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型政党是历史和现实交互影响下外界对中国共产党的角色认知，一般认为这个时期是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开端。执政党是一个政治性极强的概念，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角色认知不单单是从其创造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天起，而重点考量其改革开放之后的实质性角色和功能的变迁。然而，人们的认知存在割裂化的倾向，即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不再具有革命的因子和历史任务，而仅仅是做好执政党的任务。这就好像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极短刻度内实现了完全的政党转型，而与以往该党的革命属性和革命纲领实现了彻底的决裂。只是，这真的是历史的真相或现实的真相吗？通过历史和现实的考察，我们可以拨开迷雾，实现认知的深入，并探索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这种话语认知的历史辩证法。
    一、革命的本义与内涵的丰富
    “告别革命”、“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型政党转变为执政党”、“从统治型执政党向管理型执政党转变的过渡时期”等讨论一直延续，这些探讨作为学理分析，具有一定的创新之处，然而却让人产生“革命”与“执政”的二元对立，似乎提醒着中国共产党今日不应该再谈“革命”这样极具意识形态和历史记忆特色的生硬话语。更深层次地，这些声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构成基因里不再抑或不应该再内含“革命”的因素，而是应该做一个一门心思只讲服务和执政的现代化政治组织。那么，问题来了，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是不是就发生了性质的突变呢？是不是历史的现实和该党的演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新阶段呢？抑或这是有学者谈到的中国共产党的“收缩”与“调适”呢？回答这些疑问，还要从革命的内涵及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属性和历史变迁入手，在内涵的层次上去发现外延的复杂性。
    现在语境下的革命本初意涵来自于列宁。“任何革命的最主要的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一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这是关于革命本质的经典叙述，它道出了革命的标志是国家政权在阶级间的转移。在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对象上，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社会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实现的形式是无产阶级专政。
    伴随着革命的实践，列宁的革命观也不断深化。“十月革命呈现出列宁革命观对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寻以及对无产阶级主体性和革命辩证法的自觉……在列宁视阈中，革命不仅仅是武装夺取政权，更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在内的总体性革命；无产阶级也不仅仅是被剥削、被压迫和被动员的客体，同时也是推动社会转型和发展的主体性力量。”以此为标志，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的革命具体内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即政治革命的社会倾向。而这也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内涵，唯物史观认为在革命的经济主题上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应，在革命的政治主题上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矛盾的协调。并且，政治革命最终指向社会革命。这契合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必定通向社会革命”。
    在更宽泛的视野中，革命也被赋予了因时而进的内涵。认为革命是文明的整体转型或跃迁，而不仅仅是表现在形式上的改朝换代，这样的观点受到日益的赞同。美国政治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认为，中国在现代化以前的起义“只是起义而非革命，也就是说，它们并没有改变社会的基本结构”。同样，也有学者认为现代政治革命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对权力的限制，二是打破对权力的垄断，革命的宗旨和要义是“文明的提升、跃进和突破”。
    这些都道明了革命起于政治领域，深化于社会结构领域整体性变化的特征。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也是在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原理的思路下进行的。其中，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在整个革命话语体系中居于核心的位置。
    中国共产党作为列宁主义革命党的本质属性是其内在规定性，它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目标，以服务各阶段历史任务为基本要求。在革命、建设、改革以及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各阶段都没有改变其本质特征，那就是其先进性和人民性。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历程中，其“革命”话语经历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两个纵向却不割裂的阶段，而贯穿其中的是自我革命的政党建设工程，也即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如图1所示）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革命确实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的且长期的一个历史阶段，其标志性的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后进入社会革命的历史阶段，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与改革。这其中并不是说新中国成立前就没有社会革命的因素，而是社会革命并未间断，并从其开始尝试政权建立就开始了，像苏维埃立法、白区宣传斗争等。只是这个阶段领导社会革命的规模较小，影响有限，是服务于政治革命这个矛盾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同时，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从未间断，国共合作、延安整风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则有“反右运动”“文革”“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实践
    政党是以夺取或影响权力为目的政治组织，这是任何政党的天然属性。“权力目的论”是对政党的普遍认知，中西概莫能外。戴维·阿普特认为政党“作为社会中的重要组织，可以自行产生权力”。林尚立认为“政党是一定社会利益集团借以代表和表达其利益, 并通过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或掌握国家权力以实现其利益的政治组织”。共产党也是如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共产党宣言》就明确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一）政治革命的实质是对国家政权的掌握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与共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社会性质决定社会矛盾，近代社会的上述性质决定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其中前者为最主要矛盾，同时，两大主要矛盾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起伏波动的状态。
    近代中国发生了民族历史上的千年之变，先是传统帝制的覆灭，再到辛亥革命，接下来就是动荡的军阀混战，直至国民党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可以说，旧的国家和制度被淘汰，但是新的和稳定的政治秩序却没能建立起来。地方经济与军事的分散与割据主义，使得国家前途岌岌可危。
    在多个社会阶级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探索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而诞生。起初它不过是一小批知识分子组成的行动和规模极为有限的政治组织，只是在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后，这个组织有了理论的自觉，有了革命的方向，这造就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底色和追求独立解放、建立政权的本初意向。
    “革命不同于造 反和叛乱，因为革命导致根本性的变革，即政治制度本身的变革，这与纯粹的统治精英的更换或政策的变化并不一样。”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就是在这种一系列革命与反革命的激荡下曲折前行的，而其中第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带来了政治的根本性变革，从此专制王权在中国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消失了，带来了民主共和的现代政治理念，在形式上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治体制。但是，这样的民主政治是形式大于实际，因为辛亥革命并未彻底结束封建主义的历史遗产，社会基础还是封建性的，社会主要矛盾还是没有得到改变。“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形式上是议会政府，事实上是军阀统治，统治者排斥民主、对政党实行严格限制，因此不可能在体制内改变军阀政权的性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政权，在本质上是一党专制，也不允许其他政党作为参政党或在野党存在。那么，作为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要想实现其为国为民的政治诉求，就只能以“革命党”的身份参与中国政治历程，意即“对中央权力的争夺”。所以，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质上是“在野党”的地位。

    这里，需要明析“执政党”“在野党”和“革命党”在当时语境的下的具体意涵。从政党政治原理分析，执政与在野是一对对应的概念，西方政党政治更迭即是这种情况。然而，在当时中国语境下，由于民主机制的实质性缺失，具有法律地位的在野党是没有存在的法理依据的。在当时环境下，执政和革命反而成了一组对应的概念，不是执政党就是革命党，这是历史的逻辑造就的现实政治结构。所以，在北洋军阀执政时期，联合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是革命的力量。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共产党就是革命的力量。
    （二）社会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诉求的工具性表达
    作为中国历史前进方向的先进力量代表，中国共产党具有领导政治革命的任务，也有领导社会革命的任务。近代革命任务，尤其是反封建的责任自然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这就是社会革命，其目标是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其中包含以下三个阶段性历史时期。
    1.建立新中国：创制与社会主义革命
    新政权的创立被毛泽东形容为“万里长征第一步”，创立一套新的社会制度，领导积贫积弱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道路是一场新的革命。中国共产党的方案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旅程之所以也是一场革命，是有两方面的基本含义的。一方面，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全新变革，与封建主义实现彻底决裂，是现代文明的中国体现。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造成的是生产力的极度束缚，严重压抑了社会前进的脚步，最终造成中华文明在近代被西方国家超越以至备受凌辱压迫。更严重的是对人民思想的压抑与迫害，导致了近代中国在现代性的最关键方面——人的现代性上是最缺失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区别于传统西方国家道路的，它是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同时也是人类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新探索，也具有革故鼎新的革命意义。在今天看来，这一道路的选择肯定有很多需要改正的地方，但是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国外环境下，尤其是西方阵营的压力和封锁下，新政权面临着不得不果断决定走何种道路的问题。显而易见，向苏联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顺应历史条件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稳固新政权。
    2.改革开放：关于解放生产力的社会革命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它契合了中国社会亟需彻底变革的要求，是顺乎人心和时代的历史巨变。因为，近代以来百年的历史都是人民群众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的悲惨史，人民求解放和渴望富强的愿望是无比强烈的。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新高潮，亚非拉一大批民族国家获得解放，殖民主义体系遭到瓦解，中国是这一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中国的解放是国内政治关系影响合力下推动的，同时它又是国际政治权力格局调整的重要砝码。
    但是，在历史的细节上，有着很多的曲折和教训，值得我们反省深思；尤其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完成，带来了全体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的急切变革。这造成了“大跃进”“反右”以致“文革”的历史惨剧，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致命的冲击。这一时期正是国际产业转移的关键时期，尤其在东亚，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迅速崛起，中国错失了这一历史机遇期，付出了无比巨大的现代化代价。
    因此，历史又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这就是新中国的第二次社会革命——改革开放。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革命对社会体制和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伟大抉择，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所作出的突破，所带来的政治冲击力都可以说是一场剧烈的变革。首先，在体制上突破了长期以来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释放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活力。其次，逐步向社会赋权，各领域的积极性大为增强。再次，思想解放迎来新高潮，中西方文学、艺术、哲学等新思潮百花齐放、竞相迸发。这一时期，从社会到国家，从群众到政党，从国内到国外，人们都在积极探索未来中国的前进道路，在摸索中发展，在对比中进步。思想和体制的解放激发了创新活力的同时，也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人民更加认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更加看重中国共产党的治理有效性，也更愿意投入到自身解放，谋求更大经济社会效益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3.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继续革命
    时移世易，改革开放来到新世纪，并在党的十八大之后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的革命具有社会革命和执政党自我革命的双重属性，是一种综合性的变迁过程，其直接影响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历史新阶段的前进方向。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论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继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后，作出的新的历史定位。也是继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的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之后，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再次认知。
    党的十九大关于新时代的属性论断多是政治意义上的，而不简单是一般历史意义上的新时期。新时代指称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和历史任务的变化，人民的需求已经由单一性的物质满足上升为对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满足，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生态宜居等方面的全面诉求。党的十九大提出“两个革命”，即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同时实现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这一时期，由于前一发展阶段的历史遗留，发展的一般红利空间极大压缩，各领域的改革进入攻坚期，是触及深刻利益的革命性改革。因此，从改革的难度、力度和广泛性来讲，都不亚于又一场新的革命。
    中国共产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决定，从顶层设计到具体策略搭建了改革的四梁八柱。因此，习近平对新时代社会革命的内涵作出了明确界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可以说，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了改革理论和政策的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是全面深化革的一次总动员、总部署，已经并正在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产生重大推动和引领作用。
    三、自我革命是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转化的最核心因素
    理解革命不仅仅只看“政治革命”，不能偏执于革命的“暴力性和破坏性”。因为革命不仅包括对旧制度的破坏，还包括对新制度的确立，是“破”与“立”的完整系统的确立。党十九大之后，进一步把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与领导社会革命联系起来，强调全党“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一）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精神的来源与动力
    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是指党基于自身特点与现实任务而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各个时期进行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实践过程的总称。在这里，党把自身作为革命的对象，以达到克服自身消极因素进而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等积极因素的目的。
    自我革命从结构功能的角度来看，具有系统性与历史性的特征。其系统性是指现在革命的对象包括政党自身的各个方面，从理念、价值到组织、制度等全要素意义上的完善与革新。其历史性是指自我革命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从中国共产党诞生起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拓，它虽有阶段性的涨落，但却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的组织保障，也是推进社会革命的先进性来源。
    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政治特征。自我革命的有序和深入推进使中国共产党保持了作为一个政治组织的先进性与纯洁性，使其在近代中国革命中脱颖而出，并在当代继续引领中国发展方向。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来源具有广泛的国际性和深厚的本土性，可从三点进行把握。第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性与先进性的本质规定性。辩证唯物主义强调内因起决定作用，政治革命必须从政党内部发掘力量。同时，否定之否定规律也启发我们一个政党如不与时俱进更新自己的理念与策略，就可能被现实所抛弃。第二，列宁主义建党原则特别强调组织纪律性。列宁在总结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的基本条件时即强调要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强调“这里需要有铁一般的纪律，铁一般的组织，否则，我们不仅支持不了两年多，甚至连两个月也支持不了”。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强不息、奋发进取的民族精神，并具有兼收并蓄、广采众长的全球视野。这激励着有理想和情怀的中国共产党人去砥砺自我，不断创新其组织形态和理念价值，以求实现伟大的政治目标。同时，近代内忧外患的政治环境也使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在国际上寻找自强救国之策，二战时的国际战线就具有代表性。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自我扬弃的过程，要经历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已达到更高的层次，中国共产党的兴起历程也遵循这一规律。儒家经典《礼记·大学》也讲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同样是强调自我思想层面的不断革新以达到更加完善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人也熟知要想实现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积贫积弱的社会革命，必先从政党自身的强大做起，以领导力的提升带动社会力量的整合。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即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
    从政党属性来看，使命型政党的历史逻辑注定了中国共产党必会在现实的狭缝生存中寻求独立自主。尤其是在抗战时期，这一状态表现得更为明显。当时，中国共产党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略，建立敌后抗日战略，并最终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这里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熟悉与把握程度是高于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革命力量的增强是不断的探索和学习，经历失望，经过检验而取得的。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就致力于改造自身，谋求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绝不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在土地革命时期，经历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不断纠正自身存在的错误倾向，使革命转危为安。
    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以共同的共产主义信念而凝聚为一个团结的整体，到中间的组织力量不断分化重组，再到最终形成稳定的核心。其变化的是策略和样态性的部分，但贯穿其中的是自我纠正能力，意即自我革命精神。所以，我们说从革命到社会革命转化的最核心因素是自我革命，通过这一变革带来了全局性的变革。
    （二）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主题演进
    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的成长历程，在每一阶段都伴随着对自我革命的现实要求与具体实践。回溯各个时期自我革命的主题变迁，可以梳理出其整体性的脉络，共有四个进程：思想建党、制度规范、功能重塑、科学建党。
    1.从思想建党到制度规范
    思想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进程中彰显着现实的重要性。作为历史的产物，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员大部分是工人和农民，这不可避免地带有大量非无产阶级思想。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必将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放在农村，“这种特定环境所积淀的平均主义思想、革命的非彻底性思想等各种小农意识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党内，消极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质”。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是受共产国际影响较为直接，一系列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等“左”的思想在党内具有广泛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产生了严峻挑战。
    针对这些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必须从思想上进行一场自我革命。通过一些列理论和政治运动的改造，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断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尤其是古田会议确立的思想建党，以及整风运动的开展，极大凝聚了党的组织力量，提升了党的战斗力。可以说，思想层面的自我革命确保了政治革命的胜利，并为接下来的社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续强化自我革命思想的教育。代表性的有：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抵制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1957年的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本意是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上世纪60年代末的诉苦运动，起到了强化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永葆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作用；还有“强化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教育”，提升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能力。但是，随后领导人通过发动“文革”以实现彻底的自我革命的实践，把中国共产党和社会都带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直到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才出现转机。
    改革开放这个伟大社会革命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伟大突破对社会的正向作用。首先，粉碎“四人帮”政治团伙及其追随者，实现了党的组织的更迭；其次，破除“两个凡是”和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实现了党的思想再次解放；再次，形成了新一代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领导体制的革新；最后，摒除了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更新。
    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的主题上，以制度建设为显著特色。通过对“文革”的深刻反思，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党和国家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这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提供了组织保证。在党的领导制度上，着重解决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终身制和群众监督问题。制度的规范树立与良好运行，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奠定了深厚的权力规范性基础。
    2.从功能重塑到科学建党
    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党和社会的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此时，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组织形式的新形态，尤其是新经济阶层人士的凸起，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了新命题。这不得不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功能上作出调整与适应，以实现自我革命的新突破。因此，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下的自我革命的主题就是政党功能重塑。
    为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确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理念。这实质上就是扩大了工人阶级政党覆盖面，重塑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功能。它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自我革命的实践，不仅实现了党的理论创新，更实现了党的组织创新与功能重塑。它既承接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系列思想，“具有目的的一致性”，又具有开拓性与启后性。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快速增长，同时党情、国情、世情也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的内部外部考验更加严峻。尤其是“精神松懈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这就凸显了对革命精神、专业技术、群众工作和自我净化等各方面能力的综合性提升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有自我革命的气魄和科学党建的思维与方法。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正是指导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理论。坚持以科学的方法指导，一方面统筹党建工作新格局，“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的全覆盖”。另一方面，利用新的技术手段开展党建工作，尤其是电子党务工作发展迅速，实现党建工作的技术革新。这一时期，党建科学化开始成为政党建设关注的焦点。
    四、革命意蕴在新时代的整体性诠释
    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再次突破就是革命话语在新时代的应有之义。十八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在自我革命方面表现得极为突出，尤其是对反腐败工作的推进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从制度上也构筑了反腐败体系，巡视制度常态化，并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政党治理能力现代化，来完善自身。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全面从严治党是其重要抓手。全面深化改革在党的自我革命中的体现就是要实现作为政治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的全新变革和功能的整体跃升。
    党的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更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因为改革深水区和攻坚期的进入，舒适领域的改革空间被大大压缩，唯有壮士断腕、刀刃向内，以党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方能实现执政复兴的宏伟目标。这时的自我革命已经具有更深刻和更系统的涵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政治意蕴，更加凸显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以及改善党的领导的迫切性。这时的自我革命从系统上包括党的理论、党的组织、党的制度等全方位的优化提升，它的目标是党的现代化，以适应迎接各种风险挑战和完成历史使命的任务。当然，这其中还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目标实现共产主义，只是认识到这是长期的革命目的，并不会简单纠缠于一时的理念与现实之争。
    因此，理解革命的具体内涵离不开现实的政治语境。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服务于它所领导的中国社会和党的具体事业，它不是抽象意义上的话语游戏，而是指导革新的理念、精神和价值的复合体。三种革命话语看似有历史阶段性，但却是耦合联动的密切关系，要做整体性的分析和认知。任何单一化和片面性的理解都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从抽象意义上去理解“革命”或“告别革命”，只会带来对和平时期的执政与先前政治革命的理解上的二元对立。须知，它们是政治目标与政治工具的统一，而统一它们的组织载体就是中国共产党，其凭借的重要武器就是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作为意识形态特征极鲜明的政党，它的革命性历史基因不会简单的随时间而淡化，它会因应时代和任务的需要而有限度地调整，并尽可能地让其发挥最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