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茨·迪特里希（Heinz Dieterich，下文简称“迪特里希”）是“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代表人物，委内瑞拉则是“21世纪社会主义”最引人注目的实践者。国内学界在研究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时，偶尔会提及迪特里希，但对二者关系及其演变历程却尚未进行深入探讨。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与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之间概念上是否存在借鉴关系，内容上二者究竟有何种异同，近二十年来双方关系究竟呈现出何种发展脉络，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海因茨·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逻辑
国内学界已有不少关于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但对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细致梳理却相对缺乏。谈二者关系前，有必要对其学说进行梳理，这也是近二十年来迪特里希认识与评价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
物质的永恒运动属性是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哲学根据，也是其学说的逻辑起点。迪特里希认为，复杂程度各不相同的物质形式——不论是原子、细胞、生物体，还是人类组织，甚至整个宇宙——都在特定时空内处于不停地运动、变化之中，在运动的特定阶段，物质的性质或状态会发生改变。不存在永恒不变的物质形式，所有社会体系、社会制度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有兴衰隆替，当其历史可行性耗尽时就会发生质变，被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所取代。
迪特里希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已陷入穷途末路，面临一系列自身无法解决的难题。战争、剥削、贫困、生态危机等问题都是资本主义功能失调的表现。迪特里希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来源于市场经济的逐利本性，来源于其对物质伦理的违背和对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奉行，这不可避免地导致剥削的泛滥和社会财富的不合理集中。资本主义模式已不能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失去了利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和改造大自然的能力。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不合理性决定了其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只能通过制度的质变才能得到解决。
“21世纪社会主义”是迪特里希提出的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这一方案包含“民主计划的等值经济”和“参与式民主”两项内容，二者的实施要以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为保障。迪特里希认为，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都同等珍贵，这构成了人类社会不可违背的道德基础。“21世纪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人道原则，这也是“21世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最根本的区别。
人道原则意味着让人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拥有最大限度的决策权，而进行经济模式变革，实现经济民主，则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它是“21世纪社会主义”得以建立并正常运转的物质基础。“民主计划的等值经济”包含民主、计划、等值三个特征。迪特里希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由精英支配，这有悖于民主和公正，必须保障经济民主，使多数人对生产、分配、再分配等问题享有决策与监督权。
迪特里希认为，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的盲目性和市场调节的滞后性会引发毁灭性后果，使整个社会系统的存在受到威胁。市场经济奉行丛林法则，不可避免地造成权力垄断，与真正的民主相悖。因此，必须逐步增强对经济的计划能力，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不以市场为导向，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从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等值经济是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迪特里希认为，虽然民主与计划是“21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但它们本身不是社会主义，只有用价值机制取代市场价格机制，将民主、计划与等值经济相结合，才能使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后资本主义经济。是否实行等值经济，是判断一国是否走上“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在等值经济中，经济活动将不再以价格为基础，而是以劳动价值（生产产品和服务所需的时间投入）为基础，劳动者对其创造的价值享有全部权利，所得报酬将与其创造的价值成正比。产品、服务的价格等于融入其中的劳动价值，除劳动价值外，价格不包含其他因素，经济活动将完全是价值的体现。民主计划的等值经济将会抑制资本的非正常积累和财富的不公平分配，最终将会结束剥削现象，使人类不再把自身与大自然的关系建立在统治与剥削的基础上。
“21世纪社会主义”主张用参与式民主取代资产阶级民主，使绝大多数民众拥有决定国家事务的机会和能力。在资产阶级民主中，定期选举是民众唯一享有的政治决定权，但在参与式民主中，这种权力将不再是时机性的，也不再仅仅存在于政治领域，而是经常的，并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政府政策的实行也将成为一个连贯的过程，而不再断断续续、短视自利。参与式民主的确立将伴随着政治结构从垂直到横向的变革，实现政治层级的扁平化，探索实现“全民民主自决”。迪特里希主张的参与式民主，不仅指国内，而且也包括国际民主，国与国之间应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
“民主计划的等值经济”和“参与式民主”的实现，都必须以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为前提。迪特里希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完全可以取代市场机制，更有效地进行资源配置。需求的世界性调查、生产的安排、产品和服务的分配，都可以通过计算机操作，这使计划经济成为可能。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能够使人们不受时空所限，从而使参与式民主的实现成为可能。总之，科学技术的进步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了全新的制度环境，已足以为大规模的精确而有预见性的经济计划提供完全的技术保障，为参与式民主提供手段。
在迪特里希看来，“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增量，而是对资本主义从本质上的改变，二者是取代和被取代的关系。两种模式的转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一定时期内，将显示出两种模式并存的状态。而且，由于全球政治、经济的密切联系与相互依赖，资本主义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转化不可能在单独的一个国家内完成，两种模式的转换是一个全球性问题。
迪特里希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高度评价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内核是合理的，20世纪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因为其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轨道。在新的时代背景下，“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得以在科学社会主义范式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适应21世纪的技术、政治条件，让民众更好地参与社会的发展和决策。他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是“有根据的创造”，而不是“无中生有的发明”。
二、海因茨·迪特里希对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认识历程
迪特里希对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理念与实践的关注并不是从2005年查韦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战略开始的，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2002年，玻利瓦尔运动就已经引起迪特里希的关注。在他看来，玻利瓦尔革命根植于委内瑞拉历史、经济与文化，它虽不属于“21世纪社会主义”，但它是朝着争取国家主权和发展的方向行进的，具有反帝国主义性质，属于人民民主运动的范畴。迪特里希认为，玻利瓦尔革命属于全球民主浪潮的一部分，其扩展人民民主的做法将使其逐渐接近“21世纪社会主义”的某些价值。从2002到2005年，迪特里希时刻关注玻利瓦尔革命进程，及时指出任何可能导致革命失败的风险因素，在全民公投、媒体工作、革命前途等问题上对玻利瓦尔政府做出善意的提示。迪特里希认为，玻利瓦尔革命是拉美实现民主变革的唯一希望，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威胁，玻利瓦尔革命的唯一出路是向参与式民主转化，拥抱后资本主义文明。
2005年初，查韦斯首次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这一举动迅即得到迪特里希的积极回应，并给予高度评价。迪特里希认为，这一战略的提出标志着玻利瓦尔革命超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是玻利瓦尔政府对国家历史方位与发展道路的重新思考与规划，玻利瓦尔革命在主要致力于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同时也具有了社会主义方向。他认为这一事件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意义重大，标志着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复兴。总之，查韦斯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战略使迪特里希对玻利瓦尔革命的认识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需要注意的是，此后迪特里希为玻利瓦尔革命设定的方向就是自己心中的“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他显然已经开始将查韦斯所说的“21世纪社会主义”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谱系之中。此后，迪特里希对委内瑞拉几乎任何问题、事件的认识与评价都是从自己心中的“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出发的。
如前所述，等值经济是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的核心特征，它自然成为迪特里希评价委内瑞拉玻利瓦尔进程的参照标准。迪特里希支持玻利瓦尔政府诸如合作社、共同管理、易货贸易等措施，但并不认为这些措施等同于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这些措施虽有利于经济民主，但并不能改变市场经济的逻辑。若想在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民主方面取得实质进展，就必须用等值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只要市场经济没有被等值经济取代，就谈不上社会主义。2005年后，迪特里希数次指出在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条件已完全具备，是否用等值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是判断是否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志。在他看来，委内瑞拉政府和民众对“21世纪社会主义”缺乏理解是等值经济迟迟不被付诸实施的原因，他提出委内瑞拉和拉美人民必须增强对“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解，克服意识形态上的混乱状态，以保证“21世纪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推进。
2008年之前，迪特里希虽然屡次指出玻利瓦尔进程的某些不足，例如行政队伍缺乏效率、政府政策缺乏力度和连续性、企业管理不善、宣传工作不到位等，也表达过对玻利瓦尔进程的某些担忧，但总体而言，他对查韦斯政府基本上是肯定的。2008年后，主要由于查韦斯政府政策与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之间的差异迟迟无法消解（对等值经济的态度是关键），迪特里希对查韦斯政府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指出，查韦斯政府的政治经济模式导致了经济赤字、政治赤字、意识形态赤字，是行不通的。他认为，查韦斯政府对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的认识是错误的，制定的对策是无效的，只要委内瑞拉还处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范畴，经济活动的动机就必然是利润，而不是查韦斯所倡导的正义、道德、忠诚、爱国等价值。迪特里希也不认同查韦斯为解决经济问题滥用国家权力的做法。他认为，解决委内瑞拉问题的出路是变革政治经济模式，关键是用等值经济取代市场经济，并遏制国家权力的滥用。需要注意的是，2008年后，虽然迪特里希公开表示了对查韦斯政府政治经济模式的否定和不满，但他并未完全放弃对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希望。迪特里希认为，为保持凝聚力，玻利瓦尔进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查韦斯尚无替代者。他仍寄希望于查韦斯改变治理模式，真正走上“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迪特里希越来越多地提到“政治意愿”一词，数次指出实施等值经济和参与式民主所需的条件已经具备，是否采取相应步骤取决于政府的政治意愿。
然而不久后，迪特里希就放弃了对查韦斯政府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期望。2009年7月，他首次表示查韦斯、卢拉、科雷亚等拉美左翼政治领袖不可能朝后资本主义文明迈进，不可能真正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需寄希望于新的革命主体完成这一使命。经过长时间的观察、等待，迪特里希终于对玻利瓦尔政府和查韦斯丧失了信心。他认为，当前委内瑞拉是一种寡头体制，包括总统在内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角逐权力，并阻挠体制的任何结构性改革。委内瑞拉的治理模式导致玻利瓦尔进程正在迅速遭到破坏，加剧通货膨胀、公共安全危机、政府公信力丧失等种种问题。迪特里希认为，实行等值经济和参与式民主是向“21世纪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委内瑞拉政府的民粹主义做法，已经使其所有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论述成为空话。迪特里希在2011年8月的一次演讲标志着他与委内瑞拉政府的分道扬镳，他在这次演讲中表示委内瑞拉的发展模式仍然是市场经济模式，并非“21世纪社会主义”。他认为查韦斯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模糊不清。他指出，在委内瑞拉建立21世纪第一个科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机会已完全丧失，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在摩天大楼的基础上建造一座简陋的小屋”。
马杜罗的上台并未使迪特里希改变对委内瑞拉政府的负面看法。迪特里希批评玻利瓦尔统治集团自以为是，听不进任何建议，导致委内瑞拉危机无法缓解。他认为，马杜罗的国有化、增发纸币等政策是在继续查韦斯的错误，错过了挽救玻利瓦尔进程的黄金时机。迪特里希认为，马杜罗同样不是能带领委内瑞拉走上“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合适人选，他甚至数次预测了马杜罗政府的下台时间。2018年4月迪特里希表示，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革命属于民族国家的自决与发展运动，这一运动将为委内瑞拉带来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形式民主体制，这是迄今为止迪特里希关于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性质的最后论述。迪特里希认为，查韦斯、马杜罗只是在使用“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一名称来构建更多人对其社会改革的认同，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建立“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委内瑞拉只是一个依靠石油收入、受政府强大影响的混合经济体。
三、两种“21世纪社会主义”：契合与差异
对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和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进行比较，可以更直观地了解二者的异同。二者的契合主要体现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人道主义、参与式民主、拉美一体化四个方面。
两种“21世纪社会主义”的契合首先体现为对资本主义的反对。从笔者所能找到的迪特里希的著作与文章来看，批判美帝国主义对拉美的遏制、侵略及其门罗主义政策的内容占据了大量篇幅。如前所述，迪特里希认为资本主义已陷入穷途末路，必须用“21世纪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与没落同样是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查韦斯认为，资本主义已达到其发展的极限，必须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进行结构性改造，“21世纪社会主义”是唯一可行的替代选择。由于反对逐利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提倡经济人道主义，主张实行更为公正的经济模式；由于反对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因此主张实行参与式民主；由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际压迫，因此主张实行拉美一体化。
经济人道主义是迪特里希和委内瑞拉政府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在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上，二者基本持一致态度。迪特里希认为，当前世界生产力发展程度已足以满足所有人的物质需求，委内瑞拉玻利瓦尔革命的主要经济任务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在保持一定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不断降低贫困率，使生产者摆脱劳动暴政。克服资本主义劳动异化、避免对利润的毫无节制的追求也是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主张，查韦斯多次谈到，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分配公正。在2008年之前国际油价高企之时，为促进经济公平，玻利瓦尔政府不断将大量资金投入民众住房建设，对食品、药品及其他日用品长期实行价格管制，频繁上调最低工资，对基本食品、部分工业品进口实行国家直接控制，试图建立社会主义产供销体系，这些都是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经济人道主义的体现。
参与式民主是两种“21世纪社会主义”又一个契合之处。迪特里希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参与式民主，应该使绝大多数民众在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拥有决定权。查韦斯所倡导的参与式民主以其“人民主权论”为理论根据，其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人民的原始制宪权。在查韦斯那里，参与式民主直接体现为多数人的权力。在查韦斯政治实践中，“人民主权论”作为思想资源支撑了“参与式民主”的政治实践，它是理解最近二十年委内瑞拉政治的重要切入点。全民公投是参与式民主的突出体现。迪特里希支持公投的制度化，认为那将是参与式民主的一大进展，将扩大玻利瓦尔政府的执政基础。全民公投也是最能体现玻利瓦尔政府执政风格的一种政治参与形式，委内瑞拉1999年宪法中多处提到全民公投，公投涉及议题也相当广泛，宪法还赋予总统发起全民公投的权力。1999年宪法还规定公民可以就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公投，按照查韦斯的人民主权理念，只要民众认为有必要，任何问题都可以属于“重大问题”。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进程中，公投成为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
无论是在迪特里希的“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还是在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拉美一体化都占有重要地位。迪特里希主张拉美国家实行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全方位一体化，尊重拉美人民多族裔、多文化的历史与现实，建立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迪特里希将一体化提高到拉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认为只有拉美联合才能抵御帝国主义，为自己争得发展空间。他甚至将拉美联合与“21世纪社会主义”并列，主张实行“区域发展—21世纪社会主义”双重战略，区域联合发展以“21世纪社会主义”为目标，“21世纪社会主义”以区域联合发展为前提和保障。查韦斯认为，相同的历史、记忆和期望是拉美国家联合的现实基础。他认为拉美各国必须摆脱旧的国际交往模式，在保持各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加速联合，实行全方位的一体化，实现拉美复兴。拉美一体化成为委内瑞拉1999年宪法的重要内容，宪法序言规定要依据不干涉他国内政和人民自决的原则，推动国家间平等合作，推进拉美一体化。宪法第153条专门规定了国家的拉美一体化政策和政府的相关权力，实际上将拉美一体化置于国家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实践中，玻利瓦尔政府也通过“美洲玻利瓦尔替代计划”、“加勒比石油计划”等多种合作框架与项目积极推进拉美一体化进程。
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和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思想来源以及所处思想谱系不同；其二，对经济模式的选择不同。与二者的契合之处相比，这两方面差异更为根本，他们决定了两种“21世纪社会主义”有着严格区别。
根据迪特里希的表述，其“21世纪社会主义”被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谱系之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而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则以西蒙·玻利瓦尔、西蒙·罗德里格斯以及埃塞基耶尔·萨莫拉的学说为主要思想来源，同时批判地吸收了何塞·马蒂、切·格瓦拉、罗萨·卢森堡、马克思、托洛茨基、毛泽东等人的思想，并借鉴了印第安哲学、基督教、解放神学等古老的人类经验与价值。可以看出，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主要还是存在于拉美民主独立与发展思想的谱系之中。马克思主义虽然得到了查韦斯的认同，但它只是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之一，况且并不占主要地位。然而，在2005年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迪特里希都将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置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谱系之中来观察与评价，这就造成了认识上的偏差，成为导致二者分歧的思想背景。
与所处思想谱系不同密切相关的是二者对经济模式的不同主张，这是二者最具区分性的差别。如前所述，迪特里希将等值经济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他那里，一国是否实行等值经济完全可以作为判断其是否走上“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标准。委内瑞拉玻利瓦尔政府同样致力于经济民主，认同计划经济，但对迪特里希最为在意的等值经济却一直不感兴趣。查韦斯认为，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避免对利润的毫无限制的追求，就要从建立新的所有制基础开始，确立新的生产与分配模式，以此保障人民的幸福。他主张将所有制集体化、国有化，实现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建立社会主义产供销体系，以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除上述两个根本分歧外，两种“21世纪社会主义”在对中产阶级的政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进步性的认识等问题上亦有不同看法。迪特里希认为，委内瑞拉政府可以争取国内中产阶级的支持。他认为，玻利瓦尔进程是一个涉及所有人的包容性项目，依靠广大民众才能获得胜利，才能最终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然而委内瑞拉执政者部分出于意识形态、部分出于保持执政地位的考虑，将资源更多地向占人口比例最大的底层民众倾斜，对中产阶级事实上采取剥夺政策，这就与迪特里希的主张产生了直接冲突。甚至有学者认为，正是迪特里希的阶级合作主义导致了他与查韦斯政府的彻底决裂。
迪特里希对资产阶级民主做了一分为二的分析，在指出其虚伪性的同时，也肯定其进步性，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通过法治、分权等设置，对限制精英权力、保障政治共存和促进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他指出，形式民主是现代资产阶级最进步思想的直接成果，是人类进步史上最富有成效的阶段之一，为参与式民主做了历史准备。迪特里希认为，建设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是在继承资产阶级民主经验的基础上扩大民主范围、深化民主程度，向参与式民主的方向发展。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查韦斯持完全否定态度，认为从1830到1998年，委内瑞拉国家主权从没有用来行使人民的意志，即使有，也始终被践踏和限制。笔者未能找到查韦斯或玻利瓦尔政府其他领导人对资产阶级民主——哪怕仅仅是在形式层面对其进步意义——的正面评价。
四、结语
近二十年来，迪特里希一直关注着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进展，并就此发表了大量评论，表明了自己在不同时期的认识和观点。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与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二者也存在根本差异。二者处于两种不同的思想谱系之中，具有不同的来源、品格与追求，不能混为一谈。至于两种“21世纪社会主义”之间是否存在概念上的借鉴关系，即查韦斯是否借鉴了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由于缺乏足够材料，不好妄断。
委内瑞拉的“21世纪社会主义”虽有一些不切实际的成分，但它毕竟与委内瑞拉最近十几年的实践紧密相连，总体上看这一理论从一开始就颇具实践性。而迪特里希的“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学者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下提出并加以阐述，目前为止并无大规模实践的机会，这可能决定了其理想主义色彩会更加浓厚。虽然迪特里希自信地认为“21世纪社会主义”实施的条件已完全具备，但在笔者看来，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没有历史与现实经验的支撑，在等值经济的可行性、民族经济向全球经济的转变等问题上可能面临一系列难题。
实际上，迪特里希的“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并没有被哪个国家真正付诸实践。委内瑞拉、古巴、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四国曾是迪特里希认为最有希望走“21世纪社会主义”道路的拉美国家，然而查韦斯、莫拉莱斯、科雷亚等人都是在谋求转变本国发展模式、实现社会变革的进程中转向社会主义的，其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旨在解决本国问题，具有明显的本国特色，它们与迪特里希的“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虽有相似，但并不相同。正如迪特里希所言，委内瑞拉政府很大程度上是将“21世纪社会主义”概念作为玻利瓦尔革命的政治旗帜来使用的，其他三国也大抵如此。由于迪特里希坚持以自己的“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为标准对古巴社会主义进行否定性评价，甚至引发了他与古巴学者的一场争论。对于玻利维亚、厄瓜多尔，迪特里希认为这两个国家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体现出非常明确的否定态度。有些研究者认为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在拉美国家被付诸实践，或认为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以迪特里希“21世纪社会主义”学说为理论基础，这些判断显然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更不能不加区分地将“21世纪社会主义”看成由迪特里希、查韦斯、科雷亚、莫拉莱斯等人共同倡导的一个整体性概念。
总之，迪特里希的“21世纪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学说，即使某一国家的发展战略在内容或仅仅在概念上与迪特里希这一学说有相似或相同之处，但最终的实践也要在各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要解决的也是各国面临的问题。正如厄瓜多尔前总统科雷亚所说，“21世纪社会主义”必须来源于民众的斗争，符合民众的期望，它是一种原则，而不是教条，不存在唯一的模式和一成不变的方案。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必须从各国具体特点和需求出发，回答一些实际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