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是时势需要和理论自觉的产物，它保持开放和不断发展，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其中，“ 2 012 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建设的新起点。” ¹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外交领域承前启后，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在保持大政方针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更具开创进取的全球视野。尤其是突出理念创新和细致勾画，以建设性和创造性方式影响国际体系、塑造国际秩序，加快向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转型。²在2 014 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必须要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2 017 年中共十九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趋于完善。在2 018 年6月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明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秉持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在近年来的大国外交实践中传承和创新，从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际社会进步理念中汲取精华，并结合时代趋势特征， 最终构建起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的外交指导思想。

一、着眼于中国与世界关系新变化，力促自身和平发展与世界整体利益相统一

（一）国家观与全球观的辩证统一

   习近平外交思想着眼战略全局，强调要有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观，做到提纲挈领、主线清晰，深入把握世界转型过渡期的国际形势及其演变规律。它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将国家情怀与世界主义视角融入一体，从根本上回答了国际社会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走向的疑问。它兼具强烈的国家观、宏伟的全球观以及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体现了中国主动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共同发展相统一的积极意愿，从而实现“ 和谐万邦”、“亲仁善邻”的理想目标。其逻辑进路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走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³

   如何更好地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成为考量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主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判断世界大势和中国所处历史方位，在中国发展的关键阶段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从而使中国在本世纪中叶前成长为完全意义上的世界大国。这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即为实现该目标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维护和延长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为未来历史交汇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创造有利条件并作出应有贡献，从而实现自身发展与向外拓展相统一。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成为中国内外政策的优先目标以及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内部主线，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中国本位。⁴ 就其外部性而言，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繁荣是相辅相成、正向互动的。上述宏伟目标具有开放包容性，它不但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本地区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惟其如此，中国才能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才能把中国梦与亚洲梦、世界梦更紧密地衔接起来，从而实现深度融合、美美与共。

（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

   当今世界不确定与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存。针对国内外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挑战，习近平外交思想展现出高度的理论自信以及战略自主性和前瞻性，指引着中国大国外交积极作为，与长期以来弱国国情所决定的低调跟随或被动反应的“ 非正常”外交决裂。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和跨部门协调，不断完善外交领导体制。在决策层面，中央强化和提升了曾经合署办公的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安全领导小组的地位和职能，分别于2 014 年和2 018 年成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国家外交及安全资源得到有效整合，相关机制运转更加顺畅，处理复杂国际事务的决策力和执行力显著提升。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应对和化解中国发展历史交汇期和世界发展转型过渡期叠加所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习近平同志重视战略谋划和底线思维，善于把握主要矛盾，坚定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在可资利用的资源和手段比以往显著增多的条件下，中国外交不再满足于以经济利益为主的实用主义外交，而是把安全和政治利益提到更突出位置。即两手都要抓、都要硬，妥善处理走和平发展道路与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对维护地区稳定和维护中国正当权益予以同等重视。在维护和平外部环境和战略机遇期的同时， 习近平同志捍卫中国核心利益的态度也极为明确，多次强调绝不会在领土主权等重大问题上交易或放弃自己的正当权益、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⁵策略上则刚柔相济，在不放弃谈判与合作的前提下，加快构筑强大国防力量，积极提升对地区局势的控制和威慑能力，把握时机以强有力的行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更加主动地经略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在钓鱼岛、台湾、南海和西藏等涉及中国重大利益的问题上，中国政府坚决捍卫“一中”原则、设立和维护防空识别区、整合成立中国海警并开展常态化巡航、加强对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彰显了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方面的原则底线，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作为负责任大国明确的信息和行为方式。⁶

   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还包括维护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与政治大局稳定，维护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在纷繁复杂的对外交往中，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自信”和务实稳健的战略定力。这是作为一个新时代大国所应具有的品格，是中国道路和新时代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外部表现；它反映了国内治理、改革与国际治理、发展之间的逻辑统一，体现了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内外政策的高度一致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时代主题的有机结合。

   中国外交在维护新时代国家利益方面的风险意识与能力进一步增强，相关形势预判和预警工作机制不断完善。随着中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随着企业和人员大量“走出去”，国家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展，需要中国外交相应提高海外利益保护能力，完善海外利益保护体制。作为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中国企业、公民等主体所面临的政治、安全等风险不断增加。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强调以人为本、外交为民，持续打造海外民生工程，通过更有针对性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领事工作，为本国公民及企业在海外的合法权益提供强有力保障。

二、安全与发展并重，倡导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一）超越旧思维、旧模式，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尤其是新型大国关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开拓创新和时代性还在于首倡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新型发展观与合作观，体现了中国外交在国际秩序构建和理念引导方面的规范性能力。中国特色的国际合作观强调遵循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发展原则，以开放、包容、共赢为核心价值追求，通过交流和创新发展实现联合自强，共创更全面、深入和多元的国际合作新格局。习近平同志敏锐把握新时代国际关系的互联互动、相互依存和利益融合发展趋势，继承和发展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倡导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上述“中国梦”目标的实现对外只能通过和平与合作途经，在这个意义上新型国际关系具有路径指引价值。

   安全关系是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问题之一。与创造性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逻辑相一致，习近平同志主张在国际层面上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尊重和保障各国的安全利益，统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鉴于国家间利益关系的复杂多维性，在追求本国安全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以及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通过对话与协商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新安全观摒弃了对抗、冲突的旧思维与零和博弈、赢者通吃模式，主张谋求自身的安全不以牺牲他国安全为前提，从而有助于避免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有信心实现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对所谓“国强必霸”定律的超越，将自身的发展稳定与促进世界和平统一起来，打破国际关系的历史宿命。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大国博弈和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以及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⁸辩证地看，既要把握国际环境总体稳定的大势，又要重视国际安全挑战错综复杂的局面。在和平发展的大方向和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下，中国在当前阶段仍可大有作为，包括开展战略协调，深化互信与合作，明确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在全球治理中积极承担对于人类社会所应尽的国际责任，破解相关国家和地区存在的信任赤字和安全困境问题。例如，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东盟地区论坛等亚太地区多边机制， 都是中国倡导新安全观的重要平台，可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合作新架构。

   新型大国关系是涉及安全与发展合作的重中之重。鉴于中国等新兴大国实力不断上升、美国等西方大国实力相对下降，为新兴大国的成长及其与国际社会尤其是既有大国的互动，探索一条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道路或模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点内容之一。它需要运筹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权势转移， 通过对话与协调开展良性互动，把控竞合博弈，倡导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在当前中国外交谋篇布局中，大国协调与合作总体可控——中俄关系互信互利、彼此倚重，成为引领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持续进行，谋求理性看待彼此的竞争和战略意图，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管控分歧、发展合作与共存共治；中欧关系是中国外交着力点之一，习近平主席在中国欧盟建交4 0 周年的贺电中，将双方关系定位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⁹作为新的成长点，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密切互动，发展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注入强劲动力。

（二）“一带一路”倡议是面向大周边谋求合作共赢的样本

   周边外交被置于比以往更为优先和突出的地位，它同样涉及发展与安全问题。2 013 年中央召开建国以来首次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后，“亲诚惠容”理念得到进一步贯彻，周边环境总体上更加友好和有利，周边外交步入更加开阔和纵深发展的新阶段。周边关系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布局的重点——只有先做好地区大国，夯实周边根基、奠定战略依托并掌握地区事务主动权，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合格的世界大国。

   为此，中国全力倡导和推进以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为重点的“一带一路”建设，为新时代周边外交和经济外交注入了新内涵和活力；它在陆海两个方向开创了“ 两翼”平衡、相辅相成、幅员辽阔和纵深宽广的大周边外交战略新布局。这项倡议致力于实现包括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在内的互联互通，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紧密对接，积极发展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¹⁰ 中国欢迎他国从中国的快速发展中获益，分享发展机遇；“一带一路”为此提供了国际合作尤其是产能合作的开放平台，为沿线国家乃至世界的共同发展增添了强大动力，堪称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一项全球公共产品。1 0 0 多个国家及国际组织对“ 一带一路”倡议持积极支持和参与态度，包括2 016 年9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签署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成为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创新。¹¹一系列重大项目的落实促进了相关国家的联动发展，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和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得到倡导和践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了基础条件。中国领导人还特别强调官民并举、加强政治互信和夯实社会基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性，以更好地促进区域层面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正在运用其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在亚洲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进而主导制定全球治理新规则，并最终拥有规范性权力。¹²它标志着中国由参与型经济外交， 日益向领导型经济外交转变。

（三）相关实践与方式创新

   作为倡导和践行新型国际关系的具体方式，新时代中国的“ 首脑外交”和“ 主场外交”相互交织、更加活跃，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频繁出访，每年也有大量外国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近几年以中国为主场的峰会外交主要有：2 014 年5月亚信上海峰会，2 014 年11月A 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2 015 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大会，2 016 年9月杭州G 2 0 峰会，2 017 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 017年9月厦门金砖国家峰会，2 018 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以及9月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等。中国充分利用主场之便，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担当，提高了中国话语的世界影响力。此外，中国领导人还充分利用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表明中国观点、发出中国倡议。

   与国内国际的变化相适应，在中国外交领导和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加强的同时，面向全球的外交布局进一步完善，形成了周边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多边事务、公共外交、政党外交和其他主体对外交流七位一体、点面结合、重点突出的格局，外交方式也更为精准、多样和综合。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由过去的被动应对到积极出击，愿意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

三、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展示大国责任担当和独特风范

（一）构建新时代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和角色

   基于对当今国际体系尤其是全球治理变革的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外交思想展现出积极的国际贡献和民族自信、大国担当。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抓住契机引领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反对走向封闭的“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继续高擎全球化大旗、奉行扩大开放战略；中国支持通过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均衡的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¹³面对美国执意挑起对中国及其他重要经济体的贸易战，中方在冷静和积极应对的同时，坚定不移地继续扩大开放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建设。

   由于西方国家的治理理念和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分化和分裂。尤其是美国的全球霸权陷入治理困境，在国际制度变革和完善方面趋于保守，全球化政策出现倒退，因而国际社会期待中国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为全球治理廓清混沌、开创新局面。这客观上为中国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提供了机遇，从而影响全球治理格局及相关机制的发展方向。中国比以往更加重视多边外交模式以及区域和全球事务，同时也更倾向于综合和整体性地看待经济、政治和安全等层面的问题。¹⁴中国以特有方式创新性地履行大国责任，所倡导的全球治理观蕴涵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传统智慧，回应时代议题、心系人类前途命运，富有合作精神和普世情怀；其基本思路是共商、共建、共享，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领域话语权的提升。

   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争取包括国际标准创设权、国际规则制定权、国际议程发言权和国际舆论主导权等在内的国际话语权，而不是被动应对或消极参与。新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关乎全人类共同利益，应当通过民主协商方式加以构建，不允许个别或少数大国作出决定。中国参与国际多边体系，就是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强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在维护和拓展中国发展利益的同时，与各国一道为国际体系建章立制，推动国际社会更有效地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提升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秩序与国际体系长远制度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¹⁵

（二）在全球治理中以正确义利观处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在涉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即处理 好义和利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政治上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在经济上以发展为优先，谋求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它表明中国以何种身份、理念和行为方式参与国际事务，关乎中国所要承担的国际角色和所要塑造的国际形象，凸显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义高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的外交话语体系。中国把自身的发展和利益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利益联系起来看待，体现了在全球治理中追求国际公平正义、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的南南合作新理念。例如对非洲国家讲求真实亲诚，推出促进非洲发展的十大合作计划，并为双方在多领域的合作提供6 0 0 亿美元资金支持，提升了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新境界。¹⁶近年来在杭州G 2 0 峰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金砖国家厦门峰会等多边外交平台上，中国力邀发展中国家参与也是其突出表现。该义利观还体现在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维护战后基本国际秩序与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方面，旨在与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达则兼济天下”，当下中国不断提高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为全球治理提供增量资源。中国领导人欢迎其他国家“ 搭中国发展便车”，并结合自身的实际能力准确把握尺度，量力而行地履行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责任，力所能及地向国际社会提供各类公共产品。鉴于“ 大国责任论”与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实力之间的矛盾，中国坚持权责平衡的原则，认为不能仅承担更多义务而不获得相应权利。中国尤其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2 015 年，中国政府宣布免除最不发达国家债务，并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习近平主席倡议以联合国为中心制定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发展议程，推动联合国重点加大在发展领域的投入，促进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话语权和规制权，优先增加它们在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中的代表性。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联合、借助甚至是依靠的重要力量；作为天然的同盟军，它们的发展壮大与中国外交能力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增强呈正相关关系。为此，2 018年中国国务院组建了新的直属机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它整合了商务部、外交部对外援助有关职责，有助于优化相关外交资源的投入和运用，促进南南合作和国际新秩序构建。

   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和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除西方之外的更多借鉴选择。中国坚持多元互补、多样并存，不输出自己的模式、不干涉他国内政，但愿意与其他国家分享治理经验，促进发展中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鼓励它们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在观念公共产品意义上，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思想、理念和模式上升为国际共识，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贫穷、发展不平衡和生态恶化等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重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的制度性权力

   在当今全球治理领域，规则制定和秩序走向之争十分突出，它关系到各方制度话语权的大小。中国积极推动各类地区和国际机制建设，尤其在全球经济领域致力于形成公正高效的金融治理格局、开放透明的贸易和投资治理格局、绿色低碳的能源治理格局以及包容联动的发展治理格局。中国正在把自身的经济优势转化为国际层面的制度性影响力，将存量资源转化为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的地位不断增强。在重要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中，中国的参与权、主导权等制度性权力得到显著提升，对多边规则的制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为了避免国际社会的失序风险，中国支持现有国际机制继续发挥在国际秩序中的基础性作用。但二战后建立的国际治理机制与全球化时代日益增强的治理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兴起而变得更加突出。为此需要在平等开放、合作共享基础上，利用和变革现有机制，并适时创设新的机制作为补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坚持自身发展中大国定位，把维护本国利益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支持推进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改革，以更加公平合理地体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话语权，及时反映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从而更有效地满足全球经济治理的需要。2 010 年以来，随着有关改革方案先后生效，中国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份额已分别提升至约4 . 4％和6 . 4%，排名也均由第6 升至第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批准自2 016 年10月起，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 DR）并在其中占10 . 9 2 % 的权重，同样位居第3；¹⁷其国际储备货币和“ 可自由使用货币”身份得到权威认可，促进了当今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完善和均衡。

   近年来，中国倡导的新兴国际机构建设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在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与金砖国家共同创立了以上海为总部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并向该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 0 0万美元以支持其运营与发展。¹⁸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则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并把总部设在北京的新兴区域性多边金融机构，成员国目前已发展到8 0 多个——其中包括英、德、法、澳、加拿大等其他大洲发达国家，数量超过亚洲开发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金融机构，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多边开发机构。其中中国出资近3 0 0 亿美元而成为最大股东，占总投票权约2 6 %。¹⁹这项发展中国家组建多边金融机构的新创举，促进了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与改革，显示了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开始具备强大的倡议及制度创设能力，成为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建设的重要进展。此外，在“一带一路”架构下，中国出资4 0 0 亿美元设立丝路基金。未来中国还将推动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与上述新兴多边金融机构相同，它们都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主要特点。这些金融机制的改革创新并不是为了另起炉灶，而是对现有国际经济机制的有益补充和完善，反映了中国在多边制度方面影响力和话语权的提升，客观上使当今国际经济组织更加多元平衡。

（四）由全球经济治理向全球安全等更多领域治理的外溢

   中国还积极把经济上的资源优势进一步转化为全球安全领域的治理资源，并优化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主张加强联合国在政治解决冲突、实现共同发展和引导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为此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士兵最多的国家，涵盖了多个维和任务区；2 0 0 8 年以来，中国还持续参与联合国授权的亚丁湾反海盗行动。2 015 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联合国成立70 周年系列峰会期间宣布设立总额10 亿美元的中国- 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加入联合国维和待命机制并组建8 0 0 0人规模的维和待命部队。2 016 年，中国缴纳联合国维和摊款8 . 4 4 亿美元，占总额10 . 2 %，位居第二。²⁰ 中国还向非洲联盟提供1亿美元军事援助，用于维护非洲的区域安全稳定。同时中国的介入方式展现了中国特色，能够照顾协调各方利益诉求，与西方大国的急功近利和单方施压形成鲜明对照。

四、凝聚国际社会最大共识，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内涵

   习近平主席针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新形势、新问题和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选择和解决方案，凸显了其外交理念的先进性和前瞻性，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核心话语。这一国际社会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着眼于人类命运攸关的根本利益，肯定和高度概括了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之间的协调统一。它超越了以追逐权力为目的的军事同盟、势力范围和地缘政治游戏规则，否定了对抗、零和或双输等关系模式，强调构建主体的普遍参与而非大国主宰。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新时代中国和平发展理念的凝练与升华，是在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观基础上的继承与发展，更是中国外交软实力在国际理念创新方面的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开辟了新的道义高地。它全面反映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领域和议题方面的与时俱进，兼顾了理想与现实、贡献与权力、利益与责任等层面之间的平衡，具有全球化时代的普遍规范价值。

   命运共同体理论虽萌芽于中共十八大之前，但明确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并进行系统化阐述， 却是十八大以来逐步实现的。2 013 年，习近平同志先后在访问俄罗斯、印尼等国和参加博鳌亚洲论坛时提出“命运共同体”倡议；2 015 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参加第7 0 届联合国大会时，完整地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此后，又从“ 实然”和“ 应然”相结合的角度，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最终完成了相关理念的体系化。²¹该理论在十九大以后仍继续发展，主要涉及利益共赢、开放创新发展、全球治理新领域及体制变革、国际合作与责任、国际安全新路径、“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性、强化国际道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转型等重大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具有统领性和主线性——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全球治理，其最终目标都指向命运共同体建设；它把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在同一目标下聚合起来，为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景而努力。

   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人类社会中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基础上所结成的命运攸关的整体。²²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理想主义的世界政府。在实践层面上，中国对于全球化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承认主权国家差异的现实存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视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基本方略，它整体性看待中国和平发展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对中国与国际体系认识的一次飞跃。作为一个涵盖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和环境“五位一体”的内涵丰富的系统概念，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于中国和国际社会所共同探求的人类发展前景和实现路径具有指引作用。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属于中国外交的话语创新，更有赖于实践创新，为此习近平主席从五个方面指明了行动的方向。²³ 从逻辑上看，利益共同体是命运共同体的基础阶段，为此中国积极扩大同世界各国的利益交汇，发展利益联系更紧密、相互依存更深入的伙伴关系。中国致力于做世界和平建设者、全球发展推动者与全球治理贡献者，参与建设和维护国际秩序，与本地区和世界各国发展利益共同体，合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夯实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在政治安全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层面不断拓展，形成国家间制度兼容的联合体，进而走向最高层次的命运共同体。从时空维度看， 命运共同体涵盖不同的空间层次和时间阶段。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大目标相比，区域层面或具体类型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当前更具基础性、操作性和优先性。中国首先从周边地区做起，积极倡导和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中俄命运共同体等。而中非（洲）命运共同体、中拉（美）命运共同体则是中国与其他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倡导的，堪称新时代南南关系的典范。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上各国应相互尊重、平等协商，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家交往新路。着眼时代特征，坚持分享、共赢、整合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原则，世界的命运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共同应对那些日益突出的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挑战。基于此，中国打造的跨区域、跨大洲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并日益紧密，其基本特征是平等互信、和平包容、互利共赢，通过双边关系的改善带动全球战略的拓展，外交布局深入优化。

   在安全上，中国倡导以对话和协商解决争端与分歧，不视彼此为威胁，统筹和协力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中国主张在新安全观指导下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积极促进亚洲安全机制建设，通过上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信会议等区域机制，提供区域性安全公共产品， 为国际安全合作提供示范。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强调在国际难民等问题上充分发挥联合国机构的协调作用，承担与自身能力相适应的责任。在新型安全领域，中国努力推动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为构建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提供公共产品，以及促进疫病防控、反恐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

   在经济上，国际社会需要同舟共济、包容互惠和均衡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方向发展，走出一条公平全面、开放创新的发展之路。中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致力于构建更为开放的经济体和国际经济合作，维护全球经济和金融安全；防止经济治理机制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将自身发展寓于世界共同发展之中。从地缘经济视角看，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中国加快推进自贸区战略，积极推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中国推动A P E C 加快亚太自贸区建设，着力打造立足周边（主要是亚太地区）、东西兼顾、辐射全球的自由贸易网络，推动地区和国际经济秩序开放包容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在文化上，中国坚持“和而不同”原则，包容和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与和谐共存。文化创新要兼收并蓄，优秀的本民族传统资源和外部资源都可以吸收到新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体系中来，创造出服务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文化或精神产品。习近平主席强调文化软实力和公共外交在塑造新时代国家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中的重要作用，彭丽媛女士则亲自担任世卫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 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促进儿童和妇女教育特使，并参加了很多国际文化活动，在促进中国公共外交方面发挥了示范作用。²⁴通过日益广泛的对外文化交流，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展示于全世界面前，可分享的价值及其感召力和塑造力得到不断增强。

   在环境上，中国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绿色发展，在全球气候谈判中坚守自己的承诺与立场，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中国高度重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并认为是深度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最重要领域之一。中国政府积极实施自主减排，出资20 0 亿元人民币设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开展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援助。²⁵中国还推动国际社会确立了2 0 2 0 年后应对气候变化安排，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政府率先批准《巴黎协定》并交存批约文书，为国际社会做出表率。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