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由悖论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面临的新困境，个体既享受着自由选择、自主决定的充分自由感，又在无意识中陷入被剥削、被控制的非自主境地，数字资本主义使这一形式自由与实质不自由的悖论鸿沟愈发加深。马克思深入分析了自由悖论现象产生的必然根源，将其归结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劳动与资本的内在矛盾、流通领域以物为中介的社会联系。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涌现诸多新变化，表面有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分析，实质却反证其合理性：劳动者的自由感与雇主的去人格化并不意味着劳动与资本矛盾的消失，借助数智技术，数字资本加强对劳动的权力支配；平台并非简单的交互媒介，而是作为一体化的数智生态系统，中介社会生产和交往的全过程，仍然遵循资本积累的根本逻辑；数智领域焕发的生产和消费活力并不意味着数字资本增殖不依赖活劳动、不需要流通环节，而是进一步展现出资本本身的悖论性。
【关键词】自由悖论；资本悖论；数字资本主义；劳资矛盾
进入以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核心技术为依托的数智时代，个人自由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也遭遇史无前例的冲击，表现为自主自愿地走向非自主自愿牢笼的自由悖论现象。透视自由悖论现象的背后，数字资本主义的劳资关系发生新变化、数字平台成为社会联系的新中介、生产资料呈现虚拟化特点，这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出了严峻挑战，能否对此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关系到经典理论在当代的话语权问题。为彰显经典理论的当代解释力，需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劳动者的自由感和雇主的去人格化是否意味着劳资矛盾的消失？第二，当数字平台承担起社会生产、商品出售和信息交流的中介功能，它和商品、货币等物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扮演的角色有何相似与不同？第三，自由悖论根源于资本本身的悖论性，数字资本是否不再具有传统资本的悖论性特征？
一、自由悖论现象迭代的总图式：形式自由与实质不自由的割裂
自由悖论作为人的现实生存境况而非自相矛盾的逻辑推理，是人类进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近代社会后才产生的现象，具体表现为形式自由与实质不自由的割裂，即个人在形式的交换关系上拥有自由选择和自主决定权，在实质的权力支配关系上却陷入非自主境地。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个人获得更加充沛的形式自由，同时又遭受愈发全面深入的剥削和监管，自由悖论依然存在。
回溯马克思的时代，在生产环节，自由工人拥有对自身劳动能力的支配权、面向自然界的主体性以及运用机器将劳动目的客观化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然而，其在现象层次上受到机器体系和资本家的支配，在本质的权力关系上服从于资本统治。在具体劳动过程中，作为独立存在，自由工人在实现劳动目的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克服障碍并实现自由意志的外化和对象化，这既是对自我的实现，也是“实在的自由”；作为“社会个人”，自由工人通过总体性机器体系，实现“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然而，同样是在自动工厂中，“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凌驾于工人之上。机器大工业进一步使工人实质从属于机器，其自主性退场，“工人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工厂还演化出完整的监督劳动体系，资本的权力之眼时刻凝视着工人的一举一动。可见，在生产环节，工人只有选择顺从资本的自由，丧失了自主调节劳动过程、把控劳动节奏以及实现劳动目的的决定权。
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数智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劳动者采用多元化数智设备提升工作效率，为进一步解放双手奠定前提，但基于数智设备和移动应用实时交互、全过程留痕的特性，劳动者的劳动协作过程被悉数纳入数字化监管秩序。具体而言，创意工作者和技术工人享有更多对劳动过程和内容的决策权：自媒体行业、互联网公司等主张劳动内容的自主决策，技术开发、虚拟商品生产等允许更加灵活的办公地点和时间。因此，此类从业者在生产环节拥有更多把控工作地点、时间和内容的自主性，零工经济从业者甚至拥有选择在哪个国家或地区工作、工作多长时间乃至今天是否工作的自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的平衡。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实现了“自由的劳动”，实际上他们从未逃离自由悖论的藩篱，而是在自主掌控感中走向被迫劳动，以自愿之名行被迫之实：劳动者在形式上可以自主选择劳动时长，实际上却被迫延长劳动时间；形式上能够自由选择劳动地点，实际上却将任意地点都转换为劳动场域；形式上为自身效益而劳动，实际上仍在为他人的劳动中遭受剥削；形式上不再被雇主监管，实际上却陷入了自我规训。就此而言，有学者认为当代社会的主体已从规训主体转化为功绩主体，“他是自身的主人和统治者。因此他无须屈从于任何人，或者说只屈从于自身”。
马克思洞察到流通环节亦存在自由悖论：全面的物的依赖关系是对前现代社会人身依附关系的挣脱，独立性个人不断突破疆域限制，在世界历史范围内自由选择和自我决定，在这一过程中，物起初只是人格的对象化，但在资本流通中演变为真正的上帝，凌驾于个人之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发达的物的联系中，“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个人行动不再受到所属共同体的伦理束缚。每个人都能使用货币自主购买生活资料，或者满足口腹之欲，或者培育个人爱好，内田弘将之生动地描述为“尽管有些犹豫，但终归在享受资本开发的文明”。以货币为中介的自由交换实现了私有财产和自由人格的彼此确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格这一法的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个体以自由、平等的方式发生关系，自我决定和自主选择被打上共识性烙印，对自由意志和私有财产的相互承认得到空前现实化。然而，随着交换行为的普遍化，个人向货币俯首称臣，作为个人对象化产物、凝结了个性和能力的劳动产品必须被货币所衡量和评判。随着流通范围不断扩大，货币的绝对权力越发深入地统治着每个人。正如阿多诺所说，个人对于整体的生产过程而言是“完全无力和虚无的”，普遍的交往关系“在事实上实现了整体对部分的优先性”。
在产业资本主义兴起之际，价值实现的方式通常是实物交易，因此，流通环节的个人自由集中表现为自由贸易和自主选择。“新科技（像是蒸汽机、火车、汽车、电报、计算机，或是互联网），几乎必然会造成生活实践、沟通传播结构与相应的生活形式当中的全面改变。”随着社会分工的精细化和国际化，数智技术全面而彻底地包裹社会生产和生活，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价值的方式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实物出售和线下消费，而是以平台为中介，潜藏于信息获取、在线社交、游戏娱乐和网络购物等多重路径。个体因此通过移动设备与全世界相连，在更广袤的商品选择中获得充盈的自由感，享受更具竞争力的市场价格，在多元的文化交流中发展自由个性。在线活动创造出海量数据，无论是个人有意识地借助在线平台购买商品、查询信息，还是无意识地浏览网页和视频，其搜索结果并非完全遵循用户的搜索目的，而是平台通过大规模数据计算，在洞悉用户行为模式和个人偏好的前提下进行了有序推送。这既是平台提供的高度契合用户需求的个性化服务，也导致信息获取的丰富渠道走向单一封闭的茧房。个人在自由的在线活动中成为数字资本牟利的主动献祭者，其自由选择暗藏着平台对用户个人隐私和数据信息的全过程监控。阿多诺早就表明，在休闲中，“人们没有注意到，当他们感到最为自由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不自由，因为这类非自由状态的规则不由他们说了算”。无论是被诱导的信息选择，还是被监管的在线活动，都展现出个人与平台之间的权力不平衡结构，平台的强大权力以无形密网包裹住每一个个体。平台的维持和运行以用户入驻为前提，然而原本依赖用户的平台却反过来钳制和监管用户行为，用户规模越大、活跃程度越高、互动越频繁，平台的权力就越强大。
毫无疑问，相较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数智时代的社会生产力大幅提高、社会交往充分发展，个人自由展现出更丰富多元的表达。然而，在数智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中，生产过程中有形的监管者转化为隐身的数智监控系统，他人的强制命令转化为自觉的自我监督，消费领域的自发遴选转化为无形诱导下的无意识选择，自由悖论日益加深。单纯的现象描述不足以解释问题，对悖论现象的追问必须进入生产悖论的社会条件：“作为悖论的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马克思所言的前提不是形式逻辑中的推理性前提，而是现实的社会存在，下文将聚焦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具体机制，揭示自由悖论现象产生的必然根源。
二、劳动者的自由感与雇主的去人格化：劳动与资本的矛盾是否消失？
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马克思从劳动与资本的内在矛盾说明生产环节的自由悖论现象何以产生。然而，数字平台似乎仅仅提供了庞大的交互空间，其社会权力似乎并非建立在对实体生产资料的占有之上，在劳资关系上，部分数字劳动者似乎不受雇佣劳动契约束缚，能够自由选择劳动时间、自主决定劳动内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剖析何以解释上述变化？
在马克思看来，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与劳动互为前提和条件，活劳动必须与资本家占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才能结出果实，资本家现成在手的生产资料必须被活劳动运用，才能保存、转移旧价值，产生新价值。“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自由工人在交换环节与资本家偶然结合，他拥有对自身劳动能力的自由支配权，却没有选择不劳动的自由。一旦工人投身生产过程，其劳动能力就从属于资本家，必然遭遇被支配和被剥削的命运，资本家作为资本增殖的代理人，同样不自由，他必须不断参与竞争、扩大再生产，否则将被更大的资本家兼并、驱入无产阶级的队伍。究其实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只能拥有现实交往活动中的自由选择和自主决定权，无法与本质层次上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相抗衡，进而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另一方面，作为经济关系的人格化，资本家和工人都只掌握有限的自主性，然而，有限自由的获取极具差异性，资本家的自由始终建立在对工人的压迫和剥削之上，这由劳动和资本的质的规定性及其结合方式所决定。劳动力商品的质的规定性在于它并非一次性消耗商品，而是在使用过程中保存、转移旧价值，创造新价值。资本的质的规定性在于无止境地追求剩余价值。占有生产资料并积累一定财富的资本家与除了劳动能力之外一无所有的工人通过货币自由平等地结合，一旦二者缔结雇佣契约，自由平等的交换关系就遮蔽了生产领域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权力支配关系，就此而言，“剥削不是一个偶然的事实要素，而是资本主义的构成要素”。这造成了现象层面上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管和支配。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之间的技术协作关系以及资本对劳动的监督和管理方式出现了数智化转型。一方面，劳资关系的形式多元而灵活，劳动者的自由感显著增强。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分工的精细化和国际化趋势加强，数智技术链接全球范围内的原材料采摘、劳动力流动、商品加工、物流运输和商品出售，劳动时间和地点灵活的众包经济和按需服务经济的零工经济模式得以可能。对于从事技术开发、平台运营和管理的劳动者而言，其与平台建立了传统雇佣劳动关系。对于从事零工经济的劳动者而言，如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和自媒体从业者等，其与平台签订的并非传统雇佣契约，而是临时协议，无需双方会面，仅通过点击应用页面，便能随时缔结和取消该协议。另一方面，在管理模式上，数字资本对劳动的权力控制借助数智技术和绩效考核，其人格化表征逐渐隐匿。如今，劳动者面对的不再是活生生的雇主，而是冷冰冰的电子设备，对劳动过程的监管从资本家移交于电子打卡机、全天候监控与移动端应用。
数智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没有在根本上改变资本对劳动的权力支配关系，劳动与资本相互依赖、客观对立的内在矛盾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依然存在。一方面，劳动与资本缔结关系的表达方式从雇佣劳动契约的签订，转化为以平台为中介的电子条款。通过信誉积分、客户资源和信息推送，数字劳动者被平台牢牢锁住，如果不使用平台，数字劳动者将丧失生存的根基和渠道；生产商、供应商和广告商等资本方同样依赖于平台，他们必须将商品纳入数字化生产方式的秩序，与平台建立商业合作，否则将被残酷的市场竞争驱逐出局；平台如果没有数字劳动者为之提供劳动力，不能持续吸引用户、生产商、供应商和广告商等入驻，则难以为继。可见，无论是数字劳动者，还是平台、生产商、供应商或广告商等资本，作为经济关系的人格化，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钳制。
另一方面，只要劳动与资本仍然客观对立、相互依赖，那么劳动与资本各自质的规定性将一以贯之，即劳动者在资本控制下源源不断地创造剩余价值。资本管理模式的数智化转型将监管劳动的权力移交于数智设备，甚至移交给劳动者自身和广大消费者，这仅仅意味着资本作为监管者人格色彩的淡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作为实质权力控制主体的退场。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智设备进行全过程监管，将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强度、效能和朋辈差异等数据化、可视化，这不仅造成劳动者对劳动过程和结果自由可控的幻象，而且加剧了劳动者内部的竞争，进一步提升剥削强度。通过绩效考核的管理模式，数字资本使劳动者成为自我监管者，将是非成败归责于自身。“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绩效工资则是计件工资的当代变形。绩效工资促使劳动者自发提高劳动强度、自愿延长劳动时间，诱导劳动者将名义工资的高低归结于自身努力程度、技能水平以及与其他劳动者的差异。有学者指出，功绩社会将传统的他者剥削转化为更有效率的自我剥削。可见，数字资本延续了传统资本的权力支配方式：不是有形的暴力皮鞭，而是无形的经济规则。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悖论背后的劳资矛盾源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根本前提：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他同时拥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和劳动成果的分配权。尼克将优步、爱彼迎归类为精益平台或虚拟平台即看似无资产的平台，既然此类平台看似无资产，劳动者所有部分生产工具，那么平台何以实现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剥削？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生产资料的内涵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得到扩展。生成式人工智能、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既作为平台运行的新型生产工具，又赋能农业生产、实体制造业、物流运输和服务业等产业体系的升级改造，平台本身同样是数字劳动者“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数智化综合体，均属于数字化生产方式下的新型生产资料。此外，支撑平台运营的技术开发、数据分析、行政管理、客户服务等岗位依赖的办公场所、硬件设施及相关基础条件，仍属于实体生产资料的范畴，就此而言，“无资产”平台仍然占有生产资料。其次，任何生产都必须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尽管数字劳动者所有部分生产工具，但数字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生产目的仍然服从于资本增殖。回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考察，他强调，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以“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劳动者作为可变资本，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二者以资本的不同形式参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数字劳动者所有的部分生产工具，还是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二者与劳动者的结合方式、过程和目的均被资本增殖所统摄。最后，相较于数字劳动者所有的生产工具，资本家所有的生产资料对于数字化生产方式而言更具决定性意义。在马克思看来，“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如果说数字劳动者所有的汽车、电脑和手机等生产工具，服务于劳动者如何具体地获取、执行和完成客户需求，是生产过程的必要脉管，那么平台提供的用户资源、优化推荐、中介支付和信息交互等系统功能，则类似于数字化生产方式的骨骼系统，承托起数字资本生产总过程的有序运行。在可能性上，劳动者离开平台仍能依据自身所有的生产工具从事生产，在现实性上，离开平台意味着被排除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之外，其生存难以为继。由此可见，数字资本所有的生产资料在数字化生产方式下更具决定意义，数字资本由此夺得在数字化公共空间的规则制定权，进而剥削和控制数字劳动者。
一言以蔽之，数智技术为个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但在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论是充沛的形式自由还是雇主的去人格化，都不意味着劳动与资本客观对立和相互依赖的内在矛盾的消失。数字资本将对劳动者的剥削和监管移交于无处不在的数智设备、劳动者甚至消费者，这表明，在数智时代，资本对劳动的统治更加巧妙和隐形，资本的内在结构导致自由悖论现象必然产生。
三、中介性的社会联系：从物象到平台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再生产以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式的循环为基础，当这一运动具象化为个人活动，则表现为独立性个人自主出售劳动力商品，自由平等地以货币和商品为中介进行贸易往来，但同时也导致个人对物象体系的臣服。进入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平台是诸多生产商、供应商、广告商、普通用户和数字劳动者之间的交互中介，它扩展了交往的边界、提升了交往的便利度、赋予了交往更多可能性，但平台的交互功能是否与货币和商品所扮演的中介角色完全等同？作为中介而存在，即便平台的交互性昭示着形式自由的丰富充沛，它又如何解释形式自由走向自身的悖反面？
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中介的规定性极其复杂。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中介并不像一座连接两岸的桥梁一般稳定，相反，资本的货币形式“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因素”。交易完成之后，货币资本购买的原材料和劳动力转化为商品资本投入生产过程，资本的商品形式同样易逝，它急不可耐地进入市场，完成惊险的一跳。如果说货币和商品作为中介转瞬即逝，那么平台则必须稳定持存，它构建了包括信息获取、个性展示、社交互动和商品交易等功能的庞大虚拟空间，用户规模越大、交互越活跃，平台稳定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自身运行。由此可见，物象的转瞬即逝与平台的持存性在现象上相悖，平台亦非仅仅作为交易中介和交互媒介而存在，而且是庞大有序的生态系统，那么平台作为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新中介，是否已经脱离了马克思的解释框架？
马克思指出，中介的角色不由某一个物象固定承担，资本作为关系在不同物象上流动，实现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循环往复，背后指向资本谋求利润运动的无止境性。在资本的三种循环形式中，“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中介，反之亦然”。如果说在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受制于生产力水平和时空距离的客观限制，物象经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易手，中介的转瞬即逝是为了促进资本循环，加速资本积累，那么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平台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时空的自然界限，为个人提供稳定而统一的实时交互空间。平台与数字资本主义其它资本一同构建原材料购买、产品加工、广告宣传和物流运输等上下游一体化的全球性生产系统。质言之，平台的持存性同样服务于资本增殖。
以数据为例，用户使用在线平台时留下了诸如家庭地址、搜索浏览记录、购买行为和聊天内容等海量数据，这是用户自由行动的数字留痕，这些数据对于用户而言是个人隐私，没有使用价值，平台却可以通过分析数据和描绘用户画像，将之加工为数据产品，吸引生产商和广告商与之合作，从中获取价值。然而，数据记录着用户的个人隐私和行为偏好，数据资源持有权显然属于用户。尽管用户在入驻平台前已经签订授权同意书，但它形同虚设，其内容鲜少被用户认真阅读，其权益分配往往倾向于平台方，用户只有无条件同意或拒绝使用两种选择，没有任何商榷余地，本由用户产生、属于用户的数据资源，却在形式和实质上都归平台所有。可见，平台逾越了个人数据资源持有权，掌握了数据加工所有权和数据经营所有权，获得凌驾于用户之上的数字空间规则制定权，从而诱导和控制用户的在线活动。此外，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需求是平台的重要目的，有效匹配既有需求，是促使商品实现惊险一跳的关键一步，精准预测未来需求，则是调整后续生产规模和方向的重要导航。有学者提出，数据是数智时代的石油，须予以提取和精炼后方能被使用。但数据并非石油此类不可再生资源一般静待挖掘，它在用户的海量交互中源源不断地产生，只有对用户活动进行长期监测、追踪和分析，平台才能得出精准的用户画像，回应消费需求，更快促进资本循环与周转，可见平台背后是数字资本对生产总过程的绝对控制。用户自主的点击和浏览行为投射出数字资本的隐性统治，看似自由的选择被纳入数字资本实现剩余价值的永动序列，背后的支撑是“被数据化的物质生产、仓储、交换、物流、销售等具体环节”。正如德勒兹所言：“我们正在进入控制社会，这样的社会已不再通过禁锢运作，而是通过持续的控制和即时的信息传播来运作。”
此外，在马克思的剖析中，商品和货币作为总体性物神，其社会权力凌驾于个人之上。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劳动者的生产目的不是为己而是为他，劳动产品必须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被他人消费，在循环往复的生产和交换过程中，直接满足需要的使用价值与用于交换的价值相分离，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和商品的社会存在形式相分离。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代表商品的社会属性，与商品的自然属性无涉，获得普遍的直接的可交换性，成为独立的、异己的社会存在形式和支配性的社会力量。货币的社会权力越强大，独立性个人所进行的社会交往就越广泛，他对物象体系的依赖就越深入，个人面向商品世界的主动选择与面对物象体系的被动无力同时滋长。究其根源，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和一般等同性，商品和货币因而具有普遍可交换性，经过商品和货币的中介，私人劳动转换为社会劳动。换言之，商品和货币的社会权力是对一定生产条件下个别劳动与总劳动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平台的社会权力同样来自分工和交往的赋魅。数字资本主义的劳动活动和交往模式包括工作、学习、沟通和休闲，都基于数智技术建构的庞大生态系统而展开，如果离开这一系统，人的肉身可以短暂存续，其社会联系则被拦腰斩断。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商品必须被购买才能实现其价值，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才被承认为社会劳动，因此所有商品都主动趋向货币，相应的，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分工和交往均依赖数智设备而展开，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感越强，对社会联系的依赖就越深，因此所有人都主动趋向以平台为显性表征的社会关系网络，平台由此获得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监管权和控制权。从商品到货币，是惊险的一跳，“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对于数字资本而言，如何更快速稳妥地实现价值、尽可能排除跳跃过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同样是一大难题。它不仅关乎从私人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转换，而且相较于产业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商品流通环节演化出更加复杂多元的行业，背后涉及无数致力于生产和实现价值的劳动者，如外卖员、自媒体从业者、线上客服和广告策划等。一旦从商品到货币的跳跃遭遇失败，直接面临生存危机的不仅是商品占有者和从事商品生产的劳动者，而且包括服务于商品流通的劳动者，这表明数字资本对劳动的权力支配并不局限于生产性劳动环节，而且渗透于包含流通领域的资本生产总过程。
由是观之，平台不完全等同于物象，但它仍然遵循着物象背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定性，是资本增殖过程的数智化表征。从现象上看，权力的掌控者是资本，就实质而言，权力的赋予者却是劳动分工和社会交往，可见，自由和平等的交换关系不仅遮蔽了生产领域中资本对劳动的权力支配，而且模糊了资本生产总过程中的劳资矛盾。
四、数字资本主义并没有瓦解资本本身的悖论性特征
以生产或流通的视角观之，自由悖论现象在根源上指向了资本自身的内在运行结构，而资本本身同样作为悖论而存在：它在生产、流通以及自我发展的总过程中为自身规定所限，走向自我取消。如今数智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生产和消费活力，数字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生产，订单式和预售制直接匹配生产目的和消费需求，有力降低了生产的盲目性，虚拟商品的再生产超脱了空间束缚，流通环节似乎不再必要，这是否意味着数字资本摆脱了自我灭亡的命运，瓦解了资本本身的悖论性特征？
依照马克思的分析，在生产环节，资本通过剥削活劳动实现价值增殖，然而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在三个层面受到活劳动的限制，致使资本走向自我取消。其一是自由工人再生产的自然限制。资本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而获得绝对剩余价值的做法，必须以恢复工人身体机能和保障工人持续再生产为前提。其二是可变资本在生产中比例降低、平均利润率随之下降的限制。当资本通过发展生产力水平降低必要劳动时间、获取相对剩余价值时，资本赖以增殖的唯一动源——活劳动的比例也会随之降低，利润率的增加和资本的自行增殖愈发受限。曼德尔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尤其表现为“力图尽可能地减少生产每个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而在另一方面它却把劳动时间确立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其三是自由工人交换能力的限制。如果一味降低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可变资本的投入比例，必然产生大量相对过剩人口，进而触及工人交换能力的界限。在工资入不敷出甚至大规模失业的情况下，即便生产领域创造出再多剩余价值，也难以通过商品消费在流通领域予以实现，价值增殖的目的化为泡影，即所谓“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总的来说，资本基于其本性促进生产力发展、压榨工人剩余价值，以多种方式促进工人消费从而实现剩余价值，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上述内在限制，它力图超越这些限制，但越出限制即是对劳动与资本相互依赖结构的跃出，是对自我存在的取消。就此而言，宇野弘藏将资本主义经济的极限理解为“资本自身无法生产出劳动力商品”是切中肯綮的。
诚然，数字资本主义搭建起全球工厂，日夜不停地开展生产，能够相对克服劳动力的自然界限，但它却无法逃脱活劳动在生产中占比降低以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等更为根本的制约。一方面，生产性劳动仍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石，活劳动仍是数字资本增殖的唯一来源。尽管数字资本开辟出全新的数字化生产方式，从表象上而言，仅需在线操作便能进行包括生产、加工、上架和出售在内的全流程作业，但数字化生产方式并非空中楼阁，它“既是数字化、虚拟化和信息化的，同时也是物质的、机械的、生物的和空间性的”。具体而言，数智系统的维护和迭代需要专技人员持续作业，其运行依靠庞大算力系统、海量存储空间和强大能源供给的支撑，这依赖于物质能源、最新技术和高端人才的持续投入，它们或者直接构成了生产性劳动，或者与生产性劳动息息相关。此外，数字资本并不独立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外，而是三者在数智技术条件下的有机融合，统摄着资本世界的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并依赖生产性劳动作为剩余价值增殖的唯一来源。另一方面，随着全自动工厂、无人化管理相继问世，不可避免地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资本“既诱发劳动又驱逐劳动”的内在矛盾依然存在。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拔得头筹，数字资本需吸纳更多复杂技能劳动力、驱逐冗余的低技能劳动力，为了持续获得收入，劳动者必须不断学习最新技术、投入更高教育成本，不可避免地陷入越发激烈的内部竞争，这意味着资本更易获得质量更优的劳动力，劳动者则更易沦为相对过剩人口、被劳动力市场抛弃。相较于传统雇佣契约关系，数字资本既无需为零工经济从业者提供医疗保险、养老储蓄等福利，又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甚至无需租赁生产场地，就能将技术开发、生产运营、商务洽谈和商品销售等环节外包至全世界各地。当劳动力实现无疆界的自由流动，资本也得以采用更低生产成本，剥削和控制全球劳动力，劳动者则难以获得稳定收入，导致就业状况波动乃至大规模失业，产生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由是观之，资本再生产始终以活劳动为基础，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占比越来越少，这是资本的内在悖论结构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的重现。
在马克思看来，流通作为资本生产总过程的内在环节，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提供了必要前提，然而，资本在质和量两个层面受到流通的限制，资本既依赖流通又企图消灭流通，再次遭遇自我发展的内在悖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流通外在于生产过程，生产无法实现自我更新，始终需要外部力量“点燃”自身。在资本主义社会，流通成为内置于生产的一环。然而，流通却在质的层面，即资本如果不经过流通就无法重新开始生产，以及量的层面，即资本自行增殖的次数和价值量的创造取决于流通次数，构成对生产的限制。资本一方面扩张流通领域、生成世界市场，一方面又力求流通时间趋近于0，以时间消灭空间。一旦空间被消灭、流通领域不复存在，剩余价值无从实现，资本则趋于消失，“这等于扬弃交换、货币和以交换与货币为基础的分工的必要性，即等于扬弃资本自身。”
数字资本通过大数据精准匹配用户需求、提供个性化和定制服务，借助数智技术提升通关和运输效能，商品流通时间得以大幅缩短，虚拟商品流通甚至摆脱了从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空间限制，但这不意味着流通环节在数字资本主义社会趋于消失，恰恰相反，流通环节越来越必要和重要。流通时间包括出售时间、保管时间和购买时间，其中出售时间“相对地说最有决定意义”。数字资本利用数智技术显著缩短生产周期、提升物流速度，有力克服了空间距离的客观障碍，但流通时间尤其是出售时间不仅指商品从生产地到销售地的位移时间，更重要的是如何快速打动消费者，使其自主自愿地购买商品，这也是商品实现价值这一跳跃的惊险之处所在，特别是在劳动者收入波动、消费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提振消费成为显著难题。20世纪末的互联网实际上变为巨大的销售引擎，通过人工智能、云计算分析和预测消费需求，采用订单式和预售制生产模式，数字资本不仅进一步缩短出售时间，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的盲目性和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然而，订单式和预售制对市场调研的规模、数据分析和预测的水平均有一定要求，这一生产模式并未普及。同时，消费者的行为决策和市场动向充满偶然性，订单式和预售制生产并不意味着价值实现环节的直接性和无阻碍性，从商品到货币的跳跃过程依然惊险。最重要的是，订单式和预售制生产诚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缩减流通时间，但其本质目的并非为劳动者提供自由时间、致力于劳动者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节约成本、立刻投入新一轮数字资本循环。正如罗萨描绘的加速悖论，科技加速意味着用更少的时间完成更多的任务，这原本给人们带来更充裕的自由时间，然而人们却越来越感到时间的短缺和紧迫。数字资本无止境追求抽象财富、谋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数字资本在流通环节的行为趋势是加速资本循环，必然使其陷入内在悖论。
数智技术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里程碑，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但在数智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中，形式自由的实现始终存在限度，实质不自由是其题中之义。正如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化并不意味着数字化是当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其核心特征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数字资本主义自由悖论的核心亦并非悖论现象的数智化表达，而是数字资本在其本性驱使下提高社会生产力、扩大社会交往，但其增殖仍依赖活劳动，其盲目逐利的本性没有变，数字资本本身的悖论性特征一以贯之。
五、余论
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悖论现象源于资本本身的悖论性结构，但资本并非绝对的负面存在，马克思高度肯定资本的历史价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亦需充分利用资本的文明面，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将科技成果转化为产业动能，这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一个难题：如何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克服其悖反面？实际上，马克思对自由悖论的本质分析，已经昭示出中国式现代化在数智时代克服自由悖论的路径：其一，利用资本与规范资本并举，既要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系，又要加强公平竞争审查机制，规范资本、引导资本健康运行。其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加快新型数智基础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的数字化发展奠定前提，积极探索建立数据产权分级管理制度，为人民群众的数据产权提供保障；其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超越资本生产的自我增殖逻辑，规避资本本身作为悖论的内在矛盾，积极利用数智技术等新质生产力，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推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