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其发展前景十分光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需要，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清醒地告诫全党：“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向全党郑重提出“抵御重大风险”。尔后，他在党的十九大上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战略高度，再次向全党予以强调和阐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系统而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何要抵御重大风险、抵御什么样重大风险以及怎样抵御重大风险的根本问题。鉴于理论界、学术界对此问题尚未展开深入探讨，笔者拟以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抵御重大风险思想为题作一探究。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抵御重大风险之客观依据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各种风险都要防控，尤其是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即重大风险。这就要清楚前进征途上的重大风险因何而来、又将如何演化等关键问题。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有着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就是说，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抵御重大风险”绝非偶然，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迫切的现实要求和明确的未来擘划。
    从历史看，抵御重大风险是新时代传承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逻辑使然。2018年6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全党要“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并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中成长，在战胜风险挑战中壮大”。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敢于应对风险挑战、勇于开拓实践的科学总结。完全可以这样认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抵御各种风险考验而不断开拓创新发展的历史。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抵御各种风险中披荆斩棘，愈战愈勇，“百炼成钢”。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论是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危局，还是处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险境，抑或是面临抗战胜利后全面内战一触即发的严峻形势，一次次惊涛骇浪，一场场严峻斗争，使中国共产党人在千锤百炼中革命精神和战斗意志更加坚强，使中国共产党在一次次转危为安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一系列国内外的风险挑战，中国共产党无所畏惧，沉着应对，奋力化解，不仅维护了国家安全，保持了社会稳定，也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得以在成功地抵御各种风险挑战中稳步前行。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样是在同各种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的斗争中一路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无论是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的政治风险，还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风险，抑或是1998年严重洪涝、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等自然灾害风险，中国共产党也是面临一次次重大考验，又一次次转危为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艘巨轮驶过一个个暗礁险滩，奋勇向前。历史充分证明，“风险——应对——发展”就是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风险尤其抵御重大风险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结果。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引领并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卓越的治国理政能力，在于中国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在于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护和大力支持。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这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风险挑战尤其是重大风险挑战基本经验的集中概括。正因如此，在新时代抵御各种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必须继承和弘扬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勇于战胜风险挑战而奋勇前行的优良传统、革命精神和顽强意志，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拓向前。
    从现实看，抵御重大风险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统筹推进“四个伟大”实践和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2016年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我们现在搞开放发展，不仅有利的因素很多，而且风险挑战依然严峻，并特别告诫，这是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稍不留神就可能掉入别人精心设置的陷阱。”在此历史条件下，要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实践和应对严峻的国际风险挑战，全党必须牢固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深入探究推进“四个伟大”实践的特点和规律，深入探究国际风险挑战的起因、演化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并积极投身于改造世界特别是防风险的实践之中，以更充沛的精神去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
    就国内现实而言，抵御重大风险首先是进行“伟大斗争”的内在要求和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再告诫全党，要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是在新时代对不断变化着的世情、国情、党情新的概括和总结。因为发展起来后的中国，虽然内外条件总体上十分有利，但是“风险挑战不容忽视，而且都是更深层的风险挑战”。因此要进行伟大斗争，就必须敢于抵御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特别是重大风险，使党永葆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从“伟大工程”来说，在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涉及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等诸多方面，这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建设必须按照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所要求的，“要结合伟大斗争、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的实践来进行。”毫无疑问，抵御重大风险，正是进行这一“伟大实践”的应有之义和内在要求。唯其如此，才能在伟大实践中使党永葆先进性，才能使其执政地位更为巩固。从“伟大事业”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共产党人主观臆造的，而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并付出巨大代价而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尤其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仅有几十年的实践，还是新事物，对其“认识和把握也还是非常有限的”。对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在国际国内面临的矛盾风险挑战都不少，决不能掉以轻心。”所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推进这一“伟大事业”，必须时刻准备抵御各种风险尤其是抵御重大风险，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从“伟大梦想”来说，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历经近百年的艰辛开拓，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但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绝不会轻轻松松地就能实现。诚如2016年10月习近平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就是说，在实现“伟大梦想”的征程中，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全党必须时刻做好抵御各种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的精神准备。
    就国际现实而言，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曾借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来概括和描述当今世界。他认为，当今人们生活在一个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是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不断进步，人类文明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当今世界又是一个“风险社会”，特别是“地区冲突频繁发生，恐怖主义、难民潮等全球性挑战此起彼伏，贫困、失业、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正是由于当今世界的矛盾在累积、变量在增加、风险在上升，因而抵御重大风险也是应对国际形势变化和世界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挑战所使然。
    从未来看，抵御重大风险是锻造中国共产党人担当历史“大任”的关键之举。共产党人是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在现阶段，就是要“把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而抵御各种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既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担当，更是锻造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这一历史“大任”的关键举措。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以先贤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为底蕴，指明共产党人要负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就“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要继续肩负起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实现创造条件，就必须投身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中，到那里去“经风雨，见世面”。而抵御重大风险，正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锻造崇高政治品格，提高抵御风险能力，进而使其肩负起历史“大任”的重要平台和历练机遇。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风险之多维表征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挑战呢？对此，习近平高度重视、深入研判、重点剖析，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他指出：“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既包括国内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风险以及来自自然界的风险，也包括国际经济、政治、军事风险等。”从其阐释的重点看，在新时代，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风险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但主要来自于国内国际两个方面。综括起来有以下“六大风险”。
    （一）经济风险：呈现出由隐至显的变化
    这里的经济风险，主要是指经济运行前景中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无一例外地都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从空间来说，既有国内经济风险，也有国际经济风险；从要素构成来看，有产业风险、商业风险、金融风险、网络经济风险等。当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但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清醒地指出，中国经济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内部和外部风险。如2014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从经济风险的积累和化解看，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并提醒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对于由隐至显的经济风险必须予以特别关注，千万不可以视而不见。
    从其内容看，对于当下经济风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尤为关注经济下行风险、粮食风险、能源风险、金融风险、网络经济风险以及国外经济风险等。其一，经济下行风险。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至今，由于受到全球性、阶段性乃至结构性等因素影响，使得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从供给侧方面看，习近平认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由此导致“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其二，粮食风险。当今中国粮食生产已经突破一万亿斤，比较稳定地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基于此，在一些人看来，中国的粮食已经过关。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却始终保持清醒头脑，郑重告诫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我国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粮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什么时候都不能轻言粮食过关了。”否则，一旦出了大问题多少年都会被动，并认为，“到那时谁也救不了我们。”真可谓字字凝重，句句深沉，体现出他对于粮食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深思远虑。其三，能源风险。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但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其中石油达到59%，铁、铜超过60%。对此，习近平指出，当今中国“面临着能源需求压力巨大、能源供给制约较多、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等挑战”。其四，金融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形势总体是好的，但是对于易发多发的金融风险，习近平见微知著。他指出，虽然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违约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累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况且金融风险有长期潜伏的“病灶”，存在瞬间爆发的可能性。所以他一再告诫：“如果我们将来出大问题，很可能就会在这个领域出问题。”其五，网络经济风险。网络经济是一种新型经济形态。它在金融、能源、电力、通信、交通等领域应用广泛，因之所隐藏的风险也非同一般。据此，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物理隔离’防线可被跨网入侵，电子调配指令可被恶意篡改，金融交易信息可被窃取，这些都是重大风险隐患。”他强调，在网络经济领域，“不出问题则已，一出就可能导致交通中断、金融紊乱、电力瘫痪等问题，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和杀伤力。”此外，还存在不易防控又影响至深的国外经济风险。经济全球化虽然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进步，但也必须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导致中国经济稳定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政治博弈的冲击和挑战。而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外部风险加大了。正因如此，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由此可见，在经济领域，其风险是国内外交织的，如果防控不当，后果将极其严重。
   （二）政治风险：内源性和外源性相互交织
    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政治风险的界定和判断也是以政权的维系、巩固和发展为其根本依据的。因而在加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上，习近平向全党明确提出要“防范政治风险”。这是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性问题。
    从内源性看，政治风险主要涉及中国共产党建设中的政治方向、政治领导、政治根基、政治纪律等诸多方面。在政治方向上，在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有的党员干部精神上严重缺“钙”，理想信念滑坡。对此，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哪天在我们眼前发生‘颜色革命’那样的复杂局面，我们的干部是不是都能毅然决然站出来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显然，在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这一根本问题上，其“风险”是不可以低估的。在政治领导上，曾有一个时期，党的领导被淡化、虚化、弱化。有的党员干部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有鉴于此，习近平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能打仗，能搞建设，也能推进改革开放，“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在政治根基上，一些党员干部淡忘了“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其言行严重脱离群众，突出体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滋长上。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对此见怪不怪，甚至觉得理所当然。对此，习近平指出，“这就更加危险了。”在政治纪律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但有的却置若罔闻，搞结党营私，拉帮结派，更有甚者在其主政的地方建独立王国、搞小山头、拉小圈子。对于这种严重破坏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现象，习近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政治安全的大问题。”
    除此之外，还有外源性的政治风险。因为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是“在越来越深的水中前行，遇到的阻力必然越来越大，面对的暗礁、潜流、旋涡可能越来越多”。就是说，深化改革的政治风险在加大，“必须慎之又慎。”再有，西方敌对势力不愿意看到改革、发展、富强的中国崛起于世界舞台，自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就把矛头进一步指向中国，实施所谓的“遏制”战略。因而，我们必须增强风险意识，勇于应对挑战，时刻切记习近平的警醒：“我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三）意识形态风险：敌对势力在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
    “意识形态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并有效扭转了这一领域一度出现的被动局面，使其总体保持了向上向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他也向全党郑重指出：“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内外环境更趋复杂，境外敌对势力加大渗透和西化力度，境内一些组织和个人不断变换手法，制造思想混乱，与我争夺人心。一些单位和党政干部政治敏感性、责任感不强，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含含糊糊、遮遮掩掩，助长了错误思潮的扩散。”具体说来，这一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颜色革命”风险。即各种敌对势力“一直企图在我国制造‘颜色革命’，妄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政权安全面临的现实危险”。二是互联网风险。信息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使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面临“最大变量”。西方敌对势力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投入西方怀抱，将从互联网开始”。2013年8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告诫全党，“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三是“阵地”丢失风险。在意识形态领域，当今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在相互争夺。针对此种严峻形势，习近平指出，在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由此使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争夺十分激烈，因而“一定要增强阵地意识”。
   （四）社会风险：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
    这里的社会风险，主要是指能够导致社会冲突，威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当前中国正进入经济社会发展加速转型的关键阶段，面临着繁重而艰巨的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特别是“社会稳定进入风险期，各种一般矛盾和深层矛盾交织叠加，一些重大问题敏感程度明显增大，处理不慎极易影响社会稳定”。比如，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增大。由于社会阶层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在社会生活中，分配不公，贫富差距相对拉大，以利益为核心的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很突出、处理起来很棘手的问题”。又如，影响社会安全的风险增大。虽然社会安全感稳步上升，但是仍然存在不少突出的问题，如“非法集资、信息泄露、网络诈骗等案件相当猖獗，违法犯罪手段日趋信息化、动态化、智能化，以报复社会、制造影响为目的的个人极端暴力案件时有发生，严重暴力犯罪屡打不绝，等等”。此外，食品安全风险亦不容小觑。“舌尖上的安全”是涉及千家万户的大事，“一旦出问题，很容易引起公众恐慌，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正如习近平强调，食品安全问题也考验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在中国执政，要是连个食品安全都做不好，还长期做不好的话，有人就会提出够不够格的问题。”
   （五）自然风险：自然灾害严重是中国的一个基本国情
    自然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界因素而导致人的生命、财产、社会功能和生态环境等损害的可能性。诸如地震、火灾爆发、泥石流、洪水、台风等突发性风险，也有土地沙化、地面沉降、干旱等渐变性风险。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若要完全防止自然风险的发生和转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人类可以在实践中不断认识自然，可以防范和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自然风险，或将自然风险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防范和抵御自然风险，并注重对全党全民的风险防控教育。如2016年7月唐山大地震发生四十周之际，习近平在视察唐山时指出：“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这是一个基本国情。”以此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在风险防控上要警钟长鸣，时刻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并且要常抓不懈。
   （六）军事风险：军事领域的压力在增大，安全风险在增多。
    当今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同时，也必须看到，“我们面对的压力也在增大，周边安全风险也在增多，维护我国核心利益和发展利益面临更复杂的挑战。”比如，敌对势力在制造种种错误舆论，什么“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等，所有这些别有用心的错误观点，都是在混淆视听，其目的“是搞乱我们的思想，搞垮我们的制度，动摇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基”。又如，军事实力有差距。在国际较量中，说到底“还是要看有没有实力”。当下，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和周边依然面临潜在战争风险。客观说来，中国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水平，“与国家安全需求相比差距还很大，与世界先进军事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再如，面临世界新军事革命的严峻挑战。现在世界新军事革命加速发展，国际军事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在这场军事革命中，美国是“领头羊”，俄罗斯等其他一些大国，也在努力抢占军事技术领域制高点。与其相比，中国军事装备水平“在很多方面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不仅如此，在这样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如习近平所言，“落后一旦形成，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将是致命的。”
    综上所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重大风险具有如下显著特点：
    其一，综合性，即复杂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其所著的《风险社会》一书中就认为，当今社会的风险有别于中世纪，“是现代化的风险”，它不是局部性问题，而是“具有全局性”。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同样如此。其涉及的不仅是某一个方面的局部性风险，而是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全局性风险；也不仅是中国的国内风险，还是跨国的国际性风险。对此风险，习近平结合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也有深入的思考和探究。如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讲话中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突出强调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面临风险的综合性、复杂性。
    其二，动态性。事实证明，各种风险不是固定不变的，都有一个孕育、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也是处在发展演变之中的，它具有“传导、叠加、演变、升级”等特性。正因如此，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必须增强风险意识，不断提高抵御风险能力，并且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不让国际风险演化为国内风险。”
    其三，严峻性。当今世界是一个“风险社会”，当今中国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是极其严峻的，特别是中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特定历史阶段，其“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对于这些风险挑战，如果应对不力或抵御不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就会被迫中断，可是一些党员干部却严重缺少甚至完全没有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对此，习近平郑重指出：“没有意识到风险是最大的风险。”
    其四，艰巨性。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不同于以往历史上所遇到的风险，因为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在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在持续推进，这一开放发展的大环境，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但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世界上并不存在只有机遇而没有挑战。有鉴于此，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特别强调，不仅要看到发展机遇的有利一面，更要看到“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因此，全党防范和抵御各种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的使命任务也更为艰巨。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抵御重大风险之根本举措
    “应对和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关键在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应对风险挑战经验的深刻总结和科学概括。过去，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书写了勇于应对风险挑战的光辉篇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应对更为严峻的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必须坚持“伟大的事业必须有坚强的党来领导”的基本经验，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建设好、建设强，使其“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这就需要全党尤其是党员干部在以下几方面重点着力:
    1．首要前提：着力增强对重大风险的防控意识。就实质来说，风险防控意识是一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1945年，是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的非常年代。但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却高瞻远瞩地强调，全党“准备困难”，并列举了需要特别注意的“十七条困难”，准备战胜之。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也反复强调，“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党的其他领袖对于风险防控也有很多精辟论述，所有这些，习近平认为“是治党治国很重要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勇于应对一系列风险挑战，才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在新时代，针对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风险挑战，习近平向全党深刻地指出:“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具体说来，在重大风险的防控上，就是要有“终身之忧”，始终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就是要有辩证思维，始终做到“既充满信心，又如履薄冰”；就是要有“底线思维”，始终做到“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惟其如此，才能切实做到有备无患，牢牢把握抵御重大风险的主动权，并最终战胜严峻的风险挑战。
    2．关键议题：着力提高对重大风险的防控能力。能力就是本领。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党“既要政治过硬，也要本领高强”，并全面而深刻地阐释了增强执政的“八大本领”。其中之一就是“增强驾驭风险本领”，这是抵御重大风险的根本性议题。无它或者这项本领不强，所谓抵御重大风险就是空话。基于此，全党需要着力提升以下“六种能力”：其一，着力提高抵御政治风险能力。习近平明确提出“防范政治风险”的重大命题，而提高抵御政治风险能力则是防范这一风险的首要举措。其中，在政治方向上“必须有很强大的战略定力，坚决抵制抛弃社会主义的各种错误主张”，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特别是要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做到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其二，着力提高抵御经济风险能力。能不能驾驭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能不能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如何，其关键在于“加强党委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此，习近平强调，“要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着眼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牢牢把握发展方向，及时提出政策措施，不断把发展向前推进”。其三，着力提高抵御意识形态风险能力。当下，虽然国际力量对比持续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但是当今世界“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更加激烈”。因而在新时代的伟大斗争中，必须始终坚持“四个自信”，“防止落入‘西化分化陷阱’。”其四，着力提高抵御社会风险能力。当下中国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的任务十分繁重。因此，在新时代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要“健全国家安全体系，加强国家安全法治保障，提高防范和抵御安全风险能力”。其五，着力提高抵御自然风险能力。由于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一项时刻不可松懈的长期任务。因此，在新时代，“要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方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高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其六，着力提高抵御军事风险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领域是竞争和对抗最为激烈的领域。因而提高抵御军事风险的能力，一方面要“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另一方面要“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3．根本保证：着力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经验与教训都告诉我们，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其“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和事业发展的真正靠山。如果离开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发展就无从谈起。在新时代，尤其是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面前，若要战胜前进征途上的各种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更是须臾不可离开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只有时刻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保持同人民的血肉联系，才能凝聚起战胜各种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的磅礴力量。正如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所总结的，“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4．强化管理：着力推进风险防控的科学化、精细化。习近平指出，在抵御风险挑战问题上，“要加强对各种风险源的调查研判，提高动态监测、实时预警能力，推进风险防控工作科学化、精细化。”从其管理来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备，能够“层层负责，人人担当”的防控风险机制。如在防控意识形态风险上，“要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纳入巡视工作安排，加强对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落实谁主管谁主办和属地管理，防止给错误思想观点传播提供渠道。”又如，在抵御网络风险上，更要“守土尽责”，“建立统一高效的网络安全风险报告机制、情报共享机制、研判处置机制，准确把握网络安全风险发生的规律、动向、趋势。”再如在抵御经济风险上，建立完备的机制同等重要。习近平强调，“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尤其是在抵御金融风险上，“要加快建立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强化统筹协调能力，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由此可见，强化管理就是要推进风险防控的科学化和精细化，其关键在于建立健全各种约束机制，特别是明确风险担当的责任主体，即谁主管谁负责，清楚标本兼治、着力化解风险的重点所在，切实做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5．落实到位：党员干部要成为防控风险的“实干家”。在新时代，抵御各种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的任务十分繁重，向全党尤其是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做到：讲政治，讲理想，讲纪律，讲实干。其一，讲政治是抵御重大风险的首要之举。抵御重大风险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在抵御重大风险中，党员干部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讲政治，强化政治担当，提高政治能力，特别是要提高“把握政治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其二，讲理想是抵御重大风险的强劲动力。抵御重大风险离不开崇高理想的科学引领，因此在抵御重大风险中，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持“革命理想高于天”，“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其三，讲纪律是抵御重大风险的重要保障。党的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抵御重大风险作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一项艰巨而重大的使命，离不开党的纪律的刚性约束，党员干部要自觉地讲纪律，守规矩，特别要牢记：“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其四，讲实干是抵御重大风险的根本所在。抵御重大风险，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懈怠，每位党员干部都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真理，成为“防风险的实干家”。特别是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落实到位：一是要做到“主动”，即强化预见性、前瞻性，“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二是要做到“担当”，即“把自己职责范围内的风险防控好，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推给上面，也不能把防风险的责任都留给后面，更不能在工作中不负责任地制造风险”；三是要“做实”，即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及其原因，“要心中有数、对症下药、综合施策，出手及时有力，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觉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制高点上，吸纳历史智慧，立足当下实践，坚定走向未来，以其卓越识见、勇于担当和坚定践行，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所面临的风险挑战和有效应对的根本举措。实践证明，以上关于抵御各种风险尤其是重大风险的鲜明立场、系统观点和科学方法，是新时代战胜前进征途上的一切艰难险阻的行动指南和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