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国爆发了两场著名的左翼运动，分别是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2016年的伯尼·桑德斯竞选运动。与同时期的右翼运动相比，这两场运动影响乏力、未能将属意的候选人推上关键的领导岗位；与美国历史上的左翼运动相比，这两场运动未能扭转美国经济社会的不平等趋势。换言之，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维度看，21世纪美国左翼运动都处于衰势之中。之所以如此，有着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三方面的原因，经济原因指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政治原因指的是政府不信任的传统，意识形态原因指的是两难选择的困境。这三方面的原因相互作用，金融危机是导致政府不信任的原因之一，而金融危机和政府不信任又造成了左翼运动意识形态上的两难选择，三者共同导致了21世纪美国左翼运动的衰落。
一、经济原因：金融危机
美国左翼运动是对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维持的传统秩序的挑战，因此美国左翼运动史也是一部被压迫群体不断争取平等的历史1，如黑人、工人、移民、妇女、同性恋等。美国民主党通过罗斯福新政和平权法案集合左翼力量建立了左翼联盟，左翼联盟也成为民主党的重要票仓。新群体的加入是左翼运动的力量所在，但日趋多元化的群体也带来了左翼运动内部的紧张关系。一方面原因在于某一群体争取平等的斗争往往要以牺牲其他群体为代价。19世纪末，奴隶制被废除，大量移民涌入美国，在此背景下，女权主义者就流露出了对奴隶、工人和移民的歧视，她们渴望“雇上一个中国佬”，以使自己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2另一方面原因在于不同群体对平等的理解有偏差。20世纪60年代，左翼内部
的紧张主要体现为贫穷白人与黑人以及激进分子的矛盾。贫穷白人对平等的理解侧重于机会平等，而黑人和激进分子对平等的理解侧重于结果平等。“市区激进分子、知识分子和黑人构成了民主党支持者的半数，他们似乎觉得这种抗议是合法的，而解决之道就是给与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优惠。由贫穷白人和市郊居民构成的民主党的另一半支持者厌恶秩序混乱，并且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与黑人特殊照顾。”1
左翼联盟能否维持团结主要取决于当时的经济状况。一般来说，当经济增长时，左翼能够克服内部矛盾、维持团结，而当经济下滑时，左翼内部就会展开对工作机会和有限福利的争夺，造成自身的分裂。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经济复苏，二战则开启了美国经济的长期繁荣，这是左翼联盟能够维持团结的经济条件，也是民主党能够长期执政的原因。20世纪70年代，美国战后繁荣结束，民主党便因为左翼的分裂而长期失去执政地位。“1973年出现的二战后经济扩张和消费繁荣的长期终止和一个增长缓慢和高通货膨胀时期的开始。其结果是战争社会契约的分裂。”2
（一）金融危机与左翼的分裂
2008年金融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中下层的生活水平。美国人口普查局2011年9月13日发表的《美国2010年的收入、贫困与医疗保险状况》报告显示，美国2010年约有462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比2009年增加260万人，为1959年开始这项统计以来最高；贫困率为15.1%，创1993年以来新高；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深度贫困”人口为2050万人，为36年来最高。32015年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已跌破50%。4时至今日，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在此背景下，左翼内部围绕着工作机会和有限福利展开了争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同左翼群体对于有限资源的争夺。美国学者贾斯丁·盖斯特（Justin Gest）在《新少数》中提到，白人工人阶级阻碍移民获取福利、反对平权政策，还想方设法抢占公共住房。5二是同一左翼群体对有限资源的争夺。例如，在俄勒冈州，就有9个不同的人力资源发展机构争取俄勒冈高失业蓝领社区职工培训计划的援助，类似的事情在美国已司空见惯。6左翼内部的分裂也导致了对民主党支持率的下降。2008至2016年，妇女对民主党的支持率由56%降低到54%，白人的支持率由43%降低到37%，黑人的支持率由95%降低到88%。年收入不足3万美元的家庭对民主党的支持率由2012年的63%降低到2016年的53%。7从左翼阵营中流出的选民多数成了共和党的支持者。
（二）“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内部分歧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导火索正是2008年金融危机。占领期间，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的占领者通过了一份集体声明，这份集体声明表明了占领者的诉求，即“他们所掌控的职场充斥着各种因年龄、肤色、性别、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视”，“他们仍继续尝试剥夺员工对更好工资和更安全工作条件的协商权”，“他们始终如一地坚持劳动力外包，以此为手段削减工人医疗保险和工资水平”，“他们不断阻碍新能源的开发，让我们继续依赖于石油”8。这些诉求本身就存在着以下分歧。
一是同一诉求上的分歧。“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加者包括少数族裔和妇女，他们认为工作场所存在性别和肤色上的歧视，因此要求公司采取对他们有利的赞助性行动。但这种赞助性行动正是美国本土男性白人工人所痛恨的“政治正确”。塞缪尔·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中就曾表达过这种担忧：“在照顾少数种族的做法方面，尤其起重要作用的是美国企业，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扩大销售，也是想要避免打官司，避免因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的抵制而引上坏名声……一些大公司公开表示支持赞助性行动，以及优先雇佣和提拔少数种族和妇女员工。在20世纪80年代初，杜邦公司宣布它的新专业和管理职位将有50%由少数种族和妇女担任。另一些公司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在几次重大争论中，企业界都站到了支持赞助性行动一边。”1金融危机增加了下层白人对“政治正确”的痛恨。2010年10月，拉斯姆森民意调查数据显示，高达74%的美国人认为“政治正确”是美国的弊病。2少数族裔和妇女因历史上受到的压迫而要求政府特殊照顾，但在白人男性看来这是一种不平等的表现。
二是不同诉求上的分歧。从祖科蒂公园的声明中可以看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加者既想让制造业回归美国以增加就业，又想提高工人的收入水平，还想让公司采用新能源以保护环境。制造业外流使美国经济结构日趋虚拟化，而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制造业外流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只有劳动力成本降低，制造业才可能回流，但制造业的回流又可能带来环境污染问题，同时满足这三项要求是异常困难的。
内部分歧使占领运动的参加者未能维持广泛的团结，甚至出现了排斥移民的“反犹主义”声音3。占领运动的参加者也未形成有力的抵抗，当警察驱赶他们时，占领运动就基本上结束了，以至于一些观察者将其描述为漂泊的“流浪汉”。4
金融危机没有造成茶党运动内部的分裂，原因之一是茶党运动的参加者相对单一。2010年2月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调查数据显示，大部分茶党积极分子是男性（60%是男性，40%是女性）；80%是白人，少数族裔只占12%；40%具有大学学历；中等以上收入者（年收入超过5万美金）占66%。5可见，茶党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收入较高的白人男性。他们或者反对政府的福利措施，或者对福利措施不敏感。他们所在的社区秩序良好，子女能够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移民的涌入也不会直接触及他们的利益。
二、政治原因：政府不信任
政府不信任的传统在美国由来已久。美国人认为独立战争前夕殖民地遭遇的苦难就来自凌驾于各殖民地之上的英国政府，鉴于此，他们在建立联邦政府的同时也尽可能地限制联邦政府的权力。明确列举联邦政府的职权、权力分立式的制度设计以及权利法案写入宪法，就是为了达此目的。美国人不信任政府的程度因各种原因时起时伏，但20世纪60年代后，对政府的不信任整体上在增强。1964到1996年，“认为政府被少数只关心自己的大利益集团控制的美国人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达到76%），认为公职人员不关心人民所想的人数从36%上升至66%，认为许多政府管理者不诚实的人数从29%上升至51%。”6进入21世纪后，这种趋势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
（一）21世纪政府不信任倾向的增强
2010年，皮尤民意调查数据显示，近80%的美国民众不信任政府，这是该机构自1978年启动这项调查来的最低点。最不信任政府的是21世纪头10年长大的美国人。7所以如此，是因为21世纪发生了一系列让民众感到失望的事件，如“9.11”事件的发生、伊拉克战争带来的伤亡和损失、安然公司破产和随后的金融危机、管理部门应对卡特里娜飓风失当，等等。所有这些引发了民众对精英的质疑，进而导致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奥巴马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中描述了民众的这种情绪：“对此，有些人感到灰心，还有人感到愤怒。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华尔街那些不好的行为好像能受到嘉奖，而普通民众的努力工作却得不到回报；为什么政府似乎不能够或不愿意解决人们的问题；他们已经厌烦了党派分歧、叫喊和卑劣的争斗。他们认为我们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至少现在还不能。”1但奥巴马在任内并未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学者克里斯托弗·海耶斯（Christopher Hayes）评价道：“他对那些已经破败的机构所采取的手段就是试图通过纯粹的决心让它们重新正常运转，希望能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即改进后的机构表现会提升民众的信任和参与度，而这反过来又会促使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这样的结果我们还没有看到，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那不是因为努力得不够。”2
（二）桑德斯竞选纲领对“大政府”的倚重
在美国民众不信任政府的倾向增强时，桑德斯竞选运动开出的解决美国问题的药方反而以“大政府”为前提，这是美国左翼运动衰落在政治方面的原因。
桑德斯看到了民众的反精英情绪，他在竞选时反复强调：“这场运动绝不只是为了选出一位总统，尽管这很重要。这场运动是为了从头到脚地彻底改变美国。”3他认为改变美国的关键是恢复充满活力的民主，扭转美国滑向寡头制的势头。为此，他主张加强金融监管、提高最低工资、对富人征税、提高医疗保障、带领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不难看出，这些举措的落实都要以“大政府”为前提。桑德斯也不讳言要依靠“大政府”提供全民医保。换言之，桑德斯认为美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需要一场政治革命，但这些问题不是“大政府”带来的，而是“大政府”背后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带来的。他竞选的目的是让政府回归到人民手中，只有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大政府”才能解决美国的一系列问题。对此，布鲁金斯学会的W·高斯顿博士评价道：“他的乌托邦理想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国家结合了自由市场与提供多项公共服务并且努力创造平等社会的强大政府。”4自罗斯福新政之后，民主党候选人就常被共和党恶意地攻击为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更是为此提供了借口。在特朗普与桑德斯的首次辩论中，特朗普就将桑德斯定性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指责桑德斯依赖政府的措施。5对精英的质疑导致了美国民众对“大政府”的质疑，桑德斯在批判体制精英的同时却要仰赖“大政府”解决美国的问题，显然与美国民众不信任政府的倾向是抵触的。希拉里开出的药方同样依赖“大政府”，但程度不及桑德斯，希拉里认可更加公平的分配方式，但也强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她还反对桑德斯提出的为公立学校学生提供免费教育的举措。可见，希拉里代表的是民主党内的中间路线，这也是为什么桑德斯在民主党初选中不敌希拉里的原因。
与之不同，茶党运动既批评体制精英又批判“大政府”，这两种批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伊丽莎白·普赖斯·弗莉（Elizabeth Price Foley）总结了茶党运动的三大原则，有限政府原则排在首位。6特朗普是茶党运动的支持者，为茶党运动提供了大量资金，其竞选的核心力量也来自茶党。2015年，茶党“女王”佩林称赞特朗普为“英雄”，能让美国回归伟大。7因此，特朗普的主张也受到了茶党运动的影响。他在谴责体制精英的同时允诺小政府，比如削减税收、限制政府开支，由此获得了大量中上层白人男性的支持。鉴于中下层白人将生活水平的下降归咎于政府的移民措施和在工作场所中推行的“政治正确”，特朗普又反对非法移民、反对“政治正确”，这是他反对“大政府”的又一表现，由此获得了大量下层白人的支持。特朗普获胜的三个关键州为威斯康星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密歇根州，这3个州为他提供了决定输赢的46张选票。这3个州是美国
的传统工业区，中下层白人积怨已久，他们认为移民抢占了他们的工作机会、导致了社区犯罪率的上升。
三、意识形态原因：两难选择的困境
21世纪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政府不信任的加重造成了美国左翼运动意识形态上的两难困境。在此背景下，无论左翼运动在意识形态上弱化价值建构还是强化价值建构，都难以吸引足够的支持。
（一）“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意识形态取向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意识形态话语是“99%对1%”，这与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左翼运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19世纪60年代的废奴运动基于“劳动自由”的价值诉求，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运动基于“经济平等”的价值诉求，20世纪6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基于“政治参与”的价值诉求。相比之下，尽管“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了对现状的不满，例如过多的贷款债务、政府对基础服务投资的削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不公平的政策、就业岗位缺乏、妇女的不平等待遇等，但这些不满往往局限于事实陈述，缺乏“自由”“平等”“参与”等价值层面的建构和论证。
之所以采用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用运动组织者的话来说，是因为“列出具体的诉求会使得这一运动更易被操纵、批判、利用和分化”1。美国左翼运动常因制度、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而陷入分裂。长久以来，工会和民权组织之间就存在冲突。20世纪60年代后，联邦法院担负起了落实民权的责任，但联邦法院常以维护民权为理由打压工会，以至于工会长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2环保组织与工会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冲突。3女权运动则常常受民族主义的影响排斥外来工人。不仅如此，同一左翼群体也会因意识形态主张的不同而陷入分裂。“无论公正与否，女权主义经常发现自己要为职业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之间的裂痕承担责任。保守主义者成功地将女权主义者塑造为职业女性的辩护者和‘普通妇女’的灾难根源。”4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参加者复杂，包括工人、军人、反战者、学生、失业者、妇女、领养老金者等等，所以淡化价值建构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运动的组织者试图以这种方式减少参加者之间的分歧，实现广泛的联合。正如近距离观察过占领运动的编辑莎拉·范·吉尔德（Sarah van Gelder）所指出的：“有人指责占领运动的参与人群错综复杂，申请五花八门。但正是这种多样性产生了极大的力量。”5
（二）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意识形态取向
与“占领华尔街”运动不同，桑德斯竞选运动有明确的价值建构，即由“正义”“寡头”“民主”组合成的逻辑体系。他将“正义”作为多元左翼群体的共同目标，称正义“是贯穿工人运动史的目标、是贯穿女权运动史的目标、是贯穿民权运动史的目标、是贯穿同性恋权利运动史的目标、是贯穿环保运动史的目标”。他竞选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种族和生态正义”6。
桑德斯把影响“正义”的原因归结为寡头集团的存在，认为寡头集团带来的财富集中和政治腐败影响了普通公民的工作、教育和医疗，造成了美国的两极分化。他批评希拉里也是寡头集团的代表，其同时维护中产阶级和财团利益的计划根本行不通。桑德斯认为“民主”是打破寡头集团的唯一出路，他所谓“民主”指的是人民民主，即将政府从寡头的手中夺回来。桑德斯强调这也是他对“民主社会主义”中“民主”二字的理解。以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桑德斯提出了一系列的解决措施，被他津津乐道的有每小时15美元的最低工资、提供新的工作岗位用以修复破败的基础设施、创制21世纪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征收碳排放费以应对气候变暖、取消死刑和私人监狱等等。7
（三）两难选择的困境
首先，“占领华尔街”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持一种弱化价值建构的取向。占领运动的组织者想要维持多元群体的团结就不得不弱化价值建构和论证，原因正如雷蒙·阿隆观察到的，“要把所有这些目标都调停融合到一个首尾贯一的意识形态中是不可能的，除非首尾一贯的意识形态是这样一个遥远的理性概念——温和左派宣称自己反对‘意识形态’，并强调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和庞大体系的脆弱性。”1美国左翼运动长期在意识形态上持这种取向，但这种做法在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很难奏效，因为金融危机加剧了左翼群体内部的紧张，意识形态上价值建构和论证的弱化已不足以弥合左翼运动内部的分歧。
其次，桑德斯竞选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持强化价值建构的取向。在左翼运动内部紧张的情况下，桑德斯试图以价值明晰的意识形态争取特定群体的支持，其依据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道格·麦克亚当总结的：“框定是一个群体有意识地进行策略性的意义塑造，使外界认可其集体行动的合法化并达到为集体行动动员的目的。意义框定包括了对群体的怨愤进行有说服力的描述和对可行的方案进行展示等在组织层面展开的策略性行动。”2因此，桑德斯通过“正义”“寡头”“民主”这些核心词汇建构了逻辑连贯的意识形态。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取向能够增强吸引力，但其辐射面毕竟是有限的，无法扩散到所有的左翼全体，桑德斯的坚定支持者主要是美国年轻人。另外，在美国民众不信任政府的背景下，桑德斯构建的意识形态却包含着对“大政府”的认可，这显然也不利于左翼运动的成功。
总而言之，21世纪美国左翼运动在意识形态上有两种取向：一是淡化价值建构，维持多元群体的认同；二是强化价值建构，吸引特定群体的支持。但在金融危机和政府不信任的双重背景下，无论是哪种意识形态取向都难以发挥作用。换言之，美国左翼运动在意识形态上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
比较来看，美国右翼运动不存在这一困境。茶党运动也有诸多诉求，如低税、削减政府开支、打压公共部门的工会、解除商业管制、限制移民、反对枪支管制、恢复传统家庭伦理等。这些诉求既包含着美国右翼的传统诉求，又包含着新的诉求。美国右翼的传统诉求以保守主义为底色，茶党运动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用传统的意识形态为新的诉求提供合法性论证，从而使得茶党运动有了一套逻辑连贯、价值明晰的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是作为自由主义的反题出现的。美国保守主义来源于两种主张：一是推崇自由市场，二是重视传统伦理。一开始，右翼也缺乏逻辑连贯的意识形态，因为这两种主张有冲突的一面：过多的个人自由往往会破坏传统的家庭伦理。但经过弗兰克·S.迈耶（Frank S. Meyer）的努力，这两种主张实现了合流，他认为“德性是终极目标，但是德性只有在个人主动追求并达至它时才有意义”3。在这样一种逻辑下，个人自由成为维持德性的最好方式，这就使得对自由市场的追逐和对家庭伦理的追逐不再冲突。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也形塑了右翼的对外政策，“保守主义者将保卫西方和美国视为公共政策中高于一切的绝对命令。”4也就是说，保守主义者之所以选择战争，是因为对手的存在威胁到了美国人的自由和德性。
21世纪茶党运动意识形态的核心依然是自由和德性。茶党成员将先前的保守主义者视为他们的政治前辈。5茶党运动的全国协调人黛比·杜利（Debbie Dooley）说道：“在全国和州的层面，‘茶党爱国者’恪守组织的核心原则——财政责任、有限政府与自由市场，并将避免提出有关社会议题的诉求。而地方茶党组织则拥有在他们认为重要议题方面提出诉求的自由。”6茶党之所以反对奥巴马政府的经济救助计划是因为这违背了自由市场的原则，之所以反对管制枪支是因为这危机了公民反抗政府暴政的自由，之所以反对同性恋婚姻是因为这违背了家庭伦理，个人自由的丧失与德性的丧失又相互强化，而非法移民又同时威胁到了自由和德性。鉴于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宪法感到自豪，茶党还将自由和德性的价值观与美国宪法联系起来，认为它们植根于宪法当中。这样一种逻辑连贯、价值明晰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强的吸引力。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数据显示：1992年，自认为是保守派的美国人占到了43%，而自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只有17%，自此以后，保守主义认同高于自由主义认同的情况没有改变，而自2009年茶党运动以来，自认为是保守主义者的美国人还超过了自认为是中间派的人，在美国社会占据多数。1正因为如此，英国学者约翰·米克尔维斯特(John Micklethwait)才将美国称为右派国家。
四、结语
21世纪美国既爆发了左翼运动也爆发了右翼运动，就目前情形来看，右翼运动明显处于上风。在2010年的选举中，茶党促使共和党获得了63个众议院席位、6个参议院席位、6名州长职位，还将700多名共和党成员送入了州立法机关。22016年特朗普能够当选也得益于茶党的帮助。而“占领华尔街”运动维持的时间限于2011年底到2012年初，时至今日，该运动已归于沉寂，本身是占领运动支持者的桑德斯也未能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共同目标是反对美国的贫富差距，但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却并未扭转。美国城市研究所的数据显示：1963年10%的顶级富裕阶层，其家庭财富大约是中产家庭财富的6倍，而到2016年，该数据已经翻了一番，达到12倍。3
左翼运动衰落的原因对应着右翼运动成功的原因。第一，右翼运动成员相对单一，金融危机没有造成右翼的分裂；第二，右翼运动许诺民众以“小政府”，顺应了21世纪政府不信任增强的倾向；第三，右翼运动有一套逻辑连贯、价值明晰的意识形态，吸引了社会上层和大量低收入白人的支持。伊莱·扎瑞斯基（Eli Zaretsky）和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等研究美国左翼运动史的学者认为美国离不开左翼，美国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左翼对平等的推动。4这意味着美国左翼运动不会永远衰落下去，21世纪美国左翼运动何时复兴，一方面取决于客观的经济政治环境，另一方面取决于意识形态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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