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历史与现实看，全球南方物质成就尚未转化为高度凝聚的集体认同，内部分化严重削弱其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合力。为探索南方集体认同构建路径，本文搭建以依赖结构和政策连续性为核心变量的解释框架，通过对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四国的多案例比较研究，揭示南方大国认同差异的生成逻辑，并将其归纳为积极型、工具型、象征型和疏离型。类型学分析表明，差异化认同背后潜伏着“投机—承诺”“周期—连续”及“依赖—参与”三大矛盾。据此，本文主张需要依靠南方理念、南方制度与南方利益三大支柱及其协同作用来化解三大矛盾与构建南方认同。中国凭借低依赖结构和高政策连续性成为全球南方积极型认同典范，需要实现从积极型认同到理念型领导的深刻转型。本研究不仅为理解全球南方内部认同分化提供理论框架，而且为其超越差异、凝聚共识和实现可持续的集体认同提供路径参照。

  【关键词】南方大国；南方认同；依赖结构；政策连续性

一、南方认同的差异与构建难题

新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成就。根据相关统计，其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所占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南南贸易的份额首次超过南北贸易，极端贫困率也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这些趋势说明，全球南方已经拥有推动现有国际秩序转型的物质基础。然而，物质实力的提高并未转化为高度凝聚的全球南方集体认同（下文称南方认同）。特别对于南方大国而言，不同主体在推动南方认同时呈现明显差异。譬如，中国在情感方面积极倡导南方认同，通过多边平台切实推进相关行动。印度虽然有深厚的反殖民历史记忆和情感认同，但其大国抱负和地缘牵制让其行动与认同并不一致。巴西更多是停留在话语和倡议方面，很难转化为长期稳定的实践，表现出话语积极但行动摇摆的特点。土耳其在亲西方和向东看之间摇摆不定，南方认同呈现出实用主义的特点，情感归属和实际行动均不稳定。这些差异不但凸显南方认同的复杂性，还会从根本上决定全球南方在关键国际议题上能否形成有效的合力。正因如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同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南方大国，哪些关键因素导致其在推动南方认同构建上的积极性存在明显差异?又应如何超越差异，最大限度凝聚共识并塑造可持续的南方认同？

二、既有解释及其局限性

作为政治与学术概念的全球南方，其思想源头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左翼理论家针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平等现象的批判。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在剖析意大利南北差异状况时，指出南方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北方资产阶级实施的残酷殖民统治。卡尔·奥格尔斯比(Oglesby)从反思帝国主义的视角出发，对美国自由世界帝国主义的本质进行尖锐批判。冷战阶段以勃兰特报告为标志，全球南方概念开始逐渐走向制度化，并且朝着自主身份叙事的方向转变。2008年后，全球治理改革背景下南方认同发挥更大作用。当下，全球南方研究多聚焦于南北关系或南南合作具体领域，并以身份、理性、制度和结构约束等因素解释认同差异。

(一)身份建构与历史记忆的形成路径

身份主义观点指出，南方认同扎根于第三世界文化、社会和历史记忆，即南方大国在进行反帝反殖共同话语实践的进程中确立主体独立与国家自决的过程。多数南方大国曾经遭受欧美现代性的冲击，沦为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非殖民化历程加强其对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为南方认同的形成奠定历史话语基础。然而，多元国家身份使南方大国展现出差异化认同。以巴西为例，既有19世纪拉美独立运动记忆，又有20世纪冷战反依附传统，其国内政治光谱在坚守南方认同与聚焦区域主义间摇摆。南非则兼具南方大国与非洲大国双重身份，随着全球南方整体地位的提升，南非需要在全球地位与非洲承诺间进行平衡。简言之，身份主义一方面认为深刻的反殖民经历促成积极认同，冷战后转型国家倾向疏离。另一方面认为南方大国在全球体系中可选择将全球南方视为抵抗霸权主义的载体，或在北方治理框架下与南方保持距离成为桥梁国家。因此，身份主义虽有效解释历史记忆的影响，却很难解释在相近历史记忆下情感与行动为何会脱节。

(二)理性选择与国家利益的驱动方向

从理性主义视角剖析可知，南方大国对于集体身份的认同程度，是依据对现实利益的权衡来予以确定。南方大国通常会全面考虑相对收益、发展需求和地缘政治等多个因素，以此来权衡坚持南方立场和加强与北方合作所带来的利弊。南方身份的主要功能在于提高话语权。然而，当其与南方大国的核心利益产生冲突时，全球南方外交更有可能被视作实现国家地缘利益和国际声望最大化的战略手段。以印度为例，在莫迪（Modi）执政时期，一方面，借助印太战略加深与美日等北方国家的合作，进而获取安全和科技支持。另一方面，在全球治理的关键议题上，积极承担全球南方的领导责任。从而在维持与北方的关系和凭借南方身份扩大影响力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理性主义把认同差异归结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南方身份从本质而言是一种战略工具，南方认同程度要看其能否带来充足的比较优势。其次，全球南方内部利益多样，这致使南方大国的优先事项各异。最后，在缺乏共同安全承诺前提下，地缘竞争加剧南方认同分化。西方大国采取分而治之政策，不仅试图在中国与其他南方国家间打入楔子，而且竭力在南方大国间挑拨离间，予以分化瓦解。理性主义视角以利益为标尺衡量行为动因，但是，对南方认同的观念内化过程解释力不足。

(三)国内政治与南方规范的内化程度

制度主义视角认为，南方认同受国内政治结构与南方规范内化程度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南方认同与国内政治结构深度关联。多元化的政治结构使南方认同趋于模糊，巴西左翼右翼交替执政即导致南方政策在推动与收缩间反复不定。相反，国内政治结构相对集中的国家，其立场往往更为明确。中国能够长期稳定的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据此构建全球南方的共同话语框架。印度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背景下，持续强调统一的文明和宗教身份。印度对于南方认同展现出明确的态度，即在亲美政策与南方领导之间进行国家利益的权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南方大国对于南方认同的支持力度，还与对南方规范的内化状况相关。南方规范的关键作用在于促使国际关系朝着多极化与民主化的方向发展，不同国家在对这一规范的接受程度上存在差别。那些内化程度比较高并且认可南方规范的国家，更愿意积极去推动南方认同，将此视为一种道义责任。譬如，中国通过制度和倡议逐步落实南方规范，而尼日利亚等国由于国内治理方面的问题，致使南方规范内化不够充分，推动南方认同的行动非常有限。在制度主义的语境中，国内政治结构决定了南方认同的明确程度，南方规范的内化程度则决定了南方认同的积极程度。然而，此视角对于那些单元结构相似但认同情况却有所不同的国家，其解释能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四)体系位置与制度环境的结构限制

体系约束视角重点关注结构性因素怎样对南方认同形成制约。一方面，南方大国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位置直接关乎南方认同的强弱程度。处于边缘的国家对全球南方的集体身份有着更强的依赖，借助联合议价来抵消不平等状况，进而强化南方认同。而半边缘国家在全球南方与北方国家之间呈现摇摆趋势，既要依靠南方身份来维护自身发展利益，又因拥有更高的制度准入和议程设置能力，所以在南北之间维持身份平衡。当南方大国不断向国际体系中心靠拢时，就会出现毕业困境，其南方认同趋向弱化，更愿意在现有的国际体系中争取话语权，而非进行彻底的变革。另一方面，国际制度既是南方认同的支撑平台，也有可能成为内部分化的约束机制。南方大国应当对外部规范进行本地化调适，以此来确保规范能够实现本地化，使其与自身身份相契合，不同的南方规范在制度方面都会进一步放大身份诉求。然而，当南方大国在这些制度中获取到更大的话语权时，就不得不在改革者与守成者这两种角色之间进行扮演，既要推动南方议程，又要在既有的国际规则之下谋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矛盾角色不但会削弱其南方认同，还会致使全球南方内部再次出现南北不平等的新的格局，迫使一部分南方国家通过模仿性表演来维持表面上的南方身份。体系位置与制度环境虽然能够提供共同身份和动员平台，但也有可能制造出新的不平衡。实际上，体系约束视角从相反的方向为南方认同划定了范围，却缺少对南方大国主体能动性的分析。

三、依赖结构、政策连续性和南方大国集体认同的类型学分析

已有研究富有洞见且仍具备理论增量空间，其难以解释南方大国为何有时情感投入与行动付出呈现较大分异。同时，已有研究多依赖单一因素与个案，缺乏因素互动和案例比较。为此，本文拟构建类型学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代表性南方大国的南方认同类型和其集体认同构建。

(一)南方大国集体认同的类型学分析

本研究认为，南方认同主要是在依赖结构和南方政策连续性这两个变量相互作用下形成。南方大国的依赖结构能够体现出其在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对于北方国家的依赖程度，以及自主性的水平。若南方大国对北方的依赖程度偏高，则其南方认同的积极性和策略性就会受到一定约束。南方大国的依赖结构能够从经济依赖和军事依赖这两个子维度来展开考察。经济依赖可以通过对北方国家的出口比重，源于北方国家的投资比重，从北方国家进口关键技术或者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以及外债对北方国家的依赖比重等来进行衡量。军事依赖方面则能够依据军事装备来自北方国家的比重，北方国家驻军的状况，北方国家军事援助的比重和对北方国家安全条约的参与程度等来衡量。据此，本文将南方大国的依赖结构区分为自主型低依赖和依附型高依赖两种理想类型，与下文政策连续性高低交叉，构成类型学组合。南方政策连续性用于衡量南方大国对全球南方议题的关注和参与是否具有稳定性，即南方大国能否长时间持续地推动南方集体议程。若南方政策连续性较高，则南方认同会更稳定；反之，则呈现为象征性或者间歇性的认同。南方政策连续性能够被操作化为四类指标。首先是话语一致性。通过分析官方文件在全球南方议题上的文本相似度来衡量政策表述的一致性。其次是行为一致性。通过分析南方大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来衡量其南方立场。再次是制度化水平。考

察南方大国在南南合作等多边议程中是否存在足够长期的制度安排。最后是国内政治共识。通过政府更替频率、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内极化程度来衡量南方大国南方政策的可靠性。需要说明的是，依赖结构与政策连续性，在概念来源上彼此独立。前者所指的是国家于经济和安全维度受到的外部约束，该约束是由体系层次的物质能力决定的。而后者指的是国家在特定议题上内部政策的稳定状况，其是由单元层次的国内政治过程与精英共识驱动形成的。积极型、工具型、象征型和疏离型这四种理想认同类型，恰恰是两个变量独立变化进而产生的不同组合。依赖结构与政策连续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借助四类机制塑造南方认同的生成路径与运作方式。第一，依赖结构存在差异，通过供应链、军售关系、技术渠道和金融依赖等多种途径，对南方大国在关键议题上的政策选项加以限定，进而影响其采取南方立场时所需付出的成本，形成物质约束机制。第二，政策连续性通过把相关承诺融入常设机构、预算安排或者法律规制之中，以此确保话语承诺能够更容易转化为可持续的长期实践，形成制度成本机制。第三，持续且一致的外交表述、制度参与，会在国内外建立起稳定的角色预期，构成南方大国的观众成本，从而对其政策转向的空间予以约束，形成声望约束机制。第四从国内政治层面看，政策连续性自身是由国内政治结构塑造而成的，若缺少跨党派、跨精英的共识，虽然外部结构条件具备，南方认同依然会因为政府更迭而出现中断或者反复。依赖结构作为外部背景条件，限定政策选择的范围，南方政策连续性通过制度与话语路径，放大或者约束国家的策略取向，二者共同决定认同话语能否和以怎样的方式转化为持续一致的对外实践。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南方认同类型并非固定不变，在依赖结构与政策连续性发生变动时，类型之间亦会出现相互转化。

(二)积极型认同：中国

中国呈现出自主型低依赖与高政策连续性的组合，由此生成积极型南方认同。从物质约束来看，自主能力奠定中国的战略基石。中国在经济与安全领域对北方国家的依赖相对较低，这极大地降低践行南方立场所需承担的成本与风险。在安全层面，航母、第五代战斗机和北斗系统等国防工业的高度自给，保障核心安全不受制于北方。对经济层面而言，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构建多元化网络，并依托亚投行和人民币国际化等金融自主化努力，显著削弱对北方市场、技术与资本体系的依赖。从技术依赖逐步转向技术自立的进程，使中国得以摆脱外部掣肘，为持续而坚定的政策投入提供坚实的物质前提。从制度化来看，中国的高政策连续性通过深度嵌入国家治理结构的制度安排得以保障。“一带一路”拥有常设领导与协调机构，亚投行与丝路基金等构成制度化的投融资渠道，南南合作被明确纳入国家发展规划。深度的制度嵌入创造强大的路径依赖效应，从程序与资源两方面确保相关政策议程不因国际局势的短期波动而偏移，使认同从理念层面稳定转化为长期且可预测的行动输出。以中阿合作为例，通过中阿青年发展论坛和数字丝绸之路的媒介交互，双方青年一代在数字空间中打破西方媒体的叙事垄断，还原一个真实、立体和多元的南南合作图景，为中阿双边与多边关系的长期良好发展提供深厚的民意基础和人文沃土。从国内政治来看，负责任大国的公众期待形成支持南南合作的坚实民意基础构成显著的观众成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代表着中国对更公正、安全和繁荣世界的愿景，将自身定位为世界和平的真诚建设者、全球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以及国际秩序的坚定捍卫者。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其经验为南方国家提供有益参考。对于中国来说，持续维护南方集体利益已然成为中国获取国际合法性和塑造领导力的核心源头，若出现任何潜在的偏离行为，将对中国的国内外声誉造成损害，而由声望带来的约束力又会反过来进一步稳固中国政策连续性。在美国加大对华竞争力度的情况下，全球南方彼此之间需要建立战略支点，并且要提供外部合法性与制度支撑。支持全球南方和深化南南合作，现已成为中国超越具体政策周期的长期国家战略，并非只是服务于短期利益的权宜之策，能在国内政治根源上确保实现较高政策连续性，还为中国推行以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为特点的南南合作外交奠定坚实基础。中国的南方认同超越工具理性，升华为有鲜明理论内核的积极型认同。“四大全球倡议”为当前中国促进国际话语权建构和应对意识形态交锋提供重要的战略引领，通过凸显全球性议题中的中国视角，彰显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塑造广泛价值认同的范本，并赋予建构中国国际话语权以新内容。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与空间距离、经济贸易交流和文化认同密切关联，把文化理念与发展优先、平等互利和文明互鉴等南南合作内涵深度融合，重塑南方国家关于未来秩序的共同想象。中国不只是全球南方参与者，更是理念塑造者，其定位与行为模式有高度稳定性和内在演进性，是理解中国在全球南方独特角色与行为逻辑的关键。

(三)工具型认同：印度

和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印度展现出一种依附型高依赖与高政策连续性相互结合的状况。印度南方认同本质带有机会主义色彩，是服务于其大国平衡战略的一种理性产物。从物质方面的约束来说，印度对北方有着深度依赖，这在根本上为印度的战略选择定下务实基调，也带有依附的底色。印度在安全和经济领域，对北方尤其是美国存在严重的依赖情况，从根本上限制国家的自主性，进而塑造出具有策略理性的行为取向。印度签署一系列基础防务协议，在情报、通信与后勤等领域深度融入美国体系，使重大安全问题很难脱离华盛顿的掌控范围。美国是印度最为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苹果和谷歌等跨国公司是推动其数字经济的关键力量，信息技术与制药等高附加值产业对欧美市场与技术有着高度的依赖。譬如，印度对美商品出口额达860亿美元，接近美国对印商品出口额的三倍，印度对美国的依赖程度远超美国对印度的依赖。上述依赖结构表明，若印度倒向全球南方并对北方秩序发起挑战，将会面临难以承受的现实代价，这使得其南方政策必然会设定一定的限度。从制度化的角度分析，印度展现出较高的政策连续性，表现为刻意将全球南方代言人的角色予以包装并对外输出。无论执政党如何更迭，维持在金砖国家和七十七国集团等全球南方多边机制中的活跃已成为外交传统。莫迪先后提出印度领导型大国、全球南方领导者和民主之母叙事，反映其对国际期待的主动塑造。印度借助创设或主导制度议程，视南方身份为外交资产，而非必须承担的责任。印度很清楚自身独特的双重身份，作为最大民主国家和全球南方代表，使其在国际舆论场中具备身份稀缺价值。民族主义情绪期望印度成为领导性大国，而全球南方将其当作潜在的利益代言人。印度精英精心经营着这一双重期待，外交部长苏杰生(Jaishankar)将印度描绘为既在美国体系发挥作用，又与全球南方充分合作。正因定位为南北之间的桥梁，印度得以依据议题需求灵活挑选身份，进而最大化其战略回旋空间。就国内政治而言，印度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南方认同的发展方向产生重大的影响。右翼民粹力量逐步上升，同时，国大党等政党和传统左翼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这使得由印人党主导的政权呈现出明显的印度优先特点。印度外交政策核心在于提高其在全球地位并增强战略自主性，达成目标的途径已被认定为多向结盟，而非传统不结盟政策。在此逻辑下，全球南方实际沦为其大国博弈的棋子。印度国内对于大国抱负存在高度共识，但是，物质实力却相对有限，促使政府倾向于采取低成本的姿态举措，而非承担高成本的实质性公共产品供应。印度的南方认同展现出高度策略性，是典型的工具型认同。其政策连续性高并非源于对南方事业情感内化或理念信奉，而是服务大国战略目标。在不根本挑战既有依赖结构情况下，最大限度利用全球南方身份资源，把全球南方当作加强印美关系新纽带，同时，凭借在全球南方的良好形象提高自身对美战略价值。如此看来，印度不是南方集体行动的坚定推动者，而是精于算计的策略平衡者。借助全球南方身份获取谈判优势，却不愿为全球南方承担更多实质责任，更看重表象意义和话语权争取，以寻求利益最大化。

(四)象征型认同：巴西

巴西呈现出自主型低依赖与低政策连续性的组合状态，据此产生象征型南方认同。巴西虽拥有积极型认同的物质基础，却由于内部政治进程剧烈动荡，无法把话语承诺转变为稳定的长期制度实践，进而形成言大于行且钟摆反复的认同模式。就物质约束而言，巴西所具备的物质能力为其战略自主提供一定空间，然而却没能促使稳定的政策产出得以实现。巴西在安全领域并不依附于美国，其国防政策着重凸显自主和区域独立。同时，自2009年中国成为巴西最大贸易伙伴后，巴西显著降低对欧美市场的依赖，建立起相对多元自主的依赖结构。上述情况为巴西积极投身南南合作和挑战不平等秩序提供充足的物质能力，可是却因内部因素而未能转变为持续的行动力。巴西的南方政策更多是受到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而非外部压力，致使物质自主性沦为一种尚未兑现的潜力。从制度化角度审视，巴西的南方政策欠缺充分的制度支持与延续性。在卢拉（Lula）政府期间，巴西曾经踊跃推动南南合作走向制度化。然而在罗塞芙（Rousseff）执政的后期阶段，国内出现的经济政治危机致使相关投入出现大幅度的缩减情况。到特梅尔(Temer)与博索纳罗(Bolsonaro)政府时期，外交政策整体向右转，其更多是由务实派与保守派之间斗争的结果所决定。这不单大幅削减对非洲和拉美合作的预算，甚至还公开对金砖等多边机制的价值提出质疑。政策方向每隔数年就会发生一次逆转，这使得任何长期的机构设置、预算安排或者法律框架都难以持续存在。巴西南方认同缺乏坚实的制度依托，长期处于推倒重来的循环状态，难以积累成为可持续的国家实践。就声望而言，巴西在全球南方所拥有的声望，于左翼执政的时期得到积极的经营。然而，由于政策出现反复的情况，导致这一声望受到严重的损耗。卢拉曾经以高调的姿态来调解伊朗核问题，还宣称自己能够代表全球南方去发声，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塑造出南方领袖与秩序改革者的形象，以至于南方声望一度成为巴西颇为重要的外交资产。可是，在博索纳罗执政期间，其亲近美国并且贬低南南合作的种种做法，很快便损耗这一声誉资本。国际社会，特别是其他南方国家，渐渐认识到巴西的南方立场高度依赖于当权者的意识形态取向，所以其承诺并不具备可靠性。国内政治导致的信誉波动，削弱巴西作为南方利益长期代言人所拥有的道德权威和号召力。就国内政治而言，巴西呈现出的高度极化政治生态，是诠释其政策缺乏连续性的关键要素。巴西的外交政策已经演变成国内左右翼意识形态争斗向外延伸的领域，并非基于跨党派共识形成的国家战略。左翼势力把全球南方同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改革联系在一起，右翼势力却将全球南方与民粹主义和低效外交关联，进而推崇双边主义，强化与美国的关系。政权交替直接致使外交方针出现转变。在2023年卢拉再次掌权之后，为重建南方身份所做的努力，依旧深陷于国内政治对立和经济困境当中，其能否持续仍充满不确定性。巴西所展现的是一种具有脆弱性且不稳定特征的象征型认同。其认同实践对特定政府的政治意愿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在话语表达方面，持续宣示南方身份与改革主张，试图借此彰显自身大国地位和战略自主。但在实际行动中，鉴于国内政治周期的影响，难以形成连贯且持续不断的制度投入。巴西无法成为始终坚定的实践建设者，其南方认同会随着国内政治状况的变化而出现反复，这深刻体现出国内政治分裂对由有利物质条件所提供的战略可能性所产生的抵消作用。

(五)疏离型认同：土耳其

土耳其呈现出依附型高依赖和低政策连续性的组合，由此生成疏离型南方认同。该认同本质是土耳其作为深度融入西方体系但却怀有强烈大国抱负的夹缝国家，在国内政治因素驱动之下，把全球南方议题工具化处理后所产生的结果。其认同的强度和方向，会随领导人意志、国内舆论趋势和与西方关系的改变而出现波动。从物质约束来看，土耳其对北方存在着深度依赖，为其南方政策设定边界与底线。土耳其身为北约成员国，其国家安全架构、高端武器系统和情报系统都深度融入北约体系。土耳其和欧盟建立的关税同盟是其对外贸易的基石，欧美还是其最大的投资来源与出口市场。土耳其依赖结构使任何试图转向并挑战西方秩序的行动，都会引发难以承受的惩罚。正因如此，土耳其历次与西方的紧张对峙最终都会以某种形式回调，其南方政策被限定在底线范围之内。战略自主对土耳其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能让其与非西方大国结盟，进而制衡以美国为首的等级秩序。另一方面，为政府在国内动员选民基础和分化反对派并赢得民众支持提供正当的外交政策话语。从制度方面来看，土耳其在参与南方多边机制时，其深度欠缺而且连续性不足，展现出明显的工具主义特点。土耳其既是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又在伊斯兰合作组织中扮演着比较活跃的角色。然而，一旦这些平台不符合其当下目标，土耳其便会很快变得冷淡。譬如，土耳其对非洲发展援助规模快速扩大，但其援助对象和主要领域都经过特意挑选，援助手段具有软性特征，目的是获取国际影响力并制衡区域大国等短期利益。土耳其对金砖国家等机制的兴趣会随着与美欧关系的变化而上下波动，其参与方式难以形成制度黏性，这体现出认同的疏离本质。从声望角度而言，埃尔多安(Erdogan)政府认为土耳其兼具北约盟国、伊斯兰世界领导者、突厥国家联盟领袖和全球南方代表等多种身份，并且在这些身份之间持续进行切换，以此来服务不同的受众并达成不同的目标。土耳其政府通过对西方双重标准予以抨击，进而塑造出敢于同强权进行对抗的独立大国形象，同时，还将反建制声望当作与美欧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借此动员民族主义与宗教保守主义选民。土耳其全球南方政策更多服务于国内政治，而非南方愿景，其目的在于获取国内合法性。审视国内政治状况可知，土耳其外交政策呈现出高度个人化的特点，带有强烈的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色彩，这正是造成其政策连续性较低的直接原因所在。埃尔多安的个人权威紧密地与新奥斯曼主义意识形态相联系，政策走向常常会由于领导人的政治考量而发生急剧转变，缺少相应缓冲设置。在叙利亚政权问题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问题上，土耳其最终都展现出较强的务实回调特性，个人决策和追求短期收益使任何稳定南方战略都无从谈起，全球南方议题是土耳其国内政治可随时移动的棋子。土耳其所具有的南方认同呈现出疏离型认同的特点。当西方对其施加压力之际，土耳其会高举南方旗帜展开抗争，以此来抚慰国内的民族情绪，而当与西方利益相契合或者有妥协需求的时候，便会迅速使得南方议程处于边缘化状态。土耳其并非全球南方的同行者，其行为的出发点在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即在无法摆脱对西方的结构性依赖，以及国内政治所形成的帝国情怀之间进行风险平衡。因而，土耳其的集体身份认同显得最为疏离且难以预测。

四、南方大国集体认同的核心矛盾与构建路径

综合上文，南方认同实质是南方大国相同前提的差异化选择。对其前提而言，其一，全球南方属于认同实践，能为南方大国带来合法性等绝对收益，然而，更侧重相对收益使南方认同呈现从积极到疏离的光谱。其二，安全领域构成刚性约束，全球南方在安全问题长期供给有限，使安全依赖更倾向于美西方。共同前提与差异化路径相结合，使其有共同起点，却表现为认同分化。

(一)南方认同构建的三大核心矛盾

类型学分析发现，南方认同的建立蕴含着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三大矛盾。首先，“投机—承诺”矛盾展现全球南方内部长期规范承诺与短期机会主义间的矛盾。其中一类将南方认同视为需要持续投入精力的事业，另一类则将南方认同当作服务大国平衡的外交资产来加以利用。在实践中，此类矛盾致使集体行动协调出现失灵，公共产品供给也失去平衡。那些致力于提供长期公共产品的一方，其付出的努力常被另一方的选择性参与削弱。不但造成合作预期出现严重的错位，还使得需要稳定投入和战略互信的高阶合作难以深入发展。尽管其根源能够追溯到各国对北方依赖结构的差异，但更为关键的影响是，这种矛盾持续侵蚀着南方国家之间的战略信任，难以形成稳定且可信的集体承诺。其次，“周期—连续”矛盾所揭示的是国内政治呈现出的周期性断裂现象与国际承诺具备的可持续性之间存在的冲突。譬如，某些南方大国具备参与南方议程的物质条件和最初意愿，然而其外交政策却演变成国内政治斗争的延伸方向。由此，国家意志难以跨越选举周期实现稳定持续，进而对集体合作的制度基础和可信度形成冲击，最终使得战略信誉流失，制度记忆断裂。一旦某个国家的南方政策随着政府的更迭而突然转变，这不但会导致具体合作项目被迫中断，还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此类转变给其他南方国家传递极其不确定性的信号，将对需要长时间投入的深度合作产生抑制作用，使得各方不得不去规划短期低风险的互动方式。对集体而言，成员政策反复无常会被看作是把国内政党的私利置于全球南方集体之上，进而对相互信任造成侵蚀。其根源在于国内政治结构缺少跨党派共识，并且处于高度极化状态，外交被标记为特定政治势力的资产。最后，“依赖—参与”矛盾所揭示的是南方大国对北方的结构性依赖怎样在根本上限制其战略自主。部分南方大国与北方有难以割舍的依附关系，结构性约束致使南方参与呈现出情境性和工具性，进而在全球南方内部造成持久的信任赤字。实践中，此矛盾体现为战略悬置，即在话语上积极响应南方诉求，然而涉及实质领域常常缺席或反复无常。其南方认同并非源于共同事业的信念，而是作为调节和北方关系或谋取特定议题利益的手段。功利且间歇性的参与不断从内部削弱南方国家间战略互信，给致力于建立南方认同的国家带来不确定性，迫使资源用于风险防范增加合作成本。

(二)化解南方认同构建矛盾的三大支柱

为解决上述三大核心矛盾，需要协同推进话语叙事、制度嵌入与实践网络，分别对应认同构建的观念、规则与利益三个层面，从而包容差异、凝聚共识，推动南方认同转向可持续的构建。在理念方面，要推动南方认同，需要建立共同叙事。这套叙事既要扎根于共同的历史经验，又要面向未来，并且拥有内在的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其核心在于超越国别利益的工具性表述，促使南方认同从外部标签或策略工具，转变为各国精英与民众的情感归属和价值追求，进而为集体行动奠定稳固的观念基础与情感纽带。因此，要重塑共同历史记忆，达成从受害者到复兴者的叙事升级。同时，要探寻有自身国家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把抽象的原则转变为具体且能得到广泛认可的议程，并描绘关于共同未来的愿景，超越反北方定位。全球南方的目标不只是批判现存秩序，更是积极塑造多极公正的全球治理替代方案，让全球南方成为关键参与者，而非南北对立。南方话语体系的成功建立，会强化南方认同的内在凝聚力和动员力，为后续制度化和利益融合奠定不可缺少的价值基础。在制度方面，推动南方认同需要具备足够层次、弹性和约束力的制度框架网络。目前，全球南方提出平等权与发展权等一系列原则和规范，倡导、参与并创建全球和地区层次的机制平台。基于此，要推动现有倡议和机制向更稳定的常设功能与制度转变，以此降低合作的不确定性，为持续的政策投入提供稳定预期，并且有效缓冲因国内政治周期或者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冲击。具体而言，需依托既有机制并持续深化与转型，使其兼具灵活性和包容性，提高全球南方参与南方制度的透明度和归属感。譬如，在新兴的数字技术领域，全球南方有充足的合作空间来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进而推动更公平且更包容的国际秩序。制度平台的成功嵌入能为全球南方落实更可靠的认同提供切实保障。在利益方面，需要实施一系列实体合作项目在南方国家间建立利益网络。只有在维持并深化南方认同能够带来实际的发展与安全收益时，各国承诺才具备韧性。首先，规划并优先投资建设包括交通、能源与数字等领域的基础设施走廊，通过降低南方国家连接成本从根本上改变南南贸易所面临的隔阂。其次，推动区域价值链共建工程，在全球南方培育出从原材料到终端的完整产业链，重点关注有共同需求且优势互补的领域。最后，设置安全与发展的危机互助机制，展现全球南方发展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特征。利益网络的拓展能够为南方认同注入具体内涵，让抽象认同转变为发展进程中的真实存在。

(三)对中国的启示与战略选择：从积极型认同到理念型领导

南方理念、南方制度与南方利益共同促使南方认同从差异到合异的可能。中国依靠低依赖结构和高政策连续性，成为全球南方积极型认同的典型范例，并需要达成从积极型认同到理念型领导的转型。其关键在于，要为全球南方提供能够引发共鸣，并且能被内化进而得到践行的思想模式、制度范式与合作逻辑。既要避免建立北方化的全球南方新核心，也要避免印度等南方大国出现“去中国化”的趋势，同时，赋能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全球南方。在理念方面，中国要成为南方发展知识的原创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下，凭借扶助型国际合作理念不断增强南方内部的向心力，稳固多元联系网络，促使全球南方对未来有可靠预期，让想象的共同体转变为现实。在制度方面，中国需把自身影响力化作培育全球南方制度权力的土壤。一方面，推动现有机制增设常设专业功能委员会，关注解决制度扩员的转型难题。另一方面，在新兴领域联合南方大国展开对话，填补规则空白。在利益方面，中国要建立第三方市场合作的长效机制，及时洞悉第三方国情、政策与民意，降低合作风险，减少冲突成本。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最直接的效果体现在民生福祉上，也就是带动就业、收入和消费，使其能有更多高产业附加值的自我发展空间。依据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的开放融合，强调技术转移、产业协作和规则互通的良性循环，从而彰显南方共同体的价值。因此，对中国而言，挑战在于如何在提供领导与尊重多元之间保持平衡。同时，机遇也同样突出，若实现成功的理念型领导，将使全球南方成为更具凝聚力的共同体，届时不仅有助于重塑中国的外部战略环境，也将推动更平等、民主和公正的全球秩序。

五、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