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其诞生以来的近百年里，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改变中国命运，关键莫过于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而对此加以考察，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过程贯穿着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和独特智慧。中国共产党对理论创新方向、创新维度能准确把握以及持续的推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其创新不是割裂传统、脱离前人思想的创新，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扬弃与开创。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1这段概括既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连续承继、世代累积的成果，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立和构建的特色与智慧。
一、纵观历史，继承是中国共产党生生不息日益强大的奥秘所在
坚持思想理论的继承性，可谓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智慧。中国共产党与世界上许多政党不同，他刚诞生时只有50多个党员，且长期没有合法地位，生存环境十分恶劣。然而，这个小党却日益壮大，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以至成为当今世界上强大的执政党。这首先表明，中国共产党具备独特的生存之道。纵观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历程可见，坚持理论的继承性就是其原因之一。
（一）继承的思维方法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得以快速成长，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不利地位
中国共产党坚持思想理论的继承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思想理论创造中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二是继承自己前辈的思想遗产，即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创立的思想理论。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其思维方法一脉相承。毛泽东曾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在对待前人的思想遗产上，毛泽东明确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习近平也反复强调：“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3正是因为坚持这种继承性原则，才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得以快速成长，从而在组织上日益强大。
首先，对先进思想继承所做的加法，对于弥补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理论准备的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所共知，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在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就投入到燃眉之急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又要求共产党人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这对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显然是严峻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遭受了许多挫折。但因为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理论继承性的原则。一方面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保证了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另一方面努力利用和依靠前人创造的思想财富，使自己在思想理论探索中获得了重要的依据和前提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理论的不足。例如，在民主革命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及资产阶级革命经验的继承，对中国共产党较快地把握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明确地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4同时还说，“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里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位老先生死了十多年了，连同他说的四十年，共有五十多年，这五十多年来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是什么呢？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5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有明确认识，并以此为依据把握了中国革命性质问题。再如，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6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批判地继承了孙中山的思想遗产，即吸收了孙中山的思想，又超越了他的思想。
其次，坚持继承的原则和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条件。人所共知，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在其创立过程中大力吸收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包括继承近代先进思想家的思想遗产，也正因如此，才使毛泽东思想成为切中中国革命实际，带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被中国人民广泛认同的思想理论。同样，不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创造，都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而这都与继承性不可分割。可以说，没有继承，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继承使中国共产党自然处于历史承接与推进的关键地位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7所以，一个有所作为的政党首先应该从历史中走来，然后又能推动历史走向未来。所谓从历史中走来，就不能割断历史；而要走向未来，就不能仅仅重复前人所走过的路，必须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就是说，一个成功的政党，必然处于历史的承接与推进的关键地位。处于这个关键地位，必须在思想理论上做好继承性的工作。
首先，继承的承接是中国共产党推动历史进步的前提。20世纪的中国连续发生了三次历史性巨变，其中有两次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直接领导下实现的。尽管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走过弯路，但连接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则是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这样一条主线。纵观这条主线，我们可以发现，继承前辈的遗志，准确把握前人的思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动历史进步的前提。例如，我们继承了孙中山先生遗志，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把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再如，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顺利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没有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保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四项基本原则作为支柱，因此，中国开辟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苏联改革的成功之路。
其次，在承接基础上的推进是快速和顺利的推进。毛泽东曾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2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继承既是一个做加法的过程，又是一个扬弃的过程。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继承不是固守前人的思想或者完全重复前人的思想，继承的目的是为了创新，是为了推动历史进步。因此，辩证地对待前人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的一大特色。于是，继承的结果首先保证了历史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前进，其次则是思想解放和理论的创新，进而是历史的快速推进。例如，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对待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遗产即是如此。当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首先认识到了毛泽东晚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决反对和抛弃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结束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但同时又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正确的评价，认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对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3由于对毛泽东思想这一遗产的科学处理，即批判地继承，一方面保证了中国政治的稳定，为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坚持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和大胆创新，从而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和20世纪中国的第三次历史性巨变的发生。
（三）继承的逻辑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巩固执政地位的条件
在思想理论上，一以贯之的继承性把中国共产党一代又一代人连接在一起，这既代表党的组织的稳固，也代表其生生不息的发展。对于执政党而言，自然意味执政地位的巩固。
首先，继承本身内涵一种稳定性和连续性。作为执政党，党组织的稳固是执政地位巩固的根本条件，也是其表现形态。而组织的稳固与党的指导思想的稳定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的继承性有效地防止了指导思想的颠覆性变化，进而也防止了因为思想理论变化而引发的组织分化。一个民族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努力。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开始的，这决定其更需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在此过程中，理论必须是与时俱进的，实践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但贯穿其中的社会主义旗帜和核心价值是不可动摇的。而继承的稳定性价值就在于此。继承的原则和方法，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不变、初心不变，旗帜不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虽然历经坎坷，遭受过许多挫折，但我们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执政地位十分牢固，显然在于党的思想理论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坚守社会主义阵地。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曾总结说，“这次发生的事件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4很显然，在当时那样复杂的政治局面和国际国内各种不利因素作用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没有被动摇，改革开放大业没有因此遭受挫折，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不动摇。历史经验表明，党的理论继承性与党的生命和执政地位的稳固息息相关。
其次，继承的逻辑有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进而有利于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党的内部团结和统一显然有利于其执政地位的巩固。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是高度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是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所在。”1继承的连续性有利于党内思想的整合和认识的统一，进而保证了领导集体代际交替的平稳顺畅，并有利于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形成。邓小平所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2因为党有核心，即使发生了领导人的变动，也不会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地位。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年里，中国共产党虽然也遇到了各种风险和考验，党的领导集体经历了新老交替、代际交替，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有核心，并保持了高度的团结统一，所以，才成功应对了各种风险和考验，进而巩固了执政地位。
二、考察现实，继承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诸多优势
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这个新的历史方位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历史变革发生了巨大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大发展，使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中国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个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有如此巨大作用，是因为继承的逻辑使之凝结着几代共产党人的探索、思想与智慧，从而赋予了这个理论体系诸多优势。
（一）具备了更高的权威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历史，新中国发展的历史都告诉我们：要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党、治理好我们这个大国，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至关重要，维护中央权威至关重要。”4中央权威与党的思想理论的权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首先取决于其理论的权威性，而理论的权威性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与马克思主义不可分离的渊源关系；二是源自于其科学性；三是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有效性。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5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第二次历史飞跃之后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作为历史性飞跃的连续过程中的一次新的飞跃，自然处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不可动摇的地位。在中国，自马克思主义成为引领社会变革的主流思想以来，理论的权威性或者合法性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地位。特别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取得，彰显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品格及变革社会的伟大作用，这是其获得权威性的根本。
其次，继承的逻辑决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智慧的集大成，历史的积淀使这个理论体系更成熟、更充满智慧。同时，历经几代领导集体的反复探索、实践、验证，也使这个理论体系具备了科学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此后又经历了江泽民为代表、胡锦涛为代表和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但它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习近平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二十一世纪。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历经如此过程而形成的理论体系，其权威性的来源自然是充分的。
第三，继承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全面地回答和解决了中国问题。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要富强，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站起来的问题，其次才是富起来，进而是强起来的问题。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继承性的成果，是在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如何站起来，进而如何富起来的理论基础上创新推进的产物。毛泽东思想回答和解决了如何让中国站起来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2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诸多领域推进理论创新，以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指导实践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权威性地位的又一重要支撑。
（二）获得了广泛认同和高度凝聚力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彰显了全党和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认同以及这个理论的巨大凝聚力。
首先，继承性决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含广泛认同的要素。“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3同样，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也教育了改革开放以来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造、传播、运用都充分把握了这一特点。例如，习近平在谈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时，肯定地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完全延续了党的理论创造的一贯传统，在这方面，他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一脉相承，始终坚持党的思想理论的继承性原则。20世纪70年代末，毛泽东去世后，在如何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问题上，人们的思想有分歧，一时间社会上出现了各种各样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论调。对此，邓小平以高超的政治智慧，正确处理了这一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一方面，他坚定地继承毛泽东思想。在一九八○年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对于要不要写和怎么写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邓小平十分清醒地说，“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5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广泛征求全党全国人民意见的基础上，用了一年多时间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6最后《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评价，同时对为什么和怎样继承毛泽东思想也做出了正确阐释。显然，对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本身就内含了共识和普遍认同的要素；而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必然包含广泛的认同度要素，这也是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同理，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的治国理政思想基础形成和发展的成果包含更为广泛的认同，它意味着几代人的心心相通和理想、信念的一致性。
其次，继承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大的凝聚力。获得广泛认同的科学的思想理论必然产生凝聚力。不仅如此，继承的逻辑还赋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许多特质。一是它具备强大的动员力和号召力的特质。因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继承性的理论成果，其中凝聚着几代人梦寐以求和未竟的夙愿。这就是它所具有强大动力的源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1而第二个一百年的最终目标是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目标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显然，它“承载着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无数仁人志士的夙愿和期盼，凝聚着亿万人民的奋斗和牺牲，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2。因此，它具有强大的动员力，号召力，它召唤着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为之奋斗。二是它获得了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和道德伦理的强有力的支撑。中国人历来注重初心和本源，遵从和敬重前人，讲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吃水不忘打井人，最忌讳忘本和丢掉祖宗。毛泽东在世时，针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时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反复讲，“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4“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5在党的十八大上，习近平高度评价胡锦涛为代表的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付出的努力，他说，“胡锦涛同志担任国家主席10年间，以丰富的政治智慧、高超的领导才能、勤勉的工作精神，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普遍赞誉。我们向胡锦涛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6这些都充分表明，继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传统和行为模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继承性的理论成果，既符合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符合民族文化传统，因而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三、继承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继承是创新的前提，没有继承就谈不上创新。当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理论的继承性原则，正确解决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理论创造的关系，这是中国共产党继往开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
首先，继承使创新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并避免走弯路。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7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其理论创新的任务就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已站到了更高的起点上。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1。总结和承接前人的事业和思想，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获得了开拓创新的深厚基础。理论创新不仅需要基础，更需要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创新过程中少走弯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造中的继承历来是批判地继承。继承，不仅是拥有，也是扬弃的过程，所以继承也有利于避免犯前人的错误。例如，我们党对毛泽东思想继承，不仅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也获得了重要借鉴。
其次，继承能使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创新的空间与方向。理论创新既要占据至高点，也要明确方向和把握创新的空间。实践无止境，创新无止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人民把中国建成现代化强国，还面临诸多挑战和严峻考验。其中，改革开放就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同志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2显然，我们要把这篇大文章做下去，首先不能丢掉前人已经做好的精彩篇章。只有认真地阅读和把握已有的这些精彩篇章，同时对照现实，才能准确定位理论创新的维度及方向，回答和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毛泽东等前人未能提供现成答案的现实课题，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历史是经验的伟大楼阁。”3蕴含着继承性智慧和逻辑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历史的积淀堪称思想的伟大楼阁。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形结合的产物，其理论的权威性、所具备的广泛认同、强大凝聚力与影响力，决定它必将引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必将使社会主义在中国得到更高的发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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