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体制”相关构想，萌发于中国共产党早期“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及“社会主义是要富的”的经济体制构想，是在制度反思、理论创新和话语演进中生成的以基本经济制度成熟定型化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的标识性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澄明对待中西经济制度的正确观点，坚定社会主义制度方向；新中国成立后，以“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计划经济”等话语锚定了自身经济体制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渐进调整为话语主线，指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与方向；新时代，习近平坚持守正创新，基于“两个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满活力的历史性肯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关系定位、“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高质量发展”语义结合中形塑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原创性概念。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系统完整地建构了中国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话语体系，既在理论上实现了对经济发展模式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创新性表述，又在实践中建构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关键词】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质量发展；政府与市场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中生成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一种重要“新型生产关系”概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当前，学界围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研究，对其面临挑战、内涵特征、历史逻辑、核心要义、建构路径、世界历史意义及重点任务等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从概念史视角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源流考释、话语演变等方面的探究稍显不足。作为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体系极具标识性的概念表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形成与发展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探索经济体制建构的艰辛历程、初心使命和思想智慧。从概念史视角系统梳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形成过程与语义演变，可还原近现代中国仁人志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体制的认识过程，揭示百年来党对中国道路探索的使命自觉，为揭示中国道路成功密码、深刻把握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提供有益支撑。

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话语渊源

概念的生成以具体语境为条件、以思想延继为特性、以话 语建构为表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主要源于中国共产党坚持“两个结合”原则对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经济体制进行的不懈探索。因此，对“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源流考释，一方面要考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境，厘清概念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分析清末民初、中国共产党早期等语境，揭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想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语境中“经济体制”概念的意涵

在马克思恩格斯语境中，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是导致经济危机、社会失衡、贫富分化、环境污染、人民困苦等的体制性根源，只有全面彻底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才能构建具有经济正义、制度公正、社会公平等原则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其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描述实质上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上，具有鲜明的计划性特征。其一，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构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制度根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生产资料私有制为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运行提供所有制支撑，导致社会共同体异化，因而只有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并重建个人所有制，才能推进社会共同体的演进从劳动异化到人本复归，推进社会制度从落后到成熟、社会秩序从无序到有序、社会认同从弱化到强化。其二，物质资料极大丰富和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提供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人们将实现共同意义上的富裕，自由支配的时间成为财富衡量的尺度。其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一种计划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按照共同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计划生产可依据国家发展需要和各地经济发展实际控制各生产部门的生产效能和生产比例，进而通过政府有效作用发挥避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

一战后苏俄经济复苏缓慢且时常爆发粮食危机，列宁为恢复经济、稳定生产、巩固政权而采取“以退为进”的新经济政策。在列宁的语境中，适当“退却”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思想体现在农业、工业、商业等领域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措施。在农业领域，以保卫苏俄政权为初衷的余粮收集制对农民的过度掠夺导致农业崩溃、农村萧条和农民饥荒，这成为列宁思考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列宁指出：“把余粮收集制改为实物税。”农民有了粮食剩余后，才能维护自身生命、生产和生活，激发农村市场发展的动力，通过发展合作社推进农村农业产品和城市工业产品的交换。在工业领域，坚持政府放权让利，有利于地方企业提高发展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中走出来。列宁提出：“扩大每个大企业在支配资金和物资方面的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独立程度和首创精神”的扩大意味着企业效益改善、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工人效率增加，有利于从经济上维护苏维埃政权。在商业领域，列宁主张商品自由贸易，从取消“私商”和贸易管制的政策中走出来。列宁指出：“掌握商业，引导商业，把它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这是无产阶级国家政权能够做到的。”列宁将商业视为小农与社会主义大工业联系的纽带，支持合作社、地租、货币、外资等经济因素发展，鼓励发展国营经济、私营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等多种经济形式，从而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

（二）清末民初语境中对“经济体制”的思考

在清末民初，“群”“商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术语经欧美和日本传译到中国，逐渐推进如何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经济体制观念的形成。鸦片战争后，受西方“重商”思潮影响，王韬、郑观应等先进分子摒弃了“抑商”的传统观念，接受西方市场经济观念，提出“商战”“以商立国”“通商”“保商”等思想，鼓励科技创新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主张借助政府力量推进工商业发展。随着清末科举制的废除，绅士群体传续的重要社会制度退出历史舞台，“绅士公共空间”向“绅商公共空间”的转变使封建社会原有的政治秩序和观念系统逐渐趋于瓦解。与此同时，推崇自由平等观念、批判清政府作用的社会思潮逐渐兴起。先进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主义尚未形成科学认识，仅从译介角度阐释社会主义，难以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对私有制废除的重要意义。梁启超认为，“社会主义者，近百年来世界之特产物也。概括其最要之义，不过曰土地归公，资本归公，专以劳力为百物价值之原泉”，“中国古代井田制度正与近世之社会主义同一立脚点”。梁启超强调土地公有制是发展社会主义的立足点，但在实践中不支持中国政府采取土地公有制。孙中山主张发展国营经济，倡导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反对中国实行以消灭私有制为核心的苏维埃制度。在土地方面，节制资本表现为时代发展中地权溢价主要为国家所享有，以克服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而产生的贫富分化问题。孙中山认为，“况且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主张既要发挥政府对市场积极干预的作用，又要发挥市场的有效作用，有效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严复的政府不干预思想、孙中山的政府积极干预思想相比，张骞主张在政府干预和市场调节之间保持平衡。张骞的经济思想来源于中国近代化的探索实践，较为科学地认识了政府和市场间的互动关系。

（三）中国共产党早期语境中对“经济体制”概念的理解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语境中，“经济体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社会主义的切入点，开始使用“收归国有”“公有制+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发展经济”等概念分析研究政府与市场关系。俄国在十月革命后通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跨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卡夫丁峡谷”。李大钊科学地阐释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前提，主张将企业收回国有、实行计划经济。1919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一批知识分子围绕《晨报》有目的地通过译介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如陈溥贤根据日本马克思主义大家高畠素之翻译的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由日文翻译成中文《马氏资本论释义》，载于《晨报》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运行无法克服的矛盾。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不是使人尽富或皆贫，是使生产、消费、分配适合的发展。”可见，在李大钊看来，社会主义共富目标不是平均富裕，而是在特定国情下具有一定适度性的富裕，这需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实现。李大钊在认识计划与市场各自利弊的基础上，提出“凡大资本的企业：铁路、矿山、轮船公司、承办运输事业、大规模的制造工业、大商店，收归国有”。李大钊肯定国有经济及生产资料有计划的集中，主张将个体工商业渐进收归国有，防止出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象。陈独秀认为：“在财产公有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在生产上，没有少数人占有生产工具的弊病，有了社会需要的统计，不至陷于无政府状态，所有生产品是为社会需要而生产。”基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批判，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设想是“公有制+计划经济”。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蔡和森提出应利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在分析俄国经济改革经验后，提出中国同样可以运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进行经济改造。蔡和森认为：“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法，发展中国的大生产事业，以建筑共产社会的经济基础。”蔡和森的公有制“发展大生产”思想，旨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准备条件。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体制”的理解和运用，已经超越了西方二元对立思维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在社会革命、理论研究与创新中探索适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还是在文本译介、思想创新、思潮激荡基础上的理论构想，有待在革命实践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探索与突破创新。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与各种社会思潮的碰撞中，中国共产党人“经济体制”观念的具体语境进入马克思主义逻辑之中，并在革命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播，为实现其到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构建与实践的现实转向开辟了前进道路，促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被动到主动、外来化到中国化的深刻转变，指明了中国经济的科学发展模式。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生成过程

概念的生成与演化不能仅靠逻辑的演绎结构，离不开肥沃的历史土壤，也离不开历史主体对实践经验的抽象总结和时代反思。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历史语境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科学认识，持续推进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雏形的语义得以形成和拓展。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原则，创造性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标识性概念，丰富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概念体系。

（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雏形的孕育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全球布展不可避免对中华民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知识分子积极探索应对经济危机的举措，围绕计划经济思想展开了讨论。胡沂生认为计划经济的特点在于对各个经济环节通盘筹划，中国应积极借鉴这一经济发展模式。张素民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不能只依靠私人资本。沈志远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新经济学大纲》中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基本矛盾，主张“在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条件之下，资本主义底规律既已不存在，生产底无政府性既已被计划化所代替”，提出了计划经济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适用性问题。张闻天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主张国营经济同合作社经济结合起来，确保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在同无政府无组织的经济破坏活动斗争中取得优势。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概念，强调“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对新民主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初步设想。

新中国成立后，针对独立自主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党内和学界聚焦计划与市场这一重要关系进行了广泛反思。薛暮桥、孙冶方、顾准等学者较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为孕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提供了理论积淀。1956年，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思想。此观点基于对计划与市场各自优势的肯定，反映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辩证思考。毛泽东指出，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范畴，而且肯定了“商品交换”“价值法则”等经济规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1959-1960年毛泽东在党内倡导学习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澄清党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领域的思想混乱问题。鉴于对苏联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反思，毛泽东提出权力适度下放的“虚君共和”观念，初步塑造了央地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张闻天基于唯物史观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具有深入思考，主张计划经济的运行要服从于系统性的经济规律，提出“这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即一定社会形态中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的所有关系”，强调生产关系具有一般和特殊的二重性，主张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兼具现代生产力的一般规定性和社会主义所有权的特殊规定性。

（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雏形的形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雏形。事实上，德国学者阿尔弗勒德·韦伯于1950年在国际上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由于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国际封锁和思维习惯等方面的局限，改革开放前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斥是社会的思想共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在坚持改革性质和领导主体前提下的“战略退却”，而并非转向资本主义的“仓促退却”。1979年4月我国学者于祖尧在《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文分析了我国坚持商品生产和尊重价值规律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的客观必然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新型的市场经济”。这是国内学界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标识性概念，具有鲜明的理论科学性、思想前沿性和逻辑严密性。1979年11月，邓小平批判了社会主义不能采用市场经济的观点，认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概念的提出是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辩证关系的科学界定，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孕育提供了重要基础。

之后通过意见征集、专家参与、党中央决策的方式，经过召开多次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党代会，我国经济体制概念不断朝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演化。1980年9月薛暮桥作为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主持起草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提出中国改革以商品经济为目标。改革开放初期，中央领导层邀请伊凡·马克西莫维奇、W·布鲁斯、奥塔·锡克等经济专家，与国内经济工作者进行座谈，充分吸收国内外专家意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经济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互塑造，凝聚了党、政府、企业、学者、民众等话语主体的观念共识，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形成的重要方式。由于人们对私营经济“姓资”“姓社”问题的疑惑，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两个不等于”的科学判断，表达了党在坚定维护人民生活基础上支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形成。1992年6月，江泽民在比较不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名称后，提出“比较倾向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得到了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领导人的赞同，并获得党内的一致同意，意味着党对新经济体制的思想统一。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从现代企业制度、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等方面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内涵以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配置资源关系为中心，在改革开放实践深化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目的在于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出场与形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及其基础上概念重塑、话语创新、观念演化的具体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成就与经验时高度肯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变迁。面对艰难的经济体制转型，“我们要想出一个比较好的办法来逐步解决，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不仅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核心领导，也需要了解中国国情的地方干部发挥基于共同的利益、精神和习性等因素而形成的“战略性群体”作用。从党代会报告中经济体制话语演进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建构以突出的继承性发展了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配置资源相结合的话语叙事。党的十五大提出“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新世纪以来经济体制话语的历史演进中，政府话语经历了从“宏观调控体系”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放权让利”到“简政放权”、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的变迁；市场话语经历了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变迁。经济体制话语的历史变迁彰显了党对尊重市场规律和发挥政府作用的认识水平提升，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概念的出场提供观念基础。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党在“两个大局”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语境中提出的原创性概念。“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建构表达了完善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提出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价值叙事，也以“高水平”目标定位拓展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方面关系的创新性话语叙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出场使“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发生了概念耦合。新时代党中央和国务院以联合发文的方式发布以“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等为主题的文件，增强了经济体制话语的政治势能，推进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适应性形塑。习近平强调：“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要素市场化”“营商环境”等话语建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向“高水平”目标叙事进行升级转化。党的二十大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详细部署，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置于“七个聚焦”的首要位置，并通过“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五个篇章诠释经济体制机制的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出场和形塑，是党在古今、中西比较视域下对经济体制的时代内涵做出的创新标定，是坚持“两个结合”的理论结晶，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三、“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的话语创新

话语创新包括原创性创新、集成性创新、借鉴性创新等方式。其中，原创性创新根植于中国发展实践、历史文化、民族传统、语言习惯、时代思维等方面的内生性土壤。“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经济体制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创性标识概念，支撑了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化改革”“制度优势”“中国式现代化”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话语的创新。

（一）以守正创新的表述原则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体系

守正是创新的前提，而创新是守正的贯彻。就“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话语而言，于守正而言，该话语内涵了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内在要求，于创新而言，该话语内涵了结合经济发展实践对社会稀缺资源的配置方式与质量进行优化的现实考量，从而在守正与创新的合力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方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以时代的规定性诠释了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实质。从生产关系二重性视角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不仅要体现遵循市场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更要在制度规定性上彰显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内涵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话语建构强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自信力和意识形态功能，体现了党秉持坚定的初心和使命以要求跳出历史周期率，也体现了党在遵守市场经济体制运行规律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定型化的科学认识提升。

另一方面，“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突出的批判性超越了西方经济体制话语霸权。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话语蕴含话语守正的内涵。“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建构的丰富，蕴含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特殊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的经济体制运行规律，超越了西方以普世价值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普世性霸权，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经济体制根本性质、市场经济地位、竞争中性等方面的质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面对西方经济体制话语霸权的挑战，我们党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话语的建构批判了主张以私有化为核心的供给学派及其背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陷阱，有利于在中国发展语境下诠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从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上引导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二）以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发展模式话语体系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有之义，该话语中蕴含“两点论”的辩证逻辑。一方面，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优势。从政府与市场的配合关系角度，西方新自由主义主张“大市场、小政府”的经济体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是辩证对待市场“放得活”与政府“管得住”关系的经济运行体制。在现实的经济发展中，市场并非绝对有效，而政府并非是坏的。市场的自发运行会产生市场失灵或社会分化问题，政府则在纠正市场失灵、有效经济治理、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大有可为。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辩证话语建构坚持既利用市场经济规律、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企业技术创新、改善营商环境，也注重发挥政府在增进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有效作用。

另一方面，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特质。从市场和政府各自的功能发挥角度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实践指向，要求完善市场基础性制度和政府宏观调控制度相统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肯定和尊重市场经济规律，而“政府的更好作用”意味着在坚持党的领导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在经济政策中综合采取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调节等经济调控政策。从历史政治学视域来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创新以赓续社会主义话语为基础，以突破“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内核的经济体制话语为表征，有利于为党长期执政提供合法性资源。

（三）以“术语革命”的理论创新力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

“术语革命”在学术史上最早由恩格斯提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术语革命”是实现知识生产的关键环节，蕴含着强大的理论创新力和学术影响力。推进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必然要以时代问题与经济实践为导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革命”和话语创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的“术语革命”，有力推动塑造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体系。

首先，“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形态话语。应然形态话语是描摹中国式现代化目标样态的理想表达，反映了党对长期执政地位及其实现方式的认识水平提升。党的二十大提出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从概念意蕴上来说，“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言说对象是新时代中国经济体制的运行目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这从实践功能角度来勾勒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关联。从客观表现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通过对本土化重构、时代性提炼、创造性发展等方式，既注重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实践创新和文化主体性，又以蕴含高政治势能的制度话语提升其内在的理论诠释力和观念引领力，并赋予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以独特的制度文明内涵，丰富中国式现代化的应然形态话语。

其次，“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然形态话语。实然形态话语是揭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的现实性话语，建立在党对客观改革实践判断的基础上。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历经“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等话语变迁，与计划经济体制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历史进程高度契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话语建构经历了“计划为主、市场为辅”“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话语叙事的历史变迁，彰显了改革开放的鲜明特色。可见，历史进程中两种话语叙事共生共融、相互塑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生成过程中所蕴含的话语资源、时代理念、制度韧性和文明观念，都进一步使得“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内涵更加深刻、具体和务实，更加全面地呈现了现代化和经济体制互动的价值理念和实践图景。

最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塑造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能然形态话语。能然形态话语是诠释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方式的话语，指明从实然形态到应然形态转变的行动机制、核心理念和实践进路。从行动机制角度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蕴含领导主体表达、改革动力表达、法治保障表达、现代化目标表达，构成了构建新时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进路叙事。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概念内涵的丰富诠释了党领导经济现代化的实现方式，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的战略布局话语内涵，提升了中国式现代化能然形态话语的针对性、具体性和吸引力。从核心理念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基于话语权维护和理论知识生产的现实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话语的人民性叙事与中国式现代化话语的人民性叙事相互塑造，共同引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性建构，推动融入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的历史进程。从实践进路看，坚持“系统工程”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学方法，同时注重法治性、开放性、建设性等思维。作为对改革难题的有效回应，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路径，遵循现代化和改革良性互动的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