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把文化自信上升到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并列的高度，将十八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拓展为“四个自信”，并更加明确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思想深刻、意义非凡，值得理论界和学术界深入学习和研究。尽管学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研究已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从多个维度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问题还不多见。本文将从历史、理论和价值三个维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和深刻阐释，以求对学界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有所助益。
    一、历史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着厚重的历史根基
    一般而言，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所从事的精神活动和所形成的精神产品的总和，它包括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法律、制度、科技、艺术等等。可见，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动态的历史过程。中国文化的形成亦是如此。中华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构成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厚重历史根基。习近平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这一论断概括出了古代中国、近现代中国和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精华的三种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吸收了这三种文化样态的思想精华，才向世人展示了充分的文化自信。
    （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
    中国文化传承了五千多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独一个没有“断流”的国家。汤因比研究了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26个文明形态，发现唯有中国文化体系保持了很好的连续性，从未间断。这种特有的文化发展图景奠定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根”。
    数千年来，中国文化就像一坛老酒，历经多年的酝酿和积淀，越来越醇香，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仁者爱人”的自我修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家国情怀，“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方式，“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内圣外王”的伦理规范，“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理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革故鼎新，因势而变”的创新精神，“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等等。这些睿智的思想、科学的理念和高尚的追求历久而弥新，形成了历代传承的优秀文化基因，这些文化基因是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核心要素，也为当代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益的思想启迪。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在与北京大学师生的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2014年6月7日，习近平在会见第七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代表时又强调：“我们的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滋养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其当代价值在世界上也显得日益重要。英国著名的哲学家罗素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在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大会上，形成了一条重要共识——21世纪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回首2500年前，去孔子那里汲取智慧。
    （二）近现代以来的革命文化增添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养”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造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自信，使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领先于世界，但人类社会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农业文明时代。近代以来，欧洲工业文明逐渐发展起来，形成席卷世界之势，中国传统的农业文明在与欧洲工业文明的较量中渐显劣势。本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域外文化的，但自明清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使得近代中国由先进转向落后，西方国家以武力野蛮地叩开中国大门后，过去长期领先世界的中国竟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自此，救亡、图存、启蒙就成为近代中国发展的主题。
    为挽救中国危局，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中国现代化先后经历了器物层面现代化——制度层面现代化——文化层面现代化三个阶段，但“先生总是欺负学生”，三个层面的现代化之路最终均未走通。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自信也急剧衰落。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中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广泛传入中国，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新的指导思想和新的奋斗目标。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左翼，为什么能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呢？原因有四：一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有着科学的思维方法和严密的逻辑体系；二是这一思想体系本身就是开放的，尽管产生于西欧，但它却属于世界无产者的思想武器，打破了严格的地域界限；三是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表现出中国形式和中国风格；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价值观上存在很大的契合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共产党人以此为指导，开启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毛泽东有过这样的概括：“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毛泽东这段话的逻辑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处在不利地位，而当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耦合之后，产生了新的革命文化，革命胜利的成果让中国人重拾了文化自信。
    革命文化克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和等级观念等落后思想，充实了民主、平等、自由的内涵，使中国文化走上了现代化道路；革命文化冲破了保守思维模式，使中国文化有了开放气度和世界情怀；革命文化还形成了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勇于胜利、不怕牺牲的丰富革命精神，这种革命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种革命文化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其“破旧”和“立新”作用，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能够不断地革故鼎新，走在世界民族前列。可以说，革命文化增添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养”，并把中国文化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魂”
    资本主义运用自由、民主和科学战胜了封建主义，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对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给予了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人们必须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和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空前的财富，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过度崇尚工具理性、过度关注个人利益、过度宣扬自我价值，导致了严重的财富分化和生态危机。其实，早在欧洲的思想家和学者们为资本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弹冠相庆之际，马克思就深刻地觉察到这一制度繁荣背后的隐忧。马克思指出，“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做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这种生产目的所导致的后果是十分可怕的，那就是异化了一切。1856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马克思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既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资本主义所承诺的发展目标与资本主义文化和制度存在着矛盾性，并且这种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自身框架内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只有共产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才能够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真正解放。
    社会主义文化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这是其先进性的最根本的体现。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进入实践领域，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取得了让资本主义极为震撼的发展成就，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得到初步展现。但由于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把苏联模式进行固化，不加以改造和创新，在20世纪末，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质疑和批判之声纷至沓来，布热津斯基判定“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福山高调地宣称“人类历史将终结在资本主义”。自此，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遭受极大的挑战。
    历史并不都是直线发展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失败了，更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文化不先进了。对此，邓小平告诫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极大提高。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使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这三个“新的蓬勃生机”充分地彰显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强大的生命力。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确立的，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二为”方向，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由此来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魂”。
    二、理论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着内在的思想特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绝不是夜郎自大式的盲目自信，这种自信既有巨大的实践成就为佐证，更由内在的思想特性所决定。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最具本质特征的文化元素。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自诞生以来，就备受资产阶级思想家们的质疑与攻讦，但迄今为止，没有哪一种思想体系能将马克思主义击溃和替代，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最强有力的理论支撑。
    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能够提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科学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始人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人类科学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辩证唯物主义为人们科学分析和解决某一现象或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则为人们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出发，论证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态势。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文明绝非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因为这种社会形态存在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私有制导致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无法调和，雇佣劳动导致自由、民主和平等无法真正实现。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将是由共产主义者建立的制度”。由此看来，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才能有可靠的理论依据，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就会因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性能够确保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但如果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当做“纯科学”来对待，则难以把握它的思想真谛。对于理论和利益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作出了如下判断：“‘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属性在于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提供理论指导，其关注的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人，其追求的不是部分人的发展，而是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最“大公无私”的理论，因为它真正代表世界工人阶级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种特性，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才赢得了广大人民的喜爱和赞同，其自身的自信才不断得以展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文化
    一般而言，从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能够看出一种文化的自信程度。以封闭保守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而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外来文化，则是文化自信的表征。一种文化形态如果不吸收借鉴人类其他文明形态的积极成果，无论它自身有多么光辉灿烂，最终都会被其他文化形态所超越，或者被历史所抛弃。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延绵数千年，从根本上讲，就在于中华文化有着开阔的胸襟，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之所以有着汉唐盛世的经历，与中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有着直接的关联。在汉唐时期，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与世界文明主动对接，相互吸收，取长补短，才造就了汉唐盛世。宋明时期，中国文化吸纳了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优秀成果，使得中华民族依然走在世界民族的前列。马克思主义介入中国文化之后，更是通过其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一面，向世人展示了其先进和自信的特质。列宁曾这样评价道：“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文化的开放性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曾预言，由于交往的世界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人类文化的发展应该既有开放性，又有包容性。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各自民族文化的变革和传承中，在与世界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求得生存、延续和发展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特别是在“文革”时期，一提到向资本主义学习，就会担心伤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一度达到“谈资色变”的恐慌程度，这是一种极不可取的态度。资本主义创造了一些优秀的文明成果，这些文明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并非资本主义的专利，更不应该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实际上，在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经典作家们是主张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这充分表明了列宁主张全面学习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的思想。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全面学习西方的优秀文明成果，我们把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还吸收、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法治理念，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着海纳百川的胸怀、兼容并包的气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才有了今天的成就。由此看来，只有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借鉴和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和本国的实际，不断加以融合和改造，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力。正是基于此，习近平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因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因为它具有这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胸怀，才使它不断地焕发出自身的生机和活力，充分地彰显了它内在的自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为广大人民强烈认同的文化
    “文化认同是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的承认、认可和赞同，由此产生归属意识，进而获得文化自觉的过程。”依此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即是指当代中国民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认可和赞同，并自觉内化为自身价值取向的过程。文化认同至关重要，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只有得到大众的广泛认同，才能真正起到“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那样：“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尽管一度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强烈冲击，一部分社会成员甚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产生了质疑，但实践才是最终的检验标准，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其科学性、民族性和大众性的特质，得到民众的强烈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被民众广泛认同，一是基于这一文化形态本身所蕴含的科学性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为指导的文化，有着正确的立场、观点和科学的思维方法，最为关键的是这一文化形态的科学性已经被中国改革以来的实践成就所充分证实。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二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充分反映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具有中华民族形式的新文化，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各民族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它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征，体现民族品格，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表达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因而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广泛认同。三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众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接受和喜爱，其原因在于它始终坚持“二为”方向，它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满足于人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是具有这种大众的特性，才产生了凝聚和激励社会成员的巨大力量。
    三、价值维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价值与功能
    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需要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和凝聚能力，以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种认同和凝聚能力主要来源于文化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愈加强调文化自信问题，是因为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
    （一）政治凝聚功能
    文化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够悄无声息地融入到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之中，孕育着无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自信能够强化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较之于其他文化形态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着更加强大的政治凝聚功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特有的政治凝聚功能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源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是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了中国社会各种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取得了巨大成功，其政治凝聚功能已经得到充分彰显。二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是否先进的重要标识，解决的是政党因何而来、为何而去的重大问题。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崇高理想和远大目标，无论拥有多么华丽的外表，最终都不可能凝聚和激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必须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三是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所内含的三种文化要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蕴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观念，这种思想和观念的政治凝聚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列宁认为，“爱国主义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离而形成的一种极其深厚的感情。”这样的一种感情，对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凝聚极为重要。正如习近平所言：“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风险和考验，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同中华民族有深厚持久的爱国主义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化集体主义观念，强调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本身就具有超强的政治凝聚功能。
    （二）经济服务功能
    表面上看，文化自信与经济发展似乎没有太大关系，但事实并非如此，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是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本身就有经济服务的功能，因此，许多学者都在研究文化精神、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马克斯·韦伯、弗兰西斯·福山、保罗·肯尼迪等等。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将资本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精神。保罗·肯尼迪认为，一国经济的崛起，除了与其市场经济的体制有关，还有与其推崇自由、平等和竞争的氛围和精神有关。文化还是一种不同于人力资本、货币资本的社会资本。文化作为社会资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极大，“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激励创新和进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着强大的经济服务功能，主要体现在：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强的动能，使经济发展更有活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成果，而且还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吸收和借鉴了资本主义文化中的优秀成果，比如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契约精神、法治意识等，现在都已经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这种文化崇尚自由选择和公平竞争，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文化滋养；这种文化强调诚实守信和职业道德，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优质的社会资本；这种文化弘扬解放思想和敢于冒险精神，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充足动能。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文化环境。文化对社会主体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文化环境良好，可以充分激发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假如同一企业里的员工都因为遵循共通的伦理规范，而对彼此发展出高度的信任，那么企业在此社会中经营的成本就比较低廉，这类社会比较能够井然有序的创新开发，因为高度信任感容许多样化的社会关系产生。”相反，在消极落后的文化氛围中，只能使人意志消沉、不思进取。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立足于文化创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化创新决定经济发展速度。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十分注重发挥创新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习近平指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创新是全面的，其中，文化创新是最基础的创新，是理论、制度、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恒久力量。
    （三）社会整合功能
    “社会整合是指社会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的不同因素、部分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的过程。”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若想立足社会，得以繁衍生息，必须拥有社会整合的能力，能够有效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社会整合方式与经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其中文化因素起着独特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离不开文化因素作用的发挥，所以，统治阶级为了维护现存的生产关系，总会投入大量社会资源进行文化领域的建设，通过文化教育、文学艺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载体和形式，宣传本阶级的思想意识，以维护本阶级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形成本阶级的文化自信。长期处于某一社会共同体中的个体成员，接受着同样的教育和文化熏陶，能够形成相似的思维方式和情感认知，强化他们对现存秩序合理性的认同。中国传统社会之所以比较稳定，原因在于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强的社会整合能力。只有具备文化内聚力并以此进行价值整合的国家，才能保持政权稳定，并成功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先进文化，其社会整合范围广泛，超越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对国内民众有着强大的内聚整合能力，而且正在不断地向外辐射，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也有极大的影响力。200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发起成立“世界社会主义论坛”，迄今已经举办了9届，参会人员和参与国家越来越多，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聚合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理论的科学性、制度的优越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例，在处理集体与个人、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效率与公平等重大关系上，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这一制度彰显出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四）价值引领功能
    从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发端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社会主义文化一出场便展示了文化自觉与自信。近代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的仁人志士已经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文化复兴的道路上苦苦追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始终未有重大突破。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制定了以“实现民族独立，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为主要内容的最低纲领和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最高纲领，向世人展现了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1940年1月，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既要建设经济大国，也要建设文化大国”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必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因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空间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萌生于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和较量之中，中国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不断被强化。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时序早于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西方文化和价值观被西方国家武断地贴上“普世价值”的标签，加之近代中国的衰落，一度导致了中国社会存在文化不自信的现象，就连梁启超先生也曾经认为，“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从根本上说，近代以来西方国家垄断国际话语体系根源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成就，但西方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黄金发展之后渐显颓势，经济发展“失调”、政治体制“失灵”、社会融合机制“失效”、思想道德“失范”等问题正在困扰着西方，尽管西方思想家和政客们还在极力吹捧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但失去了发展绩效的支撑，已经没有多少人再迷恋西方文化的“普世价值”。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自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后，仅仅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走过了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正在赢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文化的价值引领作用越来越凸显。
    从理念方面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念是先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科学发展、和平发展为理念，这一文化形态孕育出的新的发展模式，在全世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也给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带来新的期望。早在1985年，邓小平就说过：“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现在看来，邓小平当年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遭遇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然能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目前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正在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动力问题、平衡性问题、生态问题、资源合理流动问题以及贫富差距问题，在这些发展理念的引导下，中国的发展模式将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建设和平、和谐的美好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中国的发展实践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这种文化自信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