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政党调适”“政党收缩-调适”“韧性威权”等概念框架把中国共产党解释为仅能适应环境的执政党，未能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轨道上的发展，尤其是最新的发展。在执政轨道上，中国共产党发展执政要素，也推进革命因素的发展，其发展模式为“革命性执政党”。“两个伟大革命”提出以后，“革命性执政党”成型。革命性执政党兼容革命和执政两种因素，而且内含长期执政逻辑。革命性执政党之革命，有内、外两个层面，外部革命由社会主义道路本身的革命性来体现，内部层面的革命则是自我革命，持续维持“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的政党状态。“革命性执政党”具有政党学意义，可以作为一种执政党类型，有助于破解西方执政党话语逻辑。
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深入探索如何执政，理顺了革命逻辑与执政逻辑的关系，实践发展中，又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自我革命”，实现了党建质的飞跃。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的探索实践，尤其是“两个伟大革命”即“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践行，已经把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转型变革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极大地丰富了执政党发展现象，对中国政党学来说是重要的理论资
源和理论发展契机。我们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实践进行理论化，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
的发展进步。本文欲就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轨道上的这些发展进行探讨，提出“革命性执政党”概念框架，并以之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轨道上的政党发展。本文将首先梳理和分析现有概念框架，之后回到历史，追踪
革命性执政党的成型历程，然后分析革命性执政党的内在机理，最后揭示革命性执政党的政党学意义。
一、现有概念框架
政党学对执政党进行描述时，较少对执政党在执政轨道上的政党发展作出解释。在执政轨道上，政党自身就不再向前发展了吗？并非如此，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执政轨道上也依然向前发展。问题是，对于这种发展理论上如何理解和认识。
国外学者提出过一些概念框架。狄忠蒲（Bruce J. Dickson）、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等人提出“政党调适” “政党收缩—调适”概念框架，把中国共产党理解为没有实质性发展，处于收缩—调适双重状
态中，已经变成根据环境变化作调整，以求适应的政党。这些框架实际上是在用西方执政党的执政追求套用
于中国共产党，潜在地预设了，中国共产党和西方执政党一样，也堕落成了只谋求以政策适应政治环境变化的
“谋求政策的政党（policy- seeking party）” 。“政党调适”和“政党收缩-调适”框架无法解释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坚持进行自我革命、永葆先进性、不忘初心和使命等诸多坚持性和建构性的特
征。另一个典型的概念框架是黎安友（Andrew J.Nathan）提出的“韧性威权” 。这个框架以中国共产党政
权何以生存、为什么没有崩溃为研究问题，把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假设成与民主相对立的体系，把中国共产
党理解为虽然能积极适应政治环境变化，但始终坚持威权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固然强调权威、巩固权威，但并非与民主对立，而是与民主互相包容。威权或者权威只是达成政治目标的工具，威权本身并不是独立的目标。相反，民主在中共体制内倒是具有相对的“韧性”，在执政党党内，民主虽有波动，但依然顽强地存在。
西方的这些概念框架，未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轨道上的实践发展变化。尤其是对提出“自我革命”“社会革命”两个伟大革命以后的发展，缺乏解释力。
国内的研究文献，倾向于用“政党主导”“政党自主性”概念框架，分析执政中的中国共产党。杨光斌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发展上的政党主导性。在国家自主性受到挑战并丧失以后，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重建秩序的任务，主导着制度变革以及现代化，中国的发展尤其是在制度上的发展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蒋永甫使用执政党自主性框架，认为中国共产党已经展开了执 政党自主性建设，这种建设以党政分开为标志，党与社会分开和扩大党领导的社会基础是建设自主性的新阶段。杨光斌和蒋永甫基本上认为政党主导
性或者政党自主性在发展趋势上会保持独立。另外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政党自主性不能独立，政党自主性
必须要转变为国家自主性。董亚炜提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利益广泛，不受某一小集团制约，政党具有自主性，
但缺少法律规范和约束，为了约束和规范政党权力，政党自主性需要向国家自主性转变。程竹汝、上官酒
瑞虽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具 有政党自主性，但更认为“政党自主性”是“党建国家”路径的产物，政党权力缺少“公共性”，因此，政党自主性必须要被国家自主性吸收，转变为国家自主性。董亚炜、程竹汝、上官酒瑞的理解和杨光斌、蒋永甫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无论是杨光斌的“政党主导”“政党中心主义”，
还是蒋永甫以党政分开为起点的“政党自主性”发展，政党自主性均不会向国家自主性转变，否则可能会伤
及“政党主导”“政党中心主义”或者党政分开意义上的“政党自主性”。
政党适应性类的框架和政党主导性、政党自主性框架，在理论来源上同源，均来自发展政治学中的政治制度化理论。政治制度化有四个维度的分析指标：适应性、自主性、凝聚性、复杂性。政治制度化旨在于谋求秩序，但秩序只是发展的基础或条件，并非发展本身。“适应性”和“自主性”框架用于分析秩序导向的执政党或许是合理的，但如果用于已经摆脱秩序危机或者秩序压力不大的执政党，就有着先天的不足，
这个先天上的不足，也影响了“适应性”类框架和“自主性”类框架在政党终极取向上的解释力。在终极取向上的解释力方面，“适应性”类框架，认为中国共产党为适应环境而作出的调适、形成的弹性都只是小修小补，最终仍会陷入崩溃。“自主性”类框架则陷入了自身内部两派之间的冲突，一派设定了政党或者不能承担公共性，或者自身缺少法律约束的缺陷角色，政党自主性最终必须转为国家自主性；另一派则假设了政党能保持自主或主导地位，但对另一派提出的缺少公共性和法律约束没有回应。本文基于执政轨道上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发展，把中国共产党看作不断超越秩序、谋求自身发展的发展导向型执政党。在具体发展上，中国共产党将革命精神贯穿于执政之中，持续不断地超越自己创造的秩序现状。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展到当下阶段时，已经发展成为“革命性执政党”。
二、革命性执政党的实践证成
自从进入执政轨道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注重执政和革命两种因素的发展，不断地突破自身秩序，不僵化，不保守，坚持发展地执政，革命性执政党在执政实践中逐渐成型。
（一）早期探索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政党已经进入执政轨道以后，首先强调保持革命精神，构成了革命性执政党雏形。在进入局部执政轨道和初入全国执政轨道之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就意识到自己是执政党，但党内并没有自满于执政地位，反而强调作为执政党的危险和问题。执政精神上一直保持着警惕和忧虑，督促全党继续自我完善发展。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曾提出：“我们的党……是已经在解放区执政的党……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精通自己的业务”。1954年2月，周恩来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
“党已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公开反对党的领导不甚可能出现，但必须警惕躲藏起来的反对。中共八大制定的党章也明确要求：“中国共产党已经是 执政的党，因此特别应当注意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并且用极大的努力在每一个党组织中，在每一个国家机关和经济组织中，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斗争。”毛泽东更是不断地对全党敲响警钟，并极力要求：“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在执政轨道上，但还是以保持警惕和革命精神为重心，防止不良现象，保持着执政精神上的革命因素。不过，发展中，虽然始终对“执政党”身份保持警惕，但对延续下来的运动式的革命警惕性不高，把执政状态下的革命习惯性地理解为运动式的革命、外部动员式的革命。邓小平总结教训时指出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当时“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
（二）执政党重心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形成，中国共产党正式启动对执政党类型的探索。1980年起，党内就开始探索在执政意义上，发展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1980年，邓小平提出发展执政党任务，要求探索“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自此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步进入执政党重心状态，政党建设跃升为执政党建设，此时的党建已经不是把党作为一般的政党，而是着意执政，重点地建设执政党。到十六大时期，执政党重心的政党建设第一阶段基本完成。十六大报告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长期执政的党”，“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
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这一阶段，没有明确强调革命精神、革命热情等革命性的因素，但党内依然保持着对执政党的高度警惕，高度重视执政党自身存在的各种问
题。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大会上，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严肃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存在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即“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的提出，把对执政党的警惕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提出后，如何考验过关、如何消除危险也成了执政党发展的关键问题。
（三）基本成型
十八大以后，执政党在执政重心和革命性两个方面都有突出的发展，革命性执政党模式基本成型。党内对于“执政党”更为自信，明确地赋予自己“执政党”角色，而不再是稍嫌模糊的“执政的党”或“长期执政
的党”这样的定位。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九十多年来，我们党栉风沐雨、历经坎坷，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讲话明确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执政党”，而且是“世界第一大执政党”。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在讲话中再次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同时，革命模式被
重新建构，形成了一种新革命主义，即“两个伟大革命”：外部继续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和内部郑重推出的
“伟大自我革命”。首先，社会革命是必须推进下去的。“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97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其次，执政
党必须要有革命精神、革命斗志，积极推进自我革命。十九大报告更是进一步将“自我革命”赋予到执政的中
国共产党的内涵之中，“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十九大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部署同时
推进“两个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也有能力上的自信进行“两个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
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十八大以后，执政轨道上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党角色和革命性要求两个维度上都有所发展。执政党继续保持了对革命的坚持，在执政党框架下，发展形成了“革命性执政党”，走出了自己的政党发展之路。十九大将自我革命赋予到政党内涵中，尤其是其后对“两个伟大革命”的共同推进，表明这种革命性执政党成型。
三、革命性执政党的内在机理
革命性执政党是执政党的发展形态，它既承接了革命逻辑也以执政党为根本定位，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
轨道上对执政党自身发展进行探索实践的客观成果，也是对自身执政地位的理性回应。革命性执政党作为一
种能超越自身秩序的发展成果有着深刻的内在机理。
（一）革命与执政的兼容同存
中国共产党有其历史使命，必须长期保持革命性。在社会革命尚未完成，社会革命仍在继续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在性质上仍然要保持革命性质，但这并不妨碍这个革命政党执掌政权、治国理政。有了革命性质的继续存在，反而可以通过革命精神、革命热情的推力保持执政党的目标性和活力、解决已经存在的精神懈怠危险问题。同时，革命性的保持对执政党的功能即国家建设、社会整合、政策供给、价值分配、利益协调、全局调控等，也能提供一种压力，有助于执政功能的实现。革命性执政党的根本定位 虽然是
执政党，但其革命性质仍然保持，不 存在向西方意义上的执政党转型的逻辑。革命性执政党是革命奋斗的结果，革命并不是夺取了全国政权即完成了政治革命就“告别革命”了，政治革命以社会革命为依归，只是社会革命的一部分内容，政治革命后仍要把社会革命作为基底，长期地保持在执政过程中。这种执政党，在阶段上是革命性执政阶段，在类型上是革命性执政党类型，具有革命和执政双重功能。
（二）内在地包含长期执政逻辑
革命性执政党潜在地隐含着长期执政、指向未来的逻辑。十六大报告提出的“长期执政的党”中的“长期执政”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基于过去事实的长期执政，一种是指向未来的发展愿景。基于事实的长期，主要是依据建国后至十六大，这一较长历史阶段中已经实现了长期执政。指向未来的长期主要含义是发展愿景，
在未来时段中长期执政下去。但如何长期执政下去呢？革命性执政党可以提供对此问题的暗合。革命性执政党的逻辑中，“两个伟大革命”之一就是社会革命，而在社会革命框架下，社会革命的远大理想是需要长期努
力才能实现的共产主义，因此社会革命本身就具有了指向未来的“长期”含义。进行社会革命的革命性执政党
因此也就是指向未来的“长期执政党”。这个“长期执政”，不是基于过去长期执政史判断出的长期，而是指
向久远未来的长期。同时，革命性执政党对社会革命的坚持和继续，也把时间上的长期性和任务上的长期性
结合在一起。在时间意义上，社会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任务上，社会革命仍是一个未完成的革命任务，
需要长期的努力。这种长期的努力直接呼应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期执政党的客观进程。基于长期执政的未来进
程，中国共产党自然是长期执政党。
（三）革命的双层逻辑及安排
革命性执政党在革命性因素上的发展体现的是一种新革命主义，它强调的是内、外两重革命架构：外部层面的社会革命和内部层面的自我革命。
外部层面的革命是社会革命，而社会革命在含义上就是在现有政权条件下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续，必须一以贯之进行下去。”社会革命就其革命的内容而言，是在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途中对
路障的革命、对整体社会的革命，却不是对道路本身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性执政党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这个政党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具有革命性。社会革命不是对所走道路的颠覆问题，而主要是坚持和坚定性的问题：坚定地信仰社会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另一层面则是内部层面的自我革命。当执政过程、政党自身成为执政阻力或者为了不至于使自身成为阻力因素时，敢于自我革命并长期保持自我革命状态以实现长期执政。之所以能够自我革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自身没有利益
贯注其中、不谋私利。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气，是因为我们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
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不谋私利才能谋根本、谋大利，才能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检视自己。”革命性执政党的能力提升、革命的驱动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内部，来自于自我革命。自我革命的对象是自己身上那些不适应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甚至是自身内部那些腐败、变质的部分。整体上，革命性执政党在执政条件下革命的发展，突破了以前习惯上的政治革命、暴力革命模式，却又坚持了革命。长期执政过程中，碰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因此，长期执政条件下的自我革命相对平静，并不是传统
革命模式那样简单地、暴力地，不是重回“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路，自我革命的内容以社会主要矛盾为准据，是一种新革命主义：手段复杂、相对温和、多波次，但其结果却是革命性的。
四、革命性执政党的政党学意义
革命性执政党作为概念框架，能够捕捉到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轨道上的发展，并赋予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
党案例的独特案例价值。革命性执政党并非来自于西方理论资源，由西方资源的概念框架居高临下地观察，而是根据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总结出来的。革命性执政党坚持了一种从中国发现中国，从中国政党理解中国政党的政党学路径，在政党学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革命性执政党将革命和执政交融在一起，这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阶段上，革命党与执政党深度关联而发展出的执政党类型。作为一种执政党类型，它可以破解政党学中西方执政党类型所隐含的话语霸权。革命性执政党类型如果能成为一种话语，其话 语逻辑之下，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对称二分和隐含的政党轮替逻辑将被
消解，这将使它迥异于西方执政党。西方体制意义下，执政党是暂时的，这种暂时性有两重含义。一是对于单个政党而言，经过选举获得大多数民众支持而进入执政状态；如果失去民众支持，将进入在野状态。这种含义主要是描述单个政党的动态——执政状态还是在野状态。另一含义是相对于其他政党而言的，经过合法选举、执掌政权的是执政党。这种意义之下，执政党获得的是一种政党身份，相对于执政党而言，其他政党都是在野党。这种含义主要是描述一个政党在政党制度中的位置和地位。而在革命性执政党话语体系之下，执政党是革命性执政党，是为完成使命而进行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执政党。执政党拥有世界情怀，其终极使命
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体现的是对人类终极命运的负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使命和完成使命的问题，而不是执政状态还是在野状态的问题。在政党制度意义上，革命性执政党本身不是一种身份，其他政党也不是在野党，对于其他政党，只存在是否参与执政党的使命大业、并肩奋斗的问题。
长期以来，政党学中，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中心主义形成了政党分析中的霸权，政党学的一些分析工具，基本上是欧美学者打造的，分析工具的背后也体现着欧美价值上的优越感。关于政党研究领域，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第一大党，拥有丰富的执政实务现象、先进的政党组织，却很少基于本土资源形成具有政党学意义的分析工具体系。
革命性执政党作为基于本土资源的一种概念框架正是打破这种现象的一次努力。革命性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带有崇高的革命理想、革命目标，并保有革命热情和革命干劲。据此，革命性执政党可以超越西方执政党“政策导向”宿命，执政境界更高。在西方，当执政党“以问题为导向”开展行动
时，基本上可以确定这个政党是追求政策的执政党，或者说是政策导向的执政党。这种执政党，把治国理政的境界只停留在应对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层次上进行国家治理。而对于革命性执政党来说应对社会问题的国
家治理只不过是基本的层次。在这之上，还有驱动整个社会和国家朝着使命目标、沿着执政党路线前进的内容。西方执政党以政策为工具进行国家治理，实际上只是在执政党内部利益格局下，对不同势力的调停，最终实现的只是利益和谐的国家状态，对国家本身没有根本触动。革命性执政党则可以超越这个境界，革命性执政党执政蓝图中，整个国家在执政党使命目标下，不断前进，国家自身也跟随执政党的使命而不断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