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克思的“历史的火车头”与本雅明的“紧急刹车”构成了一对经典的革命隐喻，二者的张力与对峙，触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议题。马克思的“火车头”隐喻产生于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分析，揭示了革命作为加速阶级觉醒、锻造阶级联盟、推动历史进程的强大动力。本雅明的“紧急刹车”则被阐释为面对法西斯主义灾难而产生的拯救式回应，其内蕴着“有组织的悲观主义”和断裂性的历史时间观。通过深入考察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可以认为本雅明的批判并未超越马克思的思想视域。制动、反思、断裂等批判性维度，已然内在于马克思的“火车头”之中。本雅明思想中历史主体的最终悬置，根源于其理论中革命政党的缺失。唯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握紧历史“火车头”的方向盘，在领导伟大社会革命的进程中辩证地实现“牵引”与“制动”的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本雅明；革命隐喻；无产阶级政党

与歌德、黑格尔比肩，“马克思生来就是隐喻制造者（Metaphor-maker）”。弗兰茨·梅林高度评价马克思充满隐喻的语言风格，视其为“思想的感性母体”，为革命的辩证法赋予了栩栩如生的活力——而这恰恰是诋毁马克思学说“晦涩又神秘主义”的资产阶级学究所不能理解的。的确，马克思的作品中洋溢着种种经典的隐喻意象，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例子莫过于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以下简称《斗争》）中所表述的：“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论断既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洞见，又饱含革命的澎湃激情。然而，历史的回声并非总是和谐一致，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引述马克思的言论时，却针锋相对地提出“革命是紧急刹车”的观点。本雅明为何挑战马克思的譬喻，其动机何在？在这两者隐喻的比较中，它们的本体、喻体、喻据又构成了怎样的关联与张力？革命究竟是“历史的火车头”还是“紧急刹车”？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当重回二人的文本背景，以此探明其间的矛盾症结所在。

一、马克思：“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十九世纪是“铁路世纪”。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十九世纪初欧洲各国无视经济收益，也要掀起实验性铁路建造的热潮，是因为“更无别物能如此震撼地展现新纪元的力与速”。这一标志技术胜利的物象自然也闯入了作为同时代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中。恩格斯早年写作的散文《风景》如此形容乘坐火车穿越不列颠岛时的审美体验：无数寻常的自然元素在大自然的编织下组成“千万幅优美的风景”，时明时暗的光影转换、变幻莫测的空间流动让目光应接不暇，高架桥上的惊鸿一瞥更是足以在心中留下无穷回味。不同于恩格斯，马克思在《莱茵报》的社论中抒发了富有哲理的类比：“正是那种用工人的双手建筑铁路的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建立哲学体系”。无论是体力还是脑力劳动，都是人类实践能动性的体现，这种能动性不仅能够改造物质地表，也能建立作为“时代的精华”的真正哲学。可以说，铁路为证明人类潜能立下了一座钢铁丰碑。

当然，相较于文学描绘与哲学类比，马克思与恩格斯更加关注铁路的本质。它首先作为革命性的生产工具，作为现代大工业的“动脉系统”，根本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深刻催化了新兴的工业文明的进程。铁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将原料从产地运送到工厂、将劳动力集中到工业城市，再将成品从工厂输送到消费市场。马克思称这一流通领域的革新为“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世界的“普遍交往”必须伴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而压缩时空距离、改变时空格局的铁路正是实现“普遍交往”的物质载体。它击碎了原先民族的和地方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用标准化的铁轨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都强行卷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之中，“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铁路的铺设就是工业文明向全世界扩张的标志，在美国，纽约-旧金山铁路的建设“第一次使太平洋真正接触现代文明”；在印度，铁路亦是“现代工业的先驱”，其建设活动产生的后向关联与前向关联效应，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撑。铁路带来的巨大的流动性，最终承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为无产者的联合与共同斗争提供了物质可能。《共产党宣言》敏锐地指出，“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破除了工人的孤立境遇，使得地方性的工人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阶级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马克思丝毫不吝惜对铁路的赞美，更在晚年亲手为其加冕，将其誉为“实业之冠”。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当1848年革命之风吹遍欧陆时，马克思以“火车头”形容它那势不可挡的强大推动力。从巴黎柏林到维也纳，仿佛一夜之间，全欧洲的封建势力在革命的星火燎原之势前都退却了，一个崭新的、属于人民的欧洲的未来已经浮现在地平线上。恩格斯在1848年3月致马克思的信中分享了自己的革命乐观情绪，他断言，如果威廉四世继续顽固下去，“那时一切都赢得了，过几个月就会发生德国革命”。他们亲历了法国革命发展的全过程。在二月革命胜利后，巴黎工人阶级处于“博爱”氛围的普遍陶醉中，要求临时政府兑现其关于“劳动权”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承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对此采取了虚与委蛇的策略。一旦站稳脚跟，资产阶级立刻发起反攻倒算，试图将工人彻底驱逐出革命的成果——“国家工厂”。于是在“斗争”与“饿死”的抉择间，工人们选择发动了六月革命，马克思称之为“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虽然六月革命最终在军事层面被镇压，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工人自此已经彻底认清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丑恶面目，今后法国人民要建立的共和国只能是“红色共和国”，她的颜色只能是“血的颜色”。暂时的失败没有使得马克思、恩格斯丧失信心，他们继续抒发着对法国革命的乐观展望。在1849年初的《新莱茵报》社论上，依然印有“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起义，世界大战”这样的新年预言。这一预言首先应验在“6月13日事件”这一资产阶级阵营的内讧上：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山岳党试图弹劾总统波拿巴及其内阁，结果因为自己斗争策略上的天真、斗争意志上的软弱，被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秩序党与波拿巴政府联合绞杀了，这出“可怜的戏剧”成了对六月革命的拙劣模仿。马克思看到，小资产阶级原先具有的独立的政治幻想已不复存在，历史把他们重新推向了无产阶级一边。他还预言，下一步要发生的就是反革命政党本身的分裂，到时候，“只要轻轻地吹一股风就会把它一扫而光，二月又会重新到来”，并且“将具有更大的威力”。

1849年5月，欧洲反动势力卷土重来。马克思被迫流亡英国，但他依旧心系革命局势，《斗争》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重要成果。也就是在《斗争》写作期间，马克思敏锐地嗅探到了法国革命形势的复兴：原先敌视作为“收税者”的共和国、出于历史迷信和保卫小土地所有制而选举波拿巴的法国农民阶级，因“令人憎恨”的酒税传统的恢复，立刻撤销了他们的“农民二月革命”，“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马克思从社会经济角度深刻分析了法国农民因受双重借款与国家赋税的剥削进而在实际生活境遇上沦为佃农的现状，指出农民同工人只是在被剥削形式上有所不同，其被剥削本质是一致的。这样，农民也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团结在广义的“无政府党”的旗帜下，革命已经“农民化”了。马克思正是在论述农民的革命转变时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隐喻，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出三点意涵：其一，革命带来了政治参与的实践本身。农民被迫乘上“火车头”感受革命带来的变化，而这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马克思早前曾讽刺地称天命是蒲鲁东历史观的“火车头”，用革命替代天命，就是用具体的阶级斗争实践打碎一切诉诸神秘主义或抽象观念的历史解释。其二，革命是一次“速成教育”，加速了农民的政治觉醒。在和平时期，分散、保守的农民阶级思想转变尤为缓慢，可能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在零散的个人经验中认识到被压迫的根源，然而，1848年革命中“接连遭到的失望”使得农民的波拿巴幻影破灭了，让农民认识到无论什么资产阶级政权都不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其三，沿着历史轨道前进的革命“火车头”不断汇合着孤立的革命力量。无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载上了自己的反抗列车，在斗争中锻造出新的、更为强大的阶级联盟，革命也就不断推进。这一隐喻产生的思想火种启发了无数后世革命家，列宁尤其喜爱并多次使用这一隐喻，他在论述1905年俄国革命中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时，就以此隐喻积极捍卫了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革命路线——必须坚定地完成俄国的民主革命。可以说，“火车头”隐喻精妙地概括了革命之于历史的巨大作用。

二、本雅明：“革命是紧急刹车”

作为所谓“文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本雅明考察了如梦似幻、光怪陆离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象。在未完成的文化史著作《拱廊街计划》（Das Passagen-Werk）中，他这样阐述了自己对“拜物教批判”的理解：正如商品形式掩盖了其背后的社会劳动关系，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形象，即“幻象”（Phantasmagorie），也就是“习惯称之为文化的那个东西”。资本主义蒙上了一层未经反思的、具有神话色彩的面纱，从而遮蔽了大众探明历史真相的双目。在他看来，铁路作为前所未有的技术物，在19世纪人们的集体意识中重新激活了古老的神话力量，映照出了人类对速度、力量与全球联合的乌托邦梦想。《拱廊街计划》的U字卷宗，即以“圣西门，铁路”（Saint-Simon,Eisenbahnen）为题考察了圣西门主义者的工业崇拜。对于圣西门及其弟子而言，以发展工业、科学、生产为旨归的“实业制度”应当成为团结所有人类的“新基督教”，圣西门本人执教皇之旗，而“实业家”们领教士之职。“一句话，一切都是实业所为，所以一切也都应当为实业而为。”铁路无疑是新教义的现世化身，圣西门主义者们自觉地成为了铁路建设的热忱布道者。在本雅明的摘录中，铁路像“基督从十字架上降下”一般，使世界的一切“都充满活力”，将亚哈随鲁（Ahasvérus）甩在身后；人们建造铁路的热情可以同“几世纪前建造大教堂时的狂热”相媲美，没有比铁路更能够“团结分散人口”，促进人类联合的工具；火车司机驾驭着“比骏马更强的坐骑”；机车头冒出的是“神圣的烟雾”。铁路，是圣西门“将地球转变为天堂”这一计划的关键一环。然而，在资本主义的现实中，这些解放渴望却被拜物教的逻辑所扭曲，技术奇迹的光芒掩盖了其作为剥削工具的属性，呈现出一种充满欺骗性的“幻象”。在本雅明看来，圣西门与马克思之间的“显著差异”在于，前者“将被剥削者的数量定得尽可能高”，结果工人和企业主进入了同一阵营。因为无视了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本质一致，“所有的社会对立在进步所描绘的仙境中都消失了”。圣西门学派无力解决真正的社会矛盾，最终在门派分裂与教义纷争中偃旗息鼓了。

然而，批判工作并非止步于此，和马克思拒斥带有“庸俗的元素”、只“再现表象”的庸俗经济学一样，他也拒斥只满足于描述“幻象”的庸俗史学。他认为，必须通过独特的“辩证意象”（Dialektisches Bild）方法，从19世纪的“梦境”中救赎出对新世界的美好希望。辩证意象不是对历史的客观再现，而是“曾在（Gewesene）与当下（Jetzt）在电光火石间汇聚为一个星丛（Konstellation）”,是“静止的辩证法”（Dialektik im Stillstand）。历史学家必须像一个“拾荒者”，从历史的“废墟与垃圾”中，通过“文学蒙太奇”的手法并置历史的元素，从而在不同材料充满张力的对抗中一窥历史真容。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形象地形容这种仅通过展示、让物象自己“说话”的方法是“看的辩证法”。本雅明将人们的乌托邦梦想同铁路造成的社会灾难并置在一起。这种灾难体现在多个层面：出走的圣西门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了银行家，疯狂投机包括铁路在内的工程建设，直至破产；时人甚至评论“一个圣西门主义者抵得上两个犹太人”；列车职工被囚禁在火车中，必须忍受连续十七个小时的“真正苦役”；巴黎的城市改造将兵营与火车站相连，以“粉碎骚乱的策源地”，铁路成为了阶级国家进行高效镇压的利器。正是希望与灾难这两个对立面在思想的闪光中相遇时，铁路的幻象就被击碎了。它不再是一个单向度的进步象征，而变成了一个充满内在矛盾的辩证意象。本雅明力图阐明，铁路的乌托邦之梦唯有在未来的革命中，才能真正得以解放与实现。

1940年初，世界大战的阴云席卷欧陆，侨居巴黎的本雅明也被迫陷入颠沛流离的境地，他的代表作《历史哲学论纲》(Über den Begriff der Geschichte，或名《论历史的概念》，以下简称《论纲》），就是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情况下完成的。著名的“紧急刹车”隐喻，也正是在《论纲》的补遗材料中被完整提出：

“马克思说，革命是世界历史的火车头。但是，也许情况完全不同。或许革命是，搭乘在这趟列车上的人类伸手拉下紧急刹车的动作（Der Griff nach der Notbremse）。”

虽然没有明言，但“情况完全不同”（Ist dem gänzlich anders）的转折意味已经蕴含了对马克思隐喻的反驳。结合前文的物象分析，从喻体的角度看，本雅明悬设了这样的假说：马克思的“铁路系统”是未经反思的、自为的、线性前进的，而本雅明的“铁路系统”则是辩证的、自觉的、非线性的。将喻体比较产生的影响带回到革命本体中，再结合本雅明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尝试提出本雅明所强调的革命样态的不同之处：

一是在斗争姿态上，不同于革命乐观主义，本雅明更坚持一种“组织性的悲观主义”（Den Pessimismus organisieren）。这种悲观主义和“忧郁”（Melancholie）高度关联。在伊利特·费伯（Ilit Ferber）看来，忧郁不仅是本雅明那“土星的光环下”的个人性情，更代表了“他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主张的基石”。忧郁之于本雅明是一种哲学状态，他笔下的巴洛克世界被寄喻（Allegorie）宰制，“一切尘世之物都崩塌为一片废墟”，这正是忧郁的语言。本雅明从悲苦剧解读出17世纪精神历史“不可挽回的败落过程”，正是为了烛照20世纪初人类历史自身的衰颓与沉沦。他冷峻地诊断了战后魏玛德国小市民们的犬儒心态，其抱有的“情况不能再这样下去”的期待不过是自欺欺人、麻痹自身，这一期待不会导向战前的美好生活，而是最终逾过“毁灭的界限”。因此，必须承认“衰败是当下形式的唯一逻辑”，不要指望现实境遇能自动好转。当然，这种悲观主义不是通往绝望和命定论，本雅明自己也曾批判过流行的“左翼忧郁”（Linke Melancholie）不过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革命的本能反应转化为消费、消遣和娱乐的对象”。本雅明的悲观主义，是要承认现实的顽固和斗争的艰巨，清醒地选择行动策略，将悲伤转化为“向上的反抗之路”。然而，时任德国工人斗争“代言人”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却选择沉溺在带有决定论色彩的、无视具体社会现实的“乐观主义”之中，认为“党的胜利‘是必然的’”。作为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希法亭曾如此总结党的任务：“如果我们在选举斗争中坚持社会主义原则……那么胜利的可能性将变为胜利的现实。”历史无情地证明，放弃阶级斗争、妄图依靠议会博弈来驾驭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法西斯的洪流面前不堪一击。《论纲》怒斥这些政治家“卑躬屈膝，随波逐流，以背叛自己的事业承认了失败”，这是德国革命沉痛的一课。

二是在革命目标上，与其说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本雅明更认为革命是要终结历史灾难。青年时期的本雅明还在《资本主义作为宗教》（Kapitalismus als Religion）一文中秉持着“自我扬弃式”的资本主义崩溃观：“‘不知悔改’的资本主义会因为利息与复利……最终转变为社会主义。”但欧洲政治形势急剧恶化的严峻现实，最终让他得出了深刻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是，资本主义不会自己死亡”。无论有没有革命的参与，资本主义都自然地会走向衰落。但问题在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是进入到社会主义这下一形态，还是把整个人类文明拖入深渊。在本雅明看来，如果革命没有在某个可预见的、经济或技术的重要时刻前出现，“那么一切都将丧失”。“紧急刹车”就是要停下通往毁灭的进程。对本雅明而言，灾难并非仅仅是悬置于未来的某种威胁，它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永恒持续的当下，“地狱不是等待我们的东西，而是此时此刻的生活”。阶级社会所创作的每一座文明丰碑，都建立在血淋淋的阶级剥削与阶级压迫的暴力基础上。从一切被压迫者的角度看，不存在所谓的“例外状态”，暴力统治并非偶发的失序，而是整个体系的日常。为人熟知的“历史天使”隐喻是这一灾难观的凝练表达：目光投向过往的历史天使，只能看到单一的、持续不断的灾难，历史的进程就是永不停歇地将废墟堆积在废墟之上。但是，社会民主党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选择了“随波逐流”，即简单地将技术进步看作人类社会整体的进步，歌颂生产力的发展而无视生产关系的变革。而这一虚假的进步观念，就是历史天使面临的、堆积灾难的“风暴”。本雅明在考察法西斯的“政治即艺术”这一危险的美学形式时，深刻反思了这一悖论：如果生产力、技术发展带来的能量被私有制秩序所阻碍，那它们就会“趋向一种‘非自然的’（Unnatürliche）利用”，即法西斯鼓吹的战争。某种意义上，这预言了下一次世界大战造就的、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值得一提的是，迈克尔·洛维富有创造性地阐发了“终结灾难”的当代意义——阻止出现资本主义引致的生态灾难，使得本雅明的思想也成为生态社会主义征引的理论资源之一。

三是在革命方式上，本雅明将革命理解为断裂而连续的进程。《论纲》的核心是对“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与“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scher Materialismus）两种史学的区分：在时间观上，前者把时间想象为一条线性的、均匀流逝的长河，历史学家要做的是“调用大量的事实填充同质、空洞的时间”，这种方法论是“叠加式的”（Additiv）；不追求历史的连续性，而是将“当下时间”（Jetztzeit）理解为真正的历史时间，史学家的任务是以“构造式的”（Konstruktiv）的方法让过去的特定瞬间与当下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单子”（Monade）“星丛”，或曰“辩证意象”。在对待过去的态度上，前者要求看似客观的“设身处地的”姿态，通过“共情”（Einfühlung）体验过去，但这一共情实际上只能“寄予胜利者”；后者则拒绝寻求与胜利者的情感认同，它刻意地同历史材料保持距离，为的是在纪念中捕获“在危险时刻闪现出来的”被压迫者的记忆。在政治立场上，前者最终建立起一种虚假的“普遍史”（Universalgeschichte），把现状描绘为必然的历史进步的结果，为统治阶级提供合法性，这是名副其实的辉格史；后者则是要彻底推翻这种叙事，“逆刷历史的毛”，恢复被压迫阶级真正的历史知识，爆破虚假的历史连续性，书写真正的人类史。本雅明给出了马克思的三个基本概念结构（无产阶级斗争、历史发展、无阶级的社会），他认为，无阶级社会决不能被视为线性进步的终点站，但社会民主党人却受历史主义的影响，将其拔高为“理想”、新康德主义般的“无限任务”（Unendliche Aufgabe），这样，“人们就静静地在前厅中等待革命情境的到来”——而这根本不会到来。在本雅明看来，革命并非目标，而是时间的断裂，是单子的爆破、概念星丛的凝结、辩证意象的闪现以及弥赛亚的降临。革命是一次突然行动，是在历史的天空下“向过去的虎跃（Tigersprung）”，最终消灭了“普遍史”。因此，“紧急刹车”的意义就是让历史的列车彻底脱轨，转向新的文明篇章。

三、在“牵引”与“制动”间寻求历史的解放之路

那么，是否可以说，本雅明的隐喻填补了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空白，注意到了马克思未能发现的维度？这还有待我们审慎考察。即便从喻体上讲，我们也能发现问题：马克思的“火车头”不仅能“牵引”历史在进步的轨道上奔驰，也能够变换轨道、调节速度、乃至“紧急刹车”。“火车头”这一物本来就能够执行“刹车”的动作。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论著中，“铁路”也早已被处理为某种辩证意象：他称铁路为“实业之冠”，不仅仅是肯定其作为现代“交通联络工具”的价值，更因为它奠定了股份公司的基础，扩大了全球信贷，使得整个世界陷入“金融欺诈和互相借贷”的境地，这是“拥有两副面孔的雅努斯”。换言之，铁路的第一属性是资本实现其扩张和增殖的工具。“时间消灭空间”的表象上是商品流动和再生产过程的加速；但其本质，是资本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断加快自身循环与周转的内在冲动。世界历史的形成亦非和谐，其根本动力源于资本主义体系寻求扩大市场、解决生产过剩的内在需求，紧跟着铁轨铺设的是殖民者的压迫与掠夺。在印度，工业发展的“甜美酒浆”就是用“被杀害者的头颅”盛放的。铁路虽然促进了工人联合，它也体现了工人的异化与苦难，《资本论》曾提及因三名铁路职工过度疲劳而酿成的不幸车祸，但类似的惨剧每周都能“以‘耸人听闻的标题’”连续登报，足见所谓的“个人疏忽”不过是资本压榨下注定的崩溃。马克思深刻地洞察到，资本逻辑主导下的铁路事业必然会产生危机。七月王朝政府作为“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掌权的金融贵族藉由铁路工程大肆腐败；狂热的铁路投机触发了金融泡沫的垮塌，由此引爆了1847年的经济萧条，这两者加速了1848年革命的到来。进一步地，马克思明确指出了终结铁路危机的方法：“要使社会的新生力量很好地发挥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来掌握它们，而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这一点上，马克思对铁路的批判超越了辩证意象，他明确指出了“下一步”必须是工人控制生产资料，而不是像被阿多诺（Theodor Adorno）批评的本雅明那样，简单地并列矛盾，“迷信地赋予材料列举以启示的力量”，用神话反对神话，而不提供现实方案。

同样，我们有理由、也有证据回答三个批评——本雅明的革命隐喻已经内在于马克思的隐喻之中。第一，马克思与恩格斯绝非盲目乐观的空想家，他们是科学务实的革命者。他们对1848年革命的最初热情，是建立在阶级力量对比和历史趋势的具体分析上的。当革命形势逆转，他们立刻以最冷峻的笔触分析失败的原因，从不回避斗争的残酷性和复杂性。马克思在《斗争》的开篇就提醒读者，这部编年史的大多数章节标题都为“革命的失败！”最后一章深刻分析了1850年的经济繁荣如何使得中间阶级重新背叛了革命势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何重新稳固，人民追求新社会的紧张情绪又如何松弛下来，“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再去争取革命的胜利”。《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进一步聚焦了当年被寄予厚望的3月10日选举为何高开低走：双重当选的“技术难题”阻碍了革命的势头，民主派把精力浪费在“细小的攻讦，空洞的宣言和表面的运动”，重新上演了小资产阶级的悲喜剧。于是，“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但是，一时的失败绝不意味着永远的失败，“如果我们被打败了，我们就只有从头干起”。相较于沉溺在失败中，更重要的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为下一次的革命机遇做准备，“新的革命正如新的危机一样肯定会来临”。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欧洲各国花费了数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夺取政权，同样，社会主义的胜利也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种坚持不懈的背后是对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坚定信念，它代表着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马克思将这一代革命者比作“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或许会牺牲在到达“应许之地”前的漫漫征途上，但他们开辟的历史道路，终将会产生出“新世界的人们”。这种直面失败、从失败中学习又重整旗鼓的姿态，超越了简单的乐观与悲观的二分法，将对当下挫折的清醒认识与对“两个必然”的科学信念统一起来。“火车头”正是在这样一种既承认轨道崎岖、又坚信必须前进的现实主义姿态中轰鸣的。

第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真正的革命当然意味着“推动进步”与“终结灾难”的结合，是全方位的破旧立新。资本主义就像一个祭坛，牺牲千万人的生命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为了利润，它如同吸血鬼般疯狂地吸吮活劳动，导致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对比的无限制失衡，周期性地引发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它豢养着“寄生赘瘤”般的阶级国家政权，这个怪物以社会主人的名义控制与支配着全社会；它将一切土地与其他自然资源视为可被无偿占有与掠夺的对象，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它把技术与机器扭曲为束缚工人的枷锁，使工人在异化劳动中变为畸形的非人，工人被死死“钉在”资本上，任凭他们的妻儿被“札格纳特车轮”无情地碾过。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就体现在对这些灾难的系统性消解中。革命就是要终结私有制，让“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全部生产力并对其进行“社会管理”，让盲目的力量转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就是要彻底“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巴黎公社为典范，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公仆为大众服务的管理机构；就是要依靠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消除生态异化、重新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两个和解”；就是要把工人从“被肢解”的境遇中解放出来，驾驭技术的潜能以服务于人类真正的需要，恢复劳动自由创造的真正本质，完成人类历史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同样，革命具有高度的紧迫性，它要解开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抵御无理性对理性、物对人、野蛮对文明的泯灭，竭尽全力避免触发“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这一灾难性的结局。因此，马克思的“火车头”并非代表一个抽象的“进步”，“牵引”历史前进与为资本主义的灾难“制动”在其中是完全统一的。

第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革命在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在探讨法国革命时，马克思明确拒绝了蒲鲁东所谓的“客观历史编纂”式的分析，指出这不过是“对政变主角所作的历史辩护”，同“历史主义”的庸俗史观划清了界线。辩证的唯物史观则在剖析法国革命史时展现出了强大的解释力。就连续性而言，革命的根基深植于物质生产与阶级斗争的矛盾深化中。从18世纪末期开始，法国的生产方式经历着向现代资本主义的持续转型，机器大工业逐渐侵蚀传统手工业与小农经济的主导地位，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日益成为常态。与之相对应，无产阶级接替了“第三等级”的历史角色，成为新一轮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这一力量开始时是潜在的、无声积累的，像《哈姆雷特》中的“老田鼠”般默默掘土，“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待到连续的“量”积累到一定程度，产生“一种局势和条件”，就会迎来非连续的“质”的爆发，也就是革命。于是，我们看到二月革命、六月革命、巴黎公社起义这些“意外事件”都“不能不带有某种无产阶级的性质”，并且随着阶级力量的发展一次比一次猛烈。每一次革命的爆发都构成了对历史的“断裂”，是作为肯定环节的旧制度，被其自身孕育的否定性力量扬弃的时刻。同样，每一次或胜或败的“小断裂”事件都是在逐步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为最终的、全世界革命胜利的“大断裂”做着准备，为彻底终结“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开启真正的人类史做准备。历史的“火车头”在奔驰中积蓄着雷霆万钧，只待在恰当的时机彻底冲破历史的惰性。革命就是“辩证的一跃”，本雅明说的没错，“马克思就是这样理解革命的”。

或许，这里施引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箴言是恰如其分的：“所谓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也不过是重新发现了某种本已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演进逻辑早已被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知灼见本身所穿透。“活的哲学”与社会运动相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当然，本雅明的批评也并非毫无作用，藉由他的反题，我们在辩证法的形式中演进了对马克思“火车头”隐喻复杂性的理解。同时，“紧急刹车”作为具体情境造就的特化表达，其警示意义在今天亦有千钧之力。当下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对议会第二大党、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AfD）以违宪之名发动取缔动议，不可谓不是本雅明谶语的第二次应验：在历史的危急关头，必须果断拉下“紧急刹车”。

四、余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虽然本雅明的发难已经得到基本廓清与回应，但是，我们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仍未结束，还有一个问题尚待解答：对本雅明而言，谁来拉下刹车？尽管本雅明在句中使用了“人类”（Menschengeschlechts）一词；然而，下一段中却收束了范围，强调“无产阶级自身的（Des Proletariats selbst）利益”，由此，两者产生了张力。实际上，纵观《论纲》及其准备材料，本雅明频繁地交替使用“人类”（Menschengeschlecht/Menschheit）与“无产阶级”（Proletariat）“工人阶级”（Arbeiterklasse）“工人全体”（Arbeiterschaft）“被压迫者”（Unterdrückte）这些概念来表达自己历史理论的参与者。显然，这两类概念簇不能一概而论，前者的神学色彩更明显、且范围更广阔，后者则更切合具体的阶级斗争。这个矛盾集中表现在这样一则几乎是自我辩驳的笔记中：“历史的主体：被压迫者，而非人类”。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曾言他的“症候阅读”就是要在文本的空白、模糊、弱点之处，解读出“被掩盖的东西”，最终发现作者的“总问题式”。本雅明的确意识到了矛盾的存在，但他却并未、或是无意解决这一矛盾，而任由其留存于作品之中。历史主体在这里便是未能被缝合的模糊裂隙，也是我们一窥本雅明理论深层结构的窗口。

随历史主体模糊而来的，是更多的理论疑问。从革命动力上看，本雅明认为其源于对过去苦难的记忆，而非对未来的想象。无产阶级作为最后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承担起了救赎的任务，它要为之前世世代代“被奴役的祖先”复仇。这种基于殉道与仇恨的伦理批判，无疑更贴合空想社会主义的道德激情而非唯物史观的科学分析，削弱了无产阶级事业的根基。反之，马克思明确指认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必须抛弃梦魇般的传统才能认清革命的内容。如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所言，本雅明将革命行动转化为对过去的忠诚，恰恰将革命的能量锁进了美学的、纪念性的轨道，只是在凝视“不可挽回的失落”。同时，本雅明也无法保证这种阶级意识为何必然产生，他只谈到我们“被赋予了微弱的弥赛亚力量”，而没有论述这种力量如何汇集。艾莉森·罗斯（Alison Ross）认为，本雅明论述革命所使用的范畴始终“从属于个体经验的领域”，其未能转置（Replacement）为集体经验与共同行动。从革命时机上看，本雅明拒绝了社会民主党“静静等待”般的右倾投降主义，但却矫枉过正，滑向了“左”倾机会主义。一方面，所有时机都包含着革命的可能，“每一秒钟都是弥赛亚得以进入的窄门”；另一方面，具体的革命时间点却又完全无法明晰，仅凭革命者自己把握，这就沦为了纯粹的主观主义与唯意志论。从革命前景上看，除了“无阶级”作为必然指向，本雅明拒绝勾勒与描绘任何新社会的具体蓝图。“他大可以去问，紫外线是什么颜色的。”这种犹太神学式的“未来禁忌”当然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念相悖，无法指引革命后的社会实践。

这一切批评都指向了一个中心：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一针见血地指出，本雅明的消极性来源于“革命政党的缺失”。由于缺乏一个有组织的、具体的政治主体作为理论的中介，本雅明被迫在历史主体、革命动力、革命时机、革命前景上进退两难、一筹莫展乃至遁入玄学式的悬置。本雅明曾自豪地称自己的思想之于神学，犹如吸墨纸之于墨水，笔下写出的理论受神学滋养但又不显露出神学的影子。事实上，本雅明更像是在政党缺席所造成的结构性真空中，紧紧地抓住了神学这根救命稻草，用一种不可知的、神秘主义的总体性填补了历史的、政治的虚无，以一种虚空填补了另一种虚空。理论选择终究是存在的镜像，这一困境和本雅明的个人身份认同深刻地交织在一起：1926年，来到莫斯科的本雅明曾在日记中记载了他的挣扎与退却：“在无产阶级国家中做一名共产党员，意味着彻底放弃个人的独立性”。本雅明无比珍视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身份，在另一封回信中，他坦陈自己的“共产主义”一定是个人“某些经历的表达”，哪怕“以牺牲正统性为代价”。最终，他选择成为和无产阶级同路不同行的、孤独的游荡者（Flâneur），离开了正确的革命阵营。

钟情波德莱尔研究的本雅明，于生命的最后几年发现了另一个决绝反抗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英雄”——布朗基。相对于波德莱尔这位以诗歌做武器，以寄喻式的内在姿态表达愤怒的“沉思之人”，本雅明愈发青睐作为“行动之人”的职业革命家布朗基，“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提起的历史诉讼中，波德莱尔是一个证人，但布朗基则是一位专家证人（Sachverständiger）”。他在《拱廊街计划》的1939年提纲中大篇幅评述了布朗基其人其事：巴黎公社光荣起义之时，这位革命者却身陷囹圄。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从机械论的自然科学出发，描绘了一幅“地狱图景般”的宇宙观，其中，一切新奇之物都显露出永远相同的本质，整个现代世界沦为一场尼采式的“永恒轮回”。本雅明在此得到了共鸣：“进步不过是历史本身的幻境。”历史残酷地将他们铸成了命运相同的悲剧英雄：布朗基反抗牢笼陷入了对轮回的顺从，本雅明寻找逃脱轮回却最终自尽。本雅明力图寻找出逃离轮回的窄门，结果却选择在法西斯的幻象前放弃自己的生命。本雅明曾援引马克思，期盼“人类能够愉快地同自己的过去诀别”，但他始终未能得到实现这一历史和解的答案。

马克思与恩格斯极其敬佩布朗基这位先驱，称他为“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但是，他们同样批判布朗基主义那种雅各宾式的、妄图依靠少数人的秘密结社进行暴动的革命观。“布朗基是过去一代的革命家”，新的革命任务必须寻找新的领导力量。不言自明，对于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者而言，掌握革命“火车头”行驶方向的车组、司机、列车长，只能是具有高度政治自觉性的无产阶级政党。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始终代表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在革命运动中是“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党以科学的理论武装无产阶级，将零散的、自发的经济抗争上升为自觉的、有组织的政治革命，“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党作为革命的“总参谋部”，正确判断革命态势的潮汐涨落，娴熟运用起义作为“一种艺术”的内在法则，反对机会主义的盲动，也斥责投降主义的怯懦；党不仅能够彻底打碎旧世界，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剥夺剥夺者的基础上，肩负起管理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构建新型民主国家的历史使命。也正是在领导人民群众进行不间断的革命斗争和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中，党不断克服自身弱点，在组织上壮大，在思想理论上成熟，淬炼为“真正革命的党”。

由此观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是马克思“火车头”隐喻的继承人和真正践行者。刀刃向内、勇于刮骨疗毒的党的自我革命，正是防止历史列车因骄傲自满而失速、因承平日久而懈怠，因脱离群众而倾覆的根本保证。它将对党内沉疴痼疾的剔除，转化为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更强动力，深刻回答了“牵引”与“制动”的辩证法难题。历史并未终结在资本主义的“永恒轮回”之中，人类的解放之路也绝非神学般的虚无缥缈。唯有一个自我完善、自我净化的坚强领导核心，才能带领整个世界驶向共产主义的壮丽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