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不断深化和拓展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历史。从结构功能主义方法论视角看，党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在不同时期呈现为不同阶段性特征，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具有鲜明结构偏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侧重功能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体现结构与功能相统一。这是一个在结构与功能之间作出适应性选择，接续为党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赋予新内涵，指导实践新发展的过程，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启示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构功能主义

社会主义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原点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就是不断深化和拓展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历史。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论断，与时俱进发展了党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在学术上，社会主义本质论是重要研究议题。学者聚焦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传统、传承创新、实现路径、重大意义等，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这些成果极为重要，不过，也要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本质“是什么”的本体论研究，更要拓展“何以认识”的方法论研究。因为，与党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历史性嬗变相伴随的，是认知方法的适应性调整。此方面研究相对薄弱，虽然也有人从理论与实践、应然与实然、特殊性与普遍性等关系考察党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方法论。

本文引入结构功能主义，作为探讨党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新视角，以突破既有研究范式。作为方法论的结构功能主义，由帕森斯、阿尔蒙德等学者创立并发展而来。“任何现存社会都具有一些基本的制度模式（结构），而这些制度模式之间发生着相互支持的关系（功能），从而保证了社会系统的生存。”此方法虽然存在整体主义、宏观偏好、均衡取向等缺陷，但又可避免认知表层性、碎片化，对理解政治社会运行深层逻辑依然具有影响力、解释力。按照该方法原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态，既有制度结构，也有相应功能，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结构决定功能，功能实现程度又反哺并引导结构的调适与优化；也唯有将它们统一起来，才能科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

如果说党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历来坚持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方法论原则，那么受到国际环境、时代条件等约束，在社会主义实践尚未充分展开情况下，又确实体现了历史性、阶段性特征。那么，从结构功能主义看，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历史阶段，分别呈现为什么样的方法论特征？原因何在？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何启示？本文重点解答这些问题。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认识具有鲜明结构偏好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严格而言，党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始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当时有着鲜明结构偏好，原因可概括为两方面：

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想。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科学社会主义，没有明确提及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但在对资本主义批判中对未来社会作了阐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此处，自由人联合体是资本主义之后的理想社会形式，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功能界定，而功能的实现程度又决定于结构。事实上，马克思的研究充分运用了结构功能主义方法，最经典表述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据此方法论，社会主义要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功能目标，要求相应制度结构作支撑。如经济上，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实行计划经济，“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等。不过，马克思主义的构想是原则性的，不存在脱离历史事实的制度模式。“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后来，社会主义实践发生教条错误的原因正在于此。

二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参照。十月革命后，列宁意识到，“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该认识是深刻的。虽然适应形势发展和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要求，他注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适应性，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但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制度结构偏向，对后来者产生了影响。在争论基础上，斯大林明确提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并围绕此目标，探索形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模式，即所有制结构上的单一公有制，经济管理上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与高度集权体制，文化上的一元化意识形态统制等。这些制度被明确为一国建成并巩固社会主义的本质尺度，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坚持运用，也有教条曲解，体现了从制度结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方法论偏向。理论认识越僵化，实践行动越扭曲，经济社会发展越困难，结果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这并非科学社会主义失败，而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失落。

以上两方面影响，让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在很长时期内带有极强的结构偏好。有人指出：“从制度特征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不是新事物，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内的前人们都有过从这个角度来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比较而言，苏联模式的影响更直接、深远。“建国之初，没有办法，搬苏联的。”1952年举办“中苏友好月”活动，掀起了向苏联全方位学习的热潮。理由在于，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并短期内实现工业化，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对中国产生了强烈示范效应；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无经验可鉴、先例可循的条件下，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政策，学习其制度样板不足为奇。而且，民主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和目标，新社会新国家初创时期的社会主义则要落实为一种道路与制度，于是中国共产党向苏联学习首要的是可操作、可辨识的制度，以解决国家建构正当性与两大阵营对峙下意识形态渗透问题。学习过程中，党越来越偏向从制度结构把握社会主义本质，坚定地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等制度视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最能体现这种认识方法论的，莫过于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按最初设想，新民主主义要经过10年到15年建设时期，再经历较长过渡时期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后来发生了变化，将两个时期“合二为一”。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中，无论“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三改”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以社会主义为限定语。毛泽东强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由目前复杂的经济结构的社会过渡到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的社会……是我国应当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这些论述中，“唯一”“就是”“单一”等表明党以公有制确立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配、将社会主义本质具象化为特定制度表征，反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方法论范式。这种认识方法，“从根本上说，源于当时历史条件下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苏联模式的影响”。在该认识驱动下，为尽快建立公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只用了三年多时间。党的八大也因此提出：“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当然，在苏共二十大揭示苏联模式弊端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是党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方法论自觉。但是由于主客观因素，将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等同于社会主义制度成熟水平、误读为社会主义本质内核的认识偏向被不断强化，由此推动的社会主义建设背离规律、脱离实际。人民公社化运动更是强调“一大二公”，“公”即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制。如果说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个缩影，那么其严重失误说明党的认识方法惯性之大、固化之强，非但没能突破从制度结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思维定势，反而强化了认识的路径依赖，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沦为脱离物质基础的概念符号，功能优势被严重消解。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认识侧重功能导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也开始了社会主义本质新思考。当时的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日新月异，而中国则是经济濒临崩溃，人民温饱都成问题，国家建设百业待兴。何以如此？“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一条”。强调“什么是、如何建”即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思考。

追问本质是要厘清社会主义内在规定性与发展规律性，这是认识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挫折的原因之一，是脱离中国实践、“照搬”苏联模式，违背了认识与实践关系原理。更不要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通常来说，“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党只有深刻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的特殊本质，才能认识社会主义的共同本质。所以，邓小平强调：“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此结论意味着党从社会主义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性；也意味着从关注社会主义“共同”转向强调“特殊”，是认识方法上的一次根本转变。

过往，从制度结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其预设是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与苏联模式已设计好了社会主义“图纸”，给出了判断姓社姓资的制度标准。凡事以先验制度为原则，不问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否有实际效能。这种机械工程学思维不适合复杂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工程”，所以，党的认识亟需从强调制度结构的教条化思维桎梏中解放出来。邓小平意识到：“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在思想解放推动下，党对社会主义本质不断追问、答问，认识不断深化，持续创新赋新。

照理说，结构决定功能，从制度结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更为可靠，但它取决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充分展开；也只有丰富而鲜活的社会主义实践与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治理成效等功能需求关联更为紧密，更能反映功能、检验功能。而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党以功能导向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提供了丰厚土壤，让社会主义制度从抽象符号变得立体起来，推动党的认识方法论实现了更深层转变，即从制度偏好转向功能导向。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正功能”与“反功能”，发展了功能主义方法。借此可将功能导向方法的运用概括为两种进路：一是否定式，要旨是指明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即反功能。“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说认识不清醒，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教条式理解，甚至“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势必引发功能失调或反功能，社会主义优越性无从谈起。邓小平多次用否定式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等。他在1982年的一次谈话中连续提出“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等六问。这是直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实际情况，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构性弊端的反思，是以反问逻辑解答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认识升华。此种否定式和反功能的追问，扭转了认识偏见，凸显了独特认识方法论。

二是肯定式，重点是阐明社会主义“是什么”，即正功能。1980年，邓小平首次提及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而他的理解方法是从功能视角认识，即常说的“优越性”。譬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强调共同富裕体现本质、是最大优越性，是称得上社会主义的充分必要功能。当然，最能展示功能导向方法论的当数判断姓资姓社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它完全从功能角度作了肯定式判断，极大拓展了认识空间。特别是，邓小平创造性将具体经济、政治体制与制度区分开来，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突破了以往将计划经济作为衡量姓资姓社的制度教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展开，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了完整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里的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述中“解放”“发展”“消灭”和“消除”“达到”等表意全是功能导向，是与资本主义相比社会主义应有的正功能。此本质论意义重大，“从最深层次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源性问题，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说原创性，是因为与以往多从结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不同，它以功能为导向，形成了新认识。

此两种进路，从“正”与“反”方面共同诠释了这一时期党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侧重功能导向的方法论。这倒不是说邓小平不考虑结构问题，而是以治理功能（效能）为导向、为重心认识制度结构，进而提出制度调适必要性与体制改革紧迫性。比方，他认为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必须在经济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体制改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质言之，他强调体制改革以功能为导向，是为了将社会主义制度先进性与功能优越性统一起来，更好体现其本质。

秉承这种方法论导向，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江泽民提出并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个有利于”相辅相成，深化了社会主义本质之问。他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提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胡锦涛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两个新论断：一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二是“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将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创造性联系起来，为党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增添了新内涵。无论“三个代表”、人的全面发展，还是公平正义、和谐社会，都以功能为切入、为侧重，折射了该时期党认识方法论的阶段性特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认识体现结构与功能相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的新起点。在过去一段时期，有人曲解、误解乃至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等。这与此前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方法有一定关联，因为，从特色认识会造成理论建构缺失，从功能认识会导致实践中结构紧张。甚至说，提出人的全面发展、和谐社会、公平正义等为社会主义本质属性和要求，就是对理论缺失、结构紧张的回应。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也提出与时俱进发展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最本质的东西”。习近平总书记既继承传统，又积极探索，提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等。与此前党关于本质论的话语表达对比，会发现它涵盖“本质”“基本要求”“本质属性”“本质要求”“最本质特征”等。如果说本质是社会主义最根本、最稳定的内在规定，那么本质属性、本质特征就是社会主义诸多属性与特征中，能够体现本质的最根本、最稳定的特性，本质要求则是社会主义实践中能够决定其性质与方向的最根本遵循。要言之，本质、本质属性、本质特征、本质要求等有区别、更有联系，是从不同维度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答。

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回事，治理好社会主义国家是另一回事。按照结构功能主义方法原理，如果同样的结构要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不断地发挥同样的功能，体系、过程和政策三个层次之间就必须同时进行紧密配合。制度事关国之根本与长远，是一个结构体系，它必须借助适应性的“过程和政策”，并“紧密配合”，方可转化为治理效能，展现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功能。有别于传统国家，“现代的国家则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的相互适应”，“国家制度只不过是政治国家和非政治国家之间的妥协，因此它本身必然是两种本质上相异的权力之间的一种契约”。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更应在社会与国家的相互适应、妥协中进行。苏联模式偏向从制度结构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具有合理性，症结是制度建设脱离实际、偏离社会发展，建立起来的是“国家主义”而非“社会主义”，违背了规律，自然无法创造有效治理。

“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进入新时代，中国的解决方案是以既有国家制度建设存量为基础，将制度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知，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前一句聚焦结构，讲治理体系即制度体系，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本质和根本方向；后一句偏向功能，讲治理能力即国家制度执行能力，规定了国家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作为“一个整体”，即结构与功能的有机统一，所展现的方法论意义重大，标志着党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方法从结构偏向到功能导向，再到结构与功能协同的跃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由根本、基本、重要制度等构成，集中论述该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功能，主要为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而结构能转化为功能、制度体系能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在国家与社会“相互适应”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结构性调适使然。以经济为例，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的“正功能”得益于不断建立起来，并具有包容性、适应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它涵盖“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里，“主体”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精神传承，“共同发展”和“并存”则体现制度开放性、包容性，丰富了社会主义本质内涵。

在结构与功能、制度体系与治理效能中，根本制度发挥顶层决定、全域覆盖和全局指导作用，是固有的、最稳定的内在规定，即最本质特征。其中，坚持党的领导属于根本制度，是根本领导制度，处于首要地位，从制度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在新时代，最有创造性、最能体现结构与功能相结合方法论的，是将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联系起来的理论探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此后，该重大论断被不断提及和强调，并写入党章和宪法。党的二十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还明确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现代化模式的最根本区别。

另外，“一定要认清，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党的领导为最大国情，与“四个最”相互贯通，阐明了“最本质的特征”的科学认识。它们的关系是：作为历史和人民选择，党的领导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最大国情，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党都是最高政治力量，是本来认识；被历史证明的事实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只有坚持党的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最高政治原则，才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性质，是本真认识；科学社会主义要求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掌握领导权，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要发挥最大优势，而只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方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发展提供政治引领与保证，是本源认识。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特点和特征，但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当然，“最本质的特征”与依法治国、共同富裕、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等社会主义本质的其他特点和特征，是一种政治引领和保证的关系，而非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样的逻辑关系正体现了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方法论。比较而言，“最本质的特征”是结构认识，必须通过功能体现出来，进而是最大优势的功能认识；最大优势要充分展现，又反过来形成了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最高政治原则的结构认识；这些又都源于最大国情的结构与功能兼而有之的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的认知。

更深一步看，“最本质的特征”与近代以来先有政党、后有国家（政权），以党建政、以党治国即党建国家的历史逻辑紧密关联。它内含的结构认识与最大国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与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最高政治原则的结构认识，及最大优势的功能认识一脉相承，在更宏大视野下阐明了“最本质的特征”的真理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特征”。在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中，党不是简单的选举工具，而是建设现代国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使命型政党，是不断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先锋队政党。此乃党的本质特征。由此看，该重大论断又是将党的本质特征与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耦合起来，运用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方法论范式，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创造性解答，将党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提升至新的高度。

四、研究结论及现实启示

认识社会主义本质的水平，体现着把握其内在规定性和发展规律性的程度，事关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得失。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研究发现，受制于时代环境、认识能力、社会主义实践展开状况等因素，党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在不同时期呈现为不同阶段性特征，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具有独特结构偏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侧重功能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凸显结构与功能相统一的方法论特征。这是一个在认识上不断深化、拓展，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是一个在结构与功能之间作出适应性选择，从结构偏好到功能导向，再到结构与功能相结合的历程，是一个持续为社会主义本质赋予新内涵，丰富发展党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进程。

研究形成的新认识新结论具有多方面现实启示。一是通往社会主义道路是多元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是多样的。任何先验地从制度结构化、模式化认识社会主义本质都是教条的，应立足中国历史进程与实践不断形成理论新认识，指导实践新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是一个过程，认识社会主义本质不可能一蹴而就，既要关注其结构，也要重视其功能，将制度结构与治理效能统一起来。任何认识上的“急性病”都可能引发制度建设的“急躁症”，导致社会主义建设遭遇挫折。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坚持结构与功能统一的方法论，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充分展现社会主义制度效能和本质特征。三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发展变革的开放体系。“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秉持开放态度，在制度的自主性、适应性、包容性变革中深化认识本质，在丰富本质认识中更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