰恰在于数字公共资源与数字商品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数字化既塑造着无产阶级社会协作与资本支配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同时也被这一矛盾所塑造。这种矛盾最终决定了数字圈地中民众的境遇。实际上，民众的境遇不仅取决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更取决于他们能否掌握数字技术。但数字技术的控制者为追求暴利，绝不会将后者的权力拱手相让。历史已充分证明：资产所有者在推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任何个人或民族能够避免苦难与堕落的经历。

四、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