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世界市场被少数资本主义列强所操控，大多数落后国家只是被动的参与者甚或被征服的对象，世界市场在多数情况下与奴役、掠夺、征服等负面话语联系在一起，难言公平与正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恩格斯对世界市场持否定态度是合乎理性的。他们既借由世界市场来批判资本主义的贪婪性、剥削性和非正义性，也期望通过世界市场寻找通往新社会的解放因素。相比而言，今天的世界市场因为社会主义中国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参与，弱肉强食的色彩逐渐淡化，呈现出更加积极的面向。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市场理论，不再拘泥于世界市场“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争，而是积极融入世界市场，引导世界市场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
    一、新式交通工具与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随着大工业的应用，铁路、轮船、电报等便捷的交通工具在19世纪相继问世，这些先进的联络工具加速了世界各地间资本、人力、商品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新的交通工具——铁路和海船——现在已经在国际范围内应用起来；它们事实上创造了以前只是潜在的世界市场。”甚至可以说，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
    在便捷交通工具的联通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潮流中。从资本扩张的空间顺序来看，首当其冲的是欧洲大陆中以奥地利、德国为代表的发展程度落后于英法的国家，而不是亚非拉等落后国家。恩格斯指出：在欧洲，资产阶级文明最开始是沿着海岸、顺着江河传播开来的，而大陆内部，特别是贫瘠而交通阻塞的山区就成了野蛮和封建的避难所。奥地利王朝就是野蛮的代表，它试图阻止资产阶级文明的渗透。但是，“过去，崇山峻岭使奥地利君主国同外界隔绝，使波希米亚同莫拉维亚以及奥地利隔绝，使奥地利同施梯里亚隔绝，使施梯里亚同伊利里亚隔绝，使伊利里亚同伦巴第隔绝；现在，这种屏障在铁路面前粉碎了”。 因此，铁路的修建打破了奥地利闭塞的状态，它与机器大生产一起敲响了奥地利王朝末日的钟声。再看德国，恩格斯指出，1866年的普鲁士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包括在普奥战争中获得胜利，通过了统一度量衡、迁徙自由、经营自由等几项资产阶级改革。但在他看来，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在新式交通工具的应用面前不足为道，“比1866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意义重大得多的，是从1848年起在德国开始的工商业、铁路、电报和海洋航运业的兴旺”。因为正是在新式交通工具的联络下，德国加速了资本主义化的进程，迅速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中。
    新式交通工具也极大地缩短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空间距离，将遥远的殖民地纳入到了世界市场之中。以印度为例，“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不同的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国家在工业革命和新式交通工具的推动下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跻身于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而殖民地国家并没有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反而因此加深了被剥削和被控制的程度，因为铁路和轮船等交通工具不但为宗主国工业品的输入和殖民地国家原材料的输出提供了便利，而且在面对殖民地国家的反抗时，宗主国可以借助铁路和航海等先进运输工具快速做出反应。因此，航海、铁路像锁链一样将落后地区强行纳入世界体系之中，使其沦为“边缘”，它帮助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我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借助现代的交通工具，推动沿线国家更深地融入世界市场。从技术上看，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除了传统的铁路和海运外，“一带一路”还采用了更多的先进交通工具，包括空运、信息高速路、管道、高速铁路等，目的在于打造一个复合型的基础设施网络，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在先进交通工具的助力下，“一带一路”倡议将使得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更加畅通，更加高效。但是，交通网络的先进、立体、多样和高速体现不出“一带一路”倡议的进步性。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巨大进步体现在交通网络的建设主体和服务目的上。首先，交通网络的建设主体是沿线各个国家。中国提供融资和技术支持，但不是唯一的建设主体。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我国是‘一带一路’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但建设‘一带一路’不是我们一家的事。”相比之下，19世纪许多落后国家的铁路建设都是宗主国扩大势力范围的结果，它受宗主国的操控和主导，殖民地国家带有明显的被强迫意味。其次，“一带一路”的交通网络服务于沿线国家的发展，不是服务于一国的私利。习近平指出：“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是共赢发展之路，它“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中国不打地缘博弈小算盘，不搞封闭排他小圈子，不做凌驾于人的强买强卖”。它将给沿线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发展机遇，尤其是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将因为对外交通网络的改善而更便利地参与全球市场。相比而言，19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宗主国建设铁路完全是为了一己私利，“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结果是，铁路不仅开拓了全球市场，也给落后国家带来了灾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
    二、引导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向积极的方向发展
    大工业和新式交通工具是世界市场形成的客观推动因素，而背后的主体是资产阶级，这一阶级是世界市场的最早推动者。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生产的工业品需要在全球寻找市场，扩大销路，从而“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因此，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人类历史之所以突破地域间的藩篱而形成统一的市场，正是因为出现了资产阶级，它像魔法师一样将资本扩散到了全球的角角落落。在这个过程中，包括封建地主、工人阶级、农民等在内的其他阶级都是被动的参与者。
    资产阶级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将全球融为一体，从根本上讲源于这一阶级是世界市场的主要获利者。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资产阶级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将资产阶级文明传到农村、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农民的民族，目的是“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于资产阶级是世界市场的推动者和获利者，无疑，早期的世界市场具有深刻的资本主义烙印。对此，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正任务是建成世界市场（至少是一个轮廓）和确立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有三个主要事实：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劳动本身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世界市场的形成。这三种要素对资本主义生产而言缺一不可，其中，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环境。简而言之，早期的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又为资本主义服务。
    按照习近平对全球化发展阶段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正处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即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主导的、非人道的市场。“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虽然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以任何个人、阶级和国家的意志为转移，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是持批判态度的。20世纪，随着社会主义苏联的出现，世界市场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它不再像19世纪那样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市场，世界范围内在政治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则形成了两个相互对立、彼此隔绝的平行市场。冷战结束后，世界市场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不复存在，两大平行市场的格局也随之被打破，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世界再次形成统一的市场。这一阶段的世界市场，相比于前两个阶段，虽然仍有霸权国家试图控制世界市场，但多极化趋势已不可逆转，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达到了空前的融合。因此，这一阶段的世界市场不管对于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的机遇。
    基于新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没有陷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讨论泥潭中，而是积极引导和推动世界市场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一方面，鉴于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我国提出世界市场要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习近平指出：“各国能力和水平有差异，在同一目标下，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要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给予各国平等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另一方面，引导世界市场走向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世界市场是各国共同的市场，它的目标不是让少数跨国集团或国家受益，而是惠及所有的参与国家，让发展成果为各国人民共享，最终实现各国经济社会的协同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国家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
    三、从批判自由贸易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世界市场与自由贸易紧密相联。正如批判世界市场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由贸易基本上也持否定态度，但他们在双重意义上分析自由贸易问题。
    一方面，从自由贸易服务于资本利益的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自由贸易，认为它是为资本服务的，是资本家压榨工人的自由，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牺牲落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在《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中，马克思驳斥了自由贸易对工人有利的观点。英国的自由贸易派认为，废除谷物法可以改善工人阶级的处境，让工人得到廉价的面包，因此可以降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但马克思指出，工厂主希望降低面包价格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人，而是为了降低工资，“工人过去收入五法郎，而现在由于谷物价格较贱至多收入四法郎”。即使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自由贸易推动生产资本的增加，从而增加对劳动的需求，进而推高劳动的价格），工人也难逃牺牲品的厄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生产资本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而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这导致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资本的积累使得利息率下降，进而导致依靠利息过活的小食利者破产，增加了无产阶级的人数；二是分工的扩大使工人的专门技能变得一文不值，劳动的替代性提高，这样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三是机器的广泛使用，使一些小的作坊和企业破产，这样也增加了劳动者的人数。所以，工人之间的竞争因为生产资本的扩大而加剧，工人的劳动报酬并没有增加，反而加重了劳动负担。
    另一方面，从自由贸易推动无产阶级解放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赞成自由贸易，认为它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催化剂，将加速资产阶级覆灭的进程。尽管自由贸易与资本勾结在一起压榨工人和落后国家，但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基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自由贸易的势不可挡与资本主义消亡的必然性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自由贸易的目的是排除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让资本充分自由的活动，它不仅不会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反而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尖锐。对此，马克思指出：“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自由贸易在19世纪时是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巧取豪夺和占领其他国家市场的幌子，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说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也能促成什么友爱，那么，这种友爱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因此，资本主义国家一直都是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和鼓吹者，它们希望借助自由贸易将剥削的范围由一国拓展至全世界，而落后国家则排斥自由贸易，想方设法闭关锁国。但今天的世界却出现了非同寻常的一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问题上消极退缩，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国家则积极推动自由贸易，正如习近平指出的：“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这表明，自由贸易已经朝着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方向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奉行双重标准，当自由贸易对己有利时，就经常借此批评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国家，而当自由贸易对中国等国家有利时，就站在它的对立面。虽然，当前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受到挑战，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大势所趋，各个国家应该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巩固开放、包容、透明、非歧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显然，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积极地看待自由贸易，将其定位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机遇。

    四、世界市场是利益攸关的经济共同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就预见到大工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将打破地区间的地理壁垒，使人类社会融为一体。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指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共产党宣言》继承了《共产主义原理》中的上述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世界市场是不平衡的，它被少数国家所垄断。
    19世纪，作为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英国凭借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在世界市场上奠定了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英国的霸主地位不是自然竞争的结果，而是建立在船坚炮利的武力掠夺以及对市场的不公操纵基础上，具体而言，一方面借助武力侵占其他宗主国的殖民地，为贸易打开和占领市场，另一方面实行对外贸易的双重标准，即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而对外主张自由贸易，因此，“到1815年战争结束时，英国获得了一切重要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权”。马克思对英国在世界市场的所作所为嗤之以鼻，称其为“世界市场暴君”，对世界市场产生的是“恶魔般的影响”。对于像英国这样的先发国家来说，世界市场是其夺取超额利润的场所，而对于像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和地区来说，世界市场则是噩梦，因为“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
    鉴于世界市场的非正义性，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设了世界市场的消亡。在他们看来，世界市场是最终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进而埋葬资产阶级和解放无产阶级的舞台。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共产主义的产生是由于大工业以及由大工业带来的后果，是由于世界市场的形成，是由于随之而来的不可遏止的竞争，是由于目前已经完全成为世界市场危机的那种日趋严重和日益普遍的商业危机，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形成和资本的积聚，是由于由此产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世界市场已经将各国和各地区结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发展，就不可能悬于世界市场之外。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致力于将世界市场构建为各国共同发展、共同受益的命运共同体。具体而言，表现在三点：一是在理念上向世界各国揭示世界市场的不可或缺性。针对一些国家采取“孤立主义”贸易政策，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依存是大潮流，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二是以中国自身的实践向各国表明融入世界经济的积极意义。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反全球化仍有强劲的声音，一些发展中国家担心自身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习近平指出，中国当年对于加入世贸组织和融入全球化也有过疑虑，但还是勇敢的迈向了世界市场，因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参与世界市场的竞争。实践已经证明，中国的战略抉择是正确的。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日趋提升。三是在世界市场交往中坚持共赢的原则，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不同于以往少数国家牟利、大多数国家受损的世界市场，中国共产党倡导共赢的新型世界市场关系，即各国都应成为全球发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不能一部分国家发展，另一部分国家却不发展。

    总而言之，当前的世界市场仍然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掌控，难以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声、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难言公平与合理，它仍然没有超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的范围。但是，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社会主义中国为世界市场注入新鲜的力量，世界市场有可能迎来积极的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