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文明意蕴集中体现在以新型国家制度为支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新型国家制度建设同社会主义文明探索相同步，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经历四个历史时期、五次历史性发展进程。新型国家制度是反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解构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产物，在当代中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等义统称，它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秉持人民至上政治价值观，实行民主集中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内嵌着统一战线底色，实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新现代性”三重属性相统一。新型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文明在政治维度的集中体现，以人民逻辑突破资本逻辑对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支配作用，以中国式民主批判和超越西式民主，它以自身成功实践确证人类制度文明和制度形式的多样性，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有着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新型国家制度；政治文明
国家制度是一国保持良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基石，国家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家制度之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着“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的历史性课题，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古老的东方大国建立起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保障我国创造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论述深刻揭示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答时代之问、建立和发展新型国家制度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指明了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建设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道路，其政治文明意蕴集中体现在新型国家制度中，既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文明形态。从中国新型国家制度视角来探析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文明意蕴，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中国制度建设理论的系统研究，对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认识、认同，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明视域下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百年历程
在人类制度文明史上，虽然新型国家制度概念的提出是当代问题，但这一制度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历史问题。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构想了一个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明确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制度原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作为一种能够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成为现实，并在资本主义文明之外宣告了一种新型政治文明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对“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这一历史课题的解答以及探索、形成、发展新型国家制度的实践历程，同团结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进程相同步，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奋斗史之中。从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肩负的主要任务及国家制度主张、制度创新成果来看，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百年演进经历了四个历史时期，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五次历史性发展。
第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提出未来国家制度主张到苏维埃共和国的建构尝试，是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来消解近代中国制度危机并进行探索实践的始端。为了消除近代中国社会建制危机，中国仁人志士先后尝试立宪制、总统制、议会制、多党制等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告终。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主张“走俄国的路”，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问题的主张。事实上，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已经初步提出未来国家制度的问题。1921年党的一大将“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写进党的第一个纲领，明确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目标。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特点，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逐渐将苏维埃发展成为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并将工农民主专政视为一个长期的、稳定的革命阶段”。1931年11月，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工农民主政权。在这一探索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性质的苏维埃政权体系，形成了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小农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形式，迈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建构全新国家制度的关键一步。
第二，从中华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建构尝试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的形成和发展，为建立人民民主国家制度作了理论准备。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中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此后，毛泽东相继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概念范畴，中国式革命话语开始形成。在此基础上，毛泽东系统阐释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中国的建国方案和制度建设方案得以形成和发展。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是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共和国，也不是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特定时期采取的一种过渡性质的国家形态和制度形态，兼具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双重属性。从国体来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从政体来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基本经济制度来看，以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为领导力量，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经济等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国家在社会经济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的正式建立，由此开启了新型国家制度建设的新征程。
第三，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正式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要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强调了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性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提出了由新民主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1952年9月，毛泽东提出：“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这就明确了通过变革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过渡的革命路线，由此开始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全体社会成员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表明“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相同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计划经济体制等制度也相继建立起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度、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第四，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第二次结合”探索中的曲折发展，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守正创新，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虽然中国共产党参照苏联模式进行制度创设和国家建设，但又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经验。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需要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提出“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命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实践探索及成果，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萌芽。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以经济改革为新起点推动现代国家建设，到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再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守正创新。从经济制度来看，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新起点，实现了从单一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转变，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从政治制度来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机制体制改革为重点，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开辟和发展了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位一体”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此过程中，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项具体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展现出生机活力和显著优势。
第五，新时代新型国家制度体系更加成熟更加定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表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党的十四大提出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既立足于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国家制度建设目标，又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对国家制度建设进行整体部署和系统安排。党的十八大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九大强调，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共产党强化制度建设的体系性、协同性，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带动其它领域的改革，推动国家制度体系取得新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概括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内容、显著优势，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国家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系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百年奋斗和重大成就，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文明内涵。
历史地看，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百年演进史，实质就是中国人民选择以何种制度文明和制度形式来消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多重危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主题的探索实践，新型国家制度建设同社会主义文明探索相同步，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内容。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制度创新成果蕴含着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文明要义。
二、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文明内涵和显著特征
中国新型国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根植于深厚的中华历史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有益成果，既有各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有着显著区别于其他国家制度和制度文明的本质内涵和鲜明特征。中国新型国家制度有着三重文明内涵：
第一，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新型国家制度。新型国家制度是不同于封建主义国家制度、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些规定以国家根本法形式明确了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社会主义制度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理论主张和实践追求。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改革开放是为了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也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型国家制度。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的制度模式，新型国家制度在当代中国实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等义统称。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史上，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原则，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使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从理论构想成为现实实践。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没有移植或照搬苏联模式，而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积极探索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制度建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坚守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开创和发展了不同于苏联、东欧各国的制度建设路径，开辟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在当代中国展现出了生机活力和制度优势。
第三，作为新型现代国家制度的新型国家制度。新型国家制度是不同于古代国家制度、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制度的现代国家制度，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制度。现代国家制度首先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的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制度，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制度在应然状态下是“后现代”的国家制度形式，然而马克思的论著中存在着“发达的社会主义”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其中前者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需要克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弊端，后者则是“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而需要借助资本主义现代性来推进现代化、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革命也首先是在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胜利，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制度保留着现代国家制度的一些特征。中国新型国家制度还没有彻底摆脱资本逻辑的影响，仍属于现代国家制度，但由于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人民至上，当代中国发展的现代性又呈现出了“新现代性”的新特性。由此，当代中国的新型国家制度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制度，而是批判和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制度的新型现代国家制度。
在这三重本质内涵中，“社会主义”为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定性，“新现代性”为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定位，“中国特色”为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定型，三者共同标注了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历史方位及内涵外延，也决定了中国新型国家制度有着既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制，又区别于苏联式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鲜明特征。
第一，坚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国家制度是社会经济关系在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重要反映，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对于现代国家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在现代国家制度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以资产阶级社会为根基，实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国家沦为资本的奴隶；苏联开辟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设模式虽然把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作用，但在实践中脱离生产力发展实际，将公有制视为唯一经济基础，形成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其它制度僵化。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形成和发展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确立和发展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既充分彰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对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决定作用，又同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能够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奠定坚实的所有制基础和物质基础。
第二，坚持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最鲜明的特征。一方面，无产阶级肩负着实现人的解放的使命，而这一使命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才能实现。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权，社会主义制度随即崩溃。另一方面，近代中国从晚清到民国初期的救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曾经发挥革命作用的国民党也沦为反动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实现民族复兴的重任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担当，“要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共产党的领导”。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也正因如此，中国新型国家制度才得以建立、完善和发展。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新型国家制度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地位，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三，坚持人民至上政治价值观。政治上层建筑往往是同观念上层建筑相关联，几乎每一种国家制度都有着与之匹配的意识形态体系。马克思主义是为人类谋解放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诞生之日便自觉抵制“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狭隘党派观念，自觉地树立起“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政治价值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政治口号，而是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嵌入到政党行为，落实到国家制度建设等实践之中。中国新型国家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根基，“秉承了人类解放的价值原则，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原则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当代中国，人民至上政治价值观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及群众路线等方面，落实为国家的机构设置、制度安排及最大限度地保障和实现人民利益的实践机制等内容。譬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府等国家、制度和国家机关的名称都冠以“人民”的基本标识，实质就是人民至上政治价值观的外化表达。
第四，坚持民主集中制。资本主义国家坚持分权制衡原则，国家权力被分属于不同国家机构并相互制约。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分权制衡原则的本质及局限性，发现了不同于资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机器——公社委员会，并指出这“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由此正式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议行合一原则。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分析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强调无产阶级既要追求民主，也要充分维护权威，“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后来，列宁将民主集中制确定为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并将其发展为社会主义新型国家的根本制度原则。中国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坚持和发展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发展成为国家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的指导原则，是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区别于其他国家制度的最显著特征和优势之一，“在党的领导下，各国家机关是一个统一整体，既合理分工，又密切协作，既充分发扬民主，又有效进行集中，克服了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等不良现象，避免了相互掣肘、效率低下的弊端”。
第五，坚持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主张和革命目标，同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沦为阶级精英集团之间夺取公共权力的手段相区别，马克思主义倡导的民主不是简单地等同于人民从统治阶级中选择谁来统治人民的投票权，而是贯穿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和各领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和维护人民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人民民主原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局部地区执政中成为民主建政的重要指引，在革命胜利后被有效地贯彻到国家建构、制度创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制度安排都是人民民主原则的制度表现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化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深刻阐释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相较于西式民主的精髓和显著优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
第六，坚持统一战线底色。马克思主义内在地蕴含着无产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等绝大多数人的联盟属性，这决定了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内嵌着统一战线底色。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便倡导工人阶级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倡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将其纳入国家建构、制度创设构想中，明确了新中国国家制度的统一战线底色。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少数民族代表等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协商建国方式明确了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及其他制度安排。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继续以爱国统一战线形式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构成新型国家制度的重要内容。可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型国家制度建设的百年历程中，“不断把统一战线基因嵌入国家建构的主张、政策和制度设计，使统一战线从政治联盟上升为国家形态、从策略战略成为国家底色”，统一战线彰显了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区别于其他国家制度的优势特征。以统一战线为底色，中国新型国家制度有着团结、合作、包容、共享的鲜明特点，能够广泛凝聚共识。
三、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对人类政治文明的新贡献
现代化总是伴随着制度文明的重建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旨在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的解放的新文明。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建设同社会主义文明探索相同步，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吸收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又摒弃传统政治文明的弊端，丰富和发展人类政治文明形态。以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为参照系，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建设道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进步有三方面新贡献：
第一，以人民逻辑突破资本逻辑对现代国家制度建设的支配作用。现代文明社会即“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资本逻辑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根本逻辑，现代政治文明本质上是资本文明。现代资本文明曾发挥积极作用，然而其实质只是经济上占主导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在政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资产阶级极力宣扬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停留于政治解放层面的“文明”并不能真正地解决现实中的不平等、非自由，反而会将这种不平等、不自由以国家制度和法律法规固化，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劳动阶级深受剥削和压迫的难题，甚至资产阶级也沦为资本的奴隶。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追求，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人民逻辑构成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创造社会主义新文明的根本逻辑。虽然当今世界仍处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资本逻辑还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借助资本力量来推进现代化进程，但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充分利用资本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又运用国家力量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国家制度建设本质上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二者共同落脚于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因为中国新型国家制度建设道路始终将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家制度建设同人的发展相统一，社会主义制度才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这无疑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解决政治危机、消除治理乱象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二，以中国式民主批判和超越西式民主的话语垄断。西方社会在数百年发展进程中构筑起一套“以天赋人权论、竞争选举论、公民社会论为核心内容”、“以文明等级、价值普世、历史终结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的民主话语体系，奠定了资本主义现代国家建构的理论基础。这套民主话语体系是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精髓所在，本质上是为了维护西方强势资本的核心利益。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便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作为革命目标，并且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系统总结百年来发展人民民主的宝贵经验，深化对民主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阐明中国式民主话语，实现了对西式民主的批判和超越。一是相较于西方社会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内理解民主，将民主狭隘化为单一选举民主，中国式民主强调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既指出民主存在领域的广泛性，即民主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等内容，广泛地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又倡导民主实现形式的全过程性和多样性，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相统一，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贯通起来，积极推动人民群众全过程、全方位地参与国家事务、经济事务和社会事务，广泛地凝聚社会共识，有效弥补了单一选举民主的结构性缺陷。二是相较于民主在资产阶级社会沦为特权精英集团之间谋求政治统治、实现自身利益的政治工具，中国式民主强调“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民主是人民实现自身利益、监督政府的有效方式，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实现了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的统一。三是相较于西方社会试图用自由主义民主来垄断对民主的解释权，中国式民主强调“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长期以来，一些国家以自身喜好、用单一标尺来衡量世界上丰富多彩的国家制度，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给世界带来了消极影响。中国式民主用“八个能否”和“四个要看”“四个更要看”来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强调民主并没有定于一尊的标准和形式，自由民主制不是唯一的民主形式，每个国家都有权自主探索民主发展道路，探索构建符合自身国情、拥有自身特色的民主制度。
第三，以自身成功实践确证人类制度文明的多样性，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符合自身国情的制度文明和制度形式提供了方法论指导。资本主义文明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西方国家在他们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以强制而霸权的“文明”观审视整个世界历史，“西方与非西方的政治对比便具有了文明与野蛮的等级差别，而西方政治文明则提供了整个世界文明的范本因而具有价值上的普适性，西方自由民主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顶峰也成为野蛮或半开化的非西方最终将趋向的历史目标”。二战以来，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自由主义民主”来垄断对民主的解释权，强调西方自由民主制将是最后一种、最完美的制度形态，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自身发展而纷纷照搬、套用西方的自由民主制。然而，这些国家并没有真正地获得自由民主，甚至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面临着制度危机，“一方面，面对日益突出的政治运行资本化、寡头化，广大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率持续下降，政治冷漠、参与不足问题越发明显；另一方面，现有体制根本无力解决日趋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尖锐的种族、宗教矛盾，由此导致民粹主义兴起，反建制的抗议性参与激增”。同西方国家的治理乱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中国展现出生机活力和制度优势，“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破产，宣告了各国最终都要以西方制度模式为归宿的单线式历史观的破产”。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成功实践表明，虽然各个国家的制度文明存在着差异，但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世界上也不存在一种完全相同的、能够适用一切国家的制度形式。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优秀成果，参考他国的成功经验和制度构想，但不能简单地照搬或移植他国模式，国家制度建设只有立足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实际才能取得成功。
总体说来，中国新型国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新文明、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产物，不仅能够继续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形态，有着世界历史意义。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两制并存”，国家制度之争愈发激烈，对此既要加强对中国新型国家制度的理论研究，构筑中国制度建设的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为坚定中国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要积极回应各种歪曲、抹黑甚至否定中国道路和中国制度的谬论，讲好中国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认识和认同。在新征程上，必须始终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进程中推动国家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