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政治信任的涵义是政治信任实证测量的起点, 目前国内学术界有的从狭义上理解政治信任, 将政治信任等同于政府信任, 有的从广义上理解政治信任, 将政治信任与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权基础、政府绩效以及政府信任等紧密联系起来。总的来看, 国内学术界关于政治信任涵义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政府信任说。这类观点从狭义上理解政治信任, 将政治信任等同于政府信任, 即主要指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国内学术界已就政府信任的测量达成基本共识,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主要是指对广义政府 (涵盖行政、司法、立法等) 的信任。例如, 胡涤非认为, 政治信任主要指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与信任, 这是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 也是政治稳定的重要保障;¹在张婍、王二平看来, 政治信任可以看作权威信任的一种, 即公众对社会管理权威 (政府机构) 的信任。²

第二种观点是政治体系说。这类观点认为, 政治信任就是民众对政治体系的期待、支持与认同。例如, 沈士光认为, 政治信任主要是指公民对政治制度的同意和遵守, 是对执政体制的认同和监督, 所以政治信任指涉的是公民对现行政治体系的信赖, 对政治生活的可预期。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建立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政治制度;二是树立公众对执政体制持续的一贯的政治认同。³上官酒瑞也认为“政治信任是指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 民众对政治体系相信、托付和期待的一种政治心理现象”⁴。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唐斌, 他将政治信任视为政治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具体指一国普通民众对该国政治系统的一种隐性支持, 这种隐性支持建立在政治系统将公共利益置于优先考虑的期待之上。⁵

第三种观点是社会信任说。这类观点认为, 民众之间的普遍信任和民众团体内部的特殊信任是共和国存在的基础, 因此社会信任属于政治信任的范畴。持这类观点的代表性学者是宋少鹏、麻宝斌。他们认为, 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严格区分政治信任和政府信任的概念, 或是把政治信任狭义等同于政府信任, 但是实际上, 政治信任的内涵大于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只是政治信任的一个方面, 政府信任把信任的对象确指为政府, 包括对政治精英的人际信任和对具体公共政策的信任。而政治信任则是民众对政治体系及政治生活的信心, 包括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和公民之间的信任。⁶

第四种观点是政治机构说。这种观点首先将社会信任说剔除在政治信任的涵义域之外, 并超越了广义的政府机构说, 将政治信任测量的范围延展到政党和军队等机构。如马德勇认为, 政治信任与作为社会资本重要构成要素的社会信任不同, 两者并不是同一个概念, 社会信任主要指的是民众对于社会上的普通人的信任, 而政治信任一般指的是民众对于政治组织 (如政党) 、政府机构 (政府) 、国会、军队等的信任。⁷

一些国外学者对政治信任的思考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政治信任的操作化测量提供了启示。他们一般将政治信任分为宏观或组织层面的信任与微观或个人层面的信任, 宏观层面的信任主要指民众对于政府绩效以及整个政治体制与制度的信任, 也包括对于某一特定的政治制度的信任, 微观层面的信任主要指民众对政府官员或政治领导人的信任与评价。戴维·伊斯顿则将对政治系统的支持分为三类, 对政治团体的支持、对政治制度的支持、对政治当局的支持。⁸戴维·伊斯顿的划分方法对国内政治信任的实证测量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 近些年来的实证研究或契合或遵循了他的操作化设计思路。总体来看,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对中国民众的政治信任测量主要遵循以下两条进路。

第一条进路是体制性信任测量进路。体制性信任主要测量公众对中国现有政治体制及其运行原则的认可, 综合不同学者 (章秀英¹、谢治菊²、芮国强³、齐杏发⁴、卢春龙⁵) 的测量方法来看, 测量维度包括民众对政治体系、政治制度、党或政府决策、政府的政治行为等的信任。他们的调研数据大多以自行采集为主, 调研群体主要涉及全国民众、农民群体、政府服务对象、大学生以及新中产阶层。

第二条进路是政治机构和人员信任测量进路。机构信任和人员信任的测量方法在2000年以后被广泛使用, 机构信任的测量方法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推崇, 主要原因在于机构信任量表有更好的效度和信度。此外, 机构信任量表也为深入分析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提供了可能, 通过民众对不同政治机构的信任评价, 可以归纳民众的政治信任结构, 有利于对政治信任进行类型学划分。综合来看, 政治机构的信任测量主要涉及中央政府、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乡党委乡政府、所在社区或村委会、中国共产党、全国人大、军队、法院、公安部门、发改委、教育部门、信访机构、政府新闻媒体等, 而政治人员的信任测量主要涉及警察、法官、人大代表、党代表、中央领导、省领导、市县领导、乡干部、村干部、村小组干部等。代表性学者有马德勇⁶、张翼⁷、胡荣⁸、池上新⁹、奚春华¹⁰、孙昕等¹¹、胡荣、胡康、温莹莹等¹²、吕书鹏¹³、肖唐镖、王欣等¹⁴、游宇、王正绪¹⁵、谢治菊¹⁶、卢春龙¹⁷、管玥¹⁸、朱荟¹⁹、朱志玲²⁰、胡涤非²¹、孟天广²²等。他们分析的数据主要以亚洲民主观调查、CGSS全国调查数据等为主要来源, 以自采数据为辅助来源, 调研群体主要涉及全国民众、农民群体、城市青年、城市居民、新中产阶层、大学生、流动人口、社区居民等。

概言之, 政治信任具有不同层次的内容, 既指向政治共同体和政治制度, 也指向国家机构, 还指向官员和公务人员。在当前中国, 公众对政治的硬核部分 (即政治共同体、政治制度、政治价值等) 整体上持有较高的信任度, 而对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的信任水平则因人而异。²³因此, 国内学者对民众政治信任的测量大多采取复合策略, 既选取体制性信任, 也选取机构和人员信任复合式测量民众的政治信任。如王向民就从价值信任、制度信任、政策信任、政府信任、官员信任等五个层面测量了上海市部分高校青年学生的政治信任度;¹齐杏发、郝宇青从对政治系统的信任、对政府的信任、对公共政策的信任和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等四个方面复合测量了大学生的政治信任状况;²卢春龙也从对基本原则的信任、政策信任以及机构信任三个层面测量新中产阶层的政治信任状况。³

尽管现有研究对政治信任的来源有较多探讨, 然而对中国政治信任的内在结构与特征的讨论相对较少。为拓展与深化中国政治信任议题的研究, 我们通过对现有资料的分析尝试勾勒出转型中国政治信任的核心特征。

在美国, 不同层级政府之间的政治信任分布微弱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型结构, 即民众对联邦政府的信任度略低于州政府, 州政府又略低于地方政府。然而, 诸多关于中国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显示, 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结构刚好与美国相反。李连江经过调查发现, 农民对上级政府的信心比对下级政府的信心要高, 越是低一级的党委, 其威信越低, 并将此种现象称之为“差序政府信任”⁴。中国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存在“中央-地方”的层化现象, 政治机构的信任度呈现由中央向地方逐级下降的谱系, 公众对越接近中央的政治机构越信任, 而对越基层的政治机构越缺乏信任。与“差序政府信任”的理论判断相一致或者相近的论断还有:“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⁵、“政府信任的差序化”⁶等。既然存在“差序政府信任”, 那么“差序政府信任”是否仅存在于某些特殊群体 (如农民、大学生) 之中, 还是普遍存在于全国样本之中?吕书鹏通过2002、20 08、2011年亚洲民主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 差序政府信任是真实存在的。一方面它不仅仅存在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特定的群体中, 而且普遍存在于全国性样本中;另一方面, 从跨度近10年的调查结果来看, 差序政府信任不是一个时间点上的偶然现象, 而是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存在的事实。⁷

转型中国政治信任在纵向上呈现“央强地弱”的差序化特征, 在横向不同阶层间又具有何种特征?有学者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阶层逐渐分化, 由之导致政治信任的阶层差异越来越明显, 总体而言, 分享改革成果较多的阶层政治信任度较高, 而没有收获改革成果甚至利益受损的阶层政治信任度偏低, 但是各阶层对不同对象的信任情况比较复杂, 那些越是被人们关注的对象, 民众对之的信任度越低。⁸卢春龙的调研也发现了政治信任的阶层差异, 与其它阶层相比, 新兴中产阶层总体上有着更高程度的政治信任, 他们在对政体基本原则的认可上, 在对政府所推行的基本政策的评价上和对具体政府机构的信任上, 都有着更为强烈的情感。⁹

王向民将政治信任的对象分为抽象的和具体的两类, 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 中国民众 (尤其是青年学生) 目前的政治信任呈U型结构分布, 即在抽象的国家和政府方面, 青年学生表现出极高的政治信任, 而在具体的制度运行、官员行为和政策制定方面, 青年学生的信任度却不太高。然而, 在政策绩效尤其是经济绩效方面, 青年学生的信任度又表现出极高的峰值。¹

虽然有学者通过比较研究发现, 中国的政治信任水平处于比较高的状态,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随着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和复杂化, 民众的政治信任水平正呈下降趋势, 政治信任的流失加剧构成了转型中国政治信任的另一大特征。于建嵘在一篇批评中国信访制度的研究中指出, 进京上访的农民一开始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非常之高, 但是随着诉诸于中央的纠纷持续得不到解决, 中央政府在这些上访农民心目中的威信会快速下降。²胡荣也对农民上访行为与政治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他发现, 农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 但是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偏低, 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很大影响, 上访者到达的政府层级每提高一级, 其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就降低一个档次。³

除了探讨政治信任的内涵与操作化测量以及勾勒转型时期中国政治信的核心特征, 政治信任的生产与来源也获得了较多关注。总体来说, 我们可以从学理上将政治信任的来源路径大致归纳为理性选择路径、社会文化路径、个人特征路径以及媒介传播路径等四种。

理性选择理论从“理性人”的假设出发, 认为理性计算和追求效用最大化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政治信任来源的理性选择路径也认为, 民众的政治信任选择是建立在计算与权衡自身利益得失基础上的, 而民众计算与权衡自身利益得失的根基是其对政府行为表现、政府绩效、政府能力等方面的政治接触和具体感知, 这些接触和具体感知促使民众作出相应的政治信任选择。

弗雷德里克森曾用“距离悖论”来解释美国民众的倒金字塔型信任结构, 他指出, 人们相信或者崇敬离他们近的政府官员, 而认为离他们远的政府官员是懒惰、不称职与不诚实的。⁴然而, “距离悖论”的解释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 国内学术界目前有叶敏、彭妍、上官酒瑞以及吕书鹏等学者关注到了政治接触对政治信任产生的影响。叶敏、彭妍的观点最引人注目, 他们认为, 以地方为中心的政治接触结构是“央强地弱”政治信任格局的生成结构, 原因在于, 在中国式集权体制之下, 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和执行机构而存在, 中央政府和部门具有权力的配置权、规则的制定权和对地方政府的惩处权, 在这种制度结构之下, 地方政府实际上不得不捡起中央政府无法做、不愿做但是又与民众直接相关的难事或执行性事务, 而中央政府具有选择少做事、做好事、做易事的优势地位, 因此, 地方政府实际上可能触犯了政治接触的大忌, 比如直接接触、广泛接触和恶性接触, 而与地方政府情况大相径庭的是, 中央政府恰恰享受了政治接触的诸多好处, 比如较少接触、间接接触和良性接触。⁵

政治接触直接体现为民众对于政府工作表现的体验, 这种接触体验进而决定了其信任度选择。符平的实证研究发现, 政府对农民工的支持和帮助越多, 其获得的信任度也越高。⁶张书维、景怀斌通过对767个城乡居民的问卷调查发现, 公共政策评价和腐败感知显著影响了政治信任。⁷与此相类似, 朱志玲基于南京、苏州、扬州三地的实证数据分析, 指出矛盾解决程度、社会公平感以及官员贪腐程度认知对政治信任有显著影响, 其中社会公平感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最大。⁸

另外, 政府绩效表现得越好, 获得的政治信任回报也越高。肖唐镖、王欣通过十年间对60个村的四波跟踪调查发现, 政府绩效始终是影响农民政治信任的主要因素。¹卢春龙、张华通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现状调查”发现, 威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动员对于基层政府政治信任的支撑难以为继, 经济绩效对于提升政治信任的积极作用有所削弱, 而政治绩效, 特别是公共服务绩效成为提升基层政府政治信任最为重要的因素。²芮国强、宋典的研究也表明, 政府服务质量的有形性、可靠性、反应性、保证性和关怀性均对政府信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³何玉、唐清亮根据中国2010年30 0个地级市电子政务评估数据, 采取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后发现, 公共服务越好, 公众越信任政府, 政府透明度越高, 公众越信任政府。⁴于文轩也关注到了政府透明度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他依据2011年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质量调查的数据, 使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政府透明度和公众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 发现在中国, 提升政府透明度确实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对政府的信任。⁵

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来看, 政治信任是在政治领域之外形成的, 植根于文化规范和通过早期社会化塑造起来的一种长期而又根深蒂固的信念。社会文化路径认为, 政治信任的来源与社会化经历、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资本有关。马得勇指出, 理性选择理论解释路径忽略了社会文化因素对政治信任形成的影响, 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国家, 威权主义价值观才是解释东亚国家政治信任起源的有效视角, 一个人的威权主义价值观念越强, 其对政府的信任度会越高。⁶池上新也认为, 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 但是这种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愈发弱化, 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意义的显著影响。⁷肖唐镖、王欣利用十年间在江西、江苏、山西、重庆和上海省 (市) 60个村的四波跟踪调查数据分析后发现, 传统政治文化对农民政治信任的正向推动作用仍在继续, 然而其作用有削弱的趋势。⁸

从个人特征路径探寻政治信任来源的诸多研究要么直接将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政治面貌、户籍、民族、经济收入等个人特征作为自变量与政治信任进行相关性分析, 要么在回归分析模型中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探讨某个独立自变量与政治信任之间的相关性。他们大多发现了个人结构性特征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如肖唐镖、王欣的研究发现, 农民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工作经历在不同时间段对农民政治信任具有效果不同的影响, 党员身份对农民政治信任的推动作用较为明显;⁹孟天广认为, 人口学特征、政治代际、教育水平、经济地位 (收入) 等对民众政治信任会产生影响;¹⁰余敏江、梁莹等的实证研究发现, 在各背景变量中, 年龄、收入、文化程度、职业与政治面貌对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信任关系有显著影响。¹¹于文轩的实证分析发现, 男性城市居民和年长者更倾向于相信政府, 收入越高、教育程度越高、在所在城市居住时间越长的城市居民政治信任度相对较低。¹²符平关注到代际和文化程度对农民工政治信任的影响, 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对政府的信任度要显著低于其父辈, 文化程度越低越倾向于信任政府。¹³王毅杰、乔文俊集中关注了户籍带来的信任差别, 他们在全样本模型中发现, 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群体对中央政府信任有显著差异, 但是对地方政府信任却无差别, 具体而言,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 非农业户口居民比农业户口信任中央政府的几率低了将近37%, 呈现出更加不信任中央政府的态势。¹

现代社会的技术变迁, 使得中国民众的诸多政治体验都是间接性的感知, 媒介传播在民众的政治图像与认知构建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民众主要通过传播媒介来获取政府的相关信息, 对政府的了解也是建立在媒介传播的基础上, 其政治信任也是经过媒介建构的信任。因此, 媒介可谓是民众政治信任的重要生产者之一。其中, 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是培育公众政治信任的主流媒介, 而网络媒体则是非主流媒介。诸多学者也陆续将传播媒介作为一个单独的自变量, 并就其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史天健等经过调查发现, 中国的新闻媒体对于公众的政治信任形成存在负面影响。²然而, 中国的新闻媒体分为纸质新闻媒体和网络新闻媒体, 有实证研究表明, 不同的媒介对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形塑作用存在明显差异。卢春天、权小娼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研究发现: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的受众有着不同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 这些特征也影响了他们对政府的信任, 传统媒介的使用对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任有着正面促进作用, 而新媒介的使用与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³章秀英、戴春林基于全国9省18个县 (市) 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也印证了传统媒体接触 (电视新闻和报纸时事新闻) 能正向影响政治信任的发现, 他们还运用多元回归法分析了网络接触对政治信任的影响, 发现在控制社会人口学变量和传统媒体接触的情况下, 网络接触负向影响政治信任。⁴但是张明新、刘伟利用一项2010—2011年全国性公众调查的数据分析表明, 网上政治信息获取、政治互动和表达与政治信任水平之间没有显著的联系, 然而在控制各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后, 网上接触海外“另类媒介” (即翻墙或使用代理服务器) 越多、网上公共事务参与越频繁的公众, 其政治信任水平越低。⁵

综合来看, 除了上述代表性文献重点强调某一个或几个特殊自变量对政治信任高低变化的影响外, 相当一部分研究者采取混合路径解释政治信任来源, 他们认为, 混合路径至少在实证研究上并不相互排斥。比如, 李艳霞在比较2002和2008年中国公民政治信任时, 既关注到文化价值观的影响, 也关注到了政府治理结构、治理行为、治理结果的影响。她认为, 公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但是公众对于政府治理过程与治理绩效的感知与评判对其政治信任的影响力不断增强。⁶胡荣、胡康、温莹莹等关注到了社会资本与政府绩效对政府信任的积极正面影响。⁷薛立勇则关注到了政策评价、制度绩效、政府工作人员评价、权威主义价值观等因素对地方政府信任的影响。⁸

政治信任具有哪些功能?政治信任的高低变化会对政治实践产生何种影响?随着政治信任研究的推进, 以政治信任为自变量, 探讨政治信任或者政治不信任可能产生的影响与后果, 也是国内学术界关注较多的议题。

政治信任作为公民个体与政治机构之间的联系枢纽, 其功能定位也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广泛讨论。总体来看, 国内学者认为政治信任具有以下几种功能:

第一, 政治信任是政治合法性和政治稳定的基础来源。由于政治信任是一种隐性政治支持, 同时还是政治认同的具体表现, 所以它是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¹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余世喜等, 他们认为, 现代民主国家政府合法性最重要的基础在于公民认同,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无疑可以确证或增加政府的合法性。²李砚忠等也指出, 政府信任的“功效”在于其能增强执政者的合法性, 可以实现社会的有机整合, 提高政府的施政绩效, 当政府失去了公众的信任时, 势必用强制力量去推行公共政策, 而这往往是社会解体和政治衰败的征兆。³在唐斌看来, 政治信任是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黏合剂, 农民工政治信任度高低直接关系到我国的社会政治稳定。⁴

第二, 政治信任能够简化治理、节省政策成本。张成福、边晓慧指出, 基于信任的政府治理之基础在于公民内心的认同与服从, 相比于依靠强力、法律、行政等治理机制和治理工具, 基于信任的政府治理大大简化了治理的空间和时间, 促进了治理的多元参与和过程互动, 显著提高了治理的质量和效率。⁵唐斌则更为具体地看到了民众政治信任对于政策执行成本的节约功能。⁶一般来说, 政府政策的实施需要支付两类成本:一类是基本成本, 即政府政策实施过程中无论相对人作出何种反应都会发生的成本;另一类是额外成本, 即政府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相对人不同程度的抵触而引发的成本。前一项成本的大小比较稳定, 而后一项成本的大小则与该国政治信任的存量有着较大的相关性, 当一国民众对该国的政治系统存在较高的政治信任时, 民众会相信政府政策制定的出发点是维护公共利益, 而不是基于政府自身利益的考虑, 从而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予以自动的服从与积极的配合, 这样实际上节省了政策运行的额外成本。

第三, 政治信任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政治信任除了具有合法性功能、秩序建构功能、简化治理、降低政策运行成本外, 还能够促进民主的发展。张成福、边晓慧就认为, 政治信任对民主发展的积极效应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信任促进了参与;信任促进了协商;信任有利于共识的达成;信任提升了公民素养。与此同时, 他们还指出, 民主以信任为基础, 并不等于否定不信任在民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制度化的不信任对于民主的良性发展同样不可或缺。⁷姚尚建也指出, 基于政治不信任的权力分离产生了现代民主的制度建构, 但是只有建立起政民双向互动的政治信任, 国家和社会才能实现整体性的民主转换。⁸

第四, 政治不信任创设了制度改革的契机。政治信任的反面是政治不信任, 两者相辅相成, 此消彼长。事实上, 政治不信任并非消极的, 在某种意义上也具有特殊的正向功能。张成福、边晓慧、姚尚建等学者都看到了政治不信任对于民主发展的积极意义, 曹沛霖也看到了不信任对于制度改革和政策改进的促进作用, “首先, 从制度的角度看, 任何制度都以不信任为起点, 如果人人都是天使, 则人类不需要政府。其次, 从权利的角度看, 政治不信任是公民权利的表现, 人们有权对政府的行为提出质疑, 并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和愿望, 这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最后, 政治不信任是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的显示器, 如果政治不信任度上升, 则表明现行公共政策已经出现问题, 应该作出调整, 政府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⁹

公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相辅相成, 民众采取何种政治参与行为, 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政治信任高低决定的。公民政治信任首先影响的就是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余敏江、梁莹等通过交互分析、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分析方法, 对公民政府信任状况与公民参与意识状况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与公民参与意识之间有密切关联且呈正相关关系, 信任度越高, 参与意识越强烈。¹⁰

与此同时, 公民的政治信任高低还直接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肖唐镖、王欣研究了农民政治信任变化的政治效应, 他们发现, 农民的政治信任度越高, 其参与村委会选举和扩大直选层级的意愿越低, 更倾向于选择体制内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对政权的支持度也越高。¹这一结论支持了“政治稳定的信任基础”理论, 也揭示了政治信任高低变化对民众政治参与方式选择以及是否参与基层选举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 政治信任变化影响政治参与方式的选择。郑建君认为, 政治信任感知的增强将有利于公民适度、有序政治参与的发展与参与质量的提高。²王思琦通过分析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中国大陆数据, 发现人际信任与政治信任对非传统政治参与 (请愿和抵制) 有着显著的影响, 人际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关系, 而政治信任与非传统政治参与行为有显著的负向关系。³刘小燕通过对河南、云南、贵州、四川和甘肃5省乡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并进行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后发现, 农民对各级政府的信任与其非制度性政治参与呈负相关:对各级政府, 特别是基层政府信任度越高, 农民非制度性政治参与频率越低, 反之则非制度性政治参与的频率越高。⁴

另一方面, 政治信任变化影响基层选举参与。胡涤非认为, 村民对村委与乡政府的信任与其参加村委会选举行为之间存在微弱关联。⁵但是诸多学者的研究显示, 村民政治信任变化与基层选举参与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孙昕等通过对中国村民选举参与的主、客观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 发现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是其对乡镇基层党委、政府的政治信任程度, 村民对基层政府“政治信任”越高, 其参与选举的倾向就会越高。⁶谢治菊也认为, 农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越高, 越愿意积极主动参与村庄选举。⁷易承志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他基于CGSS2010的大样本调查数据, 研究了中国公民的政治信任对其参与城乡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影响, 发现公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到其参加城乡基层民主选举投票的行为, 公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程度越高, 其在城乡基层选举中参加投票的机率就越大。⁸

政治信任高低变化对政治实践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民众政治参与方面, 还体现在政府治理实践方面。管玥认为, 作为联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普通民众的一种心理和治理结构, 差序政府信任短期来看有利于合法性的维系, 长远而言则未必如此。⁹耿静则直接点出了差序政府信任的危害, 认为其会使基层治理陷入经典的“塔西佗陷阱”, 即不管基层政府及其政策是好是坏, 社会均采取“老不信”的立场。¹⁰上官酒瑞延伸思考了政治信任级差可能的负面影响, 指出如果政治信任级差“鸿沟”过大, 会滋生相应的社会政治风险, 导致政治信任整体恶化, 影响社会秩序, 增加治理成本等。¹¹

还有观点认为, “差序政府信任”会增加改革阻力, 致使改革被拖延和终止。徐彬就指出, 在弱政府信任情况下, 政府与民众的隔阂会增加, 改革阻力也会增加, 改革实施的成本会扩大, 特别是当政府组织能力欠佳, 决策能力有限, 公共政策导向出现偏差, 客观上导致民众利益普遍受损时, 民众与政府的隔阂转化为“对立”, 进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经济与政治危机, 改革可能被拖延甚至终止。¹刘雪华、辛璐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认为差序政府信任使得公众对基层政府信任度低, 这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 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 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²

另外, 也有观点认为, “差序政府信任”会影响基层治理绩效。刘伟就指出, 取消农业税只是促进了差序政府信任的再生产, 基本无助于基层政权治理效能的提升。³李小勇、谢治菊也关注到了政府信任层级差异对乡村治理绩效产生的明显影响, 他们发现, 在层级差异较小的江苏省张家港市Y村, 乡村治理的整体绩效较好且不同治理领域的绩效分布比较均衡, 而在层级差异较大的贵州L村与G村, 乡村治理的整体绩效较差且不同治理领域的绩效分布不均衡, 他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 村民政府信任与乡村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村民的基层政府信任比高层政府信任更能促进乡村治理绩效的提升。⁴

在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强国建设依然面临诸多挑战和难题, 政治信任的培育对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强国建设赢得更大的政治与社会合力而言至关重要。政治信任实证研究理应为政治信任的培育做出理论贡献, 虽然国内学者已经从实证层面对政治信任进行了较为科学地测量, 得出了一些可信度较高的结论, 但是许多研究结论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 政治信任的测量也仍然存在许多“空白区”亟待“开发”, 这都表明国内政治信任实证研究急需转型和拓展深化。

实证研究可以较好地弥补规范研究的不足, 然而, 中国政治信任的实证化表达仍然缺乏统一、公信度较高的研究设计, 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得到学界普遍认可的系统的政治信任测量框架, 或者说, 诸多学者还没有就构建一个系统的政治信任测量框架进行努力和尝试, 多是为了便于写作而采取他人的设计思路进行重复研究。至于政治信任到底包括哪些要素?涵括哪些结构层次?影响政治信任的自变量具体包括哪些?目前学界在这三个问题上自说自话、缺乏共识, 由此也导致了实证测量结果很难在一个层次上进行对话。因此, 未来的实证研究应该从建立一个更系统的、综合的测量框架着手, 采取德尔非法、专家头脑风暴等形式确定测量量表, 以便更科学、全面地测量政治信任。

目前, 国外政治信任研究的实证调查数据来源较广, 并且时限较长, 所以国外学者大多能根据已有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相较于国外, 国内关于政治信任研究的数据库较少, 基础性数据收集力度不够,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缺乏长时段的政治信任追踪调查。目前学界采集的政治信任数据绝大部分都是以课题名义进行采集, 课题结题后缺乏后续跟踪研究。即便是被学界借用最多的CGSS数据库, 也缺乏长时段、集中型的政治信任关注, 不利于观察民众政治信任的变化情况; (2) 因地制宜的自采数据较少。中国地大物博, 很多问题都需要因地制宜采集数据进行分析, 因此, 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也必须细致、深入地了解不同地区、不同层次民众的不同实情, 更科学有效地进行政治信任数据采集。

政治信任作为一种政治态度, 会受到外界事物的影响, 因此政治信任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 但是学界很少有学者关注到中国民众政治信任的历史变化。上官酒瑞曾在定性研究层面解释了政治信任形态的历史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与整体社会相契合的是传统色彩浓厚的政治人格信任, 改革开放以来, 与转型社会相适应的是过渡形态的政治信任, 其表现为人格信任日益消解, 制度信任逐步成长。¹问题在于, 政治信任形态的历史变化并不能够具体说明民众政治信任的实际变化, 比如其政治信任总体水平是变高、变低还是具有稳定性?哪些具体政治信任内容发生了变化?变化的缘由是什么?目前来看, 仅有肖唐镖等大致讨论过1999-2008年间中国农民政治信任的变迁。²因此, 未来政治信任的实证研究应重点关注政治信任的历史纵向比较分析, 例如关注差序政府信任的历史变化、普遍支持与特定支持的历史变化、政治信任流失程度的历史变化等。

比较分析的意义在于捕捉政治信任内部的结构性差异和分化, 为党和政府培育政治信任提供更具针对性的建议, 除了历史纵向比较分析之外, 还应关注政治信任的横向比较分析。政治信任的横向比较分析主要是指应根据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不同区域、不同政府层级进行政治信任测量, 把脉问题, 分析原因, 找到培育政治信任的着力点。目前学术界的实证测量对象集中于农民群体和大学生群体, 部分研究是全国随机性调查, 少部分研究针对流动人口、青年以及中产阶层进行调查, 横向比较测量做得不够, 未来应该强化政治信任横向比较实证研究。

目前关于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行为的关联性研究得出了一些有益结论, 大体揭示了政治信任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某种正向影响, 但是这些关联性研究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碎片化”特征, 主要以探讨政治信任与某一具体参与行为的相关性居多, 缺乏对系统政治参与行为的研究。因此, 未来政治信任实证研究需要专门对这两者的关联进行精细化破题, 以期形成一个系统的解释理论, 为预测政治参与行为倾向提供政治心理维度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