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形态与制度体系的规定下，群众路线作为国家治理的制度性方法，具有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的战略性地位，是从中国自身历史脉络与实践逻辑出发理解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标识性概念。在国家治理中，群众路线实现了创造性运用，成为问题驱动的决策方法、主体整合的动员方法、维系纽带的交往方法、自我净化的教育方法，为国家治理主体提供了集体行动的指南。群众路线作为“元方法”，激活了国家治理的方法体系与实践系统，推动国家治理走向有机治理、责任治理、韧性治理与文明治理，塑造了国家治理的方法论优势。群众路线是人民至上价值理念在实践操作层面的对象化、具体化，将人民共同意志凝结于国家治理全过程，提供了执政党与人民群众沟通交往的制度性渠道，从方法论层面破解国家治理中权力与权利、效率与公平、秩序与活力的关系难题，夯实了国家治理的群众基础，提升了国家治理效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底层结构层面的方法论支撑。

  【关键词】群众路线；国家治理；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改革设计中来。”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将实践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统一起来，并通过具体的方法论为改革发展提供稳定、有力的实践指南。国家治理的方法反映出一个国家开展治理活动的利益属性与价值取向，影响着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转状态及其现实效能。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形态与制度体系的规定下，群众路线成为国家治理的根本方法或“元方法”，构成了各类治理方法的源头与指针，规定着国家治理的实践路向。群众路线以其独特的理论品格与实践特质，在国家建设、国家治理中得以不断贯彻并制度化，塑造了国家治理的方法论优势，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明晰的方法论遵循。

一、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运用

系统而又稳定的方法体系为国家治理提供实践指南。根据毛泽东的界定，“方法就是措施、办法，实现方针、政策要有一套方法”。在国家治理的方法体系中，群众路线处在最高的方法位阶，具有总体性的方法定位，即国家治理的领导方法与根本工作方法。从总体的方法定位到具体的方法指南，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实现了创造性运用，形成了集决策方法、动员方法、交往方法、教育方法为一体的方法系统，有效巩固了国家治理的群众基础。

（一）问题驱动的决策方法：通过群众路线凝聚人民共同意志

问题是国家治理的逻辑起点。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这些问题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关涉群众的切身利益。有效的治理方法，能够科学界定问题的类型、复杂性与优先级，找准国家治理的决策方向与目标。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拓宽国家治理的决策视域、把握国家治理的决策导向，统筹好宏观经济发展与微观社会民生的问题议题，推动实现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

从国家治理的决策程序上看，群众路线是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统一的决策方法，有助于国家治理形成“上下畅通”的决策体制。一方面，群众路线要求国家治理实现重心下沉，开展“自下而上”的决策调研。这一治理方法遵循着“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原则，强调群众成为“群众路线决策模式的主角”，以确保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一过程中，群众的一般性需要、多样化意见与差异化诉求能够得到有效把握，决策者能够识别国家治理中的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另一方面，群众路线推动决策者在国家治理中进行民主决策、集体决策，将群众意见与诉求作为党作决策、定政策的基础依据，并将其上升为党的政策与主张，以形成“自上而下”的决策部署。

从国家治理的决策导向上看，群众路线是一种推动“个人利益”“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相协调的决策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解决决策过程中的利益掣肘问题与空耗问题。国家治理是平衡的艺术，需要平衡好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群众路线可以推动国家治理始终站立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立场上，既肯定集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在国家治理中的决策优先性，又在国家治理的决策中推动个人利益得到合理、充分保障。运用群众路线的决策优势，可以缓解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资源不对称、地位不对等的状况，在决策中保持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平衡，避免西方“否决型体制”引发的“集体行动的成本大大增加”的情形。

从国家治理的决策周期上看，群众路线是一种“长周期”与“短周期”相衔接的决策方法，可以形成国家治理决策的连续性，确保作出合乎时序、合乎规律的决策。国家治理具有时间性，每一项治理活动都有着不同的时间规定。一方面，群众路线的贯彻，最大程度地避免国家治理的“短期行为”，使长周期的国计民生问题得以纳入决策整体考量。另一方面，群众路线推动国家治理找准决策重点，使其在“短周期”内就能准确把握国家治理的主要矛盾，并及时回应与解决关涉群众利益的小事、急事、难事，以提升国家治理的回应性。

（二）主体整合的动员方法：通过群众路线克服集体行动困境

动员是国家治理的基础议题。有效的动员能够将国家意志贯彻到基层事务中，将广大人民群众纳入现代国家的治理体系当中。依托心理动员、情感动员、思想动员、实践动员等方式，群众路线成为凝聚、吸纳与整合国家治理主体力量的动员方法，能够争取最广大的主体力量形成对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支持。

群众路线的动员，是多层次、反复循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次动员”的对象是共产党员与领导干部，目标是动员起共产党员的主体力量，激活党员融入群众的主体意识，推动党员自觉掌握群众路线的方法要旨与行动规律。“一次动员”在逻辑序列与实践序列中摆在首位，旨在首先推动共产党员贯彻群众路线。共产党员是具有先进性与战斗性特质的群体，每一位党员处在不同的地域、领域与工作岗位上，经由群众路线的动员、整合、号召，能够形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身份意识与身份认同，从而明确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共同实践目标与行动依据，使其从“自在”状态走向积极推动国家治理发展的“自为”状态。

在群众路线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得以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党员能够发挥人格化示范作用，引领群众参与国家治理，深层次激活国家治理的参与主体力量，从而形成群众路线的“二次动员”。第一，动员群众“共商”，整合群众对国家治理的多样化诉求，协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关切群众利益的具体问题，积极形成有效的解决方案与治理策略。第二，动员群众“共建”，动员不同主体力量参与国家治理的具体环节，在城市治理、基层治理等环节中发挥群众的智慧与力量。第三，动员群众“共享”，整合国家治理中的资源，做好统筹分配，动员群众以合理、公正的方式共享成果，确保国家治理成果的普惠性与公共性。

在国家治理中，群众路线是一个双向动员的过程，既动员执政党的党员，又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其中，“一次动员”的对象是党员，“二次动员”的对象是群众。“一次动员”与“二次动员”并不是指数量上只有一次或二次，而是指实践序列与方法位阶上的排序，二者在国家治理中都是反复循环、不断演进的动员过程。从动员的实践过程来看，群众路线形成了“党员—群众”的正向动员链条，汇聚国家治理的主体“合力”；从动员的实际效果来看，群众路线达成了“群众—党员—群众”互动的预期治理目标，确保国家治理的性质与目的。

（三）维系纽带的交往方法：通过群众路线实现有效政治沟通

群众路线规定着国家治理的交往伦理，为国家治理提供凝结着道德责任与伦理义务的交往方法。中国的治理传统更加强调“责任”与“道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要求党员在国家治理中肩负深层的伦理使命，即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伦理的根本要求。群众路线内在蕴含着对党负责与对群众负责相统一的交往观念，塑造出一种坚韧的伦理义务，即党员对群众的伦理义务。忠诚、干净、担当是党员干部身份固有的美德，依托群众路线的治理实践，这种交往伦理得以对象化。

群众路线塑造着国家治理的交往理性，为国家治理提供具有真实性、真诚性与主体性的交往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躬身实践中，增进群众感情、把准群众脉搏、精准服务群众，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心坎上。”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贯彻：一是能够确保交往的真实性。群众路线否定任何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行为，主张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直接交往，最大限度避免国家治理出现脱离群众的情形。二是能够保证交往的真诚性。群众路线强调在交往中真诚倾听群众意见，从社会联结走向社会团结，形成沟通国家治理与社会生活的力量。三是能够提升交往的主体性。在贯彻群众路线的过程中，党员与群众在国家治理中都彰显了主体性，都是能动而非受动的。

群众路线影响着国家治理的交往关系，为国家治理提供具有领导力、吸引力与影响力的交往方法。在国家治理中，群众路线构建起以“鱼水关系”“血肉联系”为导向的关系纽带。第一，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信念与行动，厚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力的基础。在密切联系群众的过程中，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威望与能力得到巩固。第二，以群众路线为支撑的治理活动，吸引群众参与其中。符合人民利益、满足人民需要的治理活动，才能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基层党组织作为贯彻群众路线的基础，“抓基层党政组织建设的目的就在于强化党在群众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能够为吸引群众投身各类国家治理实践提供组织保障。第三，群众路线作为交往方法，通过宣传、实践、教育、文化熏陶等交往形式，可以有效传递党关于国家治理的政策，并进一步将党的主张转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四）自我净化的教育方法：通过群众路线永葆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勇于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自我净化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要求。群众路线具有教育与自我教育的双重方法属性，可以推动党员干部进行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提高，以确保国家治理领导力量的先进性。

从教育的覆盖范围上看，国家治理的不同主体在推进群众路线中都实现了自我教育与自我提高。一方面，作为教育方法，群众路线积极改进党员的作风、提高党员的党性，能够推动国家治理的领导主体做到“公”先于“私”“群”先于“己”。另一方面，群众路线以其特有的教育方式，提高了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思想觉悟，产生了独特的教育效能。列宁指出，“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群众路线唤起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意识，教育引导广大群众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主体能动作用，持续为国家治理增添活力。

从教育的基本内容上看，贯彻群众路线是开展为人民服务价值观教育的重要形式，既服务于更好地“认识世界”，又推动更好地“改造世界”，构成了知、信、行有机统一的教育过程。以“知”为根基，群众路线的说服教育着眼于国情认知与政策认知，推动党员和群众认识国家治理的复杂性及发展方向；以“信”为追求，群众路线的说服教育增进人民对于共产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仰信念信心，推动建立党同人民之间的信任纽带；以“行”为归宿，群众路线的说服教育推动党员群众践行党的主张，激活群众的实践自觉。

从教育的目标导向上看，群众路线作为自我净化的教育方法，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提供坚实的方法支撑。一方面，通过深入群众的自我教育，形成良性的纠错机制、自我完善机制。群众路线提供了丰富教育素材，推动党员主动发现并解决国家治理中自我革命精神弱化、工作能力不足、脱离群众等影响党的执政根基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深入群众的自我教育，获得积极的使命动力。群众路线能够推动党员从群众中汲取力量与智慧，得到思想的启发，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实践中，推动全党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二、群众路线对国家治理优势的内在塑造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具有显著优势。其中，方法论优势主要属于国家治理操作层、实践层的优势，塑造了国家治理优势的底层结构。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创造性运用，推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在治理方法层面上走向成熟定型，使之具备独特优势与积极效能，从方法论层面实现对西方国家治理模式的超越。

（一）推动国家治理走向“有机治理”，达到国家治理的和谐状态

有机治理，指的是国家治理各要素相互协同、深度融合形成的治理状态。如同有机体的演化一样，国家治理也需要进行自我变革，从而实现自我发展。在谈及基于劳动分工以及个体差异性基础上的“有机团结”时，涂尔干指出：“当每个器官都获得了自己的特性和自由度的时候，有机体也会具有更大程度的一致性，同时它的各个部分的个性也会得到印证”。与之相类似，群众路线正是一种充分激活个性并推动有机体获得一致性的治理方法，是激活有机治理的关键。在有机治理的状态下，国家治理成为有机整体，一致性的实践目标与治理导向团结凝聚广大治理主体，多样化的治理探索与现实行动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

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深度进驻，厚植了有机治理的方法基础、观念基础与实践基础，实现个性因素与共性因素在国家治理诸领域中的统一，推动有效化解深层矛盾、解决复杂问题，实现国家治理的和谐状态。一方面，群众路线关注国家治理的复杂性，推动实现多样性基础上的共生共存。在国家治理中，群众并不总会自觉成为治理的积极主体。群众路线逆向推动每个人成为国家治理的积极参与者与自觉行动者，成为国家治理中充满活力的微观细胞，每个人的创造力和能动性得到充分展示，汇聚成国家治理的多样性力量。多样性的国家治理实践探索，与人的多样性发展在实践上是同构的。另一方面，群众路线关注国家治理的一致性，推动形成社会整体意义上的团结有序。毛泽东就曾指出，“只要我们同全体人民更好地团结起来了，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团结”作为集体主义的价值目标，对于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机状态至关重要。群众路线“强调与民众打成一片是决策者的责任”，决策者必须将群众“请进来”，团结国家治理的多样化主体力量。由此，主体在国家治理中便有了归属感与方向感，进而形成国家治理的和谐局面。

（二）推动国家治理走向“责任治理”，激发国家治理主体的使命和动力

责任治理，指的是主体视国家治理为自身的责任与使命，以强烈的信念感、高度的使命感为驱动力开展国家治理活动，形成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国家治理形态。群众路线是责任伦理在方法层面的具体化。将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方法，推动实现国家治理目的、手段与结果的统一，为责任治理提供完备的构成要件。

在治理目的上，群众路线解决了国家治理“对谁负责？”的问题。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本服务，是检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国家治理形态的根本标准。人民至上的价值目标需要通过治理实践加以实现与确证，实现从抽象理念到实体性成果的转化。群众路线作为国家治理的制度性方法，服务于人民至上价值目标在国家治理中的对象化。党员干部在国家治理中贯彻群众路线，实现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高度统一。

在治理手段上，群众路线解决了国家治理“如何负责？”的问题。群众路线是总体性的国家治理方法，在解决“如何负责？”的问题上形成了系统明确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但不限于纠正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自觉承担治理责任、自觉反思履责情况，等等。这些基本原则为国家治理主体担责履责提供了方法指导。在群众路线深入开展的过程中，这些原则进一步制度化，形成确责、履责、尽责、问责有机统一的责任治理链条。

在治理结果上，群众路线推动责任治理的实现，以促进国家治理的高质量发展。群众路线是一种稳定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治理方法，不断演化出新的表现形式。新征程上，群众路线正不断推进方法本身的高质量发展，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任务，为实现责任治理创造新的条件。例如，通过网上群众路线等新形式，延伸群众路线的时间范围与空间领域，推动形成全时段与全过程的责任治理。

（三）推动国家治理走向“韧性治理”，提升国家治理的韧性

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风险与不稳定因素总是相伴相生，国家治理有其脆弱性、有限性的一面。韧性治理，指的是一种可持续、抗风险、化危机的国家治理状态。应对国家治理中的风险挑战，根本靠制度，力量在群众。群众路线通过制度性的动员整合，调动起应对国家治理风险的主体力量，增强国家治理的韧性。

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方法支撑，推动国家治理“刚柔并济”。在“刚”的方面，群众路线上升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层面，对于党员干部等国家治理主体具有约束效力，是规范性的治理方法；在“柔”的方面，群众路线推动国家治理深度嵌入社会结构之中，成为包容性较高、精细化程度较高的治理方法。一刚一柔、刚柔并济，体现出群众路线的厚度与温度。在群众路线的支撑下，治理资源得以整合，治理目标得以贯彻，国家治理不易发生重大危机。即便发生局部、暂时的危机，国家治理也能够迅速响应、有效解决，韧性治理状态得以实现。

群众路线作为根本方法支撑，推动国家治理“张弛有度”。韧性体现出“适度”的要求，国家治理既不能收之过紧，也不能张之过度，这类似于中国古代的“中庸”或“中道”思维，即“求取恰如其分的最佳状态”。通过群众路线的进驻，国家治理能够制定与执行最为合宜、最为合意的治理方针，在治理实践中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合宜，有效化解国家治理中的利益冲突、价值冲突，协调国家治理主体的复杂利益关系，实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目标，解决好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中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增强国家治理的韧性。

（四）推动国家治理走向“文明治理”，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治理支撑

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文明的发展需要优良的治理体系作为支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将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利条件。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中国政治文明与制度文明的历史延续与当代展开，是支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代国家治理形态，服务于构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的文明整体。一种国家治理形态要想称得上是“文明治理”，就必须体现特定文明形态最为本质的特征，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出特定文明形态最为根本的优势。

群众路线展现出社会主义文明的制度优势与实践优势，是中华制度文明创造性转化的优良治理成果，反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品格，从操作层面为文明治理提供方法论支撑。第一，群众路线作为治理方法，在实践中展现社会主义的文明理想与治理方式。社会主义文明有着自身独特的理想追求。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文明的担纲者，需要带领群众实现社会主义的文明理想。群众路线作为动员人民、组织人民的方法，推动社会主义文明理想转变为国家治理的生动现实与具体成果，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在国家治理的主体实践中充分体现与转化。第二，群众路线作为治理方法，传承着中华制度文明的优良历史基因。文明治理是历史性、延续性的治理，将传统治理的优势与现代治理的优势相贯通。群众路线所体现的为民之情、富民之道、惠民之策，与中华文明历来强调的“民惟邦本”“为生民立命”等理念一脉相承，传统文明的治理资源可以在批判性转化的基础上为现代国家治理所用。第三，群众路线作为治理方法，能够丰富世界各国国家治理的方法宝库，为解决人类共同的治理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国家治理的“空心化”与“悬浮化”是众多国家在开展治理活动中面临的现实难题，即国家治理缺少自觉而又积极的主体力量，难以实现对广泛社会力量的号召与动员。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运用，有力标识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文明底蕴，为世界解决同类治理难题提供新鲜经验，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方法支撑。

三、群众路线对国家治理难题的深层破解

国家治理是世界级难题，治理的理想是丰满的，但治理的实践却是困难的。置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来看，群众路线已成为国家治理“中国方案”的组成部分，从方法论层面破解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国在治理中面对的权力与权利、效率与公平、秩序与活力的关系难题，是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的国家治理方法。

（一）破解国家治理中权力与权利的关系难题

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反映出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在社会主义中国，“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的二元框架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国家治理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等制度化方法和渠道，建立起沟通“国家—政党—社会”的关系纽带。群众路线作为方法，最大限度缓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国家治理中为二者勘定合理边界，形成权力赋能权利、权利赋能权力的生动治理局面，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深厚的力量源泉。

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的有效进驻，可以在厘清权力与权利边界的基础上，防止权力对权利的漠视。群众路线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价值论与目的论。中国共产党从“党性”与“根本立场”的高度来理解党群关系、看待群众路线，明确提出“共产党员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党性问题”。践行群众路线就是在践行“权为民所用”的国家治理主旨，背离群众路线、权力超越边界将受到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的惩戒。由此，这便从观念逻辑与制度逻辑两个层面上规范了权力的行使，尽可能避免权力在国家治理中的越位或错位，推动权力行使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目的。

除此之外，群众路线还赋能群众以“监督者”或“参与者”的身份融入国家治理，推动实现以权利规范权力。在执政党推进群众路线的过程中，群众也相应成为国家治理的能动主体，权力与权利共同“在场”。群众路线具有规范权力、保障权利的约束机制，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充分贯彻，可以推动实现国家治理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责任共担与成果共享。群众基于公共利益的立场，通过表达、建议、批评、监督、评价等形式，合理行使手中的权利，可以为国家治理提供微观活力，既深度参与到国家治理中，又有效捍卫自身利益与权利。

（二）破解国家治理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难题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目标。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体两面，做蛋糕旨在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分蛋糕旨在实现分配正义。做蛋糕与分蛋糕，深层次指向国家治理需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内在张力。群众路线在国家治理中的进驻，可以从国家战略高度推动效率与公平矛盾的化解，实现以效率成就公平、以公平成就效率，达到公平而有效率的国家治理状态。

群众路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关键所在，能够切实提升国家治理效率。高效率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是解决国家发展复杂问题的基础。高效率的国家治理，要求形成主体间分工协作、相互促进的治理格局。群众路线通过最广范围、最深层次的主体动员，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明确不同主体在国家治理中的工作定位与优势定位，从而提高国家治理各环节的效率。进一步看，通过走好群众路线，可以推动党员干部将正确政绩观与治理观落实到实践中，破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治理困境，形成集中统一、各负其责、协同配合的治理格局，调动党员与群众的内生动力，以提高治理效率。倘若没有贯彻好群众路线，这种内生动力也就无法形成并对象化到治理实践中。

群众路线从国家政治立场的原则性高度推动国家治理分好“蛋糕”，通过制度性的渠道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群众路线是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的规定与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巩固自身执政基础的战略部署。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共产党不仅从经济角度看待共同富裕，更是将共同富裕上升到“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高度。在国家治理中，群众路线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不可或缺的方法与手段，从手段与目的相统一的视角贯彻社会主义政治形态的本质要求。除此之外，群众路线还通过持续动员、交往、教育、整合，以制度化的形式维护群众利益，推动国家治理实现起点公平、规则公平与结果公平。公平的实现，增强了群众对于生活与发展的信心，使群众路线动员群众的效能得以更好地发挥，提高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活跃度与贡献度，提高国家治理的质量，实现以公平成就效率。

（三）破解国家治理中秩序与活力的关系难题

国家治理活动需要在相对稳定的秩序下展开，内部社会秩序与外部环境都需要处在一个比较和谐的状态中。同时，国家治理也需要充满活力，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注入动力。如何保持秩序与活力之间的平衡，考验着国家治理的能力。群众路线为国家治理赋能，形成建构稳定秩序与保障治理活力的中国方案。

群众路线建立起稳定社会秩序的制度性渠道，为国家治理的有序开展创造良好环境与秩序。良好的社会秩序，需要物质条件与制度安排的结构性支撑，需要通过建设性的沟通、动员、协调、整合方式加以实现，而无法简单依靠强制力量。群众路线建立起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信任机制、沟通机制、协调机制、动员机制、整合机制，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群团组织在走好群众路线中发挥职能优势与实践优势，畅通了社情民意的制度性表达渠道，增强国家治理体系的吸纳能力。国家治理中所涉及的具体问题，社会治理中可能出现的复杂矛盾，能够在走好群众路线的前提下得到妥善解决，推动营造良善的国家治理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