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精神生产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对于把握唯物史观下精神生产的实质、从精神生产角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破解新时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难题等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根据唯物史观，在“供给--需求”辩证关系的理论框架下，精神生产的有效供给就是精神产品能够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前，实现我国精神生产的有效供给面临资本逻辑、文化交锋、数字异化、机制壁垒等现实挑战。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精神生产有效供给要以提高供给质量为目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引领，以坚守中华文化为立场观点，以优化数字智能为技术支持，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机制为制度要求，通过夯实精神生产的价值根基、厚植精神生产的文化底蕴、优化精神生产的表达方式、健全精神生产的共享机制等理路深化精神生产供给侧改革，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提供高质量的社会精神产品和公共精神产品，助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实现。
【关键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精神生产；精神生活；美好生活需要
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考察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审思我国精神生产供给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通过深化精神生产供给侧的改革，优化精神生产有效供给的路径，生产高质量的社会精神产品和公共精神产品，对于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世界，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意义。
一、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及其时代价值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述及精神生产问题。精神生产作为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不可或缺的重要范畴，并成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和建立自由王国的重要依据。可以说，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生成确证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从内涵、外延、形态等三重维度把握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要义，有利于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精神生产的实质，深化理解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学说，有效解决新时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问题。
（一）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基本要义
1.关于精神生产的内涵
在精神生产的内涵上，马克思对精神生产的基本概念、主客介体、发展规律、本质特征等方面作出了详细阐述。马克思最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在《神圣家族》中他又谈到“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如果我想合理地行动，在确定某种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计划时，难道我不必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些表明马克思关注到“精神生产”问题，明确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现实的人”，认为精神生产是生产的特殊方式，精神产品的价值由劳动时间所决定，并通过人的实践来实现。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精神生产并初步形成他的精神生产理论，意味着马克思已经脱离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开始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他再次阐明精神生产的主体是“现实中的人”、精神生产的物质决定性、精神生产的基本形态、精神生产的中介等问题，基本形成精神生产理论，标志着马克思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思想，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除此之外，马克思也指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这些观点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马克思的精神生产理论，强调精神生产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开放性，使精神生产理论科学化和系统化。
2.关于精神生产的外延
精神生产的外延是指精神生产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与其他社会生产系统相区别的“外在属性”。马克思强调了精神生产从属于“全面生产”，规定了精神生产的属性及与其他社会生产的关系，特别是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精神生产作为构成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考察需要置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之下。与此同时，社会有机体全面生产理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将精神生产理论建构在全面生产理论系统中，以此来揭示精神生产的本质和发展规律。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人自身生产、社会关系生产和精神生产构成社会生产有机体，精神生产作为“全面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由质素的精神生产更是人作为“类存在物”的确证。“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马克思将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作了比较，发现人的“类特征”是可以开展自由的有意识的生产实践，意味着人的生产实践不仅表现在因肉体需要进行有意识的物质生产，而且体现在不因肉体需要进行有意识的精神生产。马克思认为“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适应自己的物质生产水平而生产出社会关系的人，也生产出各种观念、范畴，即恰恰是这些社会关系的抽象的、观念的表现”。他进一步阐述物质生产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建立社会关系，具备了物质基础和社会关系才会形成精神生产。“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即说明精神生产是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反映，物质生产决定精神生产，精神生产反作用影响物质生产，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
3.关于精神生产的形态
在精神生产的形态上，马克思认为主要分为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意识形态或非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精神生产”就是人们为满足精神生活需要而对自然界、社会及人类思维进行创造的社会实践过程，最终形成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意识形态、思想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法律、人文哲学等精神产品。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形态下，精神产品的形态样式和性质各有区别变化。就形态样式而言，马克思认为精神生产可以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他指出“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这里的艺术涵盖了希腊神话、荷马史诗等物质性的经典精神生产产品，以有形的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政治、道德、宗教”是指非物质性的精神生产，多为无形的非物质形式的社会意识形态。就形态性质而言，不同社会形态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精神生产的根本性质和呈现样态。在阶级社会中，精神生产带有鲜明的阶级性，总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服务，精神生产受到物的控制，生产出的精神产品也由剥削阶级所支配和利用，直接造成精神生产的异化；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社会，精神生产具有人民性，精神产品都是为满足人民的实际精神生活需求而生产，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理想追求开展精神生产实践，使精神生产成为自由的和自觉的实践活动，精神生产是追求人的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按照精神生产的消费或享用主体范围来划分，精神生产产品分为私人精神产品、社会精神产品和公共精神产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主要集中在社会精神产品和公共精神产品层面来论述精神生产有效供给。
（二）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时代价值
1.有利于把握马克思唯物史观下精神生产的实质
“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就是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在本质上就是人类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因而，“从理论上看，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结底，最终都可还原或归结为‘需要’和‘供给’这两个根本的原点”。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社会生产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同样会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这就意味着精神生产的“两个最根本原点”也是“需求”和“供给”，精神生产供给与精神生产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成为贯穿于人类精神生产活动的主线。精神生产需求与供给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不可分割。没有精神生产需求，精神生产供给就无从实现，新的精神生产需求可以催生新的精神生产供给；没有精神生产供给，精神生产需求就无法满足，新的精神生产供给可以创造新的精神生产需求。正如马克思所说，“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
根据马克思的社会生产一体化结构理论，“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马克思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关系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线索。精神生产同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精神生产资料再生产、精神生产产品的流通、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构成精神生产的内部组成要素，是研究精神生产内部发展规律的因素。作为有机整体的第一个环节，精神产品生产的地位显得尤为重要，从生产到消费，实际上就是供给与需求的问题，供给的水平和方式决定了分配、交换、消费等的质量和形式，供给的有效性决定和创造需求，精神生产的有效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内在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
2.有利于从精神生产角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恩格斯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这就是说社会精神生产的性质是由社会物质生产方式所决定的。不同社会形态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规约了不同社会精神生产的根本属性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本质决定了精神生产具有人民性，精神产品是为满足人民的实际精神生活需求而产生，是在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物质生活需要的基础之上，实现人的精神追求、精神创造和精神享受的生产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相比生存和享受需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最高层次需要，因而人的需要的满足应该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生产实践活动，是区别人与动物的鲜明标志，更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环节。人类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精神生产实践活动，在实践中找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发展自我意识，实现人的本质，构建人的精神世界，使人从“对物的依赖性”中解放出来，由“物”的独立性变成“人”的独立性，从而把“偶然的个人”转变为“有个性的个人”，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显然，精神生产直接关系着人的精神生活状况的改善、精神境界的提升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可见，实现精神生产的有效供给，增加高质量精神产品的供给量，扩大高质量精神产品的辐射面，对于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需求、缩小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生活差距、提升社会整体的精神生活质量意义重大。这也能为促进每个个体的发展提供文化基础和精神动力，以便实现人自由全面的发展。
3.有利于破解新时代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难题
习近平指出：“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作为共同富裕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旨趣是将个人的全面发展与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协调统一，既实现每个个体的全面发展，也在此基础上观照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需求。因此，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目标价值与精神生产有效供给的实践价值是高度契合统一的，即都是为满足人民精神生活的高层次需要。具体来说，精神生产有效供给的实践价值就是实现人民个体精神生活的丰盈富有，构建社会公共精神生活的开放共享，铸就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灿烂辉煌，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从供给侧角度看，就是要满足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精神生活需求，弥合因物质生活差异而造成的精神生活差距，并让全体人民享有高质量的精神产品。增强精神生产的有效供给，也即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性精神需求，为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提供基本条件。有效的精神生产供给在实现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发展过程中处于关键地位。实现精神生产有效供给是解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起点，也是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时代价值所在。精神生产有效供给意味着精神生产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益，更要强调社会效益。因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发挥精神产品的社会价值功能，凸显公共精神产品的公益共享特质。概言之，实现精神生产的有效供给，提供高质量、丰富性和多样性的精神产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精神生产有效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
精神生产有效供给本质上就是提供高质量的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新时代下实现精神生产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精神生产有效供给是关键。“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供给的水平和方式决定需求的水平和方式。我国当前的精神生产供给现状，还存在有效供给整体不足的情况，距离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期待还有较大差距。
（一）资本逻辑对精神生产供给质量的冲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成熟，我国已形成了以市场为主体的优胜劣汰的经济竞争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文化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市场主导下的现代文化事业越来越向文化产业方向发展，而文化产业吸引着以逐利为根本目的的资本介入，导致文化市场越来越容易受到商业资本的控制。正是在“资本的逻辑”支配之下，精神生产“异化”为单纯追求现实功利为价值目标的商业实践活动，表现出重市场效益轻社会效益的价值取向，从而造成供给内容的功利性。最早诞生于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大众文化”，就是“资本的逻辑”下的精神产品，其生产模式是扁平化和批量式的，其外在特征是商业化和娱乐化。受资本支配，“大众文化”产品在我国当代精神文化消费市场中也日益占据相当份额。如不加以有效引导，它在一定程度上会消解人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滋生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等畸形消费观，加剧人们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导致人的“异化”。“在这种异化形式的快乐中，崇高被消解了，意义被消解了，人们曾经一度珍视的精神价值早已消失殆尽。”而当人们一旦沉沦于被“物化”的日常生活审美体验之中，就成为没有思想的所谓“单向度的人”，这势必会影响社会成员个体精神生活的充盈丰富。
（二）全球文化交锋对精神生产供给要素的挑战
随着人类社会和历史交往向纵深发展，全球化涉及愈来愈宽泛的领域。马克思曾预言“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在当代，世界各民族在精神文化生活领域的互动互融日益频繁。文化的交流、互鉴使精神生产者从“狭隘地域的个人”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精神生产从民族性走向世界性。因此，各民族的精神生产在全球化大历史背景下会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我国民族文化作为精神生产供给要素中最为重要的资源，在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既呈现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的交融，又面临着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冲突对峙。如何处理文化交锋导致的民族文化认同迷茫，凸显民族文化的时代价值，产生深层次的民族文化自信，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对此，要着力克服文化的保守主义和虚无主义两种不良倾向，因为“任何强调现代性而忽视和否定传统性，或强调传统性而忽视和否定现代性，都是片面的，都不可能达到高质量的精神生活水平”。面对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交融和交锋，精神生产供给要素的单一化和片面化，会影响供给要素的配置效率，降低精神生产的供给效率，导致精神生产力低下。如果简单割裂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并以“二元对立”式的标准来判断文化形态，会弱化我国精神生产供给应有的深厚民族底色，影响整个民族精神生活的高质量发展。
（三）数字异化对精神生产供给形式的影响
伴随网络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尖端科技的应用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内容都被烙印上数字化的时代特征。信息技术拓宽了精神生产的空间，缩短了精神生产的时间，改变了精神生产的样态，为建设人类的美好精神家园提供无限可能。科技与信息的结合发展，使现代社会成为数字化、符号化的社会，“促进新型的技术社会形态——智能社会、新型的文明形态——智能文明的到来”。数字文明作为现代信息社会发展的产物，有力推动着数字社会的迅猛发展，促使人们越来越青睐于数字化的精神文化消费。这就要求精神生产的有效供给也以数字的形态呈现，而数字技术精美包装下的精神产品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精神生产的主要供给。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这些只突出精神生产供给表现形式的“数字技术的工具逻辑导致价值理性的缺失”，产生出精神生产的低端供给。人们在消费数字精神文化产品的同时，也反过来被数字工具分析。数字工具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简单“类”化和抽象地“符号化”，催生出“信息茧房”效应并将人们关进“信息孤岛”。人机对话的模式使人走向孤立化和分离化，使人的主体性丧失，最终成为“数字异化”的人。“数字异化”将人们的精神追求寄托于虚拟的网络世界，加剧了人们被信息网络社会所“控制”的异化程度。于是，人的深层次精神需求被“碎片化”的表层精神文化消费所掩盖，人们停留在满足感官刺激的表层精神需求，误导人们产生“数字拜物教”的精神生活追求，使社会的精神生活趋于数字化和技术化，加深社会群体之间价值观念的鸿沟，影响社会整体精神生活的同心同德与同向同行。
（四）机制壁垒对精神生产供给配置的掣肘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最为显著的就是构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财政投入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公共文化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强化公共产品供给侧的“强事业、强供给”的政策体系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所要求的“强需求、强契约”的政策性质不一致，人们对公共精神产品的需求已经由数量粗放式向质量精细式转变，而公共精神产品的供给政策未能同步跟上，使得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存在不均衡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水平存在未均等化、文化发展成果的共享存在未全面化等问题。当前，我国仍存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群体之间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供给不平衡问题，东部沿海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质量和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特殊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未受到重视，如未成年人、老年人、农民工等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普通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没有明显划分区别。具体体现在公共精神产品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均衡，公共文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地区需求不相适应，公共文化服务体制机制与解决现实问题不相适应，导致出现城乡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供大于求，区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供不应求、群体之间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非所求，形成公共文化服务空间结构的错位化，造成公共文化资源和资金的投入浪费，从而影响全体社会成员获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和机会，影响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公平正义。如何在保障全体人民文化基本权益的前提下，让人民在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过程中得到全面自由、开放共享、平等均衡的精神生活获得感，是当前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管理体制机制的重要课题。
三、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域下精神生产有效供给的实现理路
马克思指出：“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供给和需求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供给即是需求，需求也即是供给。新时代精神生产有效供给就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也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精神生产有效供给对于丰富人民精神生活、缩小人民精神生活的贫富差距，增强人民精神生活的获得感，提升人民精神生活的境界，促进人民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价值。面对时代条件下有效供给面临的现实挑战，精神生产要以提高供给质量为目标，在价值引领、内容创新、技术更新和制度变革的基础之上，深化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增强其内生动力，不断提升供给效能。
（一）夯实精神生产的价值根基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本质内涵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引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面对“资本的逻辑”，人民精神家园的建构和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精神生产的全过程，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场，始终以“人民中心”作为精神生产的基本原则，通过“求真向善为美”的精神产品，来引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提升审美情趣，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观，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实现精神生活的充实丰盈。
精神生产者要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和创作的根本价值立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灵魂，贯穿于社会精神产品的生产全过程中，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首先，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中体现的国家之德、社会之德和个人之德贯穿于文艺作品创作、新闻媒体舆论宣传、精神文明道德建设中，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精神、“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作为精神生产有效供给的目标方向。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特别是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到基础性社会精神产品的创作中，增强社会精神产品的价值引领力。其次，要始终明确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处理好社会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作为首要评价因素，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标准，为每位社会成员提供具有价值引领力的社会精神产品。
（二）厚植精神生产的中华优秀文化底蕴
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为我国精神生产提供了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文化的传承创新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民族本色的内生动力，文化的交流互鉴是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永恒生机的外在动力。只有处理好传承创新与交流互鉴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才能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深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守正创新。精神生产要坚守中华文化的立场，坚定民族文化的自觉认同，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关照中华民族的未来，根植在民族传统的厚实土壤中，深扎在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创造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精神产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开放的文化，也是创新的文化。“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我国精神生产既要汲取优秀民族文化的珍贵精髓，并通过创新发展赋予其时代意义，又要辩证看待外来思想文化，剔除糟粕留取精华为我所用。其一，擦亮精神生产的文化底色，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与新时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连接点。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对符合我国精神生产实践特点的传统文化进行再加工和生产，尤其是要结合新时代的精神文化特点，找到共通点和连接点，赋予新的时代文化表达形式，丰富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其二，坚守中华文化的根本立场，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社会精神产品要聚焦新时代发展的主题，坚定民族文化的高度自信，在文化传播中用中国话语体系讲述中国故事，在文化对话中用中国民族文化元素展现中国形象。唯有“创作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又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优秀作品”，才能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自由多元、开放包容、自信自强。
（三）优化精神生产的表达方式
“科技发展、技术革新可以带来新的艺术表达和渲染方式”，科学技术的每次革新都是人类精神生产的重大发展契机。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深刻改变了人类精神生产的传统样态。然而，现代人对数字化精神产品的高度依赖，导致人们过度夸大数字技术的工具理性而遮蔽了其价值理性，进而影响精神产品中人文素养的价值表达，使人逐步丧失了在数字空间的主体性。规避“数字异化”现象的产生，必须理性审视数字技术的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一切形式都是服务于内容，新样态、新形式的出现根本上是为了内涵的更好表达。合理使用数字技术将其视为人类探索和发现世界的工具以及追寻人的“意义世界”的实践载体。
“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新的手段……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更有潜力的新境界。”这意味着，既要通过“数字工具”的使用赋能现代化的精神生产，又要警惕、规避数字技术的滥用。具体而言，一是要科学认知和理性批判数字技术，明确数字技术的目的性在于更好地帮助人类改造世界，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以此破解“数字崇拜”的异化现象，促使人在数字空间中主体地位的复归；二是要通过“人文精神赋权”，赋予数字技术以人文精神和道德伦理，增强数字精神产品的人文意蕴，彰显数字精神产品的价值关怀，创造出更多有利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数字精神产品；三是要通过“智能技术提升”，优化精神生产中数字技术与算法的基础设计，建立对算法的监督保障机制，确保数据的真实与准确，促使数字技术的“暗箱操作”转换为“算法公开”，推动形成良好的数字文化生态，提升数字精神产品的服务品质。
（四）健全精神生产的共享机制
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志着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经历从传统文化事业体系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转变。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于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共享化有着重要意义。共享发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精神生产的价值属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应突出共享功能，不仅要在供给侧上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也要在需求侧上精准把握不同群体公共文化的实际需求，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遍及全体社会成员，让人民群众在享受公共精神生活的过程中得到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建立健全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共享机制是保障人民共享精神文化资源、产品与服务的重要举措”，体制机制问题是影响公共精神产品供给侧改革的首要问题，也是促进供给侧改革升级的深层动力。对此，一是要上下联动，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改变以政府为主要力量的“单一”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模式；二是要精准定位，注重公共文化服务体制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以对不同群体精神文化需求的准确分析研判为前提，通过提供“菜单式”公共精神产品，实施精准文化扶贫活动。特别是加大对落后地区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借助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平台，搭建“乡村图书馆”“乡村艺术中心”等帮扶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开展富有社会主义新农村特色的文化惠民活动；三是要协调统筹，突出公共文化体制的系统性。注重公共文化治理的整体性建构，联合多部门协同合作，共同构建高效的文化治理生态环境。公共文化的治理需要从国家层面、政府层面、行业层面等多维度出台文化管理政策，打好组合拳，提供有针对性、实效性、联动性的社会公共精神产品，保障全体社会成员都能自由地享有公益、丰富、效率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