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资本现象存在于人类文明史中一个特定时代，是人类在“独立性”时期的基本发展方式，承担从“依赖性”向“自由个性”转变的历史使命；资本作为理性外化形态具有两个表达层次，即利益最大化目标和效率最大化手段，后者呈现从个体本位价值观向社会本位价值观转移趋势；社会主义者把握资本规律经历三个认知环节：资本是标志性劳动成果——资本是引领性生产要素——资本是过渡性历史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与该认识渐次深化同步。
【关键词】资本规律；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视资本为重要研究对象，形成了一系列关于资本规律的认识成果，其中最为关键的结论是断言资本主义将退出历史舞台，“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0年前诞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创运用市场经济或资本方式实现共同富裕模式，从逻辑上演绎了资本方式走向终结的实践路径，补足了原创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告终”的历史环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向共同富裕道路上始终伴随着对资本规律的探索和认知。这一探索，既是资本本身内在逻辑的展开，也是其作为一种重大历史现象从发生、发展到消失的全程展示。作为人类前所未有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势必经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其中，深入把握资本规律将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由之路。
一、资本现象存在于人类文明史中一个特定时代
人类是自然界产生的生命现象，一开始就形成两大物质规定性：一是大脑组织所带来的意识能力；一是群居方式所带来的合作能力，双方相辅相成，共同凝聚为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人类依靠自身劳动来满足生存和发展需要，劳动始终采取分工方式进行。分工营造出理性成果共享局面，形成“成倍增长生产力”，这一事实诱使人们不断追求分工关系的扩大，《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国别史向世界史的转变到今天已经演进至经济全球化阶段。
如果说，分工是人类一般采取的劳动方式的话，那么，经济平等就是维系社会合作的基本原则。伴随分工关系持续扩大，平等原则也不断深化。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理想社会将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这是最高境界的社会平等，即一切人都拥有发展条件的平等；自由变成平等尺度，不仅意味着该平等建立在个体差别的基础上，而且意味着其分配指向从生存资源深入到发展资源，这需要庞大的社会财富为前提。人类只能通过自身劳动不断发展达到这一目标。马克思以“人的生产能力”为主线，设想要达到理想化状态需要依次经历“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其中，资本是“独立性”阶段人的生产能力的基本标志。
第一，“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由此所形成的生产力，推动人类进入文明史时期。
人类文明史发端于剩余产品稳定出现。这意味着人类已经有可能分离出一批专业化的脑力劳动者，使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得以长足发展。问题在于，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不得不局限在相互依赖关系之中以满足生存需要，一方面是内部秩序的建构和维护，另一方面是对外关系的安全和交往，为数不多的脑力劳动只能滞留在社会管理领域予以应对。
即便如此，脑力劳动者群体的形成以及他们对社会管理的专权，拓展了统治阶级独享发展资源的空间，他们在脑力方面的持续进步与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的停滞不前形成鲜明对照。人们在劳动能力方面的差距被夸大了，社会发展变成了少数人的事情。这种社会形态没有形成完整的劳动动员机制，是难以长久延续的。
第二，“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这是生产力形成剩余资源且剩余不足的时代，建立在个人独立基础上的竞争解决其归属问题。资本既是剩余的结果，又是剩余资源的持续扩大的方式。这是人类借助工业革命而跨入的商品经济时期。从人的依赖性向独立性转变，既是人类生存方式从自然状态向自主状态的转变，也是人类发展模式从自发性质向自觉性质的转变。“人的独立性”从逻辑上清晰表明：人类发展不仅依靠劳动能力提高，而且其最佳状态只能体现在每个人劳动能力的提高；独立的个人，摆脱了对他人能力的依赖，迈出了自主发展的关键一步，这也是人类整体实力不断趋强的开始。
工业革命实质是由脑力劳动进入直接物质生产领域开启的，它形成可控的自动生产能力，使人类有望避免自然经济状态不时出现的冻饿之虞，至此人类方进入“人的独立性”时代。独立性提供了解放个性、发展个性的前提，也开启了张扬个人自然禀赋、拉开其社会地位差距的大幕。资本正是人的独立性时代的理性外化形态，其有无成为阶级划分的基本尺度。按照西方学者的理解：“对于那些确实认识到阶级依然存在的人来说，社会阶级的存在主要是个人能力不同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关系运行的结果。……根据流行的假设，经济不公平对于保持西方社会的机会结构有着功能上的必要性。没有经济不公平，个人将不会有取得成功的激励，因此，经济不公平是心理激励过程和资本主义的功能性需求的重要连接点。”他们对此充满信心：“机会平等是对不平等的一种强有力合理性证明。如果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成为不平等的，那么不平等的结果就必须被认为是合理的和公平的，是对个人才赋的‘天然’不平等的反映，而不是结构化的社会过程的反映。”
商品作为劳动外化形态，使其劳动者以物的形式进入社会交换关系；商品交换能力越强，劳动主体进入的社会关系越广泛，其劳动能力就越全面。一方面，这是人类整体能力呈现全面性的状态，另一方面，这又是个人能力从片面性向全面性持续发展的状态。此时资本登场，无论它采取货币形态、科技形态还是管理形态，都成为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换句话说，劳动由此发生了裂变，“死劳动”和“活劳动”都作为现实生产要素出现。可见，“死劳动”作为现实生产要素出现意味着它属于剩余财富，即满足了劳动者消费需要之后的劳动成果；有条件获得剩余财富的劳动者无疑是劳动能力强者，而强者标志在于其更多投入了脑力——人类在体力方面尽管存在差别，但受制于身体物质性局限，这种差别即便存在也不会很大，真正具有无限发展潜力的是脑力，后者才是拉开按劳分配差距的最大原因。在很长时期，社会主义者拒绝承认“死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地位，也等于否认资本推动生产力的作用，直至察觉这一认识贻误了生产力发展，才把按生产要素分配视为按劳分配的衍生原则。现在看来，仅仅如此还不够，资本的人格化就是劳动能力强者，充分发挥这部分社会成员的作用，必须进一步承认资本是第一再生产要素。
第三，“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人的独立性奠定自由个性的基础，意味着资本方式属于人类进入理想社会的必要环节。
人们当然可以理解为：举凡“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都仰仗商品经济时期积累而成。在此，“个人全面发展”属于“人的独立性”为“自由个性”所“创造条件”之一，另一项条件是，人们“共同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的生产能力”都成为“社会财富”，即实现了共享状态。囿于时代限制，马克思没有谈及两项条件实现的过程，也没有涉及二者向“自由个性”转变的路径。但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所谓“共同的生产能力”即“科学力”，也称之为“社会一般生产力”；所谓“社会的生产能力”即“集体力”，也称之为“社会劳动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横空出世，运用市场机制和政府机制相结合的原则，修正了资本自发方式的运用思路，提供了对接“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的实践模式，使马克思关于“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的论断得到验证。
资本发展方式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史中不可或缺，在于它用一种残酷手段从人类整体中分离出部分，又从部分中分离出个人。其社会运行法则是：要么生存要么死亡，要么富裕要么贫穷，资本作为理性外化形态，是理性具象化表达，具有可自由运用的工具属性，像灵魂一样纵横捭阖其间。资本理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既呈现为人的“需要”这一本性，也彰显“自由有意识”的这一生命活动特性，还体现“社会关系总和”这一现实本质。就此而言，资本就是特定时期的人本身，而历史则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
拥有资本属于有产者，其存在意味着无产者存在。因此，资本又是人类的撕裂。如果说，社会合作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发展方式的话，那么，撕裂背景下的社会合作往往采取有产者支配无产者方式——前者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占据最好的利益地位，独享所创造的大部分社会财富，是社会对抗绵延不断的根本原因。这意味着，资本存在标志着人类本身的不完善，是人们不得已而为之并且努力摆脱的一种现状。
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人的独立性是从依赖性转变为自由个性的桥梁，是生成“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的历史环节。如果说，之前人们还没有完全形成对这两大理想社会条件生成机制的认识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已经清晰地展示出其生成机制的逻辑关系和历史过程。
二、资本作为理性外化形态具有两个表达层次
资本作为人的独立性时期理性外化形态，客观上具有两个层次：一是主体利益最大化目标，二是行为效率最大化手段，两者共同构成资本一般性。同时，资本运用虽然通常从利己动机出发，但客观上会产生利他效果。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所以是生产的，因为它……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吸收者和占有者”出现，集体力和科学力共同构成社会力，成为资本据为己有的资源，但资本也因此成为人类新发展资源的创新者和提供者，对其他劳动者也会形成一定助力。
第一，利益最大化目标统御效率最大化手段，但在价值观参与下，会产生关于利益最大化的不同效率手段选择。
理性运用需区别为两个环节，一是利益最大化目标，一是效率最大化手段。目标规定出手段可能的边界，手段决定了目标实现的水平，双方互动揭示了理性内在的矛盾运动。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类共性，任何主体都会循着这一方向运用理性，而实现效率最大化手段可做选择，不同主体所秉持价值观不同，所选择手段也会不同。理性始终服务于主体利益最大化目标，一旦进入手段选择，就必须纳入主体自身、相关合作者以及特定客体条件的考量。一般而言，秉持个体本位原则或者社会本位原则，通常在相关合作者发展资源方面展现区别。人类现有财富建构大体是在个体本位原则基础上实现的，它侧重意识能力作用，客观上助推了强者的优势地位，作为既得利益一方，强势群体倾向于持守个体本位原则，将之视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佳手段；而弱势群体与强者的博弈往往建立在内部团结的基础上，即通过“量”对抗“质”，或者说通过“弱量”集中来对抗“强质”支配，这使他们倾向于社会本位原则，侧重合作能力作用，通过相互扶持，使其能够在与强者的社会合作中获得利益最大化。在这个意义上，双方都依据自身所拥有条件去争取利益最大化，各方都扮演了历史要求其扮演的角色。
资本对利己动机的弘扬以及市场竞争对个人潜能的激发，势必会达到一个历史节点：以脑体分工方式呈现的社会阶级分野，逐步失去了劳动能力质差这一基础，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者拥有了脑力劳动能力——虽然他们的分工岗位仍然是体力劳动，但他们的确拥有了一定水平的脑力。脑力劳动之所以成为更高效率的劳动方式取决于其精神形态成果的可复制性——该劳动成果可以反复运用；当劳动者普遍具有脑力能力的时候，一种合作机制所能容纳的劳动者越多，分工关系所提供的理性共享成果就越大，所形成的集体力就越强。换言之，即便人类始终追求利益最大化目标，但在采取效率最大化手段时，也会经历某种从个体本位原则向社会本位原则的转变。
个体本位原则主张个人独好，而社会本位原则主张众人同好。随着人类整体进步，个人发展日益融入更为广泛的社会合作关系之中，众人同好越来越成为个人独好的主打形式，再固守个体本位原则就失去了经济合理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观，追求共同富裕目标，在当代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经济效率。它所呈现的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二重机制表明，不是用一种价值观取代另一种价值观，即不是用社会本位原则代替个体本位原则，而是走一条价值融通之路，即用社会本位原则包含个体本位原则。资本利己本性与某种自发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归根结底取决于主体理性，虽然其转变会经历诸多曲折，但人们仍然可以抱以期待。
第二，经济全球化时代利益最大化目标要求资源配置整体性和长期性，体现效率最大化重心从个体向整体转变。
资本作为第一再生产要素，在当代遇到了再生产领域基本条件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出现了两种发展态势。一是资源配置高流动性的要求，这一态势改变了对既有资源强弱优劣的定位，开始按照适配性来判断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这既扩大了资本运用的视野，也提出了资本进一步走向开放运用的要求。二是主体呈现高完整性的要求，随着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普及进程加快，脑力资源已经走出传统的脑力劳动分工领域，开始在体力劳动领域大量存在，如何尽可能发挥这一部分资源的作用已经成为当代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资本需要把投入领域向弱势群体和落后地区拓展，而不是局限于传统的强势群体和先进地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随着资本作为第一再生产要素的作用凸显，效率最大化手段对价值观的依赖就越来越显现。换言之，资本拥有者采取什么手段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开始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无论是资源配置高流动性还是主体呈现高完整性，都要求资本拥有者具备整体性视野和长期性意识。高流动性只有在覆盖所有资源的前提下才能呈现最佳的经济效益，这意味着更为广阔的开放空间，更为自由的发展选择。主体呈现高完整性体现为对弱势群体的动员，资本一旦转向该领域，就需拉长利益实现链条，在更长的历史时段中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
问题在于，体现整体性和长期性是需要一定前提条件的。目前它只能实现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国做到这一点的优势在于：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结构使其成为整体性发展的硬核力量，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政治理念，使其能够在长期性方面大展身手，执政党可以通过数十年的战略设计，使弱者变强成为一种渐次实现的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在法治前提下，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促使劳动者各尽所能的发展方式；资本既是优胜劣汰的产物，又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社会主义者在采纳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接受了资本存在合理性。从总体上说，资本的存在与生产发展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无论是资本消失还是阶级消灭，归根到底取决于生产力水平能够提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需要的发展资源，当发展资源总量不能满足全体民众需要的时候，唯有采取公平竞争方式来解决发展资源归属问题；那些拿到了发展资源的人，得以持续提高脑力水平，进而获取更多发展资源，形成“能力提高—财富增加”良性循环。与此同时，最初失去发展资源的人却陷入“能力迟滞—财富减少”的恶性循环。一方面，市场运行机制形成了强大的劳动动员能力，是获得发展资源总量持续增加的要件；另一方面，市场自发趋势不断制造贫富两极分化，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目标相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创造出人类一流的生产力，通过持续化解发展资源配置领域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使越来越多劳动者获得全面发展的机会，进而在劳动者脑力化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方面是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结合，创新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机制。
人类自然拥有的意识能力和合作能力客观具备自增长趋势，其发展指向每个人全面发展。因此，历史站在社会本位原则一边，致使其持守者得以形成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形成该判断的理由是：人类在生物进化水平上是一致的，之所以形成劳动能力强弱差别，在于社会生产力水平制约了发展资源总量，迄今为止，后者一直处在某种匮乏状态，为了解决发展资源的合理分配问题，不得不采取市场竞争方式。一方面，市场竞争只能是相对意义的公平竞争，它对人类天生禀赋的接受是按照时下社会需要选择的。换言之，能够进入市场竞争并且大行其道的素质禀赋是人类生物禀赋的特定部分而非所有部分。从理论上说，个体之间自然禀赋的差别对应的是全面发展与自然界关系的需要，每一种自然禀赋都具有自身的运用空间，其综合才能建构与自然界的理想关系。问题在于，人类只能逐步走向这一目标，其资源配置也只能按照“生存需要—发展需要”的顺序进行，并且只能优先提供给能够更快增加资源总量的社会成员，即所谓劳动能力强者。这是社会出现贫富分化的根本原因，也是人类历史必由之路。它的目标指向却是逐步改变发展资源倾向性配置局面，使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能够获得越来越充分的资源条件，直至完全消除发展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不充分状态，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得到实现。
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这一过程涉及到人类解放，注定是漫长的、曲折的、复杂的。只是人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在21世纪的今天，历史已经来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节点——弱势群体规模化的变强具有了客观的条件。首先，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源配置高流动性显著改变了既有资源的强弱优劣定位，把适配性作为第一经济原则凸显出来，提供了弱势群体利用所拥有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客观条件；其次，交往信息化所带来的基础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普及，显著改变了既有脑体分工的社会条件，越来越多的体力劳动者拥有了脑力能力，创造了弱势群体利用自身能力参与市场竞争的主观条件。事实上，帮扶弱势群体变强已经变成了当代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尤其是其推出了在资源配置方面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二元机制，成功对接了时代条件变化的要求。中国能够在短短数十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发展道路，能够在不到十年时间通过“一带一路”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引人瞩目的发展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
西方国家主动打压中国的发展，采取了极化个体本位原则方式，正在耗尽个体本位价值观的能量，弱化其历史主导力地位。这充分表明，个体本位原则仅仅是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合理选择，并不是伴随人类一直前行的价值理念。它制造人类内部动乱的事实，暴露了其具有一定劣根性，如果不予以管控，就可能对人类整体利益带来严重戕害。西方发展模式存在两个根本问题：首先，它过分强化个体本位意识，弱化了人类整体合作所不可或缺的国家权力，致使人们在面临诸如新冠肺炎疫情时失去了集中统一力量。其次，它对个体本位的极化，潜意识中把一切他人都当作对手，该价值理念不仅鄙视弱者，而且防范强者，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强者之间争权夺利引起的。该价值观形成排他性，否定经由协商形成合作能力的必要性，认为最终要靠实力说话，倾向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冷战结束后，本来用于对抗华约组织的北约组织反而继续东扩，表明个体本位价值观极化必然倾向暴力方式。既然它把自身利益放在第一，当然会千方百计捍卫既得利益，很难指望公正看待他人。面对“美国第一”对世界的霸凌，人们终于知道个体本位极化能走多远：美国试图永远主宰世界，不惜代价打压可能赶超自己的国家。目睹中国发展模式的崛起，当然视其为对手和敌人。美国人的霸主意识其实是利己主义的一种放大。随着自身实力减弱，它要对抗新兴的中国力量不得不拉帮结派，直至耗尽最后能量。这是人类旧式发展方式退出历史舞台的通常选择。就像马克思所说，一种生产关系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同时，资本还有另一面。作为理性外化形态，它仍然会审时度势。它所建构的民主政治体系的确包含着某种自我纠错机制，即当民众基本利益受到持续伤害的时候，就会有不同政治主张出现，重新选择发展道路的政党会获得越来越多民意支持，此时，就会有新的政治家上台，他们会顺应民意在政策乃至制度层面作出新的选择。既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思想解放，走出了一条改革之路，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继续走出一条改革之路。这里的基础是民意的改变，而后者的出现只能发生在经济领域。西方经济持续走衰会改变一切。在此之前，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再度走上这条路符合历史逻辑。人们唯希望西方国家的这场社会革命不要通过战争方式。
三、社会主义者把握资本规律经历三个认知环节
如上所述，资本作为理性外化形态，在效率最大化手段选择时，其自然主义表达通常是个体本位原则。社会本位原则对其取代往往取决于三个条件的形成：一是根本条件——经济全球化和交往信息化正在改变劳动能力质差的固化状态，帮扶弱势群体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重要条件——人类解放理念和公有制主体地位使解放穷人既有需要也具可能，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导力量；三是心理条件——天下大同观念和家国一体原则能够平顺对接共同富裕目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中国得以实现资本方式从个体本位原则向社会本位原则的转变。中国模式在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率先垂范，取决于拥有条件最完整，转变代价最小。中国人成功的关键在于创造出最佳生产力水平，届时其他国家的跟进就拥有了强大的事实依据。
如果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主要针对了资本方式弊端，即生产无政府状态周期性危机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主要针对了资本方式优势，即成功生成的劳动动员机制。对资本历史地位的观念改变不仅是一次重大思想解放，而且是一场连续发生的认识深化过程。社会主义者选择了市场经济，使资本第一次变成在经济实践中认知的对象，对资本规律的认识随着其功能展开，依次将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资本附着于分工关系这一事实出发，承认资本与劳动一致性，进而承认资本是标志性劳动成果；即视资本为一般生产要素，把按要素分配看作按劳分配的衍生形式，其衍生的逻辑环节是：资本是劳动—资本是强者劳动—资本是强者脑力劳动。
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资本与劳动一致性不仅是最初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的灵魂是利益发挥主导作用。其中，劳动能力强者将占据较大利益份额，并有条件将超出生存需要的财富转变为资本，从而使其在扩大再生产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盘活整体经济活动。可见，否定资本的劳动成果性质，客观上打压了劳动者中的强者，也影响到全体劳动者的上进活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营造出更好的劳动动员局面，首先必须为劳动能力强者松绑，即承认资本的劳动属性。
所谓资本是标志性劳动成果，即资本是体现人类生命活动特性的劳动。人类劳动方式区别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一切自然人一开始都拥有这两种劳动能力。其中，体力取决于人体物质结构状况，拓展空间有限，而脑力取决于大脑开发水平以及客观存在的思想资料，拓展空间无限。如果说人类历史发展就是劳动能力发展的话，那么，实质是脑力发展，即劳动方式趋向脑力化的过程。
资本作为标志性劳动成果这一结论伴随着深刻的思想解放过程。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元年，1978年年初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首次提出“脑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者是劳动者”，一改“脑体分工形成阶级分野”、“脑力劳动者剥削体力劳动者”的定论，为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奠定了思想基础，进而为选择市场经济这种依据劳动尺度形成优胜劣汰局面的发展方式提供了可能。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资本作为标志性劳动成果不仅奠定了动员全员劳动的政治基础，而且展示了如何进入理想社会的前景：首先是把资本现象与劳动能力联系起来，把资本有无或贫富差别与劳动能力质差一致起来；其次确认实现共同富裕取决于消除劳动力质差，即实现劳动者脑力化。
第二阶段，从资本附着于竞争机制这一事实出发，承认资本对生产引领性，视资本为第一再生产要素，把发挥资本作用看作提高生产力水平的基本形式。从逻辑上说，这一结论包括了三个环节：资本追求效率—资本推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资本促使劳动方式脑力化。
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资本对生产引领性不仅具有一般扩大再生产的意义，而且预示了如何对接经济全球化的选择方向：首先是坚持对外开放的举措，使资源配置赢得更高流动性；其次是坚持帮扶弱势群体，使主体呈现更高完整性，由此创造出一流社会生产力，化解发展资源配置的不平衡不充分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资本是引领性生产要素。选择市场经济就是选择了资本方式，资本常态的货币存在因可以与人力、物力交换，实质上具有建构生产关系的潜能，也因此得以担纲扩大再生产职能，“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即资本成为第一再生产要素。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不断地反复出现。”习近平在2022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本是带动各类生产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纽带，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发挥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
资本作为引领性生产要素，显著体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后。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充分利用了这一广阔的资源配置平台，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为各种形式资本的介入和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妥善调动各类资本的积极性，在较短时间里取得很大的发展成就，极大地加强了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力度。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资本同土地、劳动力、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作出了贡献，各类资本的积极作用必须充分肯定。现阶段，我国存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民营资本、外国资本、混合资本等各种形态资本，并呈现出规模显著增加、主体更加多元、运行速度加快、国际资本大量进入等明显特征。”
第三阶段，从资本具有二重性这一事实出发，承认资本的历史过渡性，视法治方式为管控资本的第一原则，德治在引领资本健康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从逻辑上说，这一结论包括三个环节：资本体现利己动机—全球化展示社会本位原则经济价值—资本随劳动方式脑力化趋向共享机制。
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言，资本历史过渡性不仅展示资本自我消亡前景，而且预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成：首先是人类与自然界矛盾正在上升成为第一矛盾，弱化内部对抗成为必要选择；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推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将吸引越来越多国家采纳，劳动者脑力化将营造“所有个人成果交给社会，个人共享一切社会成果”局面，资本作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劳动成果失去了存在意义。
资本作为理性外化形态，是人类文明史重要成果，也是一种过渡性历史现象。人类与生俱来的意识能力和合作能力正是在资本方式中达到转变为“自由个性”所需要的高度：其中，意识能力方面实现了“个人全面发展”，合作能力方面实现了“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自由个性”状态，是人类作为生命物种的理想局面，既是生命自由的实现，也是与自然界关系的和谐共处。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一方面，人的发展是整体人，即社会的发展，其目标是个人之间的平等；另一方面，整体人的发展只能采取单个人发展的方式才能完成，其路径是拉开个人之间的差距。资本方式就是这一路径选择，其前景则是在“个人全面发展”和“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社会财富”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值此，人类与自然界才彼此成就了对方：“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人类运用资本方式的最新形态，也将是其最后形态。无论是在国内帮扶弱势群体，力推扶贫扶志扶智举措，还是在国际上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厉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客观上都视开发弱势资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效率最大化方式。该方式通过帮助弱势群体提高劳动能力途径，使他们成为独立市场主体，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平等的资本拥有者。换言之，当效率最大化与弱者变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势必将营造出劳动方式脑力化局面，脑力成果的精神形态具有无限复制可能性，此时效率最大化只能体现为劳动成果彼此共享，即以自由个性为特征的共产主义，现有以激励人们各尽所能为目的资本方式就不再具有最高经济意义，资本将走向自我消亡。
资本作为稀缺资源时，其目标和手段完全一致；资本被普遍运用时，“利益最大化目标”得以保留。但“效率最大化手段”则出现不同取向——正是在这一层次上，产生了与主体价值观结合问题：凡是与个体本位价值观结合，将侧重利己主义方向发展；凡是与社会本位价值观结合，将侧重集体主义方向发展。目前，西方市场经济坚持前一方向，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后一方向。资本规律就是历史规律。当人类不得不采取资本方式发展的时候，资本作用凸显为一种必然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取决于在确认资本历史定位基础上如何引导资本健康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已经找到了一条正确道路。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所说：“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的战略安排。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中，到2035年将“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并有望看到资本作为过渡性历史现象更为明显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