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事实”，现代化在现代性的权力扩张中成了世界各民族所必须直面的社会发展趋势。在人类社会现代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是党和人民对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所作出的中国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兼具“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以及“民族历史”发展的个性，是指导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因此，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时，将之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阈下，可以更加深刻地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必然性、理论科学性以及方向指引性，也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对世界历史进程的现代性改造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从而坚定我们的理论自信。

【关键词】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智慧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是当今时代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当前理论和实践领域所关注的一个重要焦点。中国如何在世界现代化的潮流中独立自主地实现带有自身特色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出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始终是党和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所要回答的一个重大课题。回溯历史，从时间维度上看，现代化率先在发达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时间上则处于一个相对落后的地位；从空间维度上看，欧美各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程度、现代化规模等都要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而面对此种情况，绝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从发生的方式来看，都不是一个自主演变的过程，而是在世界历史的作用下试图通过模仿或借鉴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短时间内以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来追赶并超越欧美发达国家。虽然在这种“世界历史性的事实”下，构建世界现代化秩序的话语权掌握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现代化只能有“西方化”这一种模式，更不意味着人类文明的终极形态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所以，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构建与创新符合自身国情实际、带有自身鲜明特色的现代化发展理论是当务之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就是党和人民对这一“世界历史性的事实”所作出的中国回应，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人民谋求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另一种可能性和中国智慧。

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通过对历史的本质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探索和科学考察，从历史整体性和联系性的高度论证了人类社会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推动下，由分散向整体发展的趋势。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因此，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以及人类普遍交往的扩展，各民族在现代性权力的扩张下，人类交往的世界性特征将会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更为深入和广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也将更为频繁和紧密，人类社会从地方性和民族性的历史转向普遍性和世界性的历史。

而随着历史开始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和“民族历史”发展的个性交织激荡，构成了现代化发展的时代境遇和研究视域。现代化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成了世界各民族必须直面的社会发展趋势。但是，正如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指出的那样，各民族所身处的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现代化道路与进程，现代化的任何普遍性只有通过每一个民族在其社会历史中的具体性，才可能得到现实的展开和特定的完成。回顾历史，随着西方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现现代化，其资本世界性扩张的野心以及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支配—从属关系，致使其对其他后发展国家进行无情的殖民掠夺，将后发展国家当成是自身现代化发展的垫脚石。“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一切的民族、一切的国家都由于资本主义的无序扩张而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之中，成为各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附庸，带有资本主义发展特征的现代化文明在世界历史的作用下成为每个民族在发展进程中无法绕开而必须直面的客观事实。

工业革命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向逻辑中，通过开拓海外市场、掠夺殖民地资源、实行殖民占领，将殖民统治扩展到全球范围。自鸦片战争始，中国也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下遭遇了极为严峻的危机并面临极为困难的挑战，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使得中国原先独立的、区域性的、民族性的发展历史被纳入到了带有西方资本主义色彩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在西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入侵下，中国社会各阶层在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的过程中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接连而起，不同阶级以各种方式开展的一系列救亡图存的改良运动或革命斗争，都为改变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国家命运进行了艰难的探索。但这些探索无一例外都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阶级自身所存在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没有能力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独立自主地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因为近代各阶级对中国出路的探索都是寄希望于模仿或借鉴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把中国发展成为英国式的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没有考虑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走不通资本主义路线的，在中国复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只会使中国沦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注定难逃失败的命运。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正确道路，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一个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人民从此在“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过程中就有了主心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和总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给中国革命所带来的血的教训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将世界共产主义革命斗争的“共性”和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共产主义革命斗争的“个性”相结合，成功开辟了一条与以往一切阶级具有本质区别，同时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正确革命道路，即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新形势，为中国革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由此，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处理革命和建设问题的一个基本原则。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思想精髓，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课题以及在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中如何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等问题，创造性地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具体实际，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论和社会主义改革论等理论，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和突出成果，拓展了后发展国家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顺应历史潮流加快自身现代化建设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的路径选择。历史和实践的成功充分证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必然需要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之中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需要实现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发展潮流中作为后发展国家所做出的中国选择。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基于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所提出和发展起来的，是兼具“世界历史”发展共性以及“民族历史”发展个性的社会发展理论，科学地回应了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为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人民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刻板认识，从而实现独立自主建设适合自身实际的现代化国家所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就我们在世界历史视阈下讨论的范围而言，现代性可以被看作是现代世界的实质、基础和核心，全部现代世界都围绕着这个世界之本质—根据在客观历史的作用下运行。作为现代世界由以成立、由以持存并不断地再生产自身的本质—根据，它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基本支柱，即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各主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性的权力扩张中取得现代化的优势地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也可以说是根本原因在于其占据了资本和现代形而上学的主动权和主导权。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的增殖本性，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就这样，首先利用资本带来的巨大生产力发展起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内资本市场饱和以及社会高度现代化的状态下，根据资本的增殖本性要求冲破各地区的地理隔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形而上学的话语体系，构建起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新的世界发展格局和发展秩序，强制性地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地位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文化输出以及殖民掠夺等方面将后发展国家当作自身发展的附庸。

尽管随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全球贸易和世界普遍性交往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客观上促进了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速度，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属性使得它在根本上无法解决在推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固有基本矛盾，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开始显现出与现实发展所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弊端。与此同时，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形而上学所宣扬的“普世价值”，企图通过对后发展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来构建起自身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强势话语权，使各后发展国家在这样的意识形态思想的渗透下相信“现代化=西方化”的错误思想，也开始在各民族普遍思想觉醒中明白，这仅仅是资本为了满足自身剥削和掠取“剩余价值”的需求而戴上的伪善面具。因此，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生产力随着现代性权力的扩张而快速增长时，出现了许多过去在“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会出现的新问题。现代化的发展在西方世界的主导下解放人的同时又否定人，后发展国家“如何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如何在世界历史的视阈下理解现代性的内核，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发展难题”，“选择怎样的道路去完成在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任务”等，成为每一个后发展国家的时代之问。面对上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从理论层面坚持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地论证了中国在实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对世界历史现代性内核的民族化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创造性地为后发展国家独立自主实现国家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和新的行动指南。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对世界历史现代性内核的民族化改造最根本的特征体现在其对“资本”的积极扬弃上。在目前仍以资本和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直面在社会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化国家需要利用资本、利用以资本为主导的国际市场等现实难题。作为在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现代性的本质和根据，资本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资本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对资本的积极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另一方面，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本性无时无刻不奴役和剥削着劳动人民。对资本的消极作用，马克思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在中国的“民族历史”被卷入到“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处在相对落后地位的中国无论以何种路径、何种方式卷入，都将无法回避资本、无法回避在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发展社会主义这一现实问题。对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对“资本”的积极扬弃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场，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深刻回答了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源于并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时代主题转换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社会主义的本质进行了科学阐释，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而资本和以资本为根据的现代市场经济作为推动世界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因素，能够在社会主义的方向规制下，脱去其在私有制下剥削“现实的人”的肮脏外衣，从而成为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促进社会主义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积极因素。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历史现代性内核的科学改造的理论逻辑就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既要发挥资本和市场经济在推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中的积极作用，吸收各先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又要运用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等一切必要的手段扬弃资本和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消极作用，使资本和市场经济趋向社会主义要求，积极规范和引导资本和市场经济为人民服务，不断满足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既要利用资本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又要在自身的现代化发展中通过社会主义的方向规制积极扬弃资本的野蛮性，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优秀品质，是继毛泽东思想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又一伟大理论成果。回顾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进程，中国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立足当代的世情、国情，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科学地利用和导控资本为人民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成功找到了一条与以苏联模式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相区别并且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崭新道路，使中国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城乡融合发展，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串联式”协同发展取得重大突破，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显著提升，这一切成就无不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历史现代性资本内核的改造和扬弃的科学性。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世界历史现代性内核的民族化改造也体现在通过积极融合自身的优秀文化，构建与自身现代化发展相符的话语体系来实现对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形而上学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积极扬弃上。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向中，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商品输出以及殖民掠夺一同向后发展国家输入的还有带有西方浓厚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形而上学。从起源上看，现代形而上学肇始于笛卡尔的自我意识哲学，这是以“我思”或“自我意识”为立足点的主体哲学。而对主体哲学的强调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需要。其一，资本的扩张需要建立一个在形式上以自由的、平等的主体为基础的自由市场，以保证资本能够凭借这个自由市场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其二，资本在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来对人的主体自由进行形而上的论证，以便在意识形态领域实现对人的全部占有，使其心甘情愿地成为资本的奴隶。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形而上学实际上是资本逻辑统治的观念表现，是对资本逻辑统治世界原则的一种辩护，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而构建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因此，在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后发展国家如果不加分辨而全盘接受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形而上学，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将会永远无法摆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控制，无法建立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现代化国家。

中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对资本的野蛮性保持高度的警惕，对由现代形而上学所带来的西方“普世价值”以及由此衍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内在地包含了希望通过积极融合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来改造和扬弃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形而上学，构建与自身现代化发展相符的话语体系，来破除西方列强对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控制的科学理论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吸收借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合理成分的同时，创造性地运用自身所具有的优秀传统文化，突破西方主流的价值范式，增强自己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例如，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倾向于运用“经济人”“市场万能论”“自由主义”等概念去研究和分析经济的运行规律，把现实的“社会人”抽去人的类本质而成为市场上为经济利益而不顾一切的抽象的“经济人”，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运用和导控资本和市场经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见利思义、以义制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民为邦本的优秀品质，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考虑人民的根本利益，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使人民能够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共享发展成果，摒弃了西方现代形而上学中为发展资本主义而产生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错误思想，去除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思想糟粕。又如，我们党在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潮流中，在理论上创造性地用“小康”“大同社会”等充分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概念来诠释中华民族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的理想追求，充分结合了自身的优秀文化特质，向世界宣告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民群众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追求，以自身优秀的文明结晶破除了西方文明所宣扬的带有蒙蔽性的“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思想，回应了西方世界对中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行性的质疑。再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提出的许多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命题，无不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积极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对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形而上学的改造和扬弃，使它在指导中国完成现代化任务的同时，积极推动具有自身特色的大国文明走向世界历史舞台，不断向世界传递出中国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声音和智慧，从根本上扭转了现代形而上学在思想意识领域对后发展国家不利的局面，实现对世界历史现代性现代形而上学内核的改造和扬弃。

如何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发展逻辑中抓住机遇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需要回答的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所以在对世界历史现代性内核的科学改造中展现出它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方面是因为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使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指导中华民族在完成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同时，积极占有现代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断引领人类文明沿着正确的方向全面转型，为世界人民特别是处在相对落后的后发展国家破除“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独立自主、可资借鉴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指引，为创造世界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以人为本、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中国智慧。

第一，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中指导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所始终坚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的作用下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交流、碰撞的同时，始终坚持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时刻注重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出发点。与西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化实现过程不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始终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现实的人”在社会实践中“改变世界”，从而追求自由和解放的理论主张，把人民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之初，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并以“三个有利于”科学地回答了中国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了谁”的理论问题，为始终在现代化发展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了“指路明灯”。继而江泽民所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所提出的“人民江山论”、以人民为中心等人本思想，无不体现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切实着眼于人民群众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牺牲人民的利益换取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速度，不以剥削人民的“剩余价值”作为推进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动力，始终坚持在建设现代化过程中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理论相比的本质区别和优势所在。

第二，独立自主地走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建设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反复实践所得出来的正确历史经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主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面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浪潮，中国不走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等具有残酷性、剥削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而是充分结合自身的国情实际、总结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经验教训、积极借鉴世界历史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摸着石头过河”，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由此可见，尽管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中，世界各个文明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法避免被卷入到现代的资本主义文明之中，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创和发展，历史性地证明了现代化不仅仅只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种文明形态，还有另一种结合自身所处的历史条件、时代条件和现实条件来建设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国家的新形态，就中国而言，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独立自主地走符合自身实际需要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深刻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顺应了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与中国实践的特殊性相互结合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蕴含着深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思想光芒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智慧。

第三，始终坚持互利共赢、和平共享的发展战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融入世界现代化历史潮流中所提供的正确发展策略。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向中，现代化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向往，本应是超越国界、超越种族、超越文化的共同价值追求，但却在世界现代性的权力扩张中被西方资本主义的“剥削性”和“对抗性”所裹挟，使得部分国家为了保持自身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既得利益，从而罔顾别国的利益，挑起局部冲突，严重地阻碍了世界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另外一番图景。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认识和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和文化优势的同时，科学地依据自身实际对世界历史的现代性内核进行民族化改造，积极大胆地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摒弃零和博弈和“赢者通吃”的霸权思维模式，倡导世界各国在现代化的建设道路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和而不同、互利共赢、兼容并包的中国智慧打破“文明冲突”带来的区域性隔阂。这极大地推动了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面转型，有力地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鲜明特征和世界历史意义，也为其他同样想以互利共赢、和平发展道路迈向现代化的国家树立了典范、提供了指引，深刻地展示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指导构建世界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过程中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