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现代国家政治生活最重要的行为主体之一。受阿尔及利亚政体限制，虽然政党在国民生活中的作用并不如欧美国家那么明显，但是政党始终是阿尔及利亚社会中各政治力量政治活动最主要的载体。关于阿尔及利亚政党的研究并不多，除了民族解放阵线（Front de LibérationNationale, 以下简称FLN），有些政党只在特定时期获得较多的关注，例如伊斯兰拯救阵线（Front Islamique du Salut, 以下简称FIS）（20世纪90年代）、民主进步阵线（Rassemblement National Démocratique, RND）（20世纪90年代末）以及“争取和平社会运动”（Mouvement de la société pour la Paix, 以下简称MSP）（21世纪之后）等，有的政党则基本未被涉及。
    2010年中东剧变开始之后，舆论和学者普遍关注阿尔及利亚的“独特”性：和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国政体类似的阿尔及利亚缘何能够避免政权被颠覆的命运，相关的研究已有不少，但是大部分研究对政党在中东剧变以来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缺乏分析。本文以政治参与理论为依据，以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为观察对象，考察中东剧变以来其政治参与的模式和状态，分析它们与阿尔及利亚政治进程之间的联系。
    一、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及其对政府的认知
    阿尔及利亚有着悠久的左翼传统，左翼政党光谱多样。阿尔及利亚政坛中较为重要的左翼政党流派主要有科学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等四类。需要指出的是，阿尔及利亚部分左翼政党的指导思想曾经历变更，有些政党还多次分化组合，因此以下流派和政党只是大致的对应关系。
    1.科学社会主义：代表性政党是阿尔及利亚共产党及其后继的政党。阿尔及利亚共产党的前身是1924年成立的法国共产党阿尔及利亚支部，该党曾一度解散。布迈丁政变后，部分阿尔及利亚共产党成员和左翼人士组成“人民抵抗组织”，1966年该组织改组为社会主义先锋党（Parti de l'Avant-GardeSocialiste, 以下简称PAGS）。PAGS坚持共产主义，坚决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并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霸权行径。PAGS之后陷入分裂，部分人员组成了“挑战运动”（Ettehadi），放弃了共产主义；部分成员则坚持共产主义传统，组建了阿尔及利亚民主和社会主义党（PartiAlgérien pour la Démocratie et le Socialisme, 以下简称PADS）。PADS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帝国主义利用欧盟、北约等各种工具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控制，并以反恐为由加强了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力度。
    2.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范围内民族社会主义流派众多，阿拉伯社会主义是其在中东地区的特殊类型，是中东阿拉伯人民将各类社会主义思想和本国、本地区现实相结合的产物。阿尔及利亚民族社会主义的代表性政党是FLN。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后，由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经济的遏制以及战争的冲击，大量工厂、农场以及其他生产部门难以运转，阿尔及利亚工人和农民自发行动起来，接管相应的生产活动，开展“自管运动”。FLN领导人本·贝拉高度赞扬“自管运动”，认为“自管”是阿尔及利亚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成果”，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建设的有生命力的和极其丰富的根本原则”。不过，随着本·贝拉的下台，FLN的自管社会主义色彩逐渐消退。之后，本·贝拉组建新党“争取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Mouvement pour la Démocratie en Algérie,MDA），继续坚持自管社会主义。
    阿尔及利亚阿拉伯社会复兴党（Parti Baath Arabe Socialiste d'Algèrie）是伊拉克复兴党阿尔及利亚分支，是中东地区复兴社会主义影响的产物，该党同情和支持伊拉克复兴党残余力量的抵抗活动。
    3.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代表性政党是社会主义力量阵线（Front des Forces Socialistes,以下简称FFS）。FFS主张社民主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尊重人的自由，执政应以宪法为基础。
    4.托洛茨基主义：代表性政党是工党（Parti des Travailleurs,以下简称PT）和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工人党（PartiSocialiste des Travailleurs,PST）。PT主张废除外债，主张土地、商业、基础设施的国有化，主张公共服务部门已私有化的企业再度国有化。另外，该党主张在公共工程以及公共投资的基础上谋求国家发展和实施农业改革，主张财富在国民中进行更好的分配。
    高放先生指出，尽管亚非拉等国民族主义政党在执政后打出了社会主义的旗号，但是主要还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方向和左翼政党理念上的差异，成为了左翼政党政治参与的障碍。PAGS及其后继的政党对阿尔及利亚政权持批判态度，它们主张激进的社会变更，反对民族资本主义改良主义的做法。PADS指出，工人、小农以及被现有买办资本主义制度边缘化的青年等所有渴望深刻变革的人，若想获得尊严和美好的生活，除了团结起来，实现激进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别无它法。因此，它们一般拒绝与政府合作，只是偶尔参加议会选举。
    对于大部分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而言，这种差异并不是绝对的或无法忽视的。对于FLN而言，阿尔及利亚自管社会主义道路是由FLN领导人本·贝拉提出的，是对FLN政治主张的实践。对FFS、PT而言，尽管阿尔及利亚现行的体制与它们的理论存在矛盾和冲突，但是它们也能够利用现行的制度，开展政治活动。FFS秉承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思想，主张以和平、渐进的方式推进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建设，决定了它们主要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不过，相比于FLN，该党对政府的认可程度较弱。一方面，阿尔及利亚政府曾接受世界银行以及西方国家开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药方，和FFS的发展理念相悖；另一方面，FFS建立在柏柏尔人基础上，积极维护柏柏尔人权益，由于政府未能妥善解决柏柏尔人问题，这意味着现有的制度并不能完全满足该党的要求。PT继承了托派的理论，主张不断的革命，因此对阿尔及利亚政权持批评态度。相比于激进的言论，托派政党在行动上却非常谨慎。同样，PT默认现有的国家制度，强调具体领域的改革。
    二、左翼政党和制度化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可分为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两类。在阶级社会和威权体系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集团通过制度安排，赋予自身充分的政治参与的机制和渠道，以访问政治家、投票、参加选举等制度提供或允许的形式，从事政治参与，即为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对于被压迫阶级和集团，它们也可以从事一定的制度化政治参与，不过，由于路径受到严格的限制，程度非常有限。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它们的政治活动势必超越制度的规定，以罢工、游行示威等制度限制乃至禁止的方式进行，即为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至于政治活动是否暴力，并不是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衡量标准。
    政党政治参与的模式，是政党和政权互动的结果。制度的许可是政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前提。当前，政治活动的扩大化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亨廷顿指出：“政治现代化涉及整个社会更多集团参加政治活动，……在所有现代化国家中，公民都直接卷入政治事务中，并受其影响。”不过，政治活动的扩大与民主并不能划等号，亨廷顿认为它同样能够加强统治者对人民的控制。亨廷顿的判断有助于解释为何阶级社会和威权体制并不完全排斥反对力量参政。以阿尔及利亚为例，政府允许成立反对党，并允许它们参与议会选举。
    政党的纲领及其对政府的认知同样决定了制度化政治参与能否实现。FLN与政府关系密切，利益得到充分的照顾，并享有制度的便利，因此政治活动以制度化政治参与为主。FFS、PT等政党对政府持批判态度，但主张将政府与制度分别对待，因此它们并不拒绝制度化政治参与，例如它们同样参加阿尔及利亚全国人民议会（Assemblée PopulaireNationale,以下简称APN）选举和总统选举。PAGS及其后继的政党对政府持批判乃至否定的态度，并延及其组成的制度。PADS指出议会是统治者操纵的结果，参加议会选举意味着承认当前的政权。因此，它们较少有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例如，“挑战运动”和在该党基础上改组而成的民主社会运动（MouvementDémocratique et Social, MDS）长期抵制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
    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效率和能力体现了政治参与的主体和政府的关系。以议会选举为例，由于FLN和政权关系密切，因此该党在APN选举中一直保持着优势。FFS、PT等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不佳，主要以监督为目的参加议会选举。FFS领导人霍辛·艾耶特·艾哈迈德（Hocine Ait Ahmed）在2012年APN选举前曾致信党的全国委员会，指出：“参加此次选举是FFS的战术需要，符合本党建设性战略，即以和平、民主替代专制、腐败和破坏性政权。本党的目标并不在于获得议席数而是在政治上和平地动员党和人民。”PT参加了1997年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该党同样声称参加议会选举旨在阻止政府现行的政策。因此，尽管它们能够获得一定的得票和议席，两党和政府的关系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赢得选举。PAGS及其后继的政党对政府的批评最为深刻，因此它们即便参加议会选举，得票和议席也非常有限。
    议会政治是政党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内容。总体来看，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制度化政治参与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它们在APN中的议席比例基本在半数上下浮动。不过，鉴于阿尔及利亚政权并未出现明显的左翼色彩，这种成功是非常有限的。归根结底，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承认和支持，意味着对制度的遵守，并受制度的约束。换言之，左翼政党制度化政治参与难以体现左翼政党的政治属性。

    首先，FLN的政治独立性存疑，该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成功无法等同于左翼政党的成功。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初，FLN是执政党，也是议会的第一大党，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布迈丁和沙德利执政时期，FLN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但是它与政府的联系并未彻底割裂，例如阿尔及利亚总统同时也是FLN的主席，这决定了FLN的政治参与主要以维护政府为目的。
    其次，左翼政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程度受到严格的限制。议会是左翼政党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场合，但是议会在阿尔及利亚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地位，左翼政党在APN中的表现对政策的影响较为有限。阿尔及利亚实行总统制，总统在制度中居于主导地位，宪法并未赋予议会实质性的制衡总统的权力。阿尔及利亚议会分上下两院，左翼政党主要参加的是下议院，即APN的选举。法律规定，APN的立法需要上议院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由于上议院2/3的议员由间接选举产生，1/3由总统任命，这意味着未经总统同意，APN无法通过任何立法。再次，APN在国内的声誉并不理想，其投票率一直处于低位，部分有实力的政治力量经常抵制APN选举，政党在APN中的议席数量难以反映它们在国民中的实际影响力。
    再次，阿尔及利亚政府根据政党和政府的关系，控制政党在议会中的影响力，使议会政治朝政府有利的方向转变。FLN一贯支持政府的政策，基本以制度允许的方式从事政治活动，该党是政府合法性的重要保障，政府的支持是该党长期为议会第一大党的基础。FFS和PT为反对党，虽然政府允许FFS和PT参加议会选举，但却通过调整选区的分区等多种方式，使得选举朝着对“体制内的政党以及布特弗利卡的政党”有利的方向发展，两党的议席数量受到严格的控制。PAGS及其后继的政党对政府的批评最为激烈，它们在议会的存在并不会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因此政府往往限制它们获得议席以及参选的能力。例如，阿尔及利亚2016年选举法第94款规定，政党需要在上次选举中获得至少4%的选票或在每个参选的选区获得250个签名才得以提出竞选者名单，对小党而言，这无疑增加了参选的难度。
    三、左翼政党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阶级社会和威权体制下不可避免。一方面，阶级社会和威权体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独裁和专制，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和集团对其他阶级和集团的压迫和剥削不可能在制度内被消除；另一方面，尽管阶级社会和威权体制也可能会在制度内为被剥削和压迫阶级提供政治参与的空间，但是深度和广度受到严格的限制，在不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的情况下，后者也会以制度未允许的方式开展政治活动，例如通过官方禁止的报纸、网络等媒体，对政府提出批评，或违反禁令，组织街头抗议等，迫使政府正视它们的要求和主张。
    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同样是政治活动的行为主体和政府互动的结果。一般而言，和政府关系良好的行为主体，它们较少考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以FLN为例，该党基本在制度内从事政治参与，很少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中东剧变期间也未参与反政府的游行示威活动。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制度为它们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影响政策的渠道，它们的观点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并进而转化为国家的政策；另一方面，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有可能导致政府对行为主体形成负面评价，从而限制其制度内活动的途径和空间，造成利益损伤。
    对政府持批评态度，但主张在制度下从事政治活动的行为主体，由于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非常有限，难以满足其利益需求，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重要的补充。
    除FLN外，其他的左翼政党非常重视舆论对政府的监督作用。它们对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中东剧变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阿尔及利亚收入锐减，为了维持国家的运转，阿尔及利亚政府过度削减财政开支，对阿尔及利亚民众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影响。PT指出，政府实际上拥有足够资金，国家也可以通过完善税收等举措进行补救，政府此举牺牲了大部分民众，保护了小部分得利者的利益。中东剧变期间，左翼政党对政府回避社会根本矛盾的做法提出了批评。FFS指出：“政府买不来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沉默。”左翼政党对政府拖延改革的做法提出了批评。PT对2016年阿尔及利亚宪法修订案进行了批评，指出它未能真正解决司法独立的问题。在2017年APN竞选期间，PT还抨击了资本家和军队对选举的干扰，对选举监督委员会、政府以及总统在选举中能否保持中立提出质疑。左翼政党对政府的民族政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2013年以来，FFS多次发表声明，强烈反对政府歧视柏柏尔人，损害柏柏尔人权益。
    FFS、PT、PAGS及其后继的左翼政党与阿尔及利亚市民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10年12月，阿尔及利亚民众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并和警察发生了冲突，左翼政党积极响应，要求政府放松管制，改善国内的民主状况。左翼政党积极参与和领导国内的民主运动。2011年1月23日，FFS联合阿尔及利亚人权联盟（LigueAlgérienne pour la Défense des Droits de l’Homme, LADDH）等组织，呼吁政府释放被捕的示威者。随后，FFS联合民主社会运动以及其他市民组织，组建了“改革和民主民族协调”（CNCD）。2011年2月12日，“改革和民主民族协调”在阿尔及尔发动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并带动了全国性的游行示威，向阿尔及利亚政府施加了巨大的改革压力。
    左翼政党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自中东剧变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府取消了全国的紧急状态，并对宪法、选举法、媒体以及政党的相关立法进行修订。不过，除了表面的变化，阿尔及利亚的民主化程度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提高，计划中的改革被长期延宕，法律的修改缺少实质性变化。以阿尔及利亚宪法为例，直至2016年阿尔及利亚才完成新宪法的公投，宪法修订非常有限，远未满足人们的要求。这意味着，左翼政党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并未真正取得成功。
    相比于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机制更为复杂，成效的取得更加困难。首先，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效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主体能否有效地动员民众。当前，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正面临较为严峻的信任危机，在市民社会中的发展并不顺利。有学者指出，左翼政党等“民主力量”内部分歧太多，社会安全锚的作用较小，无法代表真正的政治替代力量。另外，反对党在阿尔及利亚市民社会中的形象不佳。经历了内战，团结、稳定、统一是民众基本的要求，游行示威活动并不总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反而容易塑造消极的形象。民调显示，绝大多数阿尔及利亚民众认为反对党更应该与政府合作，而不是对政府的政策和行为进行批评。中东剧变以来，民众对左翼政党的信任度也未有太多的改观。2013年，非洲晴雨表（Afrobarometer）的调查显示只有27%的民众信任对反对党，这一比例远远低于总统、军队、警察、法院以及政府。
    其次，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易受社会整体形势的约束。当前，反恐已成为阿尔及利亚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中东剧变以来，随着ISIS的崛起，中东地区的反恐形势日益严峻，而随着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受的军事压力增强，阿尔及利亚周边地区成为其扩张的重灾区。在反恐过程中，阿尔及利亚政权强化了对政党和市民社会的控制。尽管左翼政党呼吁民众警惕政府独裁的倾向，但在当前背景下，抗议活动得不到民众积极的响应，恐怖主义为变革带来了免疫。
    再次，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需要平衡民主进步与国家统一之间的关系。由于不当的民族政策，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矛盾长期无法得到解决，这既是左翼政党批判的武器，同时也是它们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障碍。以FFS为例，该党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为了保持政党的生命力，FFS必须及时回应柏柏尔人的诉求，向阿尔及利亚政府表达不满，推动政府改善民族政策。与此同时，FFS同样需要关注阿尔及利亚全体民众对统一的需求。自独立以来，阿尔及利亚政局并不稳定，“柏柏尔之春”以及阿尔及利亚内战给阿尔及利亚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意味着，为了维护柏柏尔人的权益而从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有可能引发阿尔及利亚民众以及其他政治力量的反对。2002年，FFS宣布抵制议会选举，此举遭到了PT等其他左翼政党批评，认为这不利于国家团结。
    四、政治伊斯兰：左翼政党政治参与的重要变量
    伊斯兰复兴运动主张穆斯林国家政治、社会、经济、思想领域回归伊斯兰传统，其行动主义者在活动中形成了许多的社会组织。其中，有的组织侧重于社会和经济领域，主张穆斯林的自我净化；有的则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主张将伊斯兰教早期或理想的社会模式转变为政治现实。政治伊斯兰属于后一种类型。政治伊斯兰在形式上不尽相同，有的政治伊斯兰，例如埃及穆兄会拥有附属的政党，有的政治伊斯兰并没有附属的政党，也不具备政党的结构。
    政治伊斯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左翼政党政治参与的变量，它们强大的政治参与能力是前提。一方面，阿尔及利亚政府通过了《政党法》和《选举法》，政治伊斯兰的政治参与具有了制度保障。另一方面，中东世俗精英在国家治理和建设上存在不足，未能走出有本国特色的治理道路、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不相匹配、西方经济和文化的渗透严重等，部分民众对伊斯兰主义存有幻想，政治伊斯兰有一定的号召力。与此同时，政治伊斯兰也具备了政治参与的意愿。阿尔及利亚存在多个政治伊斯兰的流派，多数认可当前的政治体制，主张在现有制度下进行政治活动。
    政治伊斯兰的政治活动对左翼政党政治参与的影响，由两对关系决定：第一，政治伊斯兰和政府之间关系，它决定了政府的政治伊斯兰政策，决定了政治伊斯兰政治参与的模式；第二，左翼政党和政府之间关系，它决定了左翼政党是否接纳政府的政治伊斯兰政策。
    （一）政府对政治伊斯兰的态度存在一定的变数
    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后，政权掌握在世俗政治精英手里，对于它们而言，伊斯兰复兴主义是对政权合法性的威胁，因此政府严格管控宗教场所和宗教活动，并禁止成立伊斯兰政党。
    由于阿尔及利亚的二元权力结构，政府对政治伊斯兰也存在利用的需要。阿尔及利亚存在两大权力核心，分别是以总统为首的平民政府和阿尔及利亚军方，总统和军方存在合作关系。以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为例，他是军方的总统候选人，他上台之后也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军方的政策。总统和军方同样存在矛盾。一般而言，总统希望冲破军方的束缚，而军方则努力维持对总统的影响，因此双方的冲突在所难免。在冲突过程中，实力是双方获得主动权的唯一依据。由于总统上台前往往需要军方的认可，在总统和军方的博弈中，总统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其扩大执政基础的愿望较为强烈。鉴于政治伊斯兰在民间以及议会中的实力，发展与政治伊斯兰的联系能够增强总统对抗军方的实力。例如，在沙德利总统任职期间，他曾希望通过发展与政治伊斯兰的联系，抵制军方的影响，在其任内，FIS等伊斯兰政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布迪亚夫任最高领导人期间，他曾计划通过与政治伊斯兰和解，以恢复国家稳定，并应对军方和政界的腐败问题，在其任内，政治伊斯兰的活动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恢复。在布特弗利卡时期，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也较为顺利，例如MSP得到了较好的发展，成为APN最主要的政党之一，并进入政府。
    （二）政治伊斯兰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政治参与的模式，也会波及它们与政府的关系
    政治伊斯兰政治参与模式变化的根本动机在于政治伊斯兰是否满意政府对其政治地位以及参政渠道的安排。自从FIS被取缔和镇压之后，在一段时期内，阿尔及利亚政治伊斯兰对政府的批评较为克制，部分政治伊斯兰，例如MSP，进入议会之后转变为政府的盟友。中东剧变之后，中东政治伊斯兰的力量普遍得到了提升，伊斯兰政党甚至在埃及、突尼斯掌握了政权，阿尔及利亚政治伊斯兰也对扩大政治影响力充满了期望。受此影响，2011年之后，MSP更为强调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退出了内阁，并抵制总统选举。
    左翼政党对政治伊斯兰持批评乃至否认的态度，但是受它们与政府关系的影响，在涉及政治伊斯兰问题时，左翼政党政治活动的内容以及政治参与的模式都有可能不同。
    对FLN而言，由于该党和政府之间关系密切，它一般依据政府的需要而决定政治参与的内容，很少改变政治参与的模式。在涉及政治伊斯兰议题时，该党也同样如此。当政府与政治伊斯兰合作时，FLN能够与政治伊斯兰开展合作。在布特弗利卡时期，为了增强政府的实力，布特弗利卡改善了和政治伊斯兰的关系，FLN也与MSP联合，组建执政联盟。当政府与政治伊斯兰关系紧张时，FLN也会与之保持距离。中东剧变之后，随着MSP与政府关系的改变，FLN和MSP在政府中的合作就此结束，FLN对MSP的公开批评也开始增多。
    PT、FFS对政府的认可程度以及依赖程度弱于FLN，在涉及政治伊斯兰议题时，它们与政府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关系，使得它们政治参与的内容、模式、风格更加复杂多变。在议会政治中，由于议席的多寡涉及到政党的影响力，政治伊斯兰的竞选态势是影响左翼政党政治参与模式的重要因素。通常PT、FFS对政治伊斯兰批判的态度并不会影响它们参加议会选举，但当政治伊斯兰拥有明显竞选优势时，左翼政党不仅会采取行动抵制政治伊斯兰，并有可能转向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例如，在1990年议会选举中，由于FIS的崛起，FFS和“争取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对FIS提出了批评，并抵制议会选举。
    不过，总体上它们对政治伊斯兰的抵制较为克制，激烈程度弱于埃及、突尼斯、摩洛哥等邻国的左翼政党。两党谨慎的态度来源于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内战的影响。内战的记忆在阿尔及利亚政治生态中并没有消散。民调显示中东地区民众对和平与安全的喜好胜过经济和政治改革，阿尔及利亚民众向往安全，反对政治暴力。当前，政治伊斯兰仍有着较强的民众基础，PT和FFS抵制政治伊斯兰的做法未必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反而可能破坏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不符合它们以和平方式完成国家民主转型的政治纲领。其二，阿尔及利亚的二元权力结构。相对于军方，阿尔及利亚平民政府的政治开放度更高，在制度内为左翼政党和政治伊斯兰参政提供了空间。左翼政党和政治伊斯兰的联合可以加强政府对抗军方的实力，符合双方参政的需要。例如，阿尔及利亚内战爆发后，军方直接接管政权，限制政党参政的能力，FFS强烈反对军方取消议会选举和取缔FIS的决定，并在一段时间内将恢复FIS的合法地位作为工作的中心，PT同样主张政治伊斯兰重新融入阿尔及利亚政治进程。
    PAGS及其后继的政党受法国左翼思想的影响较深，主张严格的政教分离，坚决反对伊斯兰教向政治领域渗透，反对一切形式的政治伊斯兰。以“挑战运动”为例，该党直斥伊斯兰主义蒙昧和反动。与此同时，PAGS及其后继的政党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依赖度不高，阿尔及利亚二元权力结构对其政治参与的内容、模式几乎没有影响，在面对政治伊斯兰时，抵制是它们的基本准则，并据此选择相应的政治参与模式。例如，阿尔及利亚内战初期，PAGS曾呼吁解散所有的伊斯兰政党，“挑战运动”支持军方取缔和镇压FIS。
    五、结语
    本文从政治参与的角度，对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的政治表现进行了分析。受政党认知的影响，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各不一样，对它们政治参与的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政府为左翼政党提供了不同的政治参与的空间，从而进一步固化了政党政治参与的模式。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政治活动中行为主体的利益和诉求得以实现的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当前，包括柏柏尔人、伊斯兰主义者在内，各个社会群体都希望阿尔及利亚政府为其利益进行一定的政策安排。为了提高政党的生命力，左翼政党必须对民众的需求做出反应，政党和政府之间良好的关系有助于提高影响政府政策的能力。对民主进步力量而言，在阶级社会和威权体系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必要补充。在阿尔及利亚，统治集团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放弃其统治地位，尽管左翼政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总体效果不佳，但是在特定时期也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
    左翼政党政治参与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FLN在制度内拥有充分的渠道和条件，但是由于该党的独立性不强，政党的进步思想难以转化为政策。阿尔及利亚政府并没有在制度内给予其他左翼政党充分的政治参与的空间。政府警惕它们政治参与的目的，通过制度设计，限制APN在制度中的地位，限制其参与议会政治的程度，限制其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能力。换言之，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并不能直接帮助左翼政党实现党纲所设想的民主化发展道路。左翼政党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安全、稳定、统一在阿尔及利亚市民社会中拥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这使得左翼政党被迫主动约束批评政府的力度；另一方面，民众对政府强化统治做法的耐受力较强，左翼政党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难以引发民众的共鸣和支持。在涉及政治伊斯兰问题时，左翼政党的政治活动既要反对伊斯兰复古主义，也要联合它们抵制军事独裁的威胁，加之左翼政党和政府之间不同的关系，左翼政党无法对政治伊斯兰形成统一的、稳定的政策，从而削弱了左翼阵营对抗政治伊斯兰的能力。总之，当前阿尔及利亚左翼政党的政治活动对国家政策的影响较为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