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俄乌冲突、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的叠加影响，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负担加重，全球粮食体系转型挑战增加。中国是全球粮食体系中的受益者，也是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世界粮食安全与中国粮食安全紧密相连，使得国际粮食市场的变化引发国内粮食市场的变动。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负外部性随全球粮食体系韧性的弱化而日益严峻，影响了粮食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稳定。在全球粮食危机加重、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背景下，美国等西方国家仍忽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客观需求，打造基于意识形态的排他性小圈子，强化对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此，中国既要增强自身粮食安全韧性，也要促进全球粮食安全体系去地缘化，以实际作为打破美西方国家的污名化。同时，中国还要以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推动“粮食-气候-能源”安全的系统治理，防止关联危机的发生对粮食体系的破坏，助力全球发展倡议在粮食安全领域的实施。

【关键词】粮食安全；全球治理；大国博弈；生态文明观

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叠加新冠疫情和气候灾害，严重冲击了全球粮食供应链。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气象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多个机构均指出，全球粮食安全受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新冠疫情（COVID-19）、俄乌冲突（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3C”危机的复合影响，呈螺旋式恶化。2022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显示：2021年，全球有1.93亿人面临粮食危机，该人数在2022年将持续增加。“3C”危机的蔓延不仅打破了全球粮食供需平衡，更为严重的是，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发展”困境。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粮食进口国，也面临着保障粮食安全的艰巨任务。当前，中国粮食市场和国际粮食市场所形成的双循环格局，将中国粮食安全和世界粮食安全置于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之中，中国粮食安全的保障需要稳定的海外粮食供应链，世界粮食安全的维护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和贡献。

一、全球粮食体系转型的多重挑战

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加速了粮食的跨国流通，逐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粮食体系。在全球粮食体系内，国际行为体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形成竞合关系，并通过多双边互动构建粮食安全治理机制。由于粮食属于战略资源，关系国家稳定、地区安定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粮食安全因此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关切。各国也将粮食安全视为推动内政外交发展的关键领域。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全球治理的发展，现存粮食体系的弊端逐渐暴露。一方面，全球粮食体系的结构性矛盾因突发事件频发而凸显，国家间互动模式及其底层逻辑面临颠覆性的巨大变革，大宗商品金融失序、资源民族主义涌现、地缘政治和逆市场化回流等负面效应频发，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进程或将偏离既有轨道。另一方面，由于资源分配不均和粮食占有量不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将粮食作为地缘竞争的武器，在发展中国家攫取政治经济利益，并试图通过国际制度固化其竞争优势，导致全球粮食体系发展失衡，第三世界国家和脆弱性群体长期被置于粮食体系的边缘。因此，推动全球粮食体系转型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要议题。但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爆发，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赤字，使得全球粮食体系转型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首先，气候变化是影响全球粮食体系转型的长期变量。粮食安全是受气候变化影响最直接的领域。这主要是因为粮食生产所需的水源、土壤、光照等“物质资源”是生态环境体系的重要构成元素。这些元素使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处于相互依赖的安全系统之中，生态环境的任何消极变动都将直接作用于粮食体系，增加了粮食安全治理风险。随着全球气候恶化，极端天气频发及其衍生出的蝗虫、山火等次生灾害日益严重，持续弱化粮食体系的气候抵御力。以水源供给的影响为例。农业是耗水量最大的产业，有预估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稻米、玉米、小麦的灌溉比例将从49.8%、15.7%、28.9%增至53.1%、19.2%、32%，发达国家的稻米灌溉比例将上升0.4%。但由于全球气候极端化加重，干旱频发，导致水源供给趋紧。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的61个国家中，有近20%的国家的灌溉农业和雨养农业均面临水源不足的风险，有近33%的国家的灌溉农业面临极端水资源匮乏。灌溉面积日益扩大和既有补给水源难以满足农作物所需之间的矛盾成为制约全球粮食产量的主要矛盾。此外，持续升温和气候干燥还将削弱低纬度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增加部分高纬度国家的农业产出。此趋势意味着气候变化将使农业的比较优势从低纬度国家转向高纬度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全球粮食安全将呈区域失衡化发展，粮食正义遭到破坏。

其次，新冠疫情是影响全球粮食体系转型的中期变量。自2019年底以来，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给全球经济社会带来严重冲击，全球粮食生产体系在国际供应链受阻、全球经济严重衰退等因素影响下遭到严重打击，供给能力不足使国际粮食价格逐渐上升。且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各国内和国际经济不平等，扩大阶级差距，加大了南北发展鸿沟，使大量低收入群体失去生计，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因医疗防疫能力不足、公共债务高企、创汇能力丧失而陷入更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这从西亚、非洲等地区国家的发展境遇中便可管窥。在粮食价格不断高涨背景下，经济发展疲软无疑将进一步恶化脆弱群体的粮食获取力。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全球约有31亿人无力负担健康膳食，比2019年增加1.12亿人。2021年，全球已有31.9%的女性处于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态，而男性的比例为27.6%，差距超过4个百分点，比2020年增加1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对全球粮食体系的冲击突显了卫生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高度关联，二者之间不仅以经济为纽带，还以交通运输为传导。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世界谷物产量比2019年增加了1.3%。可见，新冠疫情期间粮食供不应求并非由生产不足所致，而是因交通运输业停摆而造成粮食国际流通中断。这表明，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不应仅聚焦于生产环节，销售等环节也应成为粮食安全治理的重点。不管是从国家角度还是民众角度，粮食生产虽是保障粮食数量的前提，但更重要的是，需确保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有充足的粮食流通，使得国家能从国际市场获取粮食以调节国内余缺，民众能从国内市场购得粮食以满足其日常生活所需。

最后，俄乌冲突是影响全球粮食体系转型的即时变量。在全球粮食体系已处于不安全状态的情况下，俄乌冲突的爆发和持续升级，无疑是全球粮食体系转型的压力倍增器。此次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粮食市场变动主要表现为地缘政治对抗对地缘经济的冲击。但并非所有的地缘政治对抗都会诱发地缘经济问题，这主要取决于直接利益攸关方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和所扮演的角色。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球粮食市场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其中俄罗斯是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和主要化肥出口国，乌克兰是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俄乌冲突导致的粮食供应链断裂已突破了地理疆域，在非洲、中东、南亚等多个地区产生连带效应。这表明，粮食的跨境流通已成为国际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支点，影响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伴随俄乌局势恶化，粮食民族主义涌现，基于优先保障本国粮食安全的现实考量，限制粮食出口成为国家预防粮食危机的主要策略，如土耳其、印度、阿根廷等国都收紧了“粮袋”。“有形手”（政府）的直接干预影响了“无形手”（市场）的自我调节，更易加剧粮食供给困境，导致全球粮食价格高涨和粮食市场无序发展。2022年8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138，虽较7月回落1.9%，但同比仍高出7.9%，其中谷物价格指数环比下降1.4%。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乌克兰、土耳其和联合国在7月签署了谷物出口协议，促进了乌克兰粮食出口。尽管全球谷物价格有所下降，但乌克兰危机对粮食体系的影响并未消散。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虽没有将农产品及其生产资料列入对俄制裁名单，但却在俄粮食购买方的银行担保和贷款、俄船舶保险等方面设置了诸多“隐性壁垒”。这种因制裁而产生的“寒蝉效应”使得多数国际贸易商对俄粮食“望而却步”，限制了俄粮食出口，导致俄粮食产能无法在国际市场上完全释放。另一方面，谷物出口协议仅暂时解决了乌克兰积压粮食的外销问题，但乌粮食生产面临的威胁仍存在。由于俄乌冲突并未结束，其对乌农作物耕种的破坏及所造成的人员外迁等问题，无益于乌克兰粮食安全的可持续发展。乌克兰危机加重了全球粮食安全治理负担，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估数据显示，全球营养不良人数将在2022—2023年度增至800—1300万。在全球经济发展迟缓背景下，如何获取保障这类群体粮食安全所需的资金，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巨大挑战。此外，由于粮食是人类生存所需的基本资源，有不可替代性，粮食供不应求将成为社会动荡的引爆器。2010年底，席卷西亚、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与地区粮食危机存在重要关联。俄乌对抗加剧或将成为地区动乱的燃点，使地区国家陷入“粮食供给短缺—民众抗议—国家失序发展—农业生产受损—粮食安全恶化”的恶性循环。

二、多重危机下中国粮食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

中国既是全球粮食体系中的受益者，也是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保障国内粮食安全和加强国际粮食安全合作是中国历届政府对内谋发展、对外促合作的重要关切。全球粮食体系转型面临的多重危机也引致了中国粮食安全治理困境。中国虽已采取了应对举措，减缓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但由于国内需求量较大，使得这种依赖性难以在短期内彻底脱离，导致粮食供应链受到波及。同时，由于美西方强化地缘竞争逻辑，加剧治理赤字，增添了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外源挑战。综合来看，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加剧粮食生产压力。气候变化是影响粮食增产的主要变量。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组（IPCC）发布的报告显示，除非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大幅减少全球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否则全球气候变暖幅度在本世纪就会超过2摄氏度，并达到国际商定的气温上升的危险值。这表明，全球气候极端化正日益加重。中国粮食生产也面临气候变化的威胁。研究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将降低粮食产量，提高农产品价格，增加大多数粮食的净进口量，降低中国粮食的自给能力，气温每升高0.1℃，中国的三大粮食作物单产就会下降约2.6%。自2022年6月以来，华北等地持续高温，影响了夏玉米、夏大豆适时播种和出苗生长，南方多地则出现多轮强降雨，不利于水稻、玉米、棉花、露地蔬菜和经济林果等生长发育，早稻生育进程有所推迟。粮食产量是确保充足供应的关键，气候危机的恶化，加重了国内粮食生产压力，将影响粮食供给安全。

此外，由于中国的粮食安全已实现从“吃得饱”到“吃得健康”的转变，因此在确保粮食数量安全的同时，更重视粮食质量安全。但受极端天气影响，空气质量下降且环境污染加重，直接弱化了灌溉水质和土壤肥力。中国工程院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地表水、大气和土壤受污染严重，每年有1200万吨粮食受土壤重金属侵蚀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物是工业的7.5倍之多。自然资源短缺是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短板，据《2019全球粮食安全指数》显示，若将“自然资源及其韧性”纳入到衡量指标中，2019年中国粮食安全指数排名相较2018年下降了4位。在此境遇下，气候变化无疑将加重中国粮食安全治理的资源约束，无益于保障粮食质量安全。

第二，提升粮食生产成本。化肥作为粮食生产的关键性资源，其价格的高低直接关系粮食生产成本。在此次乌克兰危机中，受西方制裁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都是主要的化肥出口国，其中俄罗斯占全球氮肥出口的15%，钾肥出口的17%；白俄罗斯占钾肥出口的16%，包括乌克兰在内的一些国家对这两个国家的化肥供应依赖可能达到60%。但因港口运输受限，化肥供应趋于紧张，导致全球化肥价格高涨，这对国内化肥市场产生了传导效应。事实上，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中国的化肥价格就因新冠疫情的影响而位居高位。此次全球供给趋紧再次推动中国国内化肥价格上涨。有数据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尿素、复合肥的平均出厂价同比分别上涨了32%和43.64%，尤以钾肥最为显著，4月上旬，进口氯化钾的销售价和国产氯化钾的送到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02.72%和65.40%。这主要因为中国钾肥的对外依存度较高，2021年进口依存度超过50%。化肥价格的上涨，直接增加了农民的农资投入，压缩了利润空间，一定程度上会降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三，扰乱海外粮食供应链。中国是乌克兰玉米和大麦的主要进口国，自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国自乌粮食进口受阻，影响了中国的海外市场结构和粮食价格。2021年中国全年进口玉米2835万吨，其中自乌克兰进口了823万吨，占比近30%。但据海关数据显示，2022年1月到5月，中国玉米进口量为1139万吨，同比降低2.9%，乌克兰在3月宣布对玉米出口实施管制就是主要诱因之一。受此影响，中国增加了从美国的玉米进口。4月以来，中国分4次累计进口美国玉米454万吨，已超过2021年进口美国玉米总量的两成。同时，中国大麦进口也转向了阿根廷、法国等国。此外，新冠疫情持续蔓延导致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美元贬值。粮食作为大宗商品，成为资金避险的主要流向，加之俄乌冲突的冲击，全球粮价位居高位。由于中国是粮食进口大国，国内和国际粮食市场具有相互依存性，这种依存关系在价格机制的传导下显得尤为明显。受国际粮价高涨影响，2022年2月，中国玉米进口均价达每吨2087元，创2017年12月份以来的新高。同时，国内粮食市场也产生了波动。有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玉米价格从1月每斤1.4元增至5月的1.47元；国内小麦价格从1月每斤1.54元增至5月的1.74元。随着粮食金融化趋势加强，中国海外粮食供应链恐将面临“币缘政治”的持续冲击。

第四，增加中国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舆论压力。七国集团领导人在2022年5月的G7峰会上，倡导建立“全球粮食安全联盟”。该联盟在随后的G7部长会议上正式成立，其目的是打造基于意识形态非开放性的治理俱乐部，形成以G7为引领的粮食危机应对行动，提升G7在全球粮食体系中的领导力和话语权。美国作为G7粮食俱乐部的推手，不仅强调推进7国同国际金融机构的粮食安全治理合作，也积极游说时任G20主席国印度尼西亚构建美国主导的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可见，G7既依托国际组织强化全球动员，也积极开展粮食多边外交，以优化其国际形象。G7在打造治理小圈子的同时，炒作中国“屯粮”，忽视中国为保障全球粮食安全作出的贡献，试图将粮食危机套入“中国威胁论”的叙事。随着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增加，美国等西方国家极力抢占道义制高点，对华实施“道义制裁”，强行抬高中国的国际责任，要求中国为全球粮食安全采取更多行动。此外，粮食安全是“全球发展倡议”突出强调的重点领域之一。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是中国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伙伴，其对“全球发展倡议”的支持度影响中国发展理念和话语在全球的影响力。G7发起的粮食舆论战，干扰了中国正常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和合作，或将影响中国的发展话语的传播。

三、全球粮食体系转型中的中国粮食安全韧性建设

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的背景下，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激化了粮食安全领域的既有结构性矛盾。大国在粮食安全治理中的战略互疑和战略竞争被不断放大，使全球粮食安全领域滑向“猎鹿困境”的风险骤增，凸显了可持续发展治理中的公共产品赤字。世界粮食安全与中国粮食安全紧密相连，世界粮食安全面临的多重挑战将内化为中国粮食安全治理挑战。因此，在日益严峻的粮食危机面前，为实现全球粮食体系转型，需要中国增强粮食供应链韧性，努力维护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一方面，通过推进国内农业可持续发展，强化自身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另一方面，积极展示开放和合作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以推动粮食安全治理为抓手，稳定和发展大国关系，携手应对日趋严峻的粮食危机，共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具体而言，在国内层面，第一，保障耕地面积和质量。耕地是确保粮食安全的主要生产要素，直接影响粮食数量和质量安全。守住耕地红线始终是中国推动粮食增产所遵循的重要原则。这从我国长期贯彻实施“藏粮于地”战略便可管窥。保护农耕所需的耕地资源需兼顾耕地数量和质量。在保护耕地数量层面，其一，根据实际情况明确现有的耕地和可复耕的土地数量，据此制定耕地开发和保护规划。其二，开展退林还耕要规范细致，避免简单粗糙，可考虑发挥国土资源部门卫星勘查的作用，对开展退林还耕的地区进行高效精准监测，确保从“林”转“耕”的土地都具有耕种能力，防止工作粗糙、弄虚作假、矫枉过正。其三，建立“省—市”联动的耕地监督机制。由有关部门组建耕地监管巡视组，不定期到乡镇、农村巡视检查，防止耕地非粮化和非农化。也可考虑设立省、市级的耕地监督举报电话，加强自我监管和检举。在保障耕地质量层面，应合理安排工业园区和农业产区，避免在农田灌溉水源的上游和周边开设工厂，以减少污水等对耕地质量的削弱，提高土壤肥力，充分释放耕地的生产潜力，提升耕地资源的韧性。同时，加强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投入，尤其是对农业农村面源污染防治的投入，以减少农村固体废弃物、污水、农药等污染源对耕地的破坏。此外，还需加强对无人耕种土地的管理并及时复耕，从而保持土壤肥力，避免土地肥力因长期荒芜而逐渐退化。

第二，保障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农民是粮食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和城市用粮的供给者。要将农民留在农村并从事农业，除确保耕者有其田外，还需让其保有种粮意愿。当前，“地无人种”的现象在农村愈发普遍，多数农村家庭只停留在“农一代”，少有子辈、孙辈继续从事农业，其主要原因是农业属于投资长、见效慢的弱质产业，且农民处于农业价值链底端，种粮所获收益相对较少。对此，一方面，宜提高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补贴，尤其是对化肥、种子等粮食生产的关键性资源的补贴，帮助农民减少种粮成本，减轻种粮压力，使农民能够通过种粮生活得更有尊严。另一方面，宜根据主产区、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实际种粮情况，合理分配中央下发的种粮补贴，秉承“多种多补”的原则，避免平均分配。同时，加强对补贴下发的监管，保证种粮农民“劳有所得”。此外，可考虑由省、市等政府部门牵头，推动企业和农村合作，尝试构建“一企对一村”的合作模式，将农村生产的粮食集中销售给合作企业，由企业帮助农民售粮，扩宽农民的销售渠道，提高售粮收入。

第三，确保种粮的技术支撑。技术赋能农业是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中国长期坚持“藏粮于技”战略，实质就是向科技要粮。为确保科技对粮食安全的支撑，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推动低碳农业和数字农业的发展。一方面，农业与气候环境的相互依存，促使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处于高度关联的共同体中。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绿色生态的农业发展模式是实现环境可持续的主要方式。宜推动科技、农业、生态等部门间的合作，在“双碳”目标的规划下，制定农业减排标准，以科技为驱动，实现农业与生态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发挥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功能，将网络技术与农业生产相结合的耕种模式向更多地区推广，如无人机播种等，以实现种粮的智能化。二是促进农业科研院校、企业和农村的三方合作。由科研院校提供智力，企业提供资金，共同帮助农村开展科技种粮，提高粮食生产率，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三是加大对育种技术的投入。良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主要资源。因此，需加强对育种核心技术的研发，推动生物育种技术的发展，构建校企联合攻关的合作模式，以保障种子主权，打赢种业“翻身仗”。

第四，保障粮食的供给和流通。粮食供给和流通是连接粮食生产和销售的“桥梁”，关系到消费者能否获取粮食，建立健全粮食供给和流通体系尤为重要。其一，可考虑构建陆海空协调合作的运输体系，拓宽粮食运输路径，尤其应制定危机时期的粮食运输方案，以防因运输线路的中断而导致粮食供应短缺。其二，宜完善粮食仓储设施，加强粮食储藏的智能化管理，及时淘汰老旧粮仓，减少粮食损失，确保在全球粮食减产和国内粮食歉收等特殊时期的粮食供应。其三，需在居民区增设小型超市、菜场等粮食供给点，保障居民的日常需求，以解决由极端天气、重大疾病等突发事件而引发的粮食运输“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国际层面，第一，盘活海外粮食供应链。一方面，需掌握国际粮食市场信息，了解粮食出口国的产需结构，分析其粮农政策，建立健全全球主要粮食作物产量监测预测系统，为我国粮食进口提供准确的决策判断。另一方面，在“全球发展倡议”基础上，倡导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粮食安全共同体，帮助沿线国家提高粮食生产率，同时积极推进海外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和农业园区的发展，拓宽我国的海外粮源和对外粮食产业投资，并从粮食流转深化到参与当地产业链，完善公共投入体制，拓展融资渠道，打破粮食生产知识和信息壁垒，构建以大数据为基础的粮食安全跨国监管预警机制，以预防由公共因素所导致的跨境粮食安全问题。

第二，促进全球粮食体系去地缘化。一方面，中国宜积极参与解决全球粮食危机的紧急行动。中国可通过加强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发基金、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粮农和金融机构的粮食安全合作，共同避免在粮食贸易和运输环节的无节制的“制裁”，特别要求相关各方为确保粮食生产和运输开放一条“民生通道”，以防止粮食等基本民生资源的供应链中断。另一方面，中国宜促进不同国家间的粮食政策沟通与协调，防止全球粮食安全治理机制断裂。俄乌冲突和气候变化不仅推动形成了西方对俄罗斯的“供应链铁幕”，同时也使得西方粮食安全自主需求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一边作为俄罗斯的战略伙伴，一边又同美西方国家的供应链高度融合，在维系全球粮食体系完整性上扮演重要角色。中国应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建设，并在全球层面协作推动粮食安全治理，致力于稳定全球通胀和应对人道主义危机。同时，继续推动中美、中欧协同发展，在政策、技术、产业、资源上缔造合作链，共同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和促进全球可持续转型。此外，还应推进更坚实有效的区域机制建设，利用《中非农业合作三亚宣言》《上海合作组织粮食安全合作纲要》《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农业部长论坛联合宣言》等地区共识打造更具包容性的粮食安全治理多边平台，并将区域国家凝聚到这一平台当中，统筹各方粮农需求，找到利益聚合点，从而扩大合作范围，共享合作成果，减轻资源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对当前全球粮食市场的冲击。

第三，推动全球“粮食—能源—气候”安全的系统治理。当前，“粮食—能源—气候”等多重危机的联系性要求改变传统的单领域治理体系，构建综合治理体系。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在粮食的国际管制方面起到了规则制定与桥梁作用。其中，世界贸易组织等为粮食贸易提供了全球规则；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发基金等为粮食援助与发展提供了支持。但由于机制互动不足，导致无法开展“粮食—能源—气候”的系统治理。为了与联合国倡导的“协同效应”、“不让一个人掉队”等可持续发展观相适应，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领域需在气候变化和地缘政治背景下加强国际协同、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就是系统治理的典范。绿色“一带一路”相关合作平台不仅为沿线国家的项目建设和国际合作提供支持，也将绿色环保理念进一步融入其中，促进沿线国家实现农业、清洁能源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观强调人与自然、国际体系及其内部不同要素的均衡发展，呈现出多种不同“次均衡”状态共存、共赢和共生的局面，这为粮食、能源和生态环境的协同发展和安全治理指明了方向，正成为未来在粮食安全领域开展系统治理的思想基础。面对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叠加的风险，中国可考虑以粮食安全为经，以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等关联议题为纬，构建共同安全网络，开展系统治理，推进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社会、政府、地方等多个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下的粮食、能源和气候协同治理。

四、结语

在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经济复苏交织背景之下，世界各国应坚持同舟共济，命运与共。单边主义没有出路，全球治理和多边主义才是推进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由于粮食安全嵌入生态系统和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中，与能源、环境气候、生物多样性、公共卫生等存在互相联动的纽带关系，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粮食安全的维护都需要实施系统治理。中国既要寻求和维护全球发展伙伴，打破因地缘政治博弈和冷战思维而形成的“供应链铁幕”，也要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增强粮食供应链韧性。

展望未来，中国方案与中国的国际合作贡献可以为解决全球粮食危机提供金钥匙。中国正积极发挥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领导作用，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通过以资金、技术、经验、知识等为中心的发展援助体系的搭建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将参与引领粮食公共产品供给和全球治理体系建设，并在全球发展倡议和生态文明观的引领下，合作推进“粮食—能源—气候”安全系统治理，防止危机叠加对全球粮食体系带来的复合伤害，进而致力于推动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