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生成于新时代这一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生成于党领导人民为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而整体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宏大“实践叙事”之中，体现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特征。本文拟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视域下，深刻揭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在逻辑、方法论价值和整体性思维底色，希冀深化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学习，以促进新时代新思想科学地入脑入心，有效地指导实践。
一、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概述
整体性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其理论的根本研究方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固有品格和内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根本特质。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指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思维视角和方式，是对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认知、确证和实践运用。多年来，尤其自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启动以来，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逐渐升温，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问题的看法上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视角、路向和观点，可谓见仁见智。其中，一个被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大凡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片面化、公式化等狭隘做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过时”“终结”“边缘”等粗暴指认，实践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百挫千折，无不根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这一内在属性和固有品格的无知或背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的整体性这一根本特质的无视或僭越，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方法的规避或悖逆。一如学界所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涵或未解或肢解或误解或曲解或消解，马克思主义实践发展遭受挫折，“主要原因一般在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遭破坏，马克思主义整体形象被遮蔽”。鉴此并由讨论主题所限，本文并非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路向和观点进行评述，而是依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原像”所昭示的“整体形象”，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和这种整体性认知所必然要求的整体性思维作一简要归纳。我们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原像”和其创立者所强调、坚守的“整体形象”的陈述，能够比较鲜明地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及其整体性思维特质。
第一，从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上看。“历史原像”，首先应该是基本内容及其内在逻辑的表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同义语，即科学社会主义，又叫共产主义。据此，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核心”和“中轴”，以此来领会和把握“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那么怎样理解这种看法呢？这里首先必须辨正一个基本现象：即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列”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看法，包括对后人以基本学科分支或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分列”为上述三个部分的诟病，都是武断的或教条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其晚年是赞同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阐述的。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列宁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著者。问题在于，“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为了学习和研究而进行学科的“分列”是必要的，这是一回事；而从其统一性和整体性（或总体性）上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并非鼎立的“三块”，而是以其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与其政治经济学作为两大理论支撑而建立起来的内在统一逻辑体系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这又是另一回事。“分列”与整体性把握，并非完全对立：“分列”应该是整体性视域下的“分列”；整体性研究也难以模糊学科性质上的“分列”。易言之，从实质内容上和总体结构上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原像”，只能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一种统一的、整体的科学体系，即列宁所强调的“一整块钢铁”。
给予以上观点支撑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自己理论实质的认知。马克思强调，社会就是一个“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即人类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与社会意识形式等“同时存在”又“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念中，自己的理论始终是关于这种“同时存在”“互相依存”“相互作用”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社会实践的整体性催生了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彰显其“改变世界”的理论旨归，对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步的关注，对无产阶级以至人类社会整体的终极关怀。由之，经典作家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核心”和“中轴”所进行的哲学、政治经济学，乃至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研究，都只能是围绕“改变世界”即以劳动者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旨归而展开。要言之，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时，其语义的核心或实质内涵是指，不论经典作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内容和理论重心有多么不同，但都属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探索和创新，是以服务于劳动者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的的。既然“初心”依旧——共产党人的出发点就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以及“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新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足点是“人类社会”“社会的人类”，那么使命使然——《共产党宣言》的任务就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所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由之，经典作家给我们留下的，并且从实践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看，就是从整体性视角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其本质即“实践的历史生成论”。
为这种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提供支撑的，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对自己理论的整体形象的维护，对人们怎样看待他们的理论的反复警示。除了马克思在讽刺和批判那些肢解、修正其理论的“先生们”时所说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是对“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而不能被看作可以机械重复或割裂开来的教条等名句以外，其他如恩格斯强调：“希望读者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辞世后，列宁成为整体性马克思主义最坚定的守护者和阐发者。列宁很看重马克思主义作为“完备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根本特性，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凡此历历，应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坚守的其理论的“整体形象”。
第二，从方法论上看。方法取决于问题，内容决定着方法，黑格尔曾指出，方法并非什么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念。因为“问题的整体性内在要求用整体性的方法来分析问题”。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这一内容上的客观性特点和内在要求的遵从，同时也是对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坚持。即之所以要用整体性的方法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并非是因为作为思维主体的我们硬要把“整体性”塞给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整体性理论品性，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原像”。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内容和理论主题主旨的整体性，决定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创新中多种研究方法的运用，如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方法、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法、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方法、经济问题哲学分析且经济问题政治解决的方法、矛盾分析方法、抽象具体方法等，这些方法所体现出的整体性思维视域和特质，能够保障从总体性和根本性上把握住事物的本质、核心和全貌。
在上述反映整体性思维的研究方法中，最能代表经典作家理论创新的方法论精髓的，首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指向性所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理论活动，都毫无例外地指向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这一实践目标。也正是这一理论宗旨，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最能代表”的方法论地位。如毛泽东所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法，即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古今哲人多有阔论，中外学者屡出高谈，给人留下了所谓“千古之讼”。然而能够使两者关系得以科学地、历史地、唯物辩证地解决的，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知行关系即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对千古之讼的解答，不啻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大壮举。
青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做编辑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使他产生了“苦恼的疑问”，这促使他对自己原有的法哲学观产生怀疑。是用理论剪裁实践，还是让理论服膺于实践？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引发了自己法哲学观乃至世界观的完全转变。“苦恼的疑问”实质上是“物质利益”问题向马克思当时还带有抽象整体性意味的法哲学观的严正挑战，是马克思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由认知模糊转向科学解决的关键节点。经过近三年对人类认识史的理论批判和对现实“物质利益”问题的考问，马克思终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了人类思想史上具有“伟大壮举”意义的阐述：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综上可见，与人类思想史上任何一种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有着它们不可企及的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它不但注重理论的批判，更注重用现实实践的尺度来检验理论的批判；它不但注重从理论上清晰地解释世界，更主要的或说根本宗旨则在于：“改变世界”。故而，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方法，才成为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和首要的方法论。
运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其逻辑起点只能也必然是“问题”，即以时代重大或焦点问题为导向，使理论研究具有整体性的或总体性的理论视域，从而孕育和生成划时代的理论创新成果，继而促进实践的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170多年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百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初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一再给予我们的启示，就是“以时代问题为先导——以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为交互——以实践检验为尺规”的这一实现理论与实践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的逻辑进路。因为问题是一种“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是“时代的口号”，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鉴此，只有深入到社会实践之中，以活生生的社会问题和时代关切为母本，着力于对时代问题和实践发展的理论思考，才能实现科学的理论创新。一如恩格斯在提及文艺复兴运动催生思想巨人时所称颂的，“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都是敢于跻身在实际的生产和生活斗争中的思想巨人。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整体性
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的特质和要求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一个具有鲜明的整体性思维底色的、内在逻辑统一的完整理论体系。这种鲜明的整体性思维底色具体体现在理论创新所赖以其上的新的历史方位，以及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所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主要内容、基本方略和新的实践发展规划上。
其一，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判断和确立，描画出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生成的整体时代背景，为最新理论创新成果的历史地位、博大内容和基本方略描画出鲜明的时代逻辑坐标。如果说40多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决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那么十九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重大政治判断，将对党和国家事业的长远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起着进一步的定调、定格和定轨的历史性作用。报告阐述的“三个意味着”，既是对中华民族从积贫积弱走向独立和富强、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历史进程和发展大势的深刻揭示，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意义的自信彰显；报告阐述的“五个时代”，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精神面貌、历史使命、奋斗目标等方面的重大课题，展现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铁肩道义、使命担当。“三个意味着”和“五个时代”深刻地揭示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整体协同”的根本特征、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的本质属性，将全方位地、极其深刻地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变化，即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决胜全面小康进而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历史性飞跃；将整体性地深刻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发展和变化，即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后西方”时代人类社会的现代化新道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选择；将广泛而深刻地影响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新的发展样态，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巨大成功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感召力，将为世界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和具体国情下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指出一条颠扑不破的“相结合”的道路。由此，整体的时代背景和时代逻辑坐标，画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坐标，也预设了这一理论逻辑整体性的思维底色。
其二，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对重大时代课题的回答，体现出理论主题、主旨逻辑上的根本统一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围绕重大时代课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战略布局、总体布局等多方面基本问题，进而依据新的实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的建设等关涉中国社会全要素发展的各个方面，均作出理论阐释和政策设计。以上“基本问题”“各个方面”，既凸显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也是针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理论概括，它们在理论主题、主旨上是根本一致的。正是围绕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以全新视野，在整体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的同时进行艰辛的理论探索，才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其三，“八个明确”这一新时代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也是一个具有内在统一逻辑联系的理论体系。第一个“明确”，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这是党和人民孜孜以求的民族复兴伟大梦想，是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来党和人民一脉相继的“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第一条内容，足见“总任务”在党的最新理论创新和指导思想中的统摄和总领地位；“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但同时发展中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人民生活需要由“硬需求”转变为“软需求”。于是在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重大判断基础上，便自然地要提出新时代为完成总任务而必须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即第二个“明确”。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上的重大判断和与时俱进，成为开启新时代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逻辑起点和基点，凸显党的民生民富执政宗旨，大大深化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新认识；第三个“明确”，指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围绕不断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所要把握的着力点，而对“四个自信”的强调，体现出党在实践基础上对“正在做的事情”的正确性上的充分自信以及艰巨性上的清醒认知，极具辩证色彩；第四、五两个“明确”，是对上述总体布局、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的重点强调，“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新时代我国走向现代文明国家的治理方略和必然要求；而把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这一强军目标作为第六个“明确”，则指出了人民军队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的柱石地位。“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既是对国家和人民曾经备受屈辱历史的反思和警示，又为新时代复杂多变环境下的国家和人民打造起不可或缺的坚强盾牌；第七个“明确”对大国外交目标的阐述，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外部环境的期许，也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响应，联合国决议已三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第八个“明确”，一如既往地强调党的领导的性质和地位以及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作出新时代与时俱进的阐述。由此，“八个明确”对新时代新思想在“指导思想的层面”作出的其主要理论内容在逻辑上环环相扣且内在统一的“表述”，最鲜明地描画出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底色。
其四，“十四个坚持”这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涵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多方面，是总结十八大以来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在行动纲领层面”的全方位回答，是在行动纲领层面提出的系统的实践方案和要求。“十四个坚持”系统描画出为实现伟大梦想而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的行动逻辑，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并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基本方略和总体性实践要求，彰显重大理论成果在整体推进实践发展要求上的内在统一性。
其五，从分两步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目标的“两个十五年”来看，其内在的逻辑关联和统一性，也是十分显见的。“两个十五年”是为解决重大时代课题的阶段性战略安排，即在新时代新思想的旗帜下，我们党基于对综合国力、发展潜力等要素的科学判断和高度自信，对发展质量、人民期待等要素的殷殷追索，把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前了十五年，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擘画了振奋人心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一富有感召力的目标规划，围绕重大时代课题因时而变、随事而制，体现出连续性与前瞻性的统一，充分表达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也必将激励全党全民接续努力、不懈奋斗，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阔步前行。
总之，从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判断，到对重大时代课题的确立；从对社会主要矛盾的与时俱化，到对“两个十五年”奋斗目标的擘画；从对“八个明确”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容的深刻阐述，到行动纲领上的“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以及对新的实践要求的规划，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成了一个内容上系统而完整、逻辑上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不论其主题、主旨，还是主要内容、基本方略等，都统一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之中；十九大作出的战略布局和战略举措，也都是为实现这一初心和使命。故而唯有从整体内在统一的逻辑关联上深入学习和领会新时代的新思想，深刻理解贯穿其间的整体性思维方法，才能辩证地把握其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才能做到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全面贯彻”。
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法论的整体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整体性思维底色，还突出体现在创立最新理论成果所遵循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全面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坚定遵循。十九大报告的核心，即第三部分开门见山地指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所强调的“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是需要在学习领会十九大精神时必须着重把握的方法论关节点，是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新时代新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底色所要着重思考的根本点。
首先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报告第一部分开篇，便把“问题”这一“时代声音”“时代的口号”“最实际的呼声”摆了出来，即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面对国内一系列深刻变化这“两个面对”。正是“时代声音”的召唤，党中央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开拓进取，迎难而上，才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跨步地进入新时代。报告所言“极不平凡”，所言“历史性成就”，都是由时代问题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战略家的雄才伟略、洞烛先机的政治智慧和直面问题的政治勇气，以共产党人以身许党许国的使命担当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切入，着力推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体现出鲜明而强烈的问题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翻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我们能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问题的思考方法和工作方法。一如学界指出，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从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中生成的，是从对这种“现实逻辑”所蕴含的“中国问题”，尤其是对时代性课题的解答之中生成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两个差距很大”“两个能力不足”等，无一不是对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深刻洞烛；而“四个全面”“五大理念”等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也无一不是针对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因应时代的需要而作出的。
其次，实践与理论的交促互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巨大政治勇气和强烈责任担当，就“四个全面”等多方面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并以抓铁有痕的刚性执行力倾力实践。不仅如此，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更宽广视域、更远大视界致力于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理论思考，深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拓展了理论新视野、作出了理论新概括。学界指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实践的全方位谋划，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突出问题的整体性回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系统性创新，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性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整体性布局和系统性展现，从而整体性地大大推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启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由此，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交促互补的辩证发展，成就了新时代党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记录了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
再次，以实践检验为尺规。进入新时代，党和人民勠力同心，撸起袖子加油干，“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十九大报告所列举的十个方面全方位的重大成就、重大突破和重大进展。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的唯一尺规，这种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理性的检验标尺、“现实性”“此岸性”的生动注脚。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取得的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和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就不可能有新思想的诞生和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与时俱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就不可能有新时代的整体性全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有新时代的整体性全新面貌。一言蔽之，伟大的理论生成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思想生成于伟大的实践。而伟大的理论和思想，也必将在走向强起来的新征程中发挥其指导实践的真理性作用，并不断接受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的检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方法论价值所在。
四、结语
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维，既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内在逻辑的整体统一性上，同时也体现在经典作家理论创新倚赖其上的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等方法论上。《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决定》强调指出，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整体把握、全面系统”“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因此，从内在逻辑和方法论视角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必须在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新思想的整体性思维底色上多下工夫，注重《决定》所强调的“深入解读内涵、精准把握外延”，整体性地把握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时代背景、历史地位、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注重“增强学习宣传的理论深度、实践力度”，并自觉地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为导引，化理论为统筹推进“四个伟大”的方法，化理论为党员干部的坚强党性和良好德性；注重整体性地贯彻和执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并在贯彻执行中整体性地推进理论创新成果与新实践的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由此，才能够有效防止理论学习和理论指导实践上可能出现的片面性、简单化、教条化等倾向，切实地提高解决问题、推动发展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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