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实践中,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 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 就是其中具有原创性、时代性并闪耀着智慧之光的理论成果。这一思想既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如何治理国家, 又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 还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国家治理的中国借鉴。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形成了一系列学术成果, 因此, 回顾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文献, 进而明晰推进研究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的理论进路, 对丰富和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学界对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 始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目前, 从宏观上对国家治理体系思想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的研究, 主要体现在论文、著作等方面。以著作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以“国家治理体系”为主题名的著作有约23部;论文781篇;关于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研究, 至少有1部国家智库报告。1这些论著或以国家治理体系为视角或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从宏观层面对国家治理体系进行研究或阐释, 基本大同小异, 其学术深度有待加深。另有部分著作从中观层面上对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思想展开研究, 但整体上成果不多, 主要涉及到党建、文化、海洋思想等方面。

结合本研究, 通过查阅相关论文、论著分析涉及的相关学者们的研究, 发现他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第一, 界定国家治理体系概念并分析国家治理体系构成要素;第二, 界定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概念并对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或衡量标准进行深入研究;第三,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研究;第四, 海外国家治理经验与教训研究。上述各研究聚焦点, 具体阐述如下:

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 目前学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2013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内涵, 他说:“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学界根据这一解释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概念、内涵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和探讨。

首先, 制度体系说。韩振峰等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2陈金龙等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党领导人民对国家和社会事务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 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法规安排, 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衔接的国家制度。3严书翰等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管理国家各领域的体制机制, 法律法规的制度体系, 是一整套的制度和制度体系安排。4竹立家等通过分析权力运行过程得出, 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 是政府职能合理到位, 政府权力边界清晰, 公共权力不缺位、错位和越位的科学治理体系, 是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 是依据人民民主原则, 实现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政治过程的包括多个领域、多个层次的民主治理体系。5在许耀桐等看来, 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在利用各种制度、法规, 调动有限的资源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挑战的过程中由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组织机构、法律法规、组织人员、制度安排等要素构成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体系。6在辛向阳等看来, 国家治理体系是按照一定治理理念确立起来并能确保国家能够顺利运行与西方不同的体制机制。7此外, 宣晓伟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是治理国家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具体技术手段的综合体系。8俞可平主张, 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规范社会权力运行和维护公共秩序的一系列制度和程序。9

其次, 系统综合说。就是把国家治理体系描述为众多结构要素的总和。何增科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以目标体系为追求, 以制度体系为支撑, 以价值体系为基础的结构性功能系统。10王浦劬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社会利益关系、政治权力关系和公民权利关系相互联系、整体构成的有机系统。11胡宁生等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扎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建设与治理活动之中所有参与治理活动的主体和客体打破各种割裂能够实现各种分工合作各层级权责匹配、各领域多面一体, 所形成的整体观照相融合、纵向和横向互动的多层次的、立体化的宏大系统。1在丁志刚看来, 国家治理体系是不同治理领域和同一治理领域的国家治理活动中一系列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系统化, 由此形成的完整系统。2江必新等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各领域的体制、规则、机制、程序以及相关法律规范等制度体系的总和。3在王嘉让看来, 国家治理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道路、理论、制度、政策、方法的综合。4林振义等通过分析指出, 作为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 是各个领域行使国家权力、治国理政方略的综合体现。5

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三种:一是体系说, 即国家治理体系由多个次级体系构成;二是层次说, 认为国家治理体系由多个层次组成;三是要素说, 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多个要素的组合。

首先, 关于体系说。何增科在分析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作用后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及其运行过程的顺畅程度直接会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水平, 他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归属的目标体系、支撑的制度体系和基础的价值体系三大体系构成。6王浦劬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由占主导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以及与之相匹配紧密联系的国家治理行动体系和价值体系三位一体。7张文显提出, 现在的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以党章为统领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统领的制度政策体系和包括民主政治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等法律制度体系。8俞可平则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包括国家的行政体制、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构成的一个制度体系, 进一步就是说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应包含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个次级体系。9戴长征从国家治理过程的角度分析指出,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应该包括国家治理的规划和决策体系、国家治理的支持体系、国家治理的评估体系、国家治理的监督体系四个方面。10徐邦友从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层面分析得出, 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包括治理主体体系、治理功能体系、治理权力体系、治理规则体系、治理手段或治理方式方法体系、治理绩效评估体系等。11陶希东认为, 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应该是涵盖“党、政、企、社、民、媒”六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体系, 具备动员、组织、监管、服务、配置五大功能的治理功能体系, 保障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法制、激励、协作的治理制度体系, 包括法律、行政、经济、道德、教育、协商六大手段的治理方法体系和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横向互动三大运行方式在内的治理运行体系五大基本内容。12

其次, 关于层次说。郑吉峰主张,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价值宏观、制度中观、行动微观三个层次构成的一个橄榄型结构。1杜玉华根据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分析得出, 国家治理体系分为宏观治理、中观治理和微观治理三个层次。2许耀桐等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是由政治权力、社会组织、市场经济、宪法法律、思想文化构成, 包含治理理念、治理制度、治理组织和治理方式四个层次。3蔡文成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四个层面。4王嘉让主张, 国家治理体系由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基层治理、民间治理四个层次组成。5

最后, 关于要素说。唐皇凤认为,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现代公民、现代社会、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现代政府四大核心要素构成。6丁志刚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由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目标、治理方式四个要素构成。7吕志奎则主张,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由价值、组织、制度、技术和财政五个基本要素组成。8

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制度优化说, 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制度的优化;二是价值追求说, 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追求。

首先, 制度优化说。江必新等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就是使国家治理体系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程序化。实现治理方式的创新, 使国家治理者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制度治理国家,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国家的效能。9徐邦友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功能、体制机制、规则、方式方法和观念文化等各个方面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结构性变迁, 进而达到结构合理化、功能区分化、运行程序化、行为规范化、组合系统化和治理高效化。10

其次, 价值追求说。辛向阳从价值追求层面分析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意味着:国家治理基本制度符合时代潮流;国家治理权力更替平稳有序;以现代化治理理念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组织架构是能够解决面临的种种突出问题的;国家治理成本相对较低且效能比较高;国家治理的氛围风清气正, 廉洁治理。11竹立家从实现社会公正角度得出, 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科学化规范化界定政府职能体系, 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 用制度保证权力纯洁, 实现社会公正, 达到社会共治。12李紫娟在分析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体系性结构后指出,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的组织体系和制度体系的设计思维和精神要体现现代属性。13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围绕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学者们的核心观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在理念层面, 学者们秉持通过树立理念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二是在操作层面, 研究者认为利用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等措施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首先, 理念层面说。许耀桐等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的实现途径是树立目标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凸出制度建设、推进政治改革。1唐皇凤指出, 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应包括创新国家治理理念, 增强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自我完善能力, 构建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网络化治理模式等方面的举措。2吴德慧提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要更新治理理念, 实现从人治到法治、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 从计划到市场、从主体一元到主体多元、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从官本位到民本位等六个方面的转变。3邓纯东通过分析文化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得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 体现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吸收中外优秀文化精华。4

其次, 操作层面说。2 018年2月,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5韩振峰指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6在辛向阳看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定型和强体为主线、以统筹和协调重大关系为前提、以法治和核心价值观为依托。7房宁认为,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三个途径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8李景鹏分析得出, 通过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建立一系列新的制度和新的机制才能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的任务。9按照高小平的说法,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路径是在保证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 公共事务管理、法治与德治、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的统一基础上, 做到坚持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坚持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 坚持发挥市场和社会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三结合。10王卓君等通过分析全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体系理论范式与谱系变迁认为, 构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价值导向、民主内涵、法治逻辑、执政党建设路径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进路。11杜飞进指出,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以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为抓手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12按照何增科的观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要采取放权和分权、完善国家治理结构、健全负反馈调节机制、发展决策咨询系统、推进国家治理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推动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化和普及化六方面的措施。13

衡量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需要尺度或标杆, 学者们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建议, 代表性观点如下:

莫纪宏认为, 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的必要条件, 更确切地说, 国家治理体系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的衡量标准。14袁红、孙秀民主张,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核心价值标准和评估标准二维标准。15徐湘林在分析了历史文化、价值观以及特殊环境约束的影响之后, 认为衡量标准不能一概而论, 但理性化、制度化、法治化是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息息相关的三个基本要素。1在丁志刚看来, 找不到一个十全十美的标准模型来衡量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想模式, 他认为如果能做到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应采取不同的治理之道;不同领域之间补充、补台、有益;实现合作、协作的多中心治理这三个方面要求可以达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理想境界。2何增科认为, 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标准至少要有四条, 国家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3俞可平提出, 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现代化, 至少有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协调五个标准。4徐勇等主张, 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包括五个标准:治理制度化、治理民主化、治理法治化、治理高效化、治理协调化。5

围绕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 学界研究主要集中在其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及其地位等方面。

关于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来源。辛向阳认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先进文明, 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三个理论来源。6任晓伟等认为, 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经验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历史基础;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思想精华;全球性的国家治理危机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产生国际环境。7

关于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特点。张雷声提出,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是中国话语表达、彰显中国风格, 体现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 秉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现代化思维方式, 以人民性与国家性的统一为基础, 寻求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途径的中国特色。8肖光荣指出, 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深化了对国家治理规律、治党规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 是与时俱进、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理论, 因此, 他的国家治理思想具有科学性。9康晓强指出,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观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明晰的目标取向、体和魂的深度融合趋向的理论特质。10刘振江通过分析得出, 坚定的制度自信、鲜明的民族特色、强烈的时代意识是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基本特色。11

关于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地位。许耀桐认为, 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论述, 已形成完整的国家治理思想, 是党执政的重要理念, 并且习近平领导全党开启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全新阶段。12魏东初提出, 习近平的国家治理思想是一种在价值体系引导、法制体系统合与组织体系保障三个维度上的国家治理思想, 是坚持了四个全面的战略选择, 能够促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13刘志昌在分析习近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 指出习近平在关于“治理”的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含义, 并且在习近平的思想中已经建构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要求, 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导。14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研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治理模式。国内学者们关于海外国家治理经验与教训研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芬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 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俄罗斯等转型国家。

首先, 美国、芬兰、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张晓明通过分析美国历史认为, 美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促进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长期保持其优势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美国的诸如始终保持自身特色将立足本国国情与借鉴外国经验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作用、完善法律法规, 培养全民法治意识、建立完整的价值观和理论体系、重视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等做法, 对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但是, 美国国家治理体系的资本主义特性无法解决制度本身的深层次矛盾而必然导致贫富分化严重。同时, 过度分权外加层出不穷亟待解决的新挑战, 严重影响着治理效率。1

芬兰的国家治理模式研究。2016年3月3日, 《纽约时报》中文版刊登文章认为, 芬兰正在走向实验主义治理国家。文章指出芬兰政府正在探索从传统的预测转向实验和证据新的政策制定模式, 计划推出100多项政策实验。由于欧洲委员会和经合组织允许、思想库的支持、政府的信心、前期积累的知识和模型这些因素促使芬兰可能变成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实行实验主义治理的国家。芬兰运用实验主义治理国家的做法打开了一种全新的路径, 这种依据科学研究, 看人们如何对新政策及其变化做出反应来制定国家政策的做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

新加坡的国家治理模式研究。在崔翔看来, 国小民少的新加坡在应对复杂生存环境过程中, 以“有用”为标准, 打破条框限制, 广泛吸收各方所长, 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以及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等方面逐渐探索并形成了行之有效的治理道路, 构建起具有新加坡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同时, 他认为:坚持原则与调整改革间保持动态平衡, 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打造廉洁高效、亲民为民的服务型政府这三条做法有启示意义。3

其次, 越南、老挝、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与建设的研究。仲杺阳通过分析认为, 越南、老挝、古巴、朝鲜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仅有类似“治理”的概念性表述, 国家治理实践并无先例可循。苏东剧变后, 这四国反思苏联模式, 进行制度体制调整革新并先后建立起各具特色的国家治理制度。这使得各国具备了与之相适应的治理能力, 并维护了国家总体稳定对“治理”概念的认识、思考与实践的推进, 其举措经验值得关注。4

最后, 张慧君通过分析俄罗斯国家治理模式转型历史认为,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开启了规模空前、多层次、多领域、系统性的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他通过分析俄罗斯传统制度结构指出, 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具有一定的历史传承性, 并且这些制度结构特征对俄罗斯发生的社会经济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演进依然发挥着路径依赖效应。俄罗斯的国家治理模式经历了从叶利钦时代的“秩序分裂型国家治理模式”到普京时代“秩序整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的曲折历程。这个历程表明俄罗斯的转型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这个历程揭示出转型国家可以通过激进的制度变革迅速拆除旧体制, 但要建立起新秩序却是异常艰难。因此, 转型国家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的过程中,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之间需要反复调试与磨合, 不能一蹴而就。5

由于中国话语体系中的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发端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 因此国 (境) 外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相关研究文献较少。关于“治理”的探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的研究, 是国 (境) 外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治理’一词在英语国家作为日常用语出现已有数百年, 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其隐含着“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 以便实施某项计划。”1这个在西方出现且不常被使用的语词,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世界银行使用“治理危机” (Crisis in Governance) 一词来描述当时非洲的发展情形之后, 开始在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研究中被大量采用而成为一个“时髦词语”2, “治理”一词的广泛使用“不再局限于政府机构和行政部门的运作, 而是涉及公民、团体和社区与国家的关系这一更广泛的问题。”3在随后几十年时间里, “治理”成为西方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中的聚焦点。

关于治理的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 治理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团体——公共的或个人的——处理其共同事务的总和4。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指出, 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 它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发挥作用。5詹姆斯·N.罗西瑙也持类似观点, 他认为, 治理不一定需要依靠强制力量而使别人服从, 并且治理概念比政府统治概念更丰富和宽泛。6治理理论的代表人物R·罗茨提出了6个不同视阈下的关于治理的概念:最小状态的治理、公司治理、新公共管理、善治、社会控制论的治理、网络治理。7格里·斯托克认为, 作为一种理论的治理至少有五种, 治理是指出自“不限于政府的一套社会公共机构和行为者”;治理是指出“为社会和经济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存在的界线和责任方面的模糊之点”;治理是“明确肯定涉及集体行为的各个社会公共机构之间存在的权力依赖”;治理指“行为者网络的自主自治”;治理是指政府动用新的工具和技术来控制和指引以办好事情。8让—皮埃尔·戈丹主张, 由于治理不是由某个学科或某个人提出的理念, 它是一种集体的产物, 并且或多或少带有协商和混杂的特征, 因此, 很难在各个研究方法、各个作者、各个流派、各个大学和各个国家中选择出最佳视角来理解治理。9福山在他测量治理的研究中把治理定义为“政府制定和实施规则以及提供服务的能力, 而不论这个政府民主与否”10。以上罗列不一而足, 也让人明显感觉出, 界定该概念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当前, 国际上衡量治理指标体系多如牛毛。世界银行学院的丹尼尔·考夫曼和阿拉特·克拉伊及其团队推出的治理指标, 被认为可能是目前编制最严谨、使用最广泛的治理指标。他们将治理定义为“国家权力运作的惯例和制度”, 用政府的选举、监督和更替过程, 政府有效制定和实施合理政策的能力, 公民和政府对经济社会互动制度的遵守这三个维度作为衡量治理的指标。11法国学者皮埃尔·卡蓝默指出, 衡量治理的正当性, 必须满足五个条件:一是满足共同体感觉到的需要;二是依靠共同的被认可的价值和原则;三是公平;四是由值得信任的负责任的治理者进行有效的治理;五是施行最小强制原则。同时, 他认为正当性 (代表性领域) 、效率 (事实和绩效领域) 和合法性 (法律领域) 是评价治理的三个必要标准。12

福山认为“好的治理”至少要用4个维度的评价标准去衡量, 即程序性衡量 (procedural measures) ——政府官员的行为符合既定的规则;能力衡量 (c ap a cit y me a su r e s) ——汲取社会资源 (尤指税收) 能力角度;输出衡量 (output measures) ——国家治理显现效果角度;官僚自主性衡量 (measures of bureaucratic autonomy) ——政府机构在规则范围内, 相对独立、灵活变通地执行可操作政策。1当然, 在他看来的四个标准也仅限于“数据比较充分”的国家, 而对于“要测量中国和美国这样大而复杂的国家的治理质量, 现有的定量测量是远远不够的”2, 他的此项研究引起了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

就治理模式而言, 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 在进行治理时必须基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做出总体的一贯性的对策, 并且在执行对策时不能变化不定。3

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不同国家的治理模式是国家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 既有客观事实性, 又包含价值的内容。当今世界国家治理模式主要有:“全能国家型”治理模式、“自由放任型”治理模式、“社会市场”治理模式、各类“替代主导型”治理模式、“现代治理”模式等。4

随着中国经济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愈加凸显, 国 (境) 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治理的变革、研究中国治理模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指出, 良好的治理是解决一个国家面临的挑战和断裂并确保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正在经历的自身治理制度的重要变革, 将使其政府机构和国家能适应日趋市场化的经济运行。通过转型, 中国在治理取得了重大的改善和进步。5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认为, 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过程中顺应新发展阶段特征, 不断提高国家治理能力, 以满足公众不断高涨的对提高生活质量和建立更好的利益表达渠道的要求。6

对中国治理模式来说, 代表性的观点如:精英治国模式、直接治国模式、从革命到改革的治国模式、从革命到行政再转用政治方法的治国模式等。第一, 精英治国模式。薄智跃通过分析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的治理问题指出, 尽管中国面临转型风险压力, 但由于中国是政治精英来治理国家他们已经带领这个国家成功地实现了治理转型, 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是乐观的。7马丁·雅克认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是一批讲求专家治国的精英, 党的任务就是治理国家。8第二, 直接治国模式。熊玠提出, 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中扮演“直接治理”者的角色, 是这个体系的灵魂和中心;与西方政党的“间接治理”者角色不同, 中国共产党依据设定的国家整体目标, 经党内外专家反复讨论研究, 以制定计划和政策。9第三, 从革命到改革的治国模式。美国学者李侃如从中国社会变革、政府管理体系、经济发展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挑战等方面系统分析得出,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时代, 中国的国家治理采用的是从革命到改革的国家治理模式。10第四, 从革命到行政再转用政治方法的治国模式。郑永年认为,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治理国家方式经历了从革命方法到用行政方式再到正在向用政治方法进行国家治理的三次转变。11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因而,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必然要经历一个从发轫、展开到逐步深化的过程。总体而言, 当前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 研究大体已涉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的基本方面且部分研究已较为深入, 学界已有的开拓性成果将为本研究奠定坚实基础。但在一定程度上不足, 也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通过对文献资源的系统梳理发现学界对国家治理这一理论概念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学界目前的研究大体已涉及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的基本方面, 已有的开拓性成果将为本研究奠定坚实基础。这就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第一, 创新和发展了治理理论的研究论域。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国内外学者对“治理”研究关注度较高。随着对治理问题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些学者将国家治理引入治理研究领域, 形成“国家治理”这一概念和研究论题, 创新和发展了治理理论的研究论域。

第二, 形成了国家治理研究的基本理论。学界对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 涉及国家治理的内涵、特征、功能、模式等, 形成了国家治理研究的基本理论, 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路。

第三, 提出了一些有关国家治理的新观点。继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这一理论命题, 学界由之前较多关注国家治理这一领域的研究转而聚焦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相关问题, 并形成了诸如理念和制度层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等一系列新观点。

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国家治理研究, 关于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的研究成果不仅比较少, 而且处于比较零散的状态。成果多以期刊论文形式呈现, 至今还没有专门以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为主题的学位论文问世, 也没有专著出版, 这显然不能满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实践要求。同时, 在已有的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中, 仍存在以下不足:

第一, 研究话语体系呈现西化趋势, 缺乏中国本土特色。一些学者在对国家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中, 总是不自觉地陷入西方话语体系, 国内很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研究成果认为在理论源端基本都是来自西方的“治理”理论, 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它所要解决的问题相割离, 用西方的理论模型评价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众所周知, 国家治理体系随着国家所需解决的问题而生。因此, 不能离开该国所面临的历史背景与现实问题去讨论国家治理体系,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人民选择基础之上演化发展的结果, 改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更要有本国自己的主张和定力。

第二, 相关概念内涵不清、有关内容的阐述逻辑存在一定程度的问题。比如, 部分学者由于脱离中国语境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在界定国家治理体系概念时, 把治理、统治、管理等概念截然分开, 并存在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对国家本质问题根本观点的倾向。由于研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目标上存在的不同, 而引起的对“中国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治理体系”、“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国家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国家制度现代化”、“国家建设现代化”、“国家软实力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等概念的混淆。在研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时, 常会陷入到“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上去。同样情况也出现在研究衡量标准问题上, 由于对国家治理体系应包含层次分析的差异而引发的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内容的界定不清。

第三, 目前学界针对习近平国家治理思想的研究或侧重某一方面的分析或在深入挖掘方面尚需提高, 缺乏相关的整体性与全面性的研究成果。比如对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的理论来源方面, 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观点或思想的深入挖掘;对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内容的概括有待凝练与提高;对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的贡献缺少全面把握。此外, 对中共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亦缺乏全面总结。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 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实际上, 学界相关研究已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思维、视角、观点等方面的启发, 并为未来之路指明了方向。为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研究,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 明确研究论域。众所周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理论创新, 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实践要求进行理论创新,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众多具有鲜明时代特色和实践特色的原创性理论之一。因此, 研究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植根祖国大地, 立足中国学术沃土,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1从话语体系上看, 如何用中国话语构建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无疑是最核心的内容, 用中国语言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在解决中国问题的同时, 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当然, 明确研究论域并不是固步自封、裹足不前, 并不是排斥国 (境) 外的学术研究成果, 对于诸如知识体系、理论观点、研究方法等, 要坚持博采众长、为我所用。

第二, 深化研究视野。自“国家治理体系”进入学者研究视野以来, 已经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中, 衍生出众多交叉学科的研究主题, 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 大有百花齐放满园春之态势。“一种思想体系对历史影响的深度和广度, 同它所蕴涵的真理性成正比。”2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 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3因此, 延展国家治理体系的多学科多视角研究视野, 其根本的视野是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新时代、新形势、新情况的具体结合开展研究。

第三, 丰富研究内容。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后, 学界围绕这一概念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取得一定成果, 就下一步丰富研究内容而言:一是可深化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基本理论的研究。作为研究之逻辑起点的概念必须予以厘清才能开展研究。广义的“国家治理体系”, “是由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4, 狭义的理解“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 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5。可以说, 概念内涵不同其外延范围内容也不尽一致。二是可加强对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领域的研究。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的表述内涵丰富、外延广泛,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领域研究目前多集中于“五位一体”和“党建”这些领域中的部分领域, 而对于“国防和军队”、“大国外交”等领域的研究着墨不多。三是可加强对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主体的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 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领导主体, 人民群众则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力量。库伊曼和范·弗利埃特曾经把“政府在治理中的任务概括为:构建 (解构) 与协调、施加影响和规定取向、整合与管理”6, 相较而言, 新时代的中国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进程中, 政府要加强制定和实施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体制机制。同时, 中央政府还要加强宏观调控职责和能力, 地方政府强化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责这样一系列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时代中国各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是主导力量。四是可深化对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现原则的研究。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原则应根据这一变化, 立足中国实际、把握规律、富于创造、体现中国特色。

此外, 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可以从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展开研究, 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学说观点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习近平为什么要提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区别是什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关系是什么?习近平在围绕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问题上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有何不同以及他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个问题上的突出贡献有哪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与西方现代国家的国家治理体系相比较有哪些明显的优势等, 这些都是值得进入研究视域的问题。

第四, 拓展研究方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工程,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作为全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离不开“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论指导, 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既要遵循基本的研究方法, 也要拓展新的方法提供实证支撑。当下, 学界关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研究成果多采用理论推理从宏观大处着手研究分析, 实证类中观或微观层次的应用型研究成果较少。采取基础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既要从理论上弄清重大问题, 又要从实践中探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所在、经验总结、优势所在。深化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不仅需要理论突破西方研究范式更需要中国的实践创新, 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国际比较的方法, 借鉴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国家三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 吸取教训。尤其是要发现美国作为大国在国家治理过程出现的“主流价值观分化、治理人才匮乏、治理能力下降”1这些问题的原因, 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提供参考借鉴。此外, 大数据可为研究方法拓展提供更多的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