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出场具有超越性的文明深蕴，在历时、共时、即时三重时序维度上表现出超越性蕴涵：从历时性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的接续性跃升，以全新范畴体系标定了当代中国的新文明方位；从共时性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现代化轴心文明的辩证性重建，紧张的时空场域催生了超越性的现代文明道路，复合的思想资源孕生了超越性的现代文明形态；从即时性维度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对人类新轴心文明的局部性开启，塑造了整体性与协调性相统一的新文明结构、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新文明动力、和平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新文明交往。人类文明新形态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超越性蕴涵，使其在世界历史意义上表现为一种文明新轴向。
【关键词】人类文明新形态；文明新轴向；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当代中国文明创造，“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深刻昭示着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建构的世界意义与人类价值。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实现了近代以来中华文明从“脱离时代”到“追平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飞跃，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明体系和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体系的超越，表现出引领人类文明变革的世界历史意义。通过文明比较视角，深刻解读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超越性蕴涵及其引领人类文明变革发展的未来向度，是深度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逻辑、深刻内涵与基本特征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历时性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的接续性跃升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文明表现为一个民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正向生成的累积进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出场，是与中国传统文明体系同源共流、赓续联结的文明质变，表现为当代中国作为现代“文明国家”（Civilization-State）的文明复兴。人类文明新形态所表征的文明质变与文明复兴，在历时性维度上实际体现为中华文明的一次新的飞跃。在雅斯贝尔斯“轴心时代”（Axial Age）的文明分析框架下，隶属“轴心民族”的中华民族“在延续自己的过去中完成了飞跃，这次飞跃对他们来说，仿佛是第二次重生，通过这次飞跃，奠定了人的精神本质及其真正的人类历史的基础”。如果说，轴心时代表征着中华文明的第一次飞跃，那么，人类文明新形态则表征着中华文明的第二次飞跃。从中华文明的历史延续性来看，中国古代轴心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历史链条上的两个重要环节，分别代表了中华文明发展的两个主峰。
中国古代轴心文明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前状态”，为我们立足中华文明发展历时性维度阐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时序超越提供了一个“历史典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发展中，中国古代轴心文明实际以浓缩、变形的形式被凝结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之中，从而人类文明新形态也在接续性的文明跃升中形成了新的轴心文明特征。
其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的跃升。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的文明飞跃是在农业文明体系中完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飞跃则是在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体系中完成的。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是现代文明转型的本质规定。在重塑中华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推进土地革命、农业改造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工业是现代文明创造中“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通过国家工业化实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真正解放，实现了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的奋斗目标。从传统农业文明到现代工业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建立了完整的工业文明体系，而且塑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这一后工业文明新形态，克服了单一工业文明不可持续的弊病，将当代中华文明的价值内涵从求富求强扩展到求和谐求美丽。
其二，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从以文化为核心的文明到以制度为核心的文明的跃升。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的文明飞跃是以民族文化精神的确立为核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飞跃则是以新的社会制度的重建为核心。制度作为文明的骨架，是人类文明发展最根本的积累和成就，呈现着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现实规定性。世界历史开启以来，社会制度成为文明类型的根本标识，文明之争的本质越来越表现为制度之争。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建立在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两大任务基础上的新社会制度创建，表现为把近代中国“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的制度重建过程，创造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文明制度体系。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对中国传统文明体系的跃升，在根本上是社会制度的跃升，是以代表人类文明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制度创建为核心的一般意义上的文明跃升。
其三，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从精神偏向的文明到物质与精神协调并进的文明的跃升。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的文明飞跃是着重发生在精神领域上的飞跃，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飞跃则是一种在精神和物质双重领域上的飞跃。中国传统文明体系始终有着尊崇精神道统的文明建构偏向，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就用“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来说明东西文明的差异，并认为“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面对重建中国现代文明的历史重任，中国共产党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了物质与精神双重跃升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从物质文明的跃升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建立在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基础上文明创造，是建立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基础之上的文明创造；从精神文明的跃升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努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中形塑了人民从事现实生产生活的自由文化空间。
其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从精英个体标定的文明到人民群众占有的文明的跃升。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的文明飞跃是由个别的思想家来标定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飞跃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创造的。马克思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从中国古代轴心文明到人类文明新形态，人民群众越来越成为推动历史进步与文明创造的积极力量。尤其是在近代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明转折的历史节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提供了中国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指引和组织力量，人民历史意识空前觉醒、人民主体精神空前高涨、人民个体发展空前迅速，中国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积累的强大能量充分爆发出来，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人民群众不仅第一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文明的自为主体，也在共享发展文明理念和共同富裕文明规定中成为充分占有文明成果的现实个体。
从古代民族历史到现代世界历史，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时性维度上实现了对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的接续性跃升，形成了当代中华文明确证自身的全新范畴体系，标定了当代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新文明方位。
二、共时性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对现代化轴心文明的辩证性重建
以理性启蒙和工业发展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将现代文明带入了一个新的轴心时代。立足这样一个由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主导现代性建构的新轴心时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出场具有独特蕴涵。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创造，在现代文明建设道路中成功跨越了发达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卡夫丁峡谷”，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体现出“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表现出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超越，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辩证法。
辩证性与超越性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话语表达和历史生成的双重特性。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含“人类文明”普遍性与“新形态”特殊性的辩证性逻辑，“人类文明”构成其超越叙事的宏大主题，“新形态”表达其超越形式的独特韵味。根据唯物辩证法，现代文明的“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革命）”。因此，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历史辩证法是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性的理论秘钥。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辩证性逻辑就是人类文明新形态超越性逻辑的内在根据。从文明比较的共时性维度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具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现实可能性，就在于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基于自身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对现代化轴心文明进行了辩证性重建。
（一）紧张的时空场域：催生超越性的现代文明道路
中国现代文明建构是在被帝国主义殖民过程中强行纳入世界历史体系后被动开启的，时代脱序的滞后性与争取独立的革命性是其基本特征。处在如此高度紧张的时空场域之中，催逼近现代中华文明赓续发展必须走出一条超越性的现代文明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这条超越性的现代文明道路取得成功的结果。
一是文明变革任务呈现“反向性”的现代文明新道路。由于近现代中国革命任务相比建设任务的优先性和紧迫性，中国现代文明创造采取了与资本主义文明相反的道路。恰如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就俄国现代文明建设道路所指出的：“既然毫无出路的处境十倍地增强了工农的力量，使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前提，那又该怎么办呢？”列宁这一设问实际为落后国家建立现代文明开创了这样一条道路：在运用革命手段取得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条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正是遵循列宁“政治革命先行，文明建设后置”的新思路、新路径，“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而是抓住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在世界历史发展一般规律之外所表现出的“特殊性”，并产生了“某些局部的新东西”，彰显出中国文明建构的革命辩证法。
二是社会变革任务呈现“叠加性”的现代文明新道路。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以非资本主义道路通向现代文明，必然存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叠加性的社会变革任务。近代以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理想、康有为的大同社会蓝图、孙中山的民生社会主义都因为没有认识到中国现代文明建设道路中社会变革任务的“叠加性”而最后归于空想与失败。在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现代文明重建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而其第一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新的历史特点”，因而自觉将民主改造看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副产品”，走出了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基本定向的社会变革新道路，创造了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为鲜明特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是现代化任务呈现“并联式”的现代文明新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串联式”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同，中国的现代化文明建设“要后来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来，决定了我国发展必然是一个‘并联式’的过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叠加发展的”。中国现代文明建设呈现出的这种“时空压缩”的鲜明特征，在造成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任务交叠的同时，也为它们之间的融通互补提供了历史条件，从而不仅推动了中国现代文明建设生产力的大发展，也有效规避了西方现代化建设中的文明弊病。正因如此，中国现代化文明建设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鲜明特征，并在跨越式发展中创造出超越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复合的思想资源：孕生超越性的现代文明形态
具有现代价值的思想文化是现代文明创造的先导。西方现代文明建构所需的思想资源是先后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渐次累积而成的，这三次思想文化运动在本质上都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地在思想意识领域的反映，因此西方创造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所需的思想资源基本是内生的。而中国现代文明建构由于其滞后性与开放性，则需要现实面对“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需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本来”与“外来”、“批判”与“超越”的辩证关系。“中、西、马”三种思想资源的复合与交叠，使得中国现代文明建构对思想资源的运用呈现出相互交织、会通融合的辩证特征，其现实结果便是在中华大地上孕生了超越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一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确立文明方向性。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前提，但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文明重建问题，本质上要求塑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以确保马克思主义革命品质的科学适用性。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实践遵循，中国现代文明建构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成机制中，不仅“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并且创造了作为这些新东西累积质变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既引发了中华文明深刻变革，也走过了一个逐步中国化的过程。”
二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中确立文明主体性。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资源禀赋是确立中国现代文明塑造主体性与民族性的历史依据，对此决不能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但同时又需要对其予以拣择与改造。立足中国现代文明创造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采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科学继承态度，“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重新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文明元素，在坚守中国现代文明主体性中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民族品质和中国特色。
三是在西方现代文化批判性中确立文明先进性。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的西方现代文化虽然代表了现代文明的潮流，但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异质属性，使我们对其必须采取审慎汲取的批判性态度，以免落入普世价值的现代文明陷阱。一方面，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积极借鉴了西方现代文化的优秀成果，汲取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积极现代性因素；另一方面，西方现代文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使中国现代文明建构得以跳出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市场逻辑与霸权逻辑，实现了对西方文化弊端的超越，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先进文化品质。
概言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中国现代文明建构所面临的特殊时空场域和思想资源而科学运用辩证法的历史创造。基于对近现代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辩证性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对现代化轴心文明的辩证性重建，并因此呈现出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超越性特质。
三、即时性超越：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类新轴心文明的局部性开启
人类文明新形态世界历史意义的当代叙事，核心在于社会形态的变革与人类文明的转向。从轴心时代的文明多样性到现代化文明建构的虚假一元性，再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现代性，人类文明发展走过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完整历程。在这一文明发展辩证否定的历史过程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继承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精神成果的基础上，“扬弃”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一元现代性特征，为超越资本逻辑的现代文明构想打开了现实空间并使其成为可能。立足世界历史的未来视角，人类文明新形态实则预示了人类文明发展发生了新的“转轴”，并局部性地开启了人类新轴心文明。
（一）整体性与协调性相统一的新文明结构
文明结构决定文明持存。唯物辩证法认为，人类文明发展是各种文明因素普遍联系、互相制约的有机整体，现代文明社会是“处在不断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配搭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要研究这个机体，就必须客观地分析组成该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研究该社会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文明结构体系中，占据机轴地位的是“人本”而非“资本”。“人本”机轴因其前置性的价值预设而使文明要素处于整体联动、内部和谐的状态，“资本”机轴则因趋利增值本性和效用要求使文明要素处于内在紧张、割裂对立的状态，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撕裂、文化危机、生态破坏等文明危机也无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人类文明持续性发展的一般规律，内在要求资本主义文明向社会主义文明运动转化。
整体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构的重要特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文明建构的进程中，既在选择社会主义中舍弃了资本主义文明发展道路，又在以苏为鉴中“扬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文明发展道路，突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事业服务，并逐步认识到“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从社会主义初期的单一物质文明建设到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文明建设体系确立，中国共产党对文明创造的整体性与协调性认识不断扩展与深化，在“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当代中国之所以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第一次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建构了整体性与协调性相统一的新文明结构，既以文明的整体性效应避免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文明发展陷阱，又以文明的协调性关涉规避了现代化建设中的发展失衡问题，走出了能够充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文明发展道路，以独特的文明功能彰显了显著的文明效应。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整体性与协调性相统一的新文明结构，内在决定了自身发展的稳定性与持续性，并通过这种对自身持存性的保有，在不断提升与超越自身中实现对人类文明发展走向的引领。
（二）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新文明动力
文明动力导引文明结果。在现代文明发展进程中，资本主义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严重物化与异化的“现代文明之殇”。资本主义的文明结果源自资本主义的文明动力——资本与现代形而上学的理性共谋。资本主义文明建构的科学性表现为启蒙理性、科学技术以及随之衍化的技术理性，但这种科学理性在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中时时处处受到资本的宰制，并因此出现了“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和“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所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的文明悖反。资本主义文明发展的悖谬根本在于其自身存续始终伴随着阶级的划分，故而消灭剥削制度是走出“文明时代”困境的必由之路，且这一道路内蕴着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消除资本主义文明悖谬的应然性与实然性。
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悖谬的消除，在根本上是通过文明动力机制的转换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文明规定是中国共产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前提和动力逻辑。社会主义文明作为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超越，其本身蕴涵的实现人类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提供了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道义性支点和正义性要求，也奠定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新动力机制。在科学性层面，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指引下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作为中国新现代性建构的实践经验的累积，在深刻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建构了科学性的生产方式体系，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现实的发展动力；在价值性层面，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美好社会制度指引下凝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社会主义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根源，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内在的精神动力。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科学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新文明动力，集中体现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唯物史观的时代精华，它彻底“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实现了现代社会劳动正义和劳动幸福的现实回归，指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光明前景。
（三）和平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新文明交往
文明交往彰显文明类型。文明交往作为一种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处理自身与他者关系的现实选择，深刻表现着该种文明生成发展的内在逻辑。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文明交往是建立在殖民扩张逻辑之上的，它利用自身文明优势自发建立了“中心—边缘”的世界依附体系，以此转嫁自身的经济危机，维持自身文明体系的稳定。尽管世界历史主题和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但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和垄断利润的经济本质依然没有变，“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7这一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经典论断依然没有变，这实际决定了和平与发展在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表现为不可克服的悖谬，更加昭示着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的发展限度。因此，引领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最终使命只能让位于新的文明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生成的交往形式决定了其走和平发展文明交往道路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自建构中国现代文明之日起，就自觉摒弃了以资本主义物质关系为核心的“市民社会”交往形式，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制度依托的交往形式和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价值遵循的文明交往定向。在坚持社会主义基础价值的基础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在文明体系内部利用制度优势和创新优势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自增长和自发展，并且不断扩展文明场域的外部延展性，提出了“以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前提、以一种新文明类型为根据”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世界秩序的建设性方案，呈现出以文明国家国际主义取代民族国家本位主义的文明跃迁逻辑。人类文明新形态走和平发展文明交往道路，是从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这种和平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新文明交往道路，不仅源自当代中国对共产主义科学社会理想和中华民族和合共生文化精神的思想自信，并且源自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引领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历史使命。走和平性与发展性相统一的新文明交往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在积极建构和平国际环境中努力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统一，实现中华民族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的统一，趋向于实现人类普遍交往的文明新境界。
四、结语
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民族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双重文明参照中得出的文明结论，不仅在历史接续性中实现了中国古代轴心文明的换羽新生，更在现代化建设的辩证性道路中实现了文明形态的超越性建构，同时又昭示了对人类新轴心文明的局部性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历时、共时、即时三重维度上表现出的超越性深蕴，深刻反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生成逻辑和世界历史意义，深刻体现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引领人类文明发展新轴向的使命自觉和历史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