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政治建设是党保持先进政党属性的重要路径, 在党的长期执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伴随着新时代的到来, 党的执政事业迈入新阶段, 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意义更加凸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 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1党的政治建设是一项长期性的系统工程, 其内在结构决定了功能的发挥。党的政治建设的研究可立足于结构—功能的分析范式, 从自身内在结构与实效功能的视角切入。本文从结构—功能视角出发, 剖析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突出问题与治理进路, 以期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提供对策建议。

党的政治建设是一项常议常新的命题,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 对这一命题的研究积累了一定的理论成果。有的学者结合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党和国家的方针路线, 阐释了坚持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理论内涵。黄有泰结合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加强党的建设方面的实践, 将党的政治建设概括为把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整体部署中的核心环节、把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及着力解决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问题等内容;1李康平等将党的政治建设思想的基本结构归纳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和政治改革、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的协调统一、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制度建设等部分。2

有的学者基于史料梳理, 对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进行了考察。吕惠东等系统梳理了党的“一大”与“二大”时期至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阶段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演进脉络;3董树君等将建党95年来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制定和坚持党的政治纲领、制定和执行正确政治路线、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策策略以及维护党章权威等几方面。4

有的学者结合对新时代背景与特征的认知, 构建了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举措。刘先春从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完善和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制度、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培育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和自觉加强党性修养等方面探讨了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具体举措;5王炳林提出从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牢牢把握基本路线和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与党性锻炼等方面来推进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6

既有研究覆盖了党的政治建设的内涵、历史和路径, 但是当前研究存在一定的可拓展空间。首先, 对于新时代背景下突出问题与治理进路的研究较为匮乏。新的时代背景带来的不仅是机遇, 亦有挑战, 这些挑战往往从实然层面对党的政治建设造成较大阻碍。然而, 关于新时代如何推进党的政治建设这一命题, 相关研究多从应然层面出发进行探讨, 对其突出问题与治理进路的研究一直乏人问津, 问题导向不甚明显。其次, 既有研究的理论深度有待强化。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作为一项长期性的重大战略部署, 应当依托成熟的理论框架对其突出问题与治理进路展开系统分析。然而, 当前关于党的政治建设的部分研究或局限于对文件、报告的文本解读和阐释, 或依托一定的逻辑框架展开研究, 在结合成熟理论框架方面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系统论认为, 系统是由具有特定功能、相互间有机联系的构成部分组成的整体。7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是由制度、组织、文化、群体与个体等构成的系统工程, 各部分相互作用, 可以视为由制度、组织、文化、群体与个体等部分组成的政治系统。罗伯特·K·默顿认为, 内在结构决定外在功能。8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党的政治建设能否顺利推进, 能否充分发挥其在培育党内政治意识和强化党员政治能力等方面的应有功能, 最核心的影响因素即是党的政治建设的内在结构。对于结构与功能相关问题, 学界已经形成了成熟、完整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范式。这一范式将研究客体视为具有一定结构组织化形式的系统, 各组成部分间相互作用, 最终决定了系统功能, 从而为探析时代背景对内在结构的负面影响和通过化解负面影响强化系统功能等问题提供了科学合理的分析进路。基于此, 本文依托“结构—功能”主义中的“价值—制度—角色”分析框架, 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展开理论审视, 并构建破解突出问题的治理进路。

党的政治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通过顶层设计的完善来优化自身的内在结构, 从而更好地在新时代下发挥自身功能。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 价值、制度与角色是政治系统的基本要素, 并将价值、制度与角色作为“结构—功能”分析的基本框架。9桑玉成从明晰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价值、设计有效的制度和解决担当政治角色的个体以及团体等问题, 对政治研究中的宏观、中观与微观层次内容进行了界定。价值、制度和角色构成了政治系统的层次结构, 为关于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分析提供了基本框架。在这一框架中, 行动者作为行动执行者, 为达成特定目标, 依循一定规范完成行动。具体到党的政治建设方面, 与国内对于党的政治建设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思想建设、党性修养等有所不同, “价值—制度—角色”从宏观、中观和微观视角提供了分析视角, 覆盖面较为全面, 层次亦较为清晰, 能够对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与治理进路的建构进行有效地系统分析 (参见图1) 。

合法性“是社会的组织机构自认为以及被认为是正确和正当的程度”1, 是政治系统存在、运行与发展的基础。价值作为政治系统中的宏观层次, 通过对价值取向的引导, 为政治系统提供了合法性来源。2在这一过程中, 价值主要通过契合行动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两种基本思考模式来实现价值引导功能。首先, 从工具理性角度审视, 价值的本质是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3, 政治系统通过满足行动者的各类价值需求来引导对其精神与行为。其次, 从价值理性角度审视, 价值系统提供了一套判断标准体系, 并通过价值判断的趋同化过程形成了关于价值的普遍共识。政治系统的存在、运行与发展需要基于普遍价值共识来获得合法性, 进而获取行动者的认同与支持。4具体到党的政治建设方面, 价值元素蕴含于党的政治建设之中, 主要体现为党内政治价值及其引导功能。党内政治价值在内涵方面与党的政治立场等存在高度契合性, 通过内涵的契合, 使党员认为党的政治立场等政治性原则是合理的、正当的, 从而为党的政治立场等政治建设内容提供了合法性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 也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5这一价值判断标准与党的政治立场高度契合6, 进而使党的政治立场获得合法性。通过合法性供给, 党的政治立场能够更为有效地获取党员的普遍认同, 从而使其转化为广大党员自身的政治立场。

制度居于结构分析的中观层次, 是具体化的规范形式, 为政治系统提供了权威性来源。1权威性是“一个人在相信他或她施加影响的权利的合法性基础上要求别人服从的可能性”2, 在政治系统中, 制度通过提供稳定的权威性, 将行动者的行为约束在系统可控的范围内, 从而避免系统内失序。具体而言, 首先, 制度对于行为的规制, 主要通过激励、惩罚与预期等功能来完成。制度以个体权衡利弊的心理机制为作用基点, 对遵守制度者给予适当物质或精神激励, 使违反制度者承担相应不利后果, 通过制度的有效执行, 强化个体遵守制度的行为动机。预期则是在有效落实制度的激励与惩罚功能的基础上, 通过替代性经验的习得, 使个体对行为导致的后果形成预判, 实现对个体的引导作用。其次, 与权力无条件的强制支配不同, 权威是建立在认同基础上的影响力, 即权威具备正当性的来源, 能够被系统内的行动者所认可。在制度层面上, 制度树立权威的方式不仅包括制度的强制力, 亦涵括制度认同。“制度认同的核心在于行动者对于制度中蕴含价值的认同。”3价值通过制度化的形式蕴藏于制度当中, 并在制度规定和执行过程中彰显价值判断。正是基于制度规定与普遍价值共识的契合性, 制度具备了获得普遍认同前提。具体到党的政治建设方面, 制度元素蕴含于党的政治建设之中, 通过权威性供给来发挥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要尊崇党章, 严格执行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4通过权威性的供给, 各项党内制度将在制度认同与执行等方面得到强化, 从而对广大党员行为产生更强的约束力。

角色居于结构分析的微观层次, 表征了个体的社会定位与互动关系, 是达成政治系统目标的重要支撑。具体而言, 政治系统在生存与发展过程中, 为实现自身内部各子系统间、系统与环境间的协调与平衡, 必然会制订一定的共同目标。行动者个体作为政治系统中的基本单元, 在应然层面上, 应当以共同目标作为自身的行动指引。在达成共同目标的过程中, 政治系统内形成了一定的互动关系, 每个个体都被赋予了特定角色。个体能否按照角色定位与规范的要求来扮演自身角色, 将对政治系统的共同目标的达成产生重要影响。角色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推进共同目标的达成:首先, 通过角色定位来认知自身在共同目标达成中的作用。行动者对于自身角色的认知愈精准, 其在达成目标的行动中往往愈能发挥积极作用。其次, 通过明晰互动关系形成具备稳定结构的行动者集体。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 不同行动者会担当不同角色, 各个角色作为政治系统运行中的关键节点, 通过互动形成了结构稳定的集体, 政治系统以个体的角色扮演为中介, 可以将系统目标转化为集体目标。具体到党的政治建设方面, 角色元素寓于党的政治建设之中, 并推动政治系统目标的达成。党的政治建设的目标在于培育严格服从中央领导、维护党内团结统一和严守政治规矩的党员个体, 最终体现为党的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上述目标融合于对党员的角色定位之中。个体通过对党员这一政治角色的认知与认同, 能够形成有效的自我期待, 并按照角色扮演的需求, 积极提升自身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素养, 从而最终达成党的政治建设目标。

新时代包含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利益诉求多样化、价值观念碰撞激烈、信息传播技术日益发达和执政环境复杂等重背景, 上述背景从党内政治价值、党内制度与党员角色等方面为党的政治建设带来了突出问题。

党内政治价值作为取向基准, 通过满足价值需求与形成价值共识的方式强化价值引导功能, 为党的政治立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当前党内政治价值的引导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 导致部分党员的政治立场出现混乱。导致价值引导性弱化的原因有以下方面:

首先, 不良价值从外部持续渗透, 导致部分党员价值认知混乱。伴随着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日益繁盛, 西方资本主义的享乐主义等价值理念依托各类文化产品流入国内, 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情观、面子观和等级观等融为一体, 二者共同形成了向党内价值体系内部进行渗透的来源。如美国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基于对美国在全球传播本国价值的考察指出:“我们的价值观是软实力来源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们被看作是自由、人权和民主的灯塔。”1不良价值的持续渗透, 不断与党内政治价值争夺主导话语权, 导致了部分党员的价值认知出现混乱。

其次, 党内政治价值缺乏有效的社会化路径。党内政治价值作为一种文化符号, 通过社会化与政治实践对个体产生影响。价值通过社会化过程, 将价值判断标准内化于行动者的认知结构当中。在对党内政治价值进行社会化的过程中, 应当贴近党员认知偏好与党员生活实践, 从而在认知、情感与态度方面与受众产生共鸣。然而在政治价值宣扬的过程中, 存在脱离实践、脱离生活与形式单一等现象, 对部分党员关于党内政治价值的认同形成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如有学者统计显示, 认为“党内教育方法陈旧, 存在形式化、平淡化倾向”的党员占受访党员总数的63.8%2, 表明当前党内政治价值的社会化方式已经不被部分党员所认同, 亟待通过改进党内政治价值的社会化方式来提升实效性。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构成部分, 当前党内制度建设稳步推进。然而, 由于部分制度执行不力, 当前党内制度规制存在一定的失灵情况, 党内制度的权威性受到削弱。如由于存在制度执行不力的情况, 部分党员并不认同制度的作用, 而以权力或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或迷信权力、不信法律, 或为获取不当利益不惜违反制度规定, 导致违规违纪现象屡次发生3。导致一些制度规制失灵的成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 部分制度规定有待进一步细化。当前部分制度规定过于原则化, 为执行者留有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一些法规制度的条文只有定性的要求, 没有定量的要求, 很难具体操作。”4此外, 当前部分制度配套的考评、监督与问责机制尚不完善, 导致制度的可操作性较差。如当前各地关于党员在互联网与自媒体等平台上发表言论, 相继出台了一些规范性文件, 但缺乏统一标准与完善的监督与问责机制, 且在约束的标准与覆盖范畴方面还应进一步扩展。

其次, 部分党员的制度执行意愿较低。所谓制度执行意愿, 是指党员在具备对制度理念与规定清晰认知的前提下, 按照制度作出行为、维护制度运行条件, 从而使制度落到实处的心理动机。由于存在党员在制度制订与执行过程中地位虚化的现象, 部分党员对于制度执行的动机强度微弱, 或动机方向与制度执行背道而驰, 导致制度执行力低下。具体而言, 党内民主是党优良的政治传统, 但当前部分党内制度在规划、起草、审定与发布的过程中忽视了党员的主体地位, 未设立党员参与和意见征集, 从而使部分党员在党内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 对于参与制度执行与维护制度权威兴趣寥寥。

具备高度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的党的成员, 是关于党员的重要角色定位。在这一定位引导下, 党员应当严格服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 严格遵守党的各项纪律, 自觉维护党内团结。然而, 伴随着时代发展, 社会关系愈益复杂, 个体需要扮演的角色也逐渐增加。由于扮演不同角色对个体有不同要求, 这些要求有时会相互干扰, 导致部分党员在心理层面形成冲突并与角色错位现象5的出现, 最终使党内组织性与纪律性受到一定冲击。导致部分党员角色错位的成因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 部分党员的政治角色定位出现偏差。一方面, 少数党员因入党动机不纯, 对党员的定位不准确。客观而言, 大部分党员的入党动机都是纯洁的, 自我定位也是准确的。然而, 少数党员入党动机并不纯洁, 其将党员角色定位为谋取私利的途径, 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思想与行为完全与党员角色相背离。1另一方面, 部分党员受到外部角色期待影响, 对角色定位出现改变。党员角色被定位为社会的优秀分子, 其社会地位与物质收入等被亲人、朋友与社会寄予厚望, 这种角色定位往往会内化为党员对自身的角色定位。然而, 党员角色并不一定完全转化为社会地位与物质收入, 这种理想与实践的差距, 使少数党员由于自尊受损、期待落差而出现心态失衡。为弥补落差、维护自尊, 少数党员不惜以权谋私, 从而出现角色错位行为。

其次, 部分党员的角色互动关系发生改变。一方面, “潜规则”对正式制度的约束功能产生破坏。“潜规则”是指没有正式文字规定, 却又具备一定认同基础, 且在实践中发挥实际效用的规则。少数党员干部在精准扶贫工作中, 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取保证金、违规为亲友办理低保指标等, 即是“潜规则”的典型表现。上述“潜规则”虽然与正式制度相抵牾, 但由于在特定情境中“行之有效”, 少数党员干部为谋取不当利益, 经常依循潜规则行事, 破坏了既有制度框架内的角色互动关系, 从而对党员队伍的纪律性形成了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社会原子化导致个体积极性削弱。社会原子化作为由于社会联结机制中间组织解体或失缺而产生的个体无序互动、道德解组和社会失范的总体性危机, 往往导致个体间疏离及凝聚力下降等问题, 使个体逐渐丧失达成共同目标的积极性。2部分党员受社会原子化的影响, 丧失了党员本应具备的政治素养, 以私人和家庭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 对于体现党的组织性、纪律性的角色互动模式漠不关心, 使既有角色关系的共识基础受到瓦解, 从而破坏了党员队伍整体的组织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 这些问题必须着力加以解决。3这一论断体现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建设方面突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的理性态度与睿智判断。党内政治价值、党内制度体系与中共党员角色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组成要素, 共同构成了党的政治建设发挥功能的基础, 任何要素丧失作用均可能导致整体功能的失灵。鉴于此, 应当以突出问题为靶向, 从党内政治价值认同、党内制度执行力与政治角色扮演能力三重维度来构建破解突出问题的可行进路。

首先, 通过优化党内政治价值结构形塑价值认同。第一, 形成主次分明的价值结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重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倡导和弘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价值观。”4习总书记关于党内政治价值的精辟阐述, 标示了正确的评价标准。在党的政治建设中, 应当将上述二十四字价值观作为党内政治价值基准, 将其置于共产党人价值体系的最高位阶。此外, 还应当通过设置价值排序标准来完成价值统合。在确定价值基准的同时, 应当兼顾党员其它合理的价值需求, 设立主次有序、结构合理的价值排序标准, 从而形成引导党员思想与行为的动力源。第二, 构建针对不良政治价值的抵御机制。针对西方资本主义与传统文化中不良政治价值的渗透, 应当通过明晰各类政治价值内涵来构建抵制机制。在这一机制中, 民主与法治等政治价值的内涵应当被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进行阐释, 凸显党内政治价值具备的政治性、人民性等独特优势, 明确党内政治价值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内涵边界, 从而避免政治价值出现内涵混淆。

其次, 以科学有效的价值宣扬推动价值认同。观察学习理论认为, 个体在观察学习他人行为过程中, 需要通过不断实践、反馈和矫正等过程逐步矫正个体行为, 最终达成个体行为与标准的一致, 以及个体对行为模式及行为理念的高度认同。1具体到党的政治建设中, 一方面, 各级党委应充分承担主体责任, 积极组织宣传部门运用线上与线下两种模式展开自主学习与专题讲座, 在内容上直面广大党员关心的问题, 以历史与身边的人物事迹为载体进行价值传播, 形成关于模范人物的思想与行为的反复感知与主动记忆的党内信息场域。另一方面, 在形成信息场域的基础上, 各级党委应当将平等、民主与法治等政治价值融入到党内政治生活中, 如通过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广泛倾听党员意见和严格执行党内制度等方式彰显价值判断。通过在制度制订与执行中的广泛参与, 广大党员的行为与党内政治价值标准的契合度会愈益提升, 其依循价值标准的行为动机也会逐渐得到强化, 从而最终完成价值认同的培育流程。

制度执行力是指贯彻制度规定、达成制度目的的实际操作能力。在既有制度不断完善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确保制度能够获得有效执行, 关系到制度的实效水平。正如学者盖伊·彼得斯指出, 好的制度在于能通过制度性博弈的设计使博弈者达到某种产生除社会所期望结果的平衡, 能够使博弈者在某一轮博弈活动中有机会惩罚那些渎职者, 从而使所有博弈者均遵守制度。2鉴于此, 应当通过强化制度执行力为党内制度提供权威性支持。针对当前制度实效性不彰的挑战, 可以从可操作性与制度认同两方面强化党内制度执行力。

首先, 以强化制度可操作性提升执行力。一方面, 制度制订部门可以设置面向基层党组织的意见征集渠道, 根据基层党务实践中遇到的规定模糊或覆盖面窄等现象编制问题清单, 及时细化党内制度规定, 并将基层破解上述问题的好经验转化为解释办法或实施细则, 使制度更具可操作性。另一方面, 从保障制度激励、惩罚与预期作用的角度出发, 可以从监督机制、考核机制与问责机制予以强化。在这一过程中, 应当在以政治性标准作为评价标准的核心指标, 由上级党政部门会同本级党委与涉及的职能部门, 采取购买公共服务的形式引进第三方专家团队, 在与其充分调研、论证后, 详细规定哪些事项需重点监督, 哪些事项需承担党内或行政问责等。

其次, 通过强化制度认同推动制度执行。一方面, 培育党员的制度思维。制度思维是指在制度框架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考习惯与方式, 使党员更认同以制度执行为出发点的思考方式。根据制度思维的本质特性, 佟德志指出, 关于政治现象的认知思维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寓于其它层次内容之中。3基于此, 我们可以以党内政治文化中典型案例、思想理论与制度文化等具体内容为载体, 由各级党委、宣传部门牵头展开思维培训工作, 内容涵括制度的价值意义、制度的具体规定、制度思维在工作中的应用与制度思维的自我训练等, 使广大党员能够准确把握制度思维模式。另一方面, 应当落实党员参与制度制订与执行的民主权利, 使广大党员在制度制订与执行过程中获得自身具备参与能力及党委领导关注重视的积极体验, 并通过巡视、派驻、办案“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强化政治监督, 切实保障广大党员在制度制订与执行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从而提升其在制度制订与执行中的积极性。

对于中共党员而言, 政治角色扮演能力是指党员在明确角色定位的前提下, 作出符合党员角色要求的行为的综合素质。政治角色扮演能力是党员扮演好自身角色的必备要件。

首先, 通过形塑合理角色期待明晰角色定位。一方面, 针对以党员身份谋求私利的错误动机, 党委领导应当充分落实主体责任, 通过与党员谈话以及不定期政治审查等方式, 精准把握本级组织内党员的思想与行为动态, 及时调适角色期待偏误、纠正错误行为动机, 将问题及时化小遏止。为保证主体责任的落实, 如果党员出现政治性错误或贪污腐败等问题, 应视问题性质与影响对主管党委领导进行相应追责处分。另一方面, 明晰正确角色期待的内涵。在党内场域中应当建立外部角色信息的筛滤机制, 做好党员角色期待内涵的阐释工作, 并将常见的错误角色期待列出, 提高党员敏感度与警惕性。如针对为找到好工作而入党的角色期待, 在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化等过程中应当明晰, 党员作为社会中的优秀分子, 应具有更多的机会进入到体制内, 从而在工作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允许以谋私利作为入党动机,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错误的入党动机最终导致的将是政治生涯的终结、自我理想的破灭, 乃至对家庭命运的负面影响。

其次, 以构建共同体明确角色互动关系。共同体是一种具有高度凝聚力的社会关系, 在共同体中, 每个成员都把共同的目标当作自己的目标。1党作为拥有高度团结性、组织性与战斗性传统的执政党, 应当在继承上述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强化党内的共同体关系, 并使其成为党内主要的角色互动关系。一方面, 共同意志对于个体的有效凝聚, 主要通过共同目标与个体诉求的统一来实现。基于此, 应当将服从党的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与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等政治性要求与党员的平等诉求、公正诉求、民主诉求等相结合, 在共同目标中纳入党内法规面前人人平等、决策体现党员的普遍意志与公正惩处党内违纪违法行为等内容, 使达成积极健康的角色互动关系成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目标。此外, 应当强化党员与党的命运联结, 将党员利益和自我价值、党内政治生态、党的命运与自身行为结合起来, 凸显“潜规则”对个人与党造成的不利后果, 深化党员关于共同目标与个体诉求统一性的认知。另一方面, 强化共同经历、历史记忆与制度环境等联结纽带。我们应当在对党员的社会化过程中强化党的历史、共同的党内政治生活经历、党员政治性要求与党内制度文化等要素, 通过社会化与代际学习等机制, 使上述要素作为共同的价值体系、文化传统与历史积淀在党内获得普遍认同, 逐渐统一党员对角色互动关系的认知与观念, 从而遏止社会原子化对党内共识的消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