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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成逻辑
2020-02-21 16:31:46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作者:刘侣萍 田新文 【 】 浏览:361次 评论:0
    “话语(Discourse)通常指人们在特定社会语境中为进行沟通和表达看法所使用的言说工具,它的载体就是具备完整意思的语言、文字。”“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是新时代的中国在思索全球性生存与发展困境中、在国家意识觉醒与主动担当中,汇聚人类智慧、融合各国利益,以自身发展引领人类进步的国家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党的思想和意志首次出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伴随着新时代国家外事工作的全面推进,开始频繁见诸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的讲话、报告、文章中。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对外工作的一面旗帜。对其开展深入细致研究是新时代外交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当前,学界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主要“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资源、基本内涵、双重可能、诸多困境和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多维度的审视”。学界围绕“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的丰富、广泛研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产生了积极影响,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提供了学理指导。但是,以上的理论探索大多都是释义型研究或应用型探讨,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内在生成逻辑研究尚有不足。
    不同于学界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困境、路径探索研究,本文立足于唯物史观并从发生学的视角,通过对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成理论来源、历史积淀、时空转换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其内在蕴含的普遍规律和历史必然,以期精准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内涵,坚定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自信,丰富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伟大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生成的理论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成有着宏大的历史背景和深厚的理论积淀,既凝练了古今中外思想家关于“共同体”经典论述的政治智慧,也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一)古今中外思想家关于“共同体”的丰富论述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生成的理论宝库
    “共同体”思想渊远流长,是人类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集体追问与反思。按照亨利·塔姆(Henry Tam)的观点,“共同体主义”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产生于公元前四世纪、在十六世纪受培根“经验主义”影响而发展、在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以“共同体主义”一词出现、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早期最终形成当代共同体主义。亚里士多德是倡导共同体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人类在生活上需要相互依赖,组成共同体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本能,共同体成员之间是相互平等的,有共同分享成果的义务,共同体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是西方社会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对共同体思想作出论述的学者。他认为,共同体主要有三种形式即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可以被理解为心灵的生活的相互关系。精神共同体在同从前的各种共同体的结合中,可以被理解为真正的人和最高形式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精神共同体同属于人类共同体的最高等级,都破除了血缘与地缘等因素的制约,以一种整体性思维将全人类看作一个整体,注重寻求人类共同体之中的相同元素,以此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除此之外,“共同体主义”、“共同体”思想还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世界主义”、“国际合作理论”、“理想主义”、“一体化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体”所蕴含的“理想主义”内核与“现实主义”思想交相辉映,构建了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推崇“和合文化”,从“协和万邦”的思想,到“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从“和而不同”到“礼之用,和为贵”,无不蕴含着人类族群、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共生共存的共同体意识。“中国古代共同体思想的特色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丰厚积淀有关,特别是与儒家政治伦理的思想早熟和丰富经验密不可分。”人的社会属性决定着群居是人类的生存方式,学会与自然、与他人、与不同族群之间和谐共存、和平共处是中国古代先贤的大智慧。
    传统东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共同体”思想是生成“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理论宝库,是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沉力量。虽然东西方文化有差异,但对“共同体”的追求却有着强烈的共鸣,其背后透射出人类在追求“合作”、“和平”上存在的广泛文化认同、思想认同、价值认同。
    (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生成的理论遵循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必然彰显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生成,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思想的新发展、新实践。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他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存在等级制度和剥削关系的共同体是虚假的、虚幻的。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市民社会必定是等级社会,并将随着资本的流动最终蔓延为等级森严的世界体系。因此,市民社会的等级结构必将同构世界等级秩序,世界体系不过是资本主宰下的“资本的共同体”,不是“真正的共同体”,更不可能走向“人类真正的联合与解放”。
    马克思认为社会历史深处“动力的动力”是物质生产方式,“真正的共同体”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之上。马克思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人类社会将从“区域性的互动”和“区域性共同体”向“世界范围互动”与“世界共同体”转变,“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由此观之,马克思一方面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推动和创造世界市场的技术动力,另一方面,他也理性地预见到了资本主义寻求扩张与增殖的内生动力必然加速人类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发展趋势。
    “从某种程度上,人类历史进程就是一部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史。”伴随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深化,一切国家、民族、地区的生产和消费都将具有世界历史特征,人类社会曾经的“小国寡民”、封闭隔绝状态早已在几百年前开始瓦解,整个世界加速流动、融合,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开始应对相同的问题与挑战,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研究和判断在现实中得以生动印证。“真正的共同体最终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但是其生成必然有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恰是其在21世纪的世界呈现出的新形态。”虽然实现“真正的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尚未完备,但其传达的价值和意蕴却构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内核,其方向上是一致的,其逻辑上是统一的。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生成的历史逻辑
    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话语作为思想的表达与传播,是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内全面深化改革谋求和平发展,对外不断扩大开放寻求广泛合作,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成长为推动世界合作共赢的重要力量,在改善自身发展外部环境的同时也优化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的生成是“和平外交”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新发展
    朝鲜战争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对内要有稳定和发展、对外要谋求国际地位。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在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行谈判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在亚非会议上改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在中印、中缅联合声明中改为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得到印方的赞同。1954年4月29日,中印两国政府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写入了双方签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从而使五项原则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条约上成为发展国际关系的指导原则。
    今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是我国外交的基本准则,也被写入中国与上百个国家签订的双边关系文件中,成为中国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从逻辑上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继承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既涵盖了“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基本理念,又在新时代发展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如“平等互利”发展为“合作共赢”、“和平共处”发展为“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等等。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科学判断的坚守
    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作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科学判断。此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观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事业过程中观察时代发展和世界政治走向的基点”。在此基础上,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从“支持世界革命”变成“为国内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确认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原则”。这一时期的外交战略首要任务就是争取和平,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国内整体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中国与世界发展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共同体。
    不仅如此,中国也逐渐成长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中国在专注于自身发展的同时,开始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和使命。“中国的问题,也等于五分之一的世界问题。因为全世界有五十亿人口,中国就占十亿多。中国真正发展起来了,对朋友们的帮助也许会大一些。”
    “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正是在坚守“时代主题观”基础上回答新时代之问喷涌而出的。正如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我们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贡献”。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国际新秩序观”的新贡献
    “时代主题的新判断为我国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制定中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提出了必须改变当前的国际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整体构想,并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应该是构建“国际新秩序”的基本原则。
    冷战结束后,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新一代的领导人在继承与发展时代主题观基础上,提出“新安全观”,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江泽民同志在不同场合倡议构建国际新秩序的重要性、内涵、举措。如“主张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一切分歧或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通过对话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多边、双边协调合作逐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和问题。坚决抛弃冷战思维和一切不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做法”。这些倡议和主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在内涵上是完全一致的。
    2002年江泽民同志再次讲到“人类在21世纪中将面临怎样的状况,将如何安排自己的命运……怎样使新世纪成为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是一个需要各国人民共同努力加以解决的重大课题”。此次讲话中,他37次提到“和平”、26次突出“共同”、18次强调“合作”。这些高频词汇孕育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塑造着中国友好的国际形象,展现着中国致力于“积极塑造国际新秩序”的大国担当。
    进入新世纪,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自觉明显增强,突出体现在“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使之前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的‘四位一体’的布局发展到政治、经济、文化、安全与环保的‘五位一体’的布局,其中的可持续发展、环保等理念也被融入到中国国际秩序观之中。”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以及联合国改革等多方面阐述了“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以期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新世界。党的十八大进一步阐述“和谐世界”的思想,在强调“和平发展”基础上增加了“合作共赢”的理念,认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党的报告,也是在这份报告中实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谐世界”的对接,完成了从“和谐世界”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推进。
    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凝练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是对“国际新秩序观”的新贡献。在新时代为积极构建国际新秩序,推动人类社会命运与共,“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坚定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程,透过这些高频外交话语,可以窥见“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是在继承和发展“和平外交理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代主题观”、“国际新秩序观”、“和谐世界”等理论基础上生成的,与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时代演进达成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生成的现实逻辑
    “人的表达始终都是一种对现实和非现实的东西的表象和再现。”任何对话语的分析如果仅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对现实层面的关注,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也难以勾画出其完整的图景与现实意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这既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是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关照新的战略目标、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发展大局的现实基础上生成的,具有深刻的现实逻辑。这既是增强自身话语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的现实选择,也是积极服务国家战略实践场域、优化外部环境的行动自觉;这既有助于民族复兴伟业,也有益于世界和平发展。
    (一)内生动力:增强话语能力,优化外部环境
    第一,增强自身话语能力,提升国际话语权需要创设标识性话语。“话语即权力”是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作出的重要哲学判断。这一思想被引入国际关系学领域后,人们围绕“国际话语权”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并在外交领域得以广泛印证。国际话语权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主权国家围绕国际议题、在国际公开场合发表观点、表达建议、传播价值、参与裁定、给予评价等等的权力。国际话语权从根本上体现着国家意志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塑造力、感召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才开始有意识地重视软实力、重视话语权。这直接导致话语权与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呈现不匹配的现象,甚至出现在国际社会“失声”、在重大国际议题“失语”的被动状况。中国在国际话语权格局中的弱势地位还表现在自身话语能力欠缺,如标识性话语匮乏、议题设置能力差、传播能力掣肘等问题。
    为改变这一现状,中国亟需改变传统叙事风格,着力创新和打造高质量的国际话语,增强国际话语供给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具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它兼具东西方智慧、通达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人类普遍需求、切中时代命题、展现时代担当,这一话语区别于传统国际政治中的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具有强大的文明普适性和价值开创性,具有易认同、好传播、引共鸣等优势。实践证明,“该理念提出后逐渐被世界理解和接受,多次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逐渐由中国话语转为世界话语”。
    第二,实现“中国梦”,优化外部环境需要国家表达的行动自觉。新时代是奋力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历史时期,统筹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争取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是外交服务内政的必然选择。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历程,中国的发展强大除了自身的努力,也受益于和平的外部环境。新时代,全球问题日益增多,世界仍不安宁。中国梦的实现,依然离不开稳定的外部环境。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标榜“普世价值”、鼓吹“人权至上”、质疑“中国道路”、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亦或“中国责任论”,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不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为优化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展现中国坚定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道路的诚意,中国需要凝聚标志性话语,表达国家意志和价值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着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繁荣向往的最大公约数。”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国际社会交往理念,既与人类所追求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共同价值相一致,也与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高目标相一致,是中华民族美好愿景的世界表达。
    (二)外在压力:迎接新挑战,把握新机遇
    富有时代特征的话语来源于其对时代的关切和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是新时代的中国在答时代之问、交时代之卷中生成的。中国领导人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深邃的世界历史观,将中国的发展置身于宏大的世界格局之中,并作出了“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科学判断。为把握时代机遇、化危为机,中国主动扛起历史责任,展现时代担当,贡献了中国智慧,营造了“合作共赢”的国际氛围。
    第一,回应全球性挑战,催生“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利益关系的融合是话语关系融合的基础,善于将普遍需求转化为共同话语,在话语主导中引领需求实现,是生成国际话语权的根本逻辑。”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球性问题与反全球化思潮交织出现,世界各国正面临着许多共同的危机和挑战,从这些普遍需求生成共同话语完全符合现实逻辑。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也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全球性合作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我们主张,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建设好、呵护好人类共有的地球家园。对人类长远未来,各国都承担着一份责任。”“各国只有加强团结协作,深化和平合作、平等相待、开放包容、共赢共享的伙伴关系,才能实现持久稳定和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从来都是主动担当应尽的国际责任,为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中国坚持同世界各国一道,“以合作深化共同利益,以融合促进世界和平,同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第二,把握时代变革机遇,亟需“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随着全球性挑战增多,旧的治理体制和国际秩序已经无法很好地应对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回顾历史,“中国在国际秩序的历史演进中, 曾扮演过封闭者、搭便车者、排斥者、挑战者等多种角色”。把握现实,在新一轮国际机制变革中,强起来的中国将主动参与、积极塑造、努力推动新一轮的国际秩序改革,使新的国际秩序融入“中国智慧”。外交实践,理念先行;理念越清晰,实践越坚定。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传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重要价值理念,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持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国际和地区发展、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多边合作,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形成。能否成功把握这一时代机遇,“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一带一路”倡议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
    理念与实践是辩证的统一,没有理念的指导,实践会迷失方向;没有实践的行动,理念会成为空中楼阁。话语是理念的传播与表达,两者是形式与内容的逻辑统一。“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高度契合,是中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指出:“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一带一路”实践平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开放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已经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国际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聚焦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推动各国加强政治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从宏观层面,对接各方发展规划和政策,认真做好“政策沟通”,如对接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合力形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落地提供制度保障;从微观层面,成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合作机制化。这些阶段性成就充分说明,“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与“一带一路”倡议是理论与实践、价值与行动的辩证统一。“一带一路”建设正成为新时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最广泛合作的国际新平台,“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将持续发挥世界引领效应,为响亮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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