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Rosenau）最早提出了全球治理概念，这一术语甫一诞生即推动了全球治理的研究。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的研究自新世纪以来兴致渐浓，全球治理日益成为重点关注对象和热门研究议题。在此，运用CiteSpace引文空间软件分析研判CSSCI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2000-2018年），爬梳、展现、剖析并评价当前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发展趋势，冀望推动我国全球治理研究和实践的深入展开。
    一、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总体现状
    在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中以篇名为“全球治理”检索获得样本数据（截至时间为2018年12月6日），通过筛选去除书评、会议综述和报告等，最后得到有效文献449篇。总体来看，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自新世纪以来开始出现，最初主要是西方全球治理理论的引介性文献，以俞可平的《全球治理引论》为代表，在阐述西方学界关于全球治理的定义、内容和范畴等基础上，在综合评价各种代表性观点后，开始建构全球治理理论。2005年，胡锦涛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一时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兴致；2012年后，随着倡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国内全球治理研究开始转向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引发了新一轮的研究热潮。
    （一）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知识图谱
    关键词在一篇文章中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最为凝练地提取了作者的核心观点，能够较为集中地反映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是CiteSpace软件的一个重要分析对象。在此以检索到的样本文献为数据基础，在Node Types中选取Keyword项目进行分析，得到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关键词知识共现图谱（图1），运行结果共有475个关键词，整个关键词网络整体上是紧密的，表明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性较强，这种相关性构成了重点研究内容。具体来看，以“全球治理”（345次）为中心，主要有全球化（70次）、非政府组织（56次）、人类命运共同体（37次）、中国（32次）、国家治理（25次）、一带一路（18次）、国际秩序（15次）、中国方案（13次）和全球公民社会（11次）等高频关键词（表1），紧紧围绕“全球治理”这一核心关键词展开，凝聚并影响着周围的其他节点，构成了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论域的知识图谱。据此可知，目前国内研究主要是关于全球化、国家治理等与全球治理的关系，非政府组织、全球公民社会、新兴大国等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在政策引导下开始重点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方案的建构和推行。因而，通过高频关键词聚类能够透视研究热点，但往往存在短视现象，即较近的研究取向极易覆盖以往的热点问题，难以全面呈现研究热点的动态发展变化，通观研究主题的整体发展态势。

    （二）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演进历程
    为全面了解国内全球治理研究的热点领域和发展趋势，将关键词聚类视图以时区视图Timezone的形式呈现，以展现全球治理研究的知识演进态势（图2）。时区视图主要依据文献首次被引用的时间，在不同时区中分别设置相关节点，这些节点的位置随时间发展而向上移动，形成从左至右、自下而上地展现某一研究主题在各个时间段上的发展变化的知识演进图，某一时区的文献越多，说明这一时间段的成果越多，该领域处于繁荣时期，反之处于低谷时期。从图2中2000-2018年间全球治理研究的时间序列可见，2005年前的研究较为宏观，主要在国际关系视角下分析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全球问题；2005年之后的研究多关注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和谐世界”为中心展开了广泛讨论，还伴有非政府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等非国家行为体带来的新兴论域；2012年后，社会主义中国日益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使国内研究重点发生转向，以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作为中心议题，主要包括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和战略选择等，同时在党和政府的政策引导下出现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等中国方案的研究热潮。概而言之，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的研究伴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策的变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关注领域，在此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全球治理理论，并推动具体实践的展开。

    二、全球治理的兴起、内涵、构成要素及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一）关于全球治理的兴起
    全球治理究竟缘何兴起？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多以此为起点，主要从主客观两方面进行考察。
    1.现实背景：全球化发展和全球问题涌现的结果
    国内多数研究者认为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问题驱动”的“挑战—回应”式发展，即全球化发展及其带来的全球性问题催生了全球治理。最早如陈绍锋等点明全球化的推进引发了全球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催生了全球治理。卢静在其文《全球治理：地区主义与其治理的视角》中，首先指出：全球化、全球问题的发生发展和全球治理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关系。庞中英在进行了具体分析后，得出结论：全球化和全球问题是全球治理出现的根本性依据，因而可以说是全球化开启了全球治理。
    2.主观因素：现有政治实体能力不足和非国家行为体兴起
    全球治理兴起客观上是基于全球化发展和全球问题涌现，而各行为体力量的变化及其对全球问题的关注则构成了主观方面的因素。王乐夫等认识到在全球性问题与日俱增的情况下，原有的国家行为体治理能力却相对滞后，由此带来了新的矛盾，构成了公共管理领域新的挑战，产生了全球治理。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群体性崛起，在国际体系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都使传统国家行为体受到新的挑战，无法完全控制所有国内外事务，进而使全球治理成为一种新的选择。
    除此之外，还有研究者分析了国际政治市场的失灵为全球治理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加之信息技术革命、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等因素的影响，均使全球治理成为可能。
    （二）关于全球治理的内涵
    基本概念的确立是研究开展的基础性问题。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报告《天涯成比邻》，其中明确使用了全球治理概念，此时国内学者也对此给予了关注，但未对内涵作具体分析。直至1999年才有学者开始探讨全球治理的概念，随后诸多学者展开多方分析，目前尚无定论。
    1.问题解决式。主要从治理客体即全球问题的视角进行研究，说明全球治理为应对全球问题而产生。大量涌现的全球性问题已使世界各行为体结成了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因而，陈伟光即指出全球治理是基于对全球问题的认识，进而形成的解决问题的行动。张宇燕也认为全球治理是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建立的国际规则。简言之，全球治理主要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应对那些由单个主权国家无法独自解决的全球性问题。
    2.主体应对式。从全球治理的主体方面进行思考，关注到全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特征和各行为体应对国际形势和全球问题的方式方法。如蔡拓提出全球治理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公共事务的管理方法，其中多元参与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和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王小民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全球治理中的多元主体（政府、公民、非政府组织等）基于民主协商形成共识，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共同利益。还有人指出由于缺少世界政府的治理，因而全球治理是各种行为体选择通过合作处理全球问题的一种过程。
    3.网络治理式。这一视角侧重于从全球治理的运作方式入手，认为全球治理作为一种集体行为构成了网络式的治理方式。如刘挺较早地指出全球治理是一种网络式的治理，实现了从传统的政府权威向合作网络权威的转变。吕晓莉也指出全球治理是一种合作网络，主要由政府、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部门构成，以此建构了认识公共事务管理变化的新的网络框架。并且，张劲松也指出全球治理使政府治理和公民社会参与结合起来，形成了“多中心的治理网络”，推动了各行为体广泛而普遍地参与全球公共事务。
    总体来看，这几种分析方式虽然视角不一，但有着较强的内在关联：以解决全球性问题为意旨，体现了全球范围内对人类整体利益和共同命运的广泛关注，呈现出“问题—主体—机制”的理论逻辑。
    （三）关于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全球治理的内涵丰富且内容广泛，包含多种构成要素。这方面的研究以俞可平为典型代表，建构了价值、规制、主体、客体和结果五大要素，并相应地回答了谁治理、治理什么、为什么治理、如何治理和治理结果如何等问题。这一观点为国内学界的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于军等在分析全球治理制度时，就认为这几个要素的集合构成了治理主体的治理实践过程。石晨霞从这个五个要素对全球治理机制的特点进行了阐明。王明国也从这五个方面分析了全球治理结构的新态势：机制的碎片化，主体的多元化，价值的分散化和结构的模糊化。刘勇等还针对五大要素及其各自的特征进行了评析，指出这些要素是全球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全球治理的整体性价值。此外，还有学者解构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在五大要素中增加了“治理理念”要素，丰富了全球治理的构成要素。
    （四）关于全球治理与国际治理、国家治理的关系
    1.全球治理与国际治理的关系
    目前，研究全球治理有时还会与“国际治理”等概念混用，有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源自治理所涉及全球对象本身的不确定性和流变性”，导致全球治理发生“意义漂移”。庞中英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全球治理和国际治理在世界观上有着本质区别，在国际治理中以民族国家为中心应对全球问题，而在全球治理中不能仅仅依靠原有的国际体系，还要将非国家行为体纳入其中。当然，也有学者将国际治理归为旧的全球治理。薛澜将全球治理分为新旧范式，认为国际治理是全球治理的旧范式，其中民族国家是主要参与主体，而全球治理新范式则内含多元治理机制，包括传统国家政府间谈判建立的国际治理机制和其他新兴治理机制。蔡拓认为全球治理与国际治理均属于国际层面的治理，但全球治理是对国际治理的延伸和扩展，两者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客体上存在明显区别。换言之，全球治理挑战并超越了国际治理，使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都参与其中，二者主要在治理主体和治理机制上有所不同且有所发展。
    2.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国内学界基本认为国家治理对全球治理有着重要意义。高奇琦认为一国的国家治理程度决定了其能否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即一国内部的治理行为是全球治理价值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刘雪莲也指出国家治理水平和能力影响着全球治理体制的转型和目标的实现，因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是实现全球治理有效性的重要途径。由此，有学者得出结论：全球治理自身就带有向国家内部拓展的倾向，甚至说全球治理实际上是“自身的国内治理的外部（在全球的）延伸或者扩展”。此外，也有人认为由于国家政府在履行职能时或出于主观不情愿或因物质、组织和知识等资源不足，使国家治理在解决全球问题时存在有限性，因而全球治理为其提供了有益补充。因此，对于如何处理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以及从国家治理层面思考如何进行有效的全球治理，则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三、关于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研究
    国内学界在对全球治理寄予希望的同时，也看到其在具体议题治理上出现了“失灵”现象，主要在治理理念、主体、机制和价值等要素方面存在诸多困境，如何解决这些困境影响着全球治理的效果。
    （一）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
    全球治理的理念“在治理活动中居于统摄和核心地位”，影响着治理的机制和价值，理念的不足或滞后都会掣肘全球治理。对此，乔卫兵指出由于全球治理概念存在模糊性和脆弱性，降低了其操作的效率性。姚璐等认为全球治理发展至后危机时代存在治理理念之争，即新自由主义作为危机爆发前全球治理的理念内核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存在相悖之处。由于一元主义治理观、二元对立思维和工具理性主义的广泛存在，使当前全球治理在观念上确实存在“赤字”。并且，各行为体间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普遍存在着“不愿承认国际责任”的问题，难以有效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出现治理供给远远落后于治理需求的现象。因而，这种理念滞后的主要原因是民族国家作为全球治理的核心行为体，其必然以国家利益至上，这显然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日益紧密相连的趋势。
    （二）关于全球治理的主体
    全球治理主体呈现多元化特征，由此带来了诸多问题。首先，国家行为体与全球治理存在着某种合法性的张力，其出于利益考量担心主权受损，往往会在不同程度上选择抵制全球治理。对此，王乐夫认为目前各国政府主要以国家的地理疆域为基础解决问题，这是一种狭隘的个体理性模式，将会导致全球问题的持续恶化，也难以有效维护全球公共利益。其次，全球治理主体多元意味着各行为体的价值取向各有不同，难以形成合力。虽然全球问题的涌现表明了全球治理的必要性，但其并不是保证全球治理顺利实现的充分条件，极易出现“搭便车”行为。王小民也指出全球治理的多元主体参与会带来“公地悲剧”和集体行动困境。此外，民族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地位的不平等也是一大影响因素，发达国家“治理者”角色和发展中国家“被治理者”角色的长期存在，形成了一种“中心—外围”格局，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往往“集体失声”。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全球治理目标的实现和效益的提高。
    （三）关于全球治理的机制
    治理机制的缺陷是全球治理的潜在危险因素，现有的各种多边机制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造成“需要全球治理却缺少全球治理”的局面。俞可平首先指出全球治理机制存在一定不足，即全球治理机制基本由西方大国制定，难免为发达国家所操纵用于为自身利益服务。卢静从经验性层面分析了全球治理机制因缺少全球性的协调、管理和制裁，使其效用大为降低。王鸿刚也指出联合国和其他治理机制的合法性存在赤字问题是全球治理机制的主要缺陷，这就使主要大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难以达成一致。而全球治理机制本身就是一种集体行动的模式，多元行为体在其中为应对公共危机而提供公共产品，这往往会带来集体行动困境，导致目前全球治理机制深陷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治理的“参与赤字”和“责任赤字”依然明显，只是一种“半球治理式”。此外，还有人指出全球治理机制存在碎片化趋势，这些都影响了全球治理的效果。
    （四）关于全球治理的价值
    目前，不同主体对全球治理价值的分歧、对立和冲突，使全球治理的事实与价值之间存在矛盾，这种价值困境严重制约了全球治理。王明国认为全球治理包含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和相互尊重三方面的价值，而由于各行为体的价值分歧和全球治理价值的合法性不足，使其日益分散。姚璐指出来自西方的全球治理理论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核心，追求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实际上带来了全球公共领域的“民主赤字”问题。事实上，全球治理在价值方面的确困难重重，其与生俱来的带有西方价值标准的烙印，使西方的民主、人权和自由等概念往往被等同于全球共同利益，而这些难以为世界各国共同认可。
    总的来看，全球治理在治理理念、主体、机制与价值等要素方面的困境紧密联系、环环相扣，即治理理念的相对滞后难以适应多元化主体参与的趋势，而主体的多元化又带来了日益碎片化的全球治理机制，使全球治理价值难以体现，导致全球治理效果的劳而少功。
    四、关于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更多从中国视角研判全球治理，认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必将以自己的思考与行动带来巨大变革，实现“有治有理”的全球治理。一是理念思考，即中国提供了新型的全球治理理念，体现为从“和谐世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二是实践行动，集中表现为持续推进“一带一路”等实践方案。
    （一）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
    国内学界基本认为“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存在一定的相通性和相异之处。就相通性而言，不少人认为“和谐世界”是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两者在理论定位和构成要素方面具有同一性和一致性。刘雪莲指出“和谐世界”延续了国内政策又符合世界发展需求，全球治理所追求的也是世界的和谐秩序，二者的主张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就相异之处而言，“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源于中国和西方，在思想观念和价值目标上存在明显差别。叶江就明确指出不能将“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混为一谈，二者在思想基础上存在本质区别。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与“和而不同”等构成了“和谐世界”的思想要义，而全球治理强调的是一种全球性的共同价值观。陈须隆也提出“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是当前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全球性话语体系，二者在治理之道上有着较大差异。当然，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和谐世界”与“全球治理”理念是相互对立的，它们实际上存在着补充、丰富、发展和完善的关系。“和谐世界”比“全球治理”更具包容性，这是“一种全新的‘源于中国、属于世界’的价值理想，为促进全球和谐打开了新的认识视野”。可以说，和谐世界是对全球治理的扬弃性超越，而全球治理又充实和加强了和谐世界的构建，二者在求同化异的过程中相互交融。
    （二）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全球化的发展将世界各国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日渐形成命运共同体。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使国内学界积极转向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了全球治理理念。石云霞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念，指引着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并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即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理念，是对西方性全球治理思维的超越。其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全球治理困境的回应。如常健指出当前全球治理面临诸多困境，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问题，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启示性思维。门洪华表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转型和走出困境的重要战略设想。刘同舫也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解决全球问题的根本方案，需要稳扎稳打、循序渐进地落到实处。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郝立新等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核心在于以人为主体，关注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能够有效填补全球治理体制的漏洞和缺陷，既符合中国发展需要也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张骥也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智慧，以此寻求并实现人类的共同价值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常健指出当前处于全球化的过渡发展阶段，正在经历从输赢分化的第一阶段到休戚与共的第二阶段的转变，此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和构建，是对相互依存的世界格局的最好反映。刘方平还以整体性思维考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反对那种以本国或本民族利益优先，而置共同体利益于不顾的传统思维。
    （三）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实践
    “一带一路”是中国提供的主要国际公共物品和合作平台，更是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抓手和现实推进方案，标志着中国开启了引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新阶段。胡玫指出当前全球化呈现不对等的失衡格局，“一带一路”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必然选择，向沿线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建合作机制和多元合作框架。吴志成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实现区域合作共赢，进而推进全球共商共治的重要步骤。杜德斌等从内在的中国情怀出发，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基于自身发展经验，提出的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对此，张幼文也明确指出推进“一带一路”是创新推动全球治理的重大举措，并以此推动国际社会的合作共赢。李丹还具体剖析了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形成逻辑：从最初的表明态度积极参与，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和“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可以说，中国的全球治理方案日臻成熟，是“求解发展中国家‘文明病’与‘落后病’双重顽疾的有益探索”，经过近年来的实践探索已实现由点及面，并形成了广泛共识。
    五、简要述评与思考
    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围绕“全球治理”议题展开了多维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全球治理主题宏大且关涉诸多领域，对全球治理的认知和解释难免存在不足之处，还需要在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国内全球治理研究。
    第一，需要在明晰概念的基础上夯实全球治理研究的基础。目前，对全球治理概念的阐释大致有十几种，亟需予以明晰明确的界定，夯实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清全球治理与国际治理、国家治理等相关概念的关系，尤其是如何处理好与国家治理的关系亟待深刻思考。全球治理与国家治理两者在研究中往往存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割裂，全球治理研究主要着眼于国际政治，关注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对外政策；国家治理研究主要聚焦于国内政治，关注政治理论和公共政策分析，加之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诸多论争，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对抗治理观。因此，需要在研究中贯穿整体治理观，正确认识国家与国家治理在全球治理中的价值定位——全球化中的国家治理，以此建构新的全球治理概念范式，奠定研究的基础理论，推动全球治理研究的深入展开。
    第二，需要运用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深化全球治理研究。首先，运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开拓研究视野。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政治学、管理学和国际关系等学科，还需要从其他相关相近的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和传播学等）中学习借鉴研究方法，形成发散的理论视角和宽阔的学术视野，推进相关研究的全面发展。其次，在宏观的规范研究基础上加强微观的实证研究。国内相关研究侧重宏观政治理论层面的规范研究，尤其是较多以党和政府的政策为导向，理论性色彩较浓，实践性略显不足，具体领域实践的微观研究较少，难以观照全球治理的现实需求。比如，目前很多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感到无从着手，主要是由于其更多的着眼于党和政府政策解读和宣传，从理论层面揭示中国方案的价值，而较少关注具体实践，极易出现自说自话、自圆其说式的结论。因此，对全球治理的研究更应着眼微观领域的实证研究和具体分析，探求全球治理的演绎及其规律。在此基础上，还可考虑建立全球治理案例数据库，如全球经济治理、环境治理、安全治理和公域治理等具体领域的治理实践，将实践性经验其上升为制度性经验，为深化全球治理研究提供一定的实践依据。
    第三，需要建构有效的评价标准回应全球治理的困境。国内学界对全球治理研究的态度不一，有的学者认为全球治理困难重重，有的学者对其大加赞同。因此，究竟应如何看待全球治理？怎样的全球治理才是有效的？这是下一步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因而亟需建构有效的评价标准衡量全球治理的效果几何，这是化解全球治理困境必须回答的问题。全球治理效果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以从全球治理的主要构成要素着手进行分析，譬如如何化解因各治理主体利益考量带来的集体行动难题、治理价值分歧以及治理机制碎片化等问题，其中需要综合考虑全球公共产品、博弈者特性、治理成本和治理均衡等影响因素。同时，由于各类全球问题具有不同的特征，各主体可以基于自身优势通过互动协商确定参与方式，以提升治理的效率和效果。当然，由于诸多学者认为全球治理是由“治理”发展而来，还可考虑借鉴“善治”的基本要素，寻求共同的价值取向，制定有效治理各类全球问题的规则与机制，实现全球治理的有治有理。
    第四，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下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前已述及，国内早期的全球治理研究多引介或简单翻译国外理论外成果，这种“拿来主义”的研究在“中国化”方面着实有所欠缺，也难以架构中国学界的研究体系，迫切需要进行本土化的研究。目前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是学界的重点关注对象，然而从“和谐世界”到当前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因受制于政策性规范呈现出断裂式的发展，囿于自身的理论视阈，脱离全球化发展的整体图景，使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在内的“中国智慧”的全球治理理论变成一种自说自话的逻辑演绎，相关成果总体看来陈陈相因、缺乏创见。因此，未来需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过程，认识到其与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是一种共生共长的关系，基于这一关系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置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重点考察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与实践，认识中国从“被动接受全球化”到“主动参与全球化”的历史过程，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把握这一过程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特征，确定中国推进全球治理发展的战略定位与责任定位，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治理，更为主动地回应全球治理出现的“赤字”问题，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指引下，持续推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逐步实现全球善治，这是对全球有效治理的美好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