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认可、信任并支持政府是政治体系稳健运行的关键。同时，政府信任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其不仅降低了政策运行成本，且增强了社会治理效果。因此，提升民众的政府信任已成为各国政府工作的关键课题。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问题逐渐凸显，探讨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是典型的“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的权限与任务不同，中央政府主要行使治官权，基层政府主要行使治民权。已有研究表明中国民众对各级政府的信任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即“差序政府信任”。在中国差序政府信任的语境下，中央政府基于“群众的利益”与“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制定多项惠民政策，这些政策主要由基层政府落实，基层政府可能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或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或通过税费和土地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
与西方国家政府信任不同，中国的政府信任关系源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下“和谐社会”的实践诉求。在转型中，虽然经济发展迅速，但相关配套制度并不完善，造成社会问题频发。世界银行曾对全球多数国家的贫富差距进行排名，中国位于第27位，收入不平等程度较为严重。历史经验表明，转型时期社会公平正义与国家发展红利的共享关涉到政府能否顺利执行法律与推行政策，因此解决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问题的呼声很高。毋庸置疑，无论是宏观层面的政府信任，还是微观个体层面的社会公平感，均与收入差距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特殊的“中央-地方”治理格局下，收入差距、社会公平感与不同层级政府信任的关系如何？收入差距是否通过影响社会公平感进而影响政府信任呢？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使用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检验收入差距与政府信任的关系，并验证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诸多研究关注收入差距对经济发展、居民贫困与健康等的影响，本文以政府信任、社会公平感为视角探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同时，优化收入分配对增强社会向心力、提高政府信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可为提升公共政策满意度与政府形象提供有益建议。此外，已有研究仅关注基层或中央政府信任，本文比较分析收入差距对差序政府信任的影响，力图为提高不同层级政府信任提供有益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自20世纪60年代西方民主国家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以来，政治信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近年来，政治信任研究已扩散至新兴民主国家或威权政体，如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和东亚儒家社会国家。学者们不断探究如何解析政府信任，目前形成制度主义、文化主义与社会资本三种解释范式。
制度主义基于理性人假设，指出民众可以理智地决定是否信任政府，并强调民众对政府承诺、政府表现及公共产品供给的评估影响其政府信任。譬如，Chanley等发现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众对政府信任水平越高。政府的经济发展与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达不到民众预期，则会造成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制度主义解释路径在中国得到了实证检验，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公共政策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社会福利水平等均显著影响政府信任。
然而，民众会不断接受新的政治信息，进而持续影响其对政府的信任。Uslaner指出若政府信任是对政治领域内的重大事件、政府绩效与官员表现的评估，会受到“人并非完全理性”等问题的责难，这种政府信任本身是不可取的。游宇和王正绪进一步指出政治信任是“反思性的”，民众可能在需要某种社会服务或评估某种政府绩效时才会将自身嵌入到政治信任中，基于理性人假设并强调物质收益对政府信任的决定性作用就显得偏颇。所以，应重视主观层面的因素，尤其是在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国。
Gabriel和Verba首先提出用文化主义理论解释政府信任，20世纪末，普特南等学者用实证研究方法将其加以发展。文化主义强调“对政治制度与政府信任……根植于文化范式中，并通过早期生活的社会化得以传播”。由于社会文化环境各异，不同国家、社会与群体对政府信任也有所不同。Damico等实证检验了民众早期社会化经历与成年后的生活经验对其政府信任有重要影响。诸多学者也基于文化主义理论解析了中国政府信任。例如，Shi认为台湾地区政府信任与中国大陆政府信任的不同源于两区域民众价值观的差异。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表现为在受价值观倾向、人际信任等宏观文化主义因素影响下，对微观上接收到的信任对象的“制度主义”特征如绩效、透明度、廉洁，做出的回应与修正。
根据文化主义理论，微观个体社会化与宏观国家文化被称为政府信任的两个层面。一方面，传统价值观受到多元主义思潮或“后现代”价值观的冲击，互联网等新媒体快速发展，影响了个体初始化政治信任的形成。另一方面，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仅形成了小范围的特殊社会信任，国家文化层面的信任度较低。因此，文化主义为解释个体化的政府信任差异与总体性的政府信任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无法回答中央政府信任与基层政府信任这种差序政府信任的缘由。
第三种解释路径是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网络与社会互动等角度研究政府信任。Lane认为政治信任以人际信任为基础，民众经常性地参加社区活动，有利于增强人际信任，进而提高政府信任水平。Putnam进一步推动了社会资本与政府信任研究的发展，以意大利公共精神发达地区的研究为基础，发现社会资本具备联结、规范和信任等功能，可以鼓励民众在地方事务上互助，并促进全国性社会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代表机构的信任度。随后，诸多学者为社会资本能够提高政府信任提供了佐证，发现微观个体层面与宏观国家层面的人际信任都能够有效强化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然而，Newton等研究认为微观个体层面的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甚至有学者研究证实民众参与社团活动越多，其对全国政治机构的信任反而下降。
需指出的是，社会资本理论为文化主义范式无法解释差序政府信任提供了可能。一般而言，民众的社会关系网包含基层政府官员，频繁与亲密的互动增强了民众对基层政府的信任；而中央政府与高层官员并不在民众的社会关系网之内，这无疑造成民众对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信任的差异。
通过文献回顾可知，制度主义范式从理性人假设出发，认为政府信任是基于民众对政府绩效的理性评估；文化主义范式则重点分析了社会化经历与文化价值观等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社会资本范式强调了社会网络与社会参与等在政府信任中的作用。“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部分群体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或受原有既得利益群体剥离而处于经济劣势地位，由此引发民众对社会不满与社会不公平感上升。在此过程中，民众对政府信任如何，无疑是一个亟需理清的重要现实问题。
（二）研究假设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显著提高。但社会优化与社会失衡之间的张力使人们在享受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必须直面转型带来的代价与痛苦，收入差距日益扩大便是最显著的问题之一。根据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收入差距报告2013（简要版）》显示，2012 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为 0.6，其中农村基尼系数为 0.58，城镇基尼系数为 0.57，均高于国际警戒线（0.4），收入差距拉大是不争的事实。根据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笔者计算发现，认为政府应通过税收等公共政策手段缩小收入差距的比重达到70.02%，表明民众认为政府应为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买单”，换言之，政府解决收入差距的成效影响民众对其评估与信任。
根据制度主义范式，政府信任指民众基于政府绩效信息理性判断政府可信度。政府实施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极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政策实施结果主要作用于民众，民众在主观上会对政府政策与绩效进行评估，进而强化或削弱对政府的信任。诸多研究显示，中国长期形成的利益失衡与固化在转型期渐次显露，社会阶层的界限日益明显，并有结构化的迹象。居民收入流动性每况愈下，改善社会福利的功能也日渐式微，在相对定型的社会结构中，这将阻碍民众向上流动。此时，收入不平等意味着“位置停滞”。国家的再分配政策未能有效改善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甚至存在逆向分配，这势必影响民众对政府政策的评估与信任。
此外，文化主义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均提到了社会网络与社会参与对政府信任的影响。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形势愈演愈烈，民众无法获得同等的权益与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会瓦解民众的“共同命运感”，削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且，收入差距扩大导致社会地位分布两端增大，即社会地位渐趋分化。人际交往遵循同质性偏好原则，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无疑会放大社会地位的差异，造成人际间的隔阂与疏远。当收入不平等破坏了民众的社会网络与人际信任，显然也会降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基于此，提出假设1：收入差距显著负向影响政府信任。
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分析，民众对不同层级的政府信任不同。部分学者研究发现，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事实上，人们之所以顺从基层政府，是因为他们信任并支持其任命者——中央政府，愿意接受一条“自上而下”的赋权线。换言之，在差序政府信任现状下，民众普遍认为中央政府与自己的利益是一致的，而基层政府与自己的利益往往是对立的。
同时，就中国上下分治的治理体制来看，执政者管理民众的权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治民权”，由基层政府掌管；一部分是“治官权”，由中央政府掌管。中央政府为获得民众信赖与政治支持，需将自身塑造成民众的最高保护者与利益维护者，凡是与民众有冲突的事务，均由基层政府代办，若基层政府处理不当，导致本地区发生重大的群体性事件，中央政府将惩罚基层政府以安抚民众。因此，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高于基层政府。
基于此，在假设1的基础上提出假设1a：收入差距对基层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大于中央政府信任。
柏拉图认为“正义即和谐”，孔子提出“不患贫而患不均”，社会公平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暗示了古今中外各种制度下收入差距都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收入分配是否公平正义，已融入人们的主观价值判断。郑功成认为社会公平是建立在权益平等基础上的价值判断，社会公平与政府信任实际上密切关联。一项针对美国民众政府信任状况的调查显示，社会公平的程度是引起政府信任变化的首要原因。本土研究发现如果政府通过改革向民众提供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打破利益阶层藩篱与削弱社会不公平感，将会提高民众的政府信任。
基于此，提出假设2：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中央政府是公共政策与法律法规的顶层设计者，更具象征意味，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不会随着社会公平的改变发生很大变化。民众直接接触的是基层政府，社会公平与否的变化更能直接且强烈影响民众对其信任程度。赵建国和于晓宇研究证实了社会公平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现“央弱地强”格局，但未阐明社会公平在收入不平等与政府信任中的作用机制。
基于此，在假设2的基础上提出假设2a：社会公平感对基层政府信任的正向影响大于中央政府信任。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那么，以公平正义价值取向为核心，对公共政策、法律法规等一系列政府行为的看法，则影响了民众政府信任的本源认知。当前，市场分配的应得原则已为民众广泛接受，收入差距扩大的示范效应远远大于攀比效应。民众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并接受收入和财富在公平、合理前提下的差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公平感能够调节收入差距与政府信任的关系。
基于此，提出假设2b：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受到社会公平感的调节，社会公平感越强，民众对收入差距容忍越大，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影响相对较小。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CGSS2010采用多阶分层PPS随机抽样，在全国共抽取134个县（区），含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大城市，共抽查480个村/居委会，每个村/居委会随机抽取25个家庭，每个家庭随机访谈1人，总样本量约为12000个。考虑到研究目的与需要，在剔除不相关样本后，最终保留11712个样本。
（二）变量选取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政府信任。信任程度在多数情况下能反映个人真实的政府信任评价，且具有可比性。CGSS2010问卷通过询问“D3.您对于下面这些机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怎么样”考察政府信任情况，有“完全不可信、比较不可信、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比较可信、完全可信”5个选项，将其依次赋值为0、1、2、3、4。其中“基层政府信任”有效回答样本数为11767个，占比分别是4.48%、11.65 %、18.90%、40.82%和24.15%；“中央政府信任”有11729个有效回答样本，所占比重依次为0.78%、2.54%、7.52%、36.47%和24.15%。
收入差距和社会公平感是本文的关键解释变量。一般而言，测量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是基尼系数，用被调查者的家庭总收入除以家庭人口的平方根，即为调整后的家庭“等价规模收入”，根据“等价规模收入”，计算调查者所在县（区）的基尼系数，共得到134个县（区）的基尼系数值。另外，我国具有“高储蓄、低消费”的特点，结合支出指标考察家庭的经济资源动用能力比仅仅使用收入指标更合理。所以，在衡量收入差距时添加分位数支出比（包括p90/p10、p90/p50、p50/p10三个层次）用于稳健性检验。
主观评估法、量表法和指数法等是测量社会公平感的常用方法，本文选用主观评估法。CGSS2010问卷关于社会公平感的问题是“A35. 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不是公平的”，有“完全不公平、比较不公平、居中、比较公平、完全公平”5个选项，将其依次赋值为0、1、2、3、4。
本文控制了个人、家庭和社会层面的变量尽可能避免遗漏变量偏误。其中，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有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工作类型、健康水平、政治面貌和宗教信仰；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有家庭人口、收入、生活水平和社会阶层；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城乡类型和市场化。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
（三）模型构建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构建如下回归方程：
下标指区县j中的个人i，GT、Gini、Fairness、X依次代表政府信任、基尼系数、社会公平感和控制变量，β0、β1、β2代表待估系数或系数向量，Ɛij为随机扰动项。
为考察社会公平感的中介效应，本文构建社会公平感的回归方程：
α0、α1、K代表待估系数或系数向量，μij为随机扰动项。
政府信任变量是有序离散变量，故使用Order Probit模型。使用OLS模型和Order Probit模型所估计的符号和显著性通常无差异，但OLS更为直观。考虑到稳健性，本文同时使用OLS和Order Probit模型以进行对比，在下文分析中以OLS模型的估计结果为主。
四、实证分析
（一）政府信任的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同时采用OLS和Order Probit模型对政府信任的基本回归方程进行估计，表2显示了回归结果。对方程（4）和方程（9）采用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多重共线性问题，发现解释变量中仅年龄及其平方存在共线性问题。
在基层政府信任模型中，方程（1）除省份固定效应外没有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基尼系数显著负向影响基层政府信任；方程（2）到方程（4）逐步引入个体、家庭与社会层面的控制变量，基尼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几乎不变；方程（5）采用Order Prob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基尼系数依然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收入差距确实降低了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计算可得，收入差距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层政府信任下降56.70%。在中央政府信任模型中，方程（6）未添加任何控制变量，基尼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收入差距降低了居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方程（7）到方程（9）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基尼系数的大小几乎不变，但更显著；方程（10）采用Order Probit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发现基尼系数依然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收入差距对中央政府信任产生了负向效应。计算可得，收入差距每增加一个单位，中央政府信任下降21.63%。需指出的是，在调查的样本中，多数县（区）基尼系数高于国际警戒线（0.4），表明不少县（区）的收入差距已给政府信任带来负面影响。假设1得到验证。
研究发现也为“差序政府信任”找到了经验证据。在方程（4）和方程（9）中，基尼系数对基层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大于中央政府信任，虽然收入差距拉大降低了政府信任，但也佐证了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高于基层政府，假设1a得到验证。民众顺从基层政府的原因在于他们信任并支持基层政府的任命者，即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不断推行惠民措施，同时查办地方贪污腐败，民众广泛认同“上正中歪下胡来”这一民谣。
（二）收入差距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本研究认为社会公平感会影响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作用。理论上讲，当一个人的社会公平感比较高时，收入差距难以负向影响政府信任。社会公平感是分类变量，常用分组回归法检验调节效应。本文将社会公平感分为五组：非常不公平、比较不公平、公平感一般、比较公平与非常公平。回归结果见表3。
出于方便解释的考虑，方程（1）到（10）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由结果可知，无论是基层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在非常不公平、比较不公平、公平感一般与比较公平的四个群组中，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渐次减弱。在感到非常公平的群组中，收入差距与政府信任显著正相关，换言之，认为社会非常公平的人群，即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但依然选择信任基层政府与中央政府。综合表3的回归结果，社会公平感在收入差距和政府信任关系中的调节效应较为显著。这证实了假设2b成立。
表4报告了收入差距对社会公平感影响的回归结果。方程（1）仅分析了基尼系数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方程（2）到方程（4）逐步引入个体、家庭与社会层面控制变量。在方程（1）到方程（3）中，收入差距对社会公平感没有显著影响，原因可能是存在遗漏变量引起的偏误。在方程（4）中，加入了所有控制变量后，收入差距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收入差距降低了社会公平感，计算可得，收入差距每提高一个单位，社会公平感降低17.10%。由于社会公平感是有序离散变量，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方程（5）使用Order Probit模型，与方程（4）相比，各自变量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不存在显著差异，且均低于表2中方程（3）和方程（7）政府信任的回归结果。这说明从社会公平感视角，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非常高。该结论与怀默霆等的研究发现一致，他们认为中国居民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度非常高，存在严重的“双重印象”效应。事实上，如果收入差距由个人原因所致，人们会趋于认同分配结果的公平性。
（三）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上文分析了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及收入差距对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发现收入差距降低了政府信任与社会公平感，且社会公平感起到了调节效应。那么，社会公平感是如何影响政府信任呢？表5探讨了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首先，分析社会公平感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方程（1）中，社会公平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社会公平感每提高一个单位，民众对基层政府信任提高约1.33倍。方程（2）中，加入基尼系数，社会公平感正向影响基层政府信任，与表2中方程（4）相比，基尼系数对基层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有所降低，这也佐证了社会公平感具有调节效应。方程（3）中，加入了社会公平感与基尼系数的交叉项，交叉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社会公平感起到了中介效应，社会公平感能缓解收入差距对基层政府信任带来的负向影响，社会公平感每提高一个等级，收入差距对基层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下降约40%。
其次，分析社会公平感对中央政府信任的影响。方程（5）中，社会公平感每提高一个单位，民众对中央政府信任提高约1.13倍。方程（6）中，加入收入差距变量，社会公平感依然提高了民众对中央政府的信任，与表2中方程（9）相比，收入差距对中央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更小。方程（7）中，社会公平感与基尼系数的交叉项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社会公平感能缓解收入差距对中央政府信任带来的负向影响，社会公平感每提高一个等级，收入差距对中央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下降约10%。
最后，在方程（4）和方程（8）中，采用Order Probit模型检验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发现方程（4）与方程（3）的系数大小与方向相差无几，但方程（8）与方程（7）的回归相比，基尼系数与交叉项均在统计水平上不再显著。需指出的是，表5的回归结果表明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具有正向影响，假设2得以验证。同时发现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呈现“央弱地强”格局，即社会公平感对基层政府信任的影响大于中央政府，假设2a成立。该结论表明社会公平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社会不平等是影响政府信任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调节收入差距与政府信任关系的关键因素。
（四）稳健性检验
基尼系数是应用最广泛的收入差距指标，但在使用分组计算基尼系数时，真实收入差距越大、分组越少，基尼系数对真实收入差距的低估越严重，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反应更为敏感。庆幸的是，其他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提供了可以替代的方法，如利用分位数支出比来衡量收入差距。本文构建了衡量收入差距的三个指标（p90/p10、p90/p50与p50/p10）。
表6报告了收入差距对社会公平感和政府信任的影响。方程（1）到方程（3）汇报了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感的关系，发现p90/p10与p90/p50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高收入与低收入者间的收入差距及高收入与中等收入者间的收入差距降低了社会公平感。方程（4）到方程（9）报告了收入差距及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结果显示，收入差距确实降低了政府信任，且对基层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更大；社会公平感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可见社会公平感能够显著提高政府信任。此外，除方程（5）中社会公平感与收入差距的交叉项在统计水平上不显著，其它方程中社会公平感与收入差距的交叉项均在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了社会公平感缓冲了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历史经验表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弗朗西斯·福山称中国的制度为“响应民意的威权”。虽然以上描述并不一定十分精确，但不可否认，他们均指出了民意对政权稳定的重要性。因此，本文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收入差距与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可归纳为四点：
第一，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民众并没有均等地享有改革开放的红利。中国的收入差距已高于国际警戒线，长期形成的利益失衡与利益固化藩篱，使个体难以实现向上流动。当社会结构相对定型，收入差距日益扩大通常意味着“流动停滞”，容易导致民众产生不满等消极情绪，并由此降低对政府的信任。
第二，收入差距对中央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小于基层政府信任，收入不平等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受访者报告基层政府信任与中央政府信任的概率分别降低56.70%与21.63%。该结论不难理解，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接触基层政府比中央政府更多，如果政府行为未达到其预期，对基层政府信任降低的可能性远高于中央政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央政府将自身塑造成民众利益的维护者，与民众直接交涉利益的机会较少，与民众产生直接利益冲突的可能性更小，这保持了自身的亲民形象，降低了收入差距对其造成的负向影响。
第三，社会公平感对政府信任产生了积极影响，社会公平感每增加一个单位，基层政府信任提高1.33倍，中央政府信任提高1.13倍。如果说改革开放前因“不患寡而患不均”，而采取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维持社会与政治的稳定；改革开放后，在非平均主义原则条件下实现的物质富裕，由于分配的不公正形成了“患不均，更患不公”的社会观念，可以说社会公平感是民众更为关注的核心问题。
第四，社会公平感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与中介效应，既能影响民众对收入差距的感知，也能调节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具体而言，社会公平感越高，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越小，且社会公平感能弱化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收入差距即使有所扩大，民众经过自我努力，最终也会实现社会公平。那么，民众对收入差距较为容忍，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相对较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带领民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扩大的收入差距却显著损害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值得欣慰的是，本研究发现社会公平感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信任，而且缓冲了收入差距对政府信任的负面冲击。那么，在政策层面如何提高中国民众的政府信任？一方面，尽快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根本上缩小个人禀赋差异，实现起点公平；消除个人禀赋和财产差异以外的因素引发的收入分配差距，解决机会公平和过程公平问题。另一方面，因民之利而导之，顺民之意而能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必须优化分配等民生制度。改革能否得到人民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使人民基本生活状态得到明显的改善，能否使人民切身利益得到明显增进。因此，必须着力推进民生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织牢民生保障“安全网”。例如，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缓解群众看病难问题；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发挥其保障民生的作用；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缩小分配差距为重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推动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