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质属性的把准，是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内涵、理论特质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前提。文明的民族主体性源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解与民族文化的生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主体性表现为：走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在“双创”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要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批判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解放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主旨具象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追求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马克思主义文明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含赓续与开新、独立与自主、批判与超越、关照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回答并解决了在全球现代化视域中民族文明如何自存、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问题，具有赓续与发展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与自主、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价值性。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明性

当下，文明日益成为影响国家发展与定位的关键要素。习近平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文明视角回应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化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各文明间的纷争与冲突的时代问题。理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丰富内涵和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关键在于把准其本质属性。本质属性不同于内涵，是规定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特有属性，不仅回答了该事物是什么的问题，更深入指明了该事物与其他事物的区别所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不同于中华传统文明，又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这正是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

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主体性

“‘主体’或‘主体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范畴，从西方哲学的角度看来，所谓主体性，就是人的主观意识性，尤其是人的自我意识和精神。民族主体性的含义同样如此，它以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为依托，在民族的自我意识中得以显现。”民族主体性与文化密切关联，自主、自立、自为的文化发展是其内核，历史文化认同是其表现形式，民族主体性在文化认同与接续发展的统一中得以延续和凸显。“民族主体性地位的获得，来自于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文化的生成。”民族自我意识表征为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以“以我为主”的原则对待外来思想文化；民族文化的生成表征为能独立自主地发展本民族文化，并创造体现民族意志、价值与目的的文明。“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通过走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在“双创”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要内容来找到“自我”，坚守中华民族主体性，锻造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

（一）走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

工业革命的成功使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现代化，并建构起资本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在它的那个阶段获得它的绝对权利”，“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处于资本主义文明绝对权力支配下的非西方国家失去民族主体性。马克思在谈到各民族发展道路的独特性时指出要根据民族“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确定发展道路，如果“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从文明发展逻辑的论域看，马克思的上述论述说明了，世界历史不可能消除民族历史，制造出一个整齐划一的世界，资本主义文明并非现代化的唯一文明，非西方国家能够依据自身民族历史与具体现实环境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创造出具有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文明。马克思关于各民族发展道路独特性的论述，为中华民族保持自身民族特质，走独立自主的文明发展道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独立自主即民族主体追求自为，“集中表现为对本民族历史发展道路的选择”，“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可以说，走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生成并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之中。在新时代，独立自主的现代化路线被凝结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领导人民，从民族立场与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打破“现代化=西方化”的思想桎梏，走出了一条批判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中国始终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现代文明发展道路，始终保持自我、追求自为，具有民族主体性的意义。

（二）在“双创”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民族主体性的塑造与彰显，离不开对以传统文化为标志的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对于民族主体性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民族主体性“以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为依托，在民族的自我意识中得以显现”，“失去了历史文化的依托，民族的现存意识成了无根的浮萍，失去了自我意识的能力，民族的主体就必然在精神领域中走向极端”。这种极端表现为对历史的极度自卑或者对现实的极度自傲，两者都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体性丢失，使民族走向覆灭。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主体性动摇的重要原因在于民众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否定，具体表现为以全面批判的态度片面评价传统文化。吴晓明对此评价到，“只是在完全抽象的观念中，传统才仅仅表现为消极的前提。”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积淀并以浓缩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应当被理解为积极的前提，正是在这一前提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才具有中国特色，才意味着存在中华民族主体性。习近平指出：“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因此，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是确认“自我”与保持民族主体性的前提，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是民族主体性挺立与延续的内在要求。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坚持对中华传统文化在进行反思批判、区分精华与糟粕之基础上扬弃而为用……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从建设性批判到创新性转化之传统文化观。”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双创”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体表现为：一是从认知层面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讲清中国特色、滋养中华民族、突显民族优势的文化资源。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性的肯定，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二是从心理层面建构人民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即文化主体对文化客体的认同，以及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及其未来发展前景充满信念，表征着主体“对所属国家和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认同和身份认同”。习近平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强调和培育民众的文化自信，在于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呼唤和建构，使文化主体在心理层面肯定和认同传统文化，以达到自觉建构民族主体性的目的。三是在目的层面“激活”优秀传统文化。激活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是传承文化的落脚点与延续民族主体性的必然要求。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明因子被激活，“构成中华民族文化意义上的‘自我’的主体性历史内涵，同时又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本身内在的有机组成部分”。坚持“双创”原则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际上说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充分肯定中华传统文化积极意义的文化发展成果，表征在文化建设与创造中的民族自我意识与民族身份自我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着中华民族主体性。

（三）秉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吸收借鉴外来文化

文明交往是文明存在、发展以及达到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基础。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文明间的交往更是成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普遍现象。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就是要在“人类知识的总和”中博采众长，实现自我发展。文明如何在与他者的交往中保持自我？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性原则。这一主体性原则，就是在文明交流中始终保持自我，在自觉坚守民族主体性的前提下吸收借鉴外来思想文化，并以外来思想文化为中国现实服务，使之与自身相融合。深层意涵则是要求，摒弃“言必称希腊”的文明崇洋媚外心理，走出以西方看中国、以世界看民族的扭曲视角，树立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从“自我”的视角看待和应用世界文明，书写自身与世界的关系。

“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性原则集中体现为“两个结合”：一是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表现为外来思想文化必须服务于中国实际，中国在实际的基础上选择、接收甚至转化外来思想文化，使之与本国现实相符合。民族主体性凸显为外来思想文化为中国现实服务的要求。二是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使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相贯通，使之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化作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融入到民众的生活之中，以“普照的光”的形式决定和改变着外来思想文化的色彩与样态，使之同化并从属于中华文明。民族主体性凸显为外来思想文化具有中国特性的要求。“两个结合”使得外来思想文化最终以本土化或中国化的样态呈现出来，中华民族主体性集中体现在“两个结合”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当下，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仍在“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性原则指导下展开，以中国自身的历史性实践和文化底蕴为基底，始终保持民族主体性在场，创造属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思想文化。

（四）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要内容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主体性，还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要内容。“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类在共有的文明旗帜下齐聚。习近平指出：“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文化认同是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铸牢以中华文化认同为核心。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展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框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向度与民族性质。一是凝聚民族文化共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挖掘与阐释各民族共有的优秀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通过对共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激活，特别是探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共有文化符号和价值体系，回答了我们是谁、从何处来的问题，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感和民族向心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就是“凸显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的象征性作用，唤醒各族儿女对共有历史记忆的回望和对文化同源性的体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要注意的是，凝聚各民族文化共识，并非各民族文化的同质化，而是在强调思想统一、民族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民族文化共生，达到超越文化差异、实现文化认同的目的。二是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党和国家先后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定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等文化观，回答了我们向何处去的问题：通过培育共同的情感价值和理想精神，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综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价值指引与精神追求以中华民族为内核展开，对内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以抵御外来思想文化渗透，提升中华民族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一体化；对外形塑中华民族新形象，书写中华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民族价值理念，以增强中华民族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要内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意志、价值与目的，本质上是“站在中华民族或国家整体利益的立场，强调中华民族的‘一体’属性和中华民族的共同性，主张中华民族应该朝着凝聚、巩固、整体化的方向发展”。

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文明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文明的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是对资本主义文明批判性超越的产物，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结果，既克服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又内在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主旨，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文明性。

（一）马克思主义的文明主旨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作为历史性存在，“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同时也存在历史性局限，资本主义文明以文明悖论的形式存在于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文明的悖论性表现为资本主义文明的“文明面”与“反文明面”。首先作为“文明面”，资本主义文明为现代文明，实现了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完成了政治解放，促进了人类社会进步，“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进步性的肯定，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二是打破了地域间的隔绝状态，开启了世界历史；三是创造了有广泛需要和社会联系的高度文明的人。其次作为“反文明面”，资本主义文明是充满“活生生矛盾”的文明，在给人类社会带来进步的同时也给人类社会造成灾难。就人自身而言，人失去自我，陷入“人对物的依赖关系”，在物质生产中人变成资本增殖的工具，被物化为“单向度的人”。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看，资本主义文明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的，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造成社会贫富分化、阶级对立。从全球关系看，资本主义文明对外进行殖民统治，表现为“海盗式的侵略和战争”，造成世界动荡；宣扬西方中心主义，企图消灭或同化其他文明，造成文明冲突和对立。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资本主义文明无限度地开发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可见，资本主义文明的破坏性是全方位的。如果任由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文明面”不加限制地发展下去，人类社会将面临“人与人、人与自然、全球关系的三大冲突和三大崩溃”。

马克思不仅指明了资本主义文明的悖论性，更揭示了造成这一文明悖论的深层原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文明遵循资本逻辑，资本作为“普照的光”支配着社会的一切，决定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态与特征，是导致资本主义文明一切冲突与矛盾的根源。因此，资本主义文明本质上是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文明，资本逻辑是造成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性悖论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阐述了新的文明观。在马克思看来，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存在历史限度，注定是项“未竟的事业”，而未来的人类文明则应该建立在人的逻辑基础上，以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是“为人”的文明。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学说，它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为立足点，马克思在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后，把人从“非人”状态中解放出来，将建立一个以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联合体”作为追求目标：“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此意义上，实现人类解放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马克思主义的主题相一致，“人的发展是贯穿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主线”，因此可以说，立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实现人类解放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主旨。

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开辟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新路，凸显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指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文明性，根本在于它赓续了马克思主义文明主旨，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类解放与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文明主旨具象化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以人为尺度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使人己、物我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马克思主义文明性表现为追求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人类社会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物的全面丰富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表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民为中心展开建构，追求“物是人是”的文明样态。所谓“物是人是”就是让“物”和“人”按照自己的本质而存在，是其所是，实现物质全面丰富和人自由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文明的特征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人从属于物，表现为“物是人非”的文明样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追求的是“自由个性”，“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人支配物，物为人服务，表现为“物是人是”的文明样态。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肯定和继承了资本主义文明“物是”的积极成果。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第一个前提，人类的解放与人的全面发展需要足够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困、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因此，肯定“物是”是确保“人是”的基础。另一方面，“文明是朝着人类幸福的目标前进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始终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展开建构。首先，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在于对人的主体地位予以肯定与尊重。中国式现代化把人作为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的有机统一体，真正做到依靠人、实现人和发展人，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其次，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文明视域下，人被“异化”为“单向度的人”，但人的全面发展是回归人本身，实现“人之为人”的本质要求。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人的发展引领文明建设，提出在推进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要“激发人的创造活力、满足人的多层次需求、实现人的理性回归、拓展人的社会关系、实现人的均衡发展”。

（三）人类社会和谐发展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展开建构，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则是追求人类社会和谐发展。资本主义文明对内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导致阶级对立及社会矛盾激化，人与人之间呈现出对立关系；对外进行殖民扩张，推行西方中心主义，给世界带来极大的不安，国与国之间呈现出紧张关系。概言之，在资本主义文明统治下的人类社会整体上呈对立、紧张和矛盾状态。与此不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从文明延续性的立场对现代化道路作出价值判断，形成全社会共同遵守的文明观念和文明追求，力图发展成为共存、共建、共享、共赢等具有积极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文明结构”。一方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对内强调建设和谐社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着力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追求人之存在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面向人类社会，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张和平发展、和谐相处。反思与检视当今世界发展现状，破解人类面临的发展困境，寻找人类发展出路，构成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造福全人类为己任，是反映人类共同价值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文明，它立足于全人类文明立场展开建构，超越了西方文明中心论的狭隘民族主义，向着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建设具有世界性和人类性的现代性新文明发展。

（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在追求自身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进程中，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主义文明走上了“控制自然”的发展道路，人与自然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关系。资本主义国家在认识到生态问题后，不是选择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中心—边缘”的世界格局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走上了生态帝国主义道路。这不仅不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反而导致生态问题全球化，激化全球性矛盾，限制人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人类解放应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为条件。“人类与自然的和解”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语境中被表达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价值维度上将人与自然视为“生命共同体”，强调“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提出新发展理念，积极推进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深刻回答了面向人类解放与人类发展时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问题。概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紧紧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明理念展开，以寻求“自然界的和人的通过自身的存在”得到真正的实现。

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性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党领导人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创造，内含赓续与开新、独立与自主、批判与超越、关照人类社会的发展逻辑，回答并解决了在全球现代化视域中民族文明如何自存、不同文明如何相处的问题，开启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价值性可以从中华文明的赓续与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立与自主、人类社会发展三重面向中得到全面阐释。

（一）赓续优秀传统文化与创造新文化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赓续与发展了中华文明。从文明生成维度进行考察，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传统文明与现代社会相碰撞的产物，内含赓续与开新的文明生成逻辑。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了丰富资源，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开启。经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明因子被激活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发展成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新文明。另一方面，文明又是时代的产物，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创造形成的新文明。基于赓续与开新的双重生成逻辑，发展出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以人民为中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文明理念。新的文明理念是中华文明在“传统—现代”融合中开新的结果。可以预见的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将在赓续与开新的双重生成逻辑中赓续优秀传统文化并创造新文化，从而缔建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开启人类文明新阶段。概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既保持了中华传统文明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在场”，又赋予其新的表达形式和现代性内涵，并在现代化道路的实践中确立了中华文明现代化发展方向；既传承中华文明的精华，又促进中华文明的现代性转型，开启中华文明的新篇章。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使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全面迈向现代化，让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二）实现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意味着中国新的文明秩序的建构，代表着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独立自主。鸦片战争后，中国旧的文明秩序解体，新文明秩序尚未建构，中华民族陷入文明危机，使得中国百年的现代化历程，常常自疑而缺少文化自信。“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文化上有失调整，就不能应付新的文化局势。”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衰落实质上是中华文明的衰落。民族的强盛与复兴，不只在于经济、军事力量，更在于知识力与文化力，必须创造一个现代的文明范式。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从根本上逆转了中华民族衰落的境况，并重塑了国家与国民的形象，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文明支撑。“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其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意味着中华民族彻底走出“东方从属于西方”的文明格局，摆脱“中心—边缘”格局中的边缘化地位，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以自信、自立、自主的姿态走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中国的现代化将由“输入型现代化”转向“辐射型现代化”。其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引导人们走出以洋为尊的文化崇洋媚外心理，以文化为纽带，增强了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重建了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和尊严，从根基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三，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面向世界，以文化为载体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增强了中华文明的世界表达力，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价值，深化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的认识与理解。中华民族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不断增强，并构建起良好的文明形象。概言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意味着我们民族所具有的实体性内容的再度青春化，同时又意味着一个新的世界历史民族之精神的诞生”。

（三）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打破“西方文明中心论”，探索与开拓了民族文明自存以及不同文明相处之道。“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在于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种新文明类型将终结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时代，世界将跨入一个多种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

第一，终结“历史终结论”，探索出了非西方文明主体独立自主的文明发展路线。“历史终结论”认为，在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后，再无别的政治文明秩序可能，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出路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企图以资本主义文明为标准来框定非西方国家的文明发展。这一观点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现代化历史实践中探索出自身现代文明发展道路，提出并构建了一种与资本主义文明不同质的新文明形态，瓦解了“西方文明中心论”和“普世价值论”，推翻了资本主义文明是人类文明终结形态的谬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给非西方国家的启示在于：一是认知层面，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现代文明也不等于西方文明，民族主体国家能够建立不同于西方且具有民族主体性的现代文明；二是方法论层面，建设本民族现代文明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走独立自主的文明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式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其提供了全新选择。”

第二，超越“文明冲突论”，探索出了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文明模式与途径。亨廷顿认为，文明间本质是冲突的，冷战结束后，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限展开，而主要以不同文明之间的斗争形式展开：“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亨廷顿实质上是以一种“零和思维”来看待不同文明间的关系。事实上，多文明共存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文明共存需要求同存异而不是零和博弈。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主张不同文明间和平相处、共生发展，提出不同文明应“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建造世界的新的文明秩序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第三，关照人类文明未来，提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方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21世纪的赓续与发展，秉承马克思主义文明旨归，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文明。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中国共产党继承马克思主义的天下观，坚持胸怀天下，以整个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谋划发展，回答了“世界向何处去、人类怎么办”的世界之问。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尊重文明多样性和特殊性，主张寻求人类最大公约数，发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全人类问题、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和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智慧。

四、结语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中华民族主体性、马克思主义文明性和价值性，从三个维度说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不同于中华传统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新文明，并规定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和实质。中华民族主体性回答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主体与民族属性的问题，即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创造的新文明。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凝结和表现着中华民族的意志、价值与目的，是中华文明在多元文明中保持自我的关键。马克思主义文明性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定性为社会主义文明，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标识。决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区别于资本主义文明，又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现代性“病态”的解救。价值性表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新文明，不仅服务于中华民族，而且造福于全人类。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其内涵与实质可以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得到体现和说明，即“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