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区治理是浓缩了中国之治的特定场域。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于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区治理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区治理的新论断、新认识、新战略、新方法，生动而深刻地阐释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并将“中国之治”上升为“中国之理”，深刻揭示中国之治的深刻道理，展现中国之治的成熟经验，阐释中国之治的深厚理论，把治国之理推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揭示构建社区治理三位一体格局的政治特征、点明社区治理的中心议题、彰显社区治理的价值旨归、凸显社区治理的功能导向、体现社区治理理念的丰富内涵，是对中国社区治理从实践到理论的全方位透视。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展现完整的中国形象，提供基层社会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丰富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展示了中国社会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中国之治；中国之理；中国方案

精神独立引领实践自主，经验总结深化理论创新。“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维度观之，不同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基于本土文明基因与历史条件，探索出差异化发展路径，形成了特色化发展体系，积累了多元化发展经验。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公共服务的“神经末梢”，它一头连接大政方针，一头连接千家万户。它是浓缩中国之治的特定场域，通过其场域内涵故事，向世界提供一个了解中国之治的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既是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的亲历者、聆听者，更是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传播者。他塑造了中国基层治理的实践图谱，通过破解社区治理的文明密码，为国际社会建构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厘清凝结东方治理智慧的生成机制、守护中华优秀文化根脉，开辟治理现代化的认知新局面。

一、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的生成逻辑

故事作为一种传播思想意识的媒介，实现其传播功能必须依托一定的丰富内容，而内容的生成并不是“无中生有”，更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深刻的、内在的、固有的生成逻辑，决定其存在形式和发展道路。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的生成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立足于丰富的中国社区治理实践活动，植根于厚重的文化积淀，体现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实践特征。

（一）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生成的理论基础

故事是赓续历史文化、传播思想理念、弘扬精神文明、阐发人生哲理的重要载体。在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文明绵延不断的国家，孕育了众多凸显中国底色、中国特色、中国亮色的古老故事，为人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中国智慧。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区治理的系列重要论述把深厚的中国历史底蕴与生动的中国发展实际有机结合起来，包含了一系列具有新时代特点的新鲜故事。他将马克思主义创新成果科学融入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之中，使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兼具故事性与理论性，彰显启发性与思辨性，把故事变成思想传播的有效载体。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有机结合起来，生动演绎“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自觉，既具象化当代中国治理体系守正创新的实践品格，又通过创造性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实现历史辩证法与文明演进知行合一、创新耦合，彰显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同中华文明基因谱系双向同构的理论张力和实践动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市智苑社区时谈及广大社区工作者长期坚守在防控一线、服务社区的生动故事，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主体的观点。他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肯定坚持与完善新时代“枫桥经验”，阐述新时代国情对过去的“枫桥经验”实现升级换代的思想，体现了矛盾特殊性与矛盾普遍性辩证统一原理。他在指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要求用抗疫精神引导广大社区工作人员，体现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促进作用科学原理的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社区治理故事深蕴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寓事于理，做到事有依据、理有必然，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的深邃理论不再是“居庙堂之高”的高深思想，而是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大众宝贝”；另一方面，又使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超越故事本身的属性，赋予其思想的深度与理论的高度，形成有思想的故事。

（二）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生成的实践之源

马克思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故事作为一种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上层建筑，必然扎根于社会生活实践之中，即使是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也源自先民千百年甚至是上万年前实际生活的思想加工和情节演绎，人的意识受到社会存在限制，不可能超越历史和现实进行想象。历史是故事的养料，实践才是故事的母体。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中国社区治理故事，多数生发于他多年从政的实践经历。一方面来自他在地方历练的工作经历，从陕北的梁家河到华东的上海，从偏远的小山村到国际化的大都市，从村党支部书记到直辖市市委书记，拾级而上的地方从政经历极大地彰显其基层工作经验；同时，也为他后来在更高的站位上讲述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提供了厚实的素材来源。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他成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基于治国理政的重大实践所积累的经验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胜利。伟大的成就孕育生动的故事，非凡的经历构成故事的丰富内涵。这些都成为习近平总书记论述社区治理最直接的实践与思想来源。

（三）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生成的文化之根

  文化是根，故事是叶，根深才能叶茂；文化是源，故事是流，源远流长才能奔腾万里。中华大地生发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孕育生生不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基因，造就众多耳熟能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故事的灵魂载体，中国故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叙事形式，两者互为表里、相互映衬，是一体两面的文化共生体，依托中华文化共生共长。这些因文化故事凝结而成的精神力量、思想价值、思维方式，一方面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标识；另一方面也成为中华民族踔厉奋发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讲社区治理故事，经常娴熟地引用中国典故论述其思想。例如，在长春市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基层的工作做好，这样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这是对“姜子牙钓鱼、周文王访贤”历史典故的精准化用。他在考察西安市二○五所社区一家中医馆时，说道：“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们自己也喜欢看中医。”这里提到的中医中药，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文化熏陶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涵养和内在品质，是习近平总书记讲社区治理故事深厚的文化根脉。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嵌入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之中，既使社区治理充满中国历史积淀、中国哲学底蕴、中国文化气度和中国思想张力，也使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者相得益彰、互动升华。这种有机结合，有力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四）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生成的时代之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以强大的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在世界上推行话语霸权主义，他们通过话语、话术、话力，控制着世界主流媒体的主导权、引领权，在各个领域利用话语霸权地位为实现其利益摇旗呐喊，甚至不惜对他国内政、外交、国防横加干涉、恶意指摘。虽然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和平崛起，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赋能的话语生产机制逐步完成从“他者叙事”到“自主话语”的范式革命，但西方知识霸权构筑的“认知铁幕”营造话语传播囚笼，使中国长时间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出去了不被采信”的尴尬境地。西方一些媒体仍然针对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变革、社会民生、生态文明、国家安全等领域大搞话语欺凌、欺骗、欺诈，甚至不惜利用移花接木、无中生有、断章取义等手段对中国极尽抹黑之能事。中国面临种种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必须重视国际话语权争夺，在国际话语角力场打赢讲好中国故事的舆论战，做到全面、真实、立体地呈现中国国家形象。讲好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是我们对外展现中国整体国家形象的重要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社区治理的一系列重要谈话、讲话和文章中，经常将一些自己亲历的故事、老百姓的故事、中国传统文化故事等，深度融入其中，以社区治理为平台讲述中国故事，以中国故事论述社区治理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新目标和价值意义，使中国变革与社区治理两者相互映衬、互释生辉。例如，习近平总书记深情讲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四百多万名社区工作者日夜值守的故事，凸显了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作出的巨大历史贡献，更是对西方肆意污蔑抹黑中国的一次重大成功反击。

二、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的深刻内涵

讲故事，是为了讲道理。故事的内涵，指向事情物理、求真致用。古人曾言，文以载道。文章、诗歌都是一种载道的思想意识媒介，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发时代之先声”。故事作为一种载道的思想意识媒介，同样也是为时代服务、为现实传声。习近平总书记讲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就是要借用故事叙事方式，阐释中国社区治理的本质内涵，阐发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社区治理中国道路的重要内涵、任务要求和特征特点。

（一）治理特色：从“政党在场”“政党上场”到“政党控场”，党对社区领导的三位一体格局凸显社区治理中国道路的政治特征

从“政党在场”“政党上场”到“政党控场”，执政党将执政末梢延伸至社区基层，这是中国社区治理区别于他国的最大特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讲话时，以苏辙《新论》中的一句话“欲筑其室者先治其基”为开头，再以地基与大厦的关系阐释社区治理必须坚持党对社区治理领导的重大问题。这与党的二十大关于“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的重要论述相呼应。从“政党在场”“政党上场”到“政党控场”，以党的领导为核心，构建起社区治理三位一体的全新格局。

第一，“政党在场”。加强党对社区治理的领导，首先是通过纵向到底的兜底与横向到边的覆盖，建立起纵横交错的立体式嵌入格局。此外，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高新技术，社区虚拟场域有效嵌入党组织。现实场域的社区党组织网络体系是实体存在，能够体现“政党在场”；重点是要嵌入虚拟场域社区党组织，有效实现超越时间、空间的“政党在场”。

第二，“政党上场”。社区治理主体往往在职能范围上几乎互不关联，在组织架构上也互不统属，而“政党在场”的建构基础，恰好是党建作为链接因子，将分散的治理主体牢固地联系在一起。社区治理所需要的人力资源、物质资源、财力资源、信息资源等等，往往限制于条块分割、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问题，难以产生积聚效应，而“政党上场”使社区党组织可以利用其组织架构优势，有力冲破种种结构性、非结构性桎梏，实现资源要素整合，从而焊接条块分割，链接信息孤岛，填平数字鸿沟。现实地看，社区治理主体制定的众多社区治理制度往往在架构上互相割裂，在职能上相互重合，这就需要社区党组织以高效、便捷地提供社区服务为导向，对各项异质化的制度进行关联性整合，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和实效化。

第三，“政党控场”。“政党在场”是基础，“政党上场”是重点，“政党控场”才是关键。“政党控场”需要通过党建引领来实现。一是党建引领从宏观层面把控方向。只有坚持党建引领，才能确保党对社区治理实现全面、系统、整体性领导，从而坚持社区治理不易帜、不改色、不变道。二是党建引领从中观层面提升社区基层组织能力。事先的问题预判能力，事中的问题处理能力，事后的问题复盘能力，这些都考验执政党的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党建引领能力，不仅是提升自身社区治理能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社区治理协同各方的整体能力，实现能力聚合效应。三是党建引领从微观层面着重于治理实践。实践既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治理能力的必经考场。治理能力体现治理水平的高低，需要通过实践来测试。检验的依据，是在关键时刻，社区党组织能够起到战斗堡垒作用，社区党员干部能够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二）治理本色：立足民生，解决“社区居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是社区治理中国道路的中心议题

民生作为社区治理的中心议题，这是社区治理中国道路的本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市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参加活动时，运用有关艾滋病的故事引出社区治理的中心问题民生话题。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中国国情，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提出了诸多有关社会主义民生发展的重要论述。

第一，他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视为中国梦的重要任务，认为中国梦从本质上讲也是民生梦。这是在社区治理中必须坚持的理念和原则。第二，他将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纳入民生建设的内涵要义之中，丰富民生思想的主要内容，指明社区治理中围绕民生的努力方向，确立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价值理念。第三，他在推进社区治理中，将民生保障上升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推动高质量发展，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检验社区治理成效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将民生问题视为事关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顶层设计，加强对民生问题进行前瞻性思考、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更使这种顶层设计具象化、实践化，让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听得清，让“接天线”的思想也能“接地气”。其突出表现是，他在事关社区治理的诸多实地考察中予以仔细、周详地表达。譬如，在辽宁省抚顺市东华园社区考察时，他说：“资源枯竭型城市在转型发展中首先要解决好民生问题、保障好困难群众生活。”将社区治理与民生结合起来，把民生问题视为城市转型发展大战略中的首要问题。在南宁市蟠龙社区考察时，他强调：“通过社区这个平台，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主张以社区治理为依托，办好社区养老和社区育幼的民生大事，将社区养老与社区育幼都视为民生实事。在重庆市九龙坡区民主村社区考察时，他说：“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将中国式现代化与民生挂钩，立足宏观层面的中国式现代化，落脚于社区治理微观层面的民生问题。此外，他还经常通过家长里短的语言，表达对社区民生问题的关切，如“社区服务好不好”“饭菜可不可口”“多少钱一份饭菜”等。习近平总书记讲社区治理故事，无不流露出对社区民生的极度关切、人文情怀和党的温暖。

（三）治理底色：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社区治理中国道路的价值旨归

以人民为中心，这既是社区治理最根本的价值归属，也是社区治理中国道路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临潢家园社区考察时提及乌兰牧骑的故事，其背后蕴藏着深刻的人民性。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本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追求。以人民为中心既是对人民性的政治表达，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成功实现人民中心思想的制度化、系统化、时效化发展。

第一，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在武汉市青和居社区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改革创新基层治理，提高治理能力，更好服务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向往的美好生活目标，是基层治理实践的价值旨归。基层治理既要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的敏锐洞察力，同时也要有“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深厚情怀。人民群众的“疾苦”是什么，基层治理就要解决什么问题；人民群众的“疾苦”在哪里，基层治理就要推进到哪里；人民群众“疾苦”到什么程度，基层治理就要关切到什么程度。基层治理的成败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马虎不得，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

     第二，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在深圳市北站社区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坚持依靠居民、依法有序组织居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实现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共享。”打造社区共同体，需要从认识上解决“我需要”参与、情感上解决“我愿意”参与、行动上解决“我能够”参与的问题入手，并且在逻辑上呈现阶梯式递进的特点。从认知参与上看，需要打破“有事找政府”的思维定式，完成由“旁观者”到“主导者”的认知转换，实现由威权型服从式到意愿型主动性参与的意识赋能。从情感参与上看，通过唤起共历风雨、共克时艰、共襄伟业等重大事件的社区集体记忆，共建社区集体回忆录，从回忆中提炼社区情感，从而培育并稳固社区情感，创建有温度、存温情、共温暖的温馨有爱社区。在行动参与上看，通过社区议事会制度、社区理事会制度、社区代表大会制度等社区民主制度，实现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评，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第三，关注人民群众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社区服务以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为供给靶向，因而社区治理的好坏、得失，人民群众幸福与否、安全与否、满意与否，其解释权在人民群众，发言权在人民群众，决定权在人民群众，要以人民群众对社区治理的评价作为评判的根本标准。

（四）治理成色：以“精”为率，先“准”后“细”，提升社区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水平是社区治理中国道路的功能导向

社区服务质量是检验社区治理成效的试金石，这是社区治理中国道路的基本成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社区服务特别是针对老年人的服务，提出社区治理的社区服务精准化要点。社区服务精准化，就要是在社区治理中不断满足居民的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实现与社区服务供给之间的结构性耦合，做到社区资源优化配置。

首先是明确“为谁服务”。这是社区服务供给精准化的前提。在价值需求、精神需求、情感需求等高度分化的社区场域，社区服务供给也随之呈现分轻重缓急、重主次本末的特点。这就迫使社区服务的供给逻辑需要与社区场域内实际需求实现精准匹配。其次是明晰“服务什么”。关键是要由“我有什么就提供什么”的行政逻辑转变为“你需要什么我就提供什么”的需求逻辑，实现导向性转换，做到服务供给与需求内容的精准配置。最后是明白“怎么服务”。社区服务的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使任何一种单一化的供给模式都会产生治理主体失灵（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志愿失灵）的困局，因此，要加强社区服务主体协同合作，聚合社区服务主体协同效能，将主体协同效能转化为服务供给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雄安新区南文营社区考察时提及回迁群众故事，将城市治理比喻为“绣花”功夫，通过通俗、形象、贴切的比喻，提出社区服务供给精细化要求。从精、准、细的整体逻辑来看，精是准、细的基础和要求，准和细是精的体现和结果，前者与后两者呈现逻辑的因果关联；从准与细的局部逻辑来看，只有先准，才能后细；细是建立在准的基础之上的。

实现社区服务精准化，主要是从三个向度展开。第一，制度规范化、体系化。在宏观层面由中央牵头制定规范化的法律制度、管理制度，在微观层面由地方政府在中央顶层设计指导下依托地方社区治理实情，制定具有地方性特色、体现社区服务精细化的法律制度、管理制度，弥补社区服务的制度性法律缺失。第二，程序标准化、服务网格化。做到程序标准化、服务网格化，是实现社区服务供给精细化的过程保障。首先要制定以供给对象、供给内容、供给要求等为核心的社区服务供给清单。其次要对照社区服务供给清单实现服务下单。最后要对社区服务质量、数量、效果进行科学性评估，根据供给下单情况决定是否埋单、为何埋单和怎么埋单。第三，技术科学化、标准化。以数字技术、智能化为代表的现代高新信息技术推动权力主体的多元化和权力层级的扁平化发展，而这一发展趋势，则契合了社区服务供给主体多元化和社区服务供给层级扁平化的特点。以区块链为例，区块链所具有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约、加密技术等独特的技术优势，使社区治理强调的平等性成为可能，并与民主、协商、共识的治理理念产生高度契合。

（五）治理亮色：以“共”为核心，串起建、治、享，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格局是社区治理中国道路的理念追求

   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以“共”为核心线索，超越了西方社区治理割裂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目标的对立格局，这是社区治理中国道路最鲜明的亮色。习近平总书记以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为例，提出建设健康社区的明确要求，凸显社区治理的共建理念。此外，他用自身在地方任职时妇女组织发挥作用的故事以及回信“本禹志愿服务队”服务社会的故事，进一步强调社区治理的共治理念。妇女组织、社会志愿者组织都是社区治理多元主体中的一部分，共同服务于社区治理，它们各自发挥着独特的积极作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在理论上继承、发展并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治理理论和现代治理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协商民主、公共服务与价值共享等具有学理上的契合性、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实践上具有理论与实际的融通性和一致性。共建、共治、共享三者还存在着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互相渗透的逻辑关联。

第一，共建是共享的基本前提，共享是共建的必然结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才能共享，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共建的核心是参与社会建设，在社区场域就是参与社区治理。建好经济才能享有物质的雄厚基础，建好政治才能享有发展的方向保障，建好文化才能享有必要的精神文化条件，建好社会才能享有安全的社会环境，建好生态才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动力。

第二，共建是共治存在的客体，共治是共建实施的主体。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领域，集中解决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社会风险未知化、社会问题多样化等突出问题。任何一元化的治理结构都不足以应对这些现实问题。这就亟需打破国家—社会的二元视角，有效连接政府、社会、市场三方，构建“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四元联动的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引导各个相关主体参与社区治理。

第三，共治是共享的前提和基础，共享是共治的动力来源。共治主体如果不能积极回应社区关联的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问题，就不能共建共享社区的发展成果；共治主体如果不能成功解决牵涉社区居民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就无法共享社区治理主体的精神支持。当然，如果共治既没有物质层面的经济支持，也没有文化层面的精神鼓励，那么，建立在共治成果基础之上的共享也就无从谈起。只有让共治者相信无私奉献者必得回报、任劳任怨者必得尊崇、兢兢业业者必得表彰，而不是“为众人抱薪者，冻毙于风雪”，才能让共治得以延续，并吸引大家积极参与。

三、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的时代意义

故事是传播思想意识的一种媒介。讲故事是一种较好的说理方式，但讲故事的价值功能并不限于思想交流，而是传递故事背后的潜藏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所讲的社区治理故事展现了客观、良好、丰满的新时代中国形象，提供了社区基层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传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体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展示中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

（一）展现新时代客观、良好、丰满的中国形象

社区是彰显政党之治、大国之治和人民之治的基层治理场域。习近平总书记讲社区治理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习近平人民领袖形象、中国社会形象，最终汇聚成客观、良好、丰满的中国形象。

  第一，展示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随着社会治理重心下移、治理关口前移、治理资源下沉，社区治理逐步由治理末梢转变为治理靶心，社区治理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场域，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构建的场域。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最为突出地体现。习近平在武汉市考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时，表彰“武汉党员、干部不怕牺牲、勇于担当、顾全大局、甘于奉献的精神”，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的政党形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最早遭受疫情严重冲击的国家，中国没有选择“躺平”“摆烂”，而是汇聚全国之力抗击疫情，成为全球抗疫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中流砥柱，彰显了中国胸怀天下的大国担当和人类情怀。

第二，全面展现习近平人民领袖的伟大形象。故事作为一种叙事方式，从构成要素上看，有叙事主体、叙事对象和叙事内容。其中，叙事主体是基础、是前提，如果没有叙事主体，故事就不能展开，也不能表达叙事主体的思想指向和价值诉求。因此，习近平讲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也是塑造其人民领袖高大形象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我在河北工作过，对河北有一份乡情……这是我在正定做县委书记时就有的心愿。”通过朴实的话语，展现了亲民、爱民、为民的人民领袖形象。

第三，展示客观丰富的中国社会形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梦、强国梦、中国梦，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梦’。”国家形象塑造不是“单打独斗”，而是要形成形塑合力，它不仅需要国家权力塑造，而且还需要全民自觉参与塑造，将宏观层面的国家叙事和微观层面的民间诉说有机结合起来，将多维多向的形塑张力共同统一于完整的中国形象塑造之中。习近平总书记讲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所涉及的社区覆盖面广泛：发达地区社区与欠发达地区社区兼具，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兼有，汉族社区、少数民族社区、“汉少”杂居社区兼顾，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社区、社区棚户区改造中社区、黄河滩区迁建社区兼存等等。从整体性上讲，社区治理的中国叙事，客观展示了丰富的中国社会形象。

（二）提供社会基层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在基层代表座谈会上肯定了20世纪60年代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的“枫桥经验。”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为代表的基层治理经验，其本质上是以政党领导为中心的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经验，是中国式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果结晶。以社区治理为实践场域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概括来说，就是一心、二域、三治、四元和五力。“一心”是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过去的“枫桥经验”，还是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其本质都是解民忧、济民困、除民患，其内涵都是实现民之所愿、民之所盼，其目标是汇集人民之力、满足人民之需、凝聚人民之心。“二域”是整合现实场域和虚拟场域。新时代的“枫桥经验”成型于新世纪滚滚而来的信息技术革命，社区治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现实场域，而是依托新兴信息技术冲破场域壁垒，打破维度限制。“三治”是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刚性的法治是社区治理的基础，它是社区治理中保障德治、实现自治的治理边界和制度底线。柔性的德治是社区治理的有效补充，它是社区治理中协同法治的黏合剂和润滑油。社区治理无德治易散、无法治易乱。无论是刚性的法治思维还是柔性的德治思维，最终都统一于社区居民自治体内。“四元”是党建引领、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相结合。“枫桥经验”从过去到新时代，贯穿其中的一条政治主线是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主导是关键，“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基层工作就是做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的“穿针引线”工作。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政府以“织女”的身份，借“工匠”的精神，下足“绣花功夫”。社会协同是保障，在强调“小政府大社会”的今天，政府部门的“单打独斗”无法应对矛盾复杂化、利益多元化、问题多样化的现实状况，亟需社会进场，与政府协同共治。公众参与是重点。社区治理的焦点始终是解决居民急、难、愁、盼的现实问题，因此，作为利益关联方的社区居民参与其中，自然是题中之义。“五力”是协商力、创新力、凝聚力、服务力、执行力之间相互支撑、相互协同、共同促进。社区治理需要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但是，协同不等于协商，协同只是社区治理形式的聚合，协商力的培养才是社区治理内容的聚合。“枫桥经验”之所以有“新”“旧”之分，在很大程度上是培育社区治理创新力，社区治理的思维、方式、方法等都需要与时俱进地得到创新性改变。在社区治理中，党建引领是核心。但是，党建引领主要是一种政治凝聚，还需要在政治凝聚之外培育非政治性凝聚。提供社区服务是社区治理的内在要求，不论是培育协商力、创新力抑或凝聚力，在本质上讲，它们都聚合为服务合力的分力表现形式。执行力是实现社区治理的实践终端，构建强大的协商力、创新力、凝聚力和服务力，必须建立在强大的执行力之上，缺乏执行力的终端把控，只能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

（三）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习近平总书记讲社区治理的中国故事，时常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这一特点不仅彰显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同时也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建设光靠钱不行，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对《左传》中“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的化用。它表明社区建设不能光靠物质文明支撑，还要注重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构建邻里和睦的现代社区。这里的邻里文化在中国社会已经延续了千百年。中国古代传统的邻里关系以儒家核心思想为价值引领，以德治、法治相互补充为规则约束，是地缘、血缘、亲缘关系相互交织的一种结构相对松散的社会共同体关系。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有关邻里文化的成语可见一斑：左邻右舍、亲仁善邻、救灾恤邻等等，不胜枚举；同时，有关邻里文化的故事也比比皆是：陶渊明移居、訾汝道善施、杨翥卖驴等等。中国传统的优秀邻里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既是现代社区治理的精神导引，其内在价值也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理念：亲仁善邻则共襄盛举；以邻为壑则“天下共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建设绿色社区时，引用了张居正《论时政疏》中的警醒名言：“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凸显了倡导节约优先、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社区建设理念。中国勤俭节约的优秀文化正是从思想理念角度，构建起社区治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关联。

（四）丰富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市青山区青和居社区考察时，将社区治理比喻为国家大厦的根基，强调抓好基层治理的重要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它既是中国特色社区治理的话语表达，又是在社区场域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充分体现。一方面，它构建了中国特色社区治理的话语体系。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为代表的社区治理话语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起中国特色社区治理话语体系的“母体”，中国社区治理话语表达逐步从“借鸡生蛋”的加盟商式思维向“养鸡下蛋”的自主创业式思维转变。在此话语体系下，中国社区治理早就在以行政为主导推进的上海模式，以居民自治、共建共享为特征的武汉模式，以专家深度嵌入为特点的清河治理北京模式，以社会自治为内涵的深圳盐田模式等社区治理模式基础上孕育出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话语。另一方面，它丰富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的话语体系。社区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在社会基层的治理靶场，其话语体系构建夯实了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基底，构成国家治理话语体系的重要组织细胞。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就像国家治理本身一样，其宏观的顶层话语也需要社区治理这样具体的场域将其细致化、微观化和底层化。而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为代表的社区治理话语表达，恰好契合这一总体话语体系落地生根的现实需要。从更为宏观、长远和全局的角度看，以“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为代表的社区治理话语“母体”，以及由此衍生的诸多有关社区治理话语“子体”集合而成的话语链和话语群，它们在本质上也是中国式社会基层治理话语走向世界、参与国际话语权争夺的重要表现，其潜在意义非凡、价值突出。

（五）展示中国社会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长宁区古北社区考察时提及基层立法点故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基层立法联系点”概念首次出现在国家层面的重要文件中。2015年6月，首部国家层面的基层立法联系点工作细则通过。同年7月，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办事处成为全国首批基层立法联系点之一。自此，以立法为切入点，社情民意直通社区，这在中国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探索建立“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是中国共产党以立足社区实际为着力点，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落脚点，在社区治理中贯彻实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大胆尝试。它展示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新成果。

第一，立法权力的“贴地式”下放。一般而言，中国普通县级人大与政府无立法权，而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的设立突破了“法权不下县”的层级权力限制，立法权力终端实现了进一步延伸。而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基本上都拥有与其他层级国家立法机关同样的特点：机构常设、人员常备、组织常在、运行常态等。

第二，立法过程的全程参与。基于立法权的“贴地式”下放，普通民众能够直接参与立法所必须经过的所有流程。立法前的民意收集、立法中的民主协商、立法后的监督反馈等一系列正规流程，能够让社区居民听得更清楚、看得更明白、摸得更实在，更直接、更真切地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从而实现效率逻辑与合法性逻辑并存，成本分担机制与意见采纳反馈机制共融。

第三，法治思维的全面培育。“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设立的逻辑导向是立足社区这个治理的边界与底线，全面提升国民的法治意识，形成全民法治观念，最终培育国民的法治思维，以此嵌入社区治理，扎实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宏观层面融入社会治理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并最终带动社会主义法治强国建设。以大历史观视之，设立“国字号”基层立法联系点，其最重要的价值意义是实现全面培育社区居民法治思维的目标，就像卢梭所说：“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可见，在社区确立居民法治思维，实为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的法治之基、稳定之根和政治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