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印共（马）”）是当今印度国内最大的左翼政党。与南亚、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不同，印共（马）自1964年成立起就确立了以和平手段进行斗争的方针，指出“要通过发动强大的群众性革命运动和议会内外斗争相结合的方式确立人民民主，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印共（马）在议会斗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作为印共（马）的重要斗争方式，议会斗争给该党带来了发展机遇，使该党逐渐发展成为南亚、东南亚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从而为该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天地。然而，议会斗争也给印共（马）带来了诸多问题和挑战。近年来，由于印共（马）的议会斗争连续遭遇挫折，因此认真思考议会斗争带来的利与弊成为了印共（马）的重要课题。
一、印共（马）的议会斗争思想
早在1951年，当时的印度共产党（以下简称“印共”）就通过新的党纲，明确表示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斗争的道路。1964年从印共分裂出来以后，印共（马）仍坚持和平斗争道路，积极开展议会斗争。由于当时南亚、东南亚地区大部分共产党都在坚持武装斗争，因此印共（马）的议会斗争遭到了这些党的责难。然而苏东剧变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受苏东剧变的影响，南亚、东南亚很多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由于失去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持而难以为继。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共（马）不仅顶住了苏东剧变的压力，而且还依靠议会斗争持续发展壮大。印共（马）不仅在人民院中保持一定数量的席位，而且在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特里普拉邦执政。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从1977年到2011年连续执政长达34年。在特里普拉邦，印共（马）从1993年到2018年连续执政25年。目前，印共（马）仍在喀拉拉邦执政。在长期的实践中，印共（马）不仅开辟了议会斗争道路，而且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议会斗争思想。
（一）印度具备进行议会斗争的条件
印共（马）认为，印度的现行政治体制为自身开展议会斗争创造了条件。首先，印度宪法规定的议会民主制以及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为议会斗争提供了制度基础。印共（马）指出，《印度共和国宪法》提供了一个由以成年人普选权为基础的选举而产生的议会，并确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这就使印共（马）通过选举进入议会成为可能。而且，印共（马）认为，“议会为人民维护自身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国家大政方针，以及动员他们开展促进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提供了某些机会”。因此，印共（马）可以把议会作为开展斗争的平台。其次，印度的联邦制为印共（马）在地方执政并推行自己的政策创造了条件。由于印度是联邦制国家，因此除了中央的人民院选举之外，各个邦还定期举行邦立法会议选举。在印共（马）看来，虽然通过赢得人民院选举胜利进而夺取全国政权的希望十分渺茫，但是该党可以利用在某些邦的局部优势，取得邦立法会议选举的胜利，进而掌握该邦的政权。印共（马）认为，“组建这样的政府可以加强工人的革命运动，进而加强人民民主阵线的建设。”此外，通过执掌地方政权，印共（马）可以推行各种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切实维护民众的利益，从而赢得民众的支持，扩大党的影响力。印共（马）明确地表示，“党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进入现在的各个邦政府，并在现有的范围内推行各种替代政策，以切实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议会斗争是捍卫民主的重要手段
在印共（马）看来，宪法及其规定的民主制是印度民族独立斗争的重要成果，理应得到捍卫。然而在现实中，“选举中的权钱交易、政治犯罪以及舞弊等现象的迅猛增加对议会民主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印共（马）认为，造成这些情况的原因是，“当今的印度国家是以大资产阶级为首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联合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一旦印度的各项制度损害了统治集团的利益，统治集团会毫不犹豫地破坏这些制度。因此，“对议会民主制以及民主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工人以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而是来自于剥削阶级。正是这些人从内部和外部削弱了议会制度，并使之变成维护其狭隘利益的工具”。所以，印共（马）强调，要积极利用议会干预国家事务，与各种破坏民主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捍卫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和民主制度。
（三）仅靠议会斗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尽管指出了议会斗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但是印共（马）反复强调，议会斗争仅仅是当前革命斗争的手段之一。单纯依靠议会斗争不可能解决当前的问题，也不可能完成革命任务。印共（马）表示不会只专注于选举，而且还强调要注重群众革命运动。印共（马）强调，当今的印度国家是以大资产阶级为首的资产阶级和地主联合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包括议会民主制在内的印度现行国家制度都是优先服务于这一统治集团。印共（马）还进一步指出，“事实证明，在目前的资产阶级—地主联合统治下，人民根本没有从落后、贫穷、饥饿、失业以及剥削中解脱出来的希望。”因此，在印共（马）看来，通过选举争得中央和地方议会席位，甚至获得地方政权的议会斗争固然可以对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施加一定的影响，但是在当前的体制下，这种影响非常有限，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存在的各种危机。
事实上，印共（马）已经把现行国家制度视为其实现革命目标的首要障碍。印共（马）明确表示，“为了完成印度革命的基本任务，用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取代以大资产阶级为首的资产阶级—地主国家是现阶段必不可少的工作。”因此，在肯定议会斗争对增强革命力量有重要作用的同时，印共（马）反复强调，“这种方式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因此，即使在利用这种机会在邦或中央组建政府的同时，党要继续教育人民大众取代现行的以大资产阶级为首的资产阶级—地主国家的必要性”。而且，印共（马）还强调，议会斗争并不是唯一的斗争手段，“利用议会及其他民主机构的斗争必须有效地与议会外斗争相配合”。由此可见，印共（马）仍然是一个革命政党，它并不满足于在现行体制下的选举竞争，而且将斗争矛头直指现行国家政权。这是印共（马）与各国专注于议会斗争的左翼的社会民主党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议会斗争给印共（马）带来的机遇
（一）在地方获得了宝贵的执政经验
首先，邦政府拥有的广泛权力为印共（马）执政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印度实行联邦制，全国划分为28个邦、7个联邦直辖区。印度宪法对联邦政府和邦政府的权限进行了明确的划分。根据宪法，邦政府拥有包括公共秩序、警察、公共卫生、农业、林业、渔业、教育、地方工业等方面的66项职权。另外邦政府还与联邦政府共享包括刑事、劳工福利、劳资纠纷、报纸、物价管理、电力等47项职权。由此可见，邦政府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印共（马）执掌邦政权后，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独立自主地制定邦的政策，从而得以将自己的理念部分付诸实践。
其次，邦作为具有一定规模的行政单位考验了印共（马）的执政和管理能力。印度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因此每个邦的规模不容小视。如印共（马）曾经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的人口超过9000万，另一个长期执政的喀拉拉邦的人口也达到3300万。而在一定时间内，印共（马）同时在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三个邦执政。这就意味着印共（马）的每一项政令、每一个措施都会涉及到1亿多人的利益。如此巨大的管理规模，为印共（马）的执政能力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锻炼机会。
再次，各执政地区复杂多样的情况提高了印共（马）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印度是一个宗教、文化、民族极其多元化的国家。全国各个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特色。这就要求印共（马）在地方执政时，不仅要关注和解决传统的阶级矛盾，还要结合各邦的实际情况，处理好各种棘手的宗教和民族问题。比如，西孟加拉邦拥有一个人数庞大的穆斯林群体（占全邦9100万人口的20%），如何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穆斯林群体的利益，协调和化解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是在当地执政的印共（马）必须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在特里普拉邦，当地民族成分非常复杂，部落民数量众多。因此化解民族矛盾，保护部落民的利益就成为印共（马）邦政府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因此，通过多年的执政，印共（马）不仅在维护公共秩序、发展当地经济、推动社会进步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还学会了处理民族、宗教方面的复杂问题。
（二）极大地改善了印共（马）的形象
由于以改变现行国家体制为目标，共产党通常被各资本主义国家视为洪水猛兽。在印度国内，主流媒体也经常将印度各共产党描述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而通过议会斗争，印共（马）以实际行动驳斥了这种攻击。
在中央，印共（马）按时、积极参加历届人民院选举，而且在选举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杜绝舞弊、暴力干涉选举等违法行为。在地方，印共（马）执政的邦政府消除弊政，发展生产力，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贡献。在西孟加拉邦，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政府不仅解决了当地的饥荒问题，而且还把该邦打造成印度最重要的稻米、蔬菜以及淡水鱼产地。在特里普拉邦，据统计，在印共（马）执政期间，该邦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减少了60%。 相比之下，反倒是印共（马）的政治对手为了打击印共（马），屡屡破坏印度现行的法律和制度。历史上，国大党执政的联邦政府为阻止印共（马）执掌地方政权，曾经多次强行解散通过选举获胜、合法产生的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以及特里普拉邦等地的政府。在历届人民院和邦立法会议选举前后，印共（马）的党员和支持者经常遭到其政治对手指使的暴徒的攻击。近年来，这种攻击愈演愈烈，如2016年6月西孟加拉邦立法会议选举后，有31名印共（马）党员及其支持者遇害；2018年2月特里普拉邦立法会议选举以后，当地数百个印共（马）的办公地点遭到攻击和洗劫。
因此，通过议会斗争，印共（马）向公众有力地证明了，“对议会民主制以及民主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工人以及代表其利益的政党，而是来自于剥削阶级”。印共（马）不是一个“破坏者”，而是一个积极的建设者。这样，通过议会斗争，印共（马）的形象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该党不仅得到了中下层民众的拥护，而且还得到了部分中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据统计，在印共（马）的党员中，中产阶级的比例占到了10%。这说明了该党在中产阶级中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三）执政成果深入人心，为印共（马）赢得了稳定的群众基础
通过执掌邦政权，印共（马）得以利用掌握的权力和资源，将自己的部分理念付诸实践，推出一系列的政策。与单纯的政治宣传相比，这些政策可以给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民众也因此将印共（马）视为自身利益的维护者。这样，印共（马）在执政地区获得了稳定的群众基础，从而推动了印共（马）在当地的发展壮大。
印共（马）的地方执政成果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土地改革。印共（马）在地方掌权后，根据国家制定的《最高土地限额法》，将超额土地收回，然后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经过印共（马）长期的努力，土地改革在印共（马）执政的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得到了较好地贯彻。以印共（马）曾经连续执政34年的西孟加拉邦为例，到2007年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执政30年为止，该邦84%的土地掌握在小农（占地约2.5到5英亩）和边际农（占地小于2.5英亩）手中，而这一比例在全国仅为43%。由于土地改革使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中下层农民获益，这些人因此成为了印共（马）坚定的支持者。据统计，在印共（马）的党员中，包括农业工人、贫农和中农在内的农业劳动者的比例达到了45%，高于工人所占的比例（工人为40%）。这不仅保证了印共（马）在这些地区的连续执政，而且推动了印共（马）在当地的发展壮大。2010年，印共（马）在其同时执政的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三邦的党员总数已经达到758406人。
三、议会斗争给印共（马）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尽管议会斗争给印共（马）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多年的议会斗争也给印共（马）带来了很多问题和挑战。随着近年来印共（马）在议会斗争中接连遭遇挫折，这些问题日益凸显。
（一）加剧了地区间党力量发展的失衡
尽管印共（马）是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但是该党在全国的力量发展非常不平衡。不可否认，印共（马）的这种力量不平衡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但是，数十年的议会斗争的确加剧了这种不平衡。如上文所述，利用在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等地的力量优势，印共（马）得以在这些地区取得执政地位。而在这些地区多年的执政又大大增强了印共（马）在当地的实力。相比之下，在其他非执政地区，印共（马）的力量发展十分缓慢。有些地区党的力量甚至还有所削弱。据统计，到2015年，印共（马）在执政的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以及曾经长期执政的西孟加拉邦三个邦的党员数量多达754398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71%。而三个邦的总人口数为1.2亿，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其中拥有党员人数最多的喀拉拉邦人口仅3300万，却拥有党员418756人，占全国党员数的近4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三个人口最多的邦北方邦、马哈拉施特邦和比哈尔邦总人口超过3亿，但是总共只有党员39151人。如此薄弱的党员队伍使印共（马）在这几个人口大邦的影响力非常有限。由此可见，印共（马）的力量发展已经严重失衡。
尽管印共（马）领导层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都强调了党力量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但是出于议会斗争的需要，该党又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传统的优势地区，以巩固人民院的席位和邦的执政地位。尤其是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选举中多次受挫的情况下，印共（马）更加关注传统地区。在2018年召开的“二十二大”上，印共（马）仍然强调，“守住党在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和特里普拉邦的阵地是当前形势下的工作重点”。可见，印共（马）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传统的优势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印共（马）的地区力量不平衡的问题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将很难得到彻底解决。力量发展失衡给印共（马）带来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它严重阻碍了该党在全国影响力的扩大，使该党有沦为地方性政党的危险。不仅如此，这种力量失衡更加剧了印共（马）对优势地区的依赖。这就助长了党内的地方主义倾向，从而加剧党内的斗争。
（二）加剧了党与执政地方政府的矛盾和斗争
由于邦政府拥有一定的权力，掌握着一定的资源，而且邦内拥有规模可观的党员队伍，所以执政邦政府的领导人在党内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印共（马）就不得不面临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协调执政的邦政府与邦党委之间的关系；二是如何正确处理执政的邦政府与党中央之间的关系。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印共（马）的地方执政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党内围绕两个问题的斗争更加激烈。
一是邦政府与邦党委领导人之间的争权夺利。在喀拉拉邦，时任邦党委书记的皮纳拉伊·维贾扬（PinarayiVijayan）与邦首席部长阿楚塔南丹（V. S. Achuthanandan）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两个人各自领导的邦党委和邦政府都希望主导邦内事务。于是，双方围绕邦政府与党委如何分工这一重大问题的斗争不断升级，以至于两人甚至在公开场合相互批评指责对方。针对两派的矛盾，印共（马）多次进行调解，甚至暂停了二人在政治局的职务，以示惩戒。然而，双方的斗争并没有就此停止。在2011年喀拉拉邦立法会议选举期间，两派竟然各自提出候选人，相互竞争。最终，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民主阵线以几席之差惜败于以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民主阵线，从而使印共（马）失去了喀拉拉邦的政权。直到2016年5月，皮纳拉伊·维贾扬被党中央任命为新组建的喀拉拉邦政府首席部长时，这场党内斗争才算是告一段落。这场持续多年的党内斗争不仅严重削弱了印共（马）在喀拉拉邦的战斗力，而且在民众中引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二是邦领导人依仗本邦对党的重要作用，行事日益专横。在西孟加拉邦，长期的连续执政使印共（马）邦政府陷入了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当中。这种情绪在巴塔恰吉（BuddhadebBhattacharjee）任首席部长时期发展到了顶峰。2000年以后，巴塔恰吉取代了党内元老乔蒂·巴苏（JyotiBasu）就任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虽然巴塔恰吉的工作给西孟加拉邦带来了新气象，但是以他为首的邦政府在实践中行事专横粗暴，严重背离了印共（马）的基本路线。尤其是在2006年印共（马）以绝对优势再次取得西孟加拉邦立法会议选举胜利的背景下，巴塔恰吉更加一意孤行。为了吸引外资发展当地工业，印共（马）领导的左翼政府不惜强占农民土地，甚至动用军警暴力镇压农民的抗议活动。在2007年3月14日，西孟加拉邦南迪格拉姆村民众抗议邦政府在该地征地建设开发区，结果遭到警方的镇压，导致14人死亡，70多人受伤。西孟加拉邦政府的这些行为，给印共（马）带来了严重后果。在2011年的新一届邦立法会议选举中，印共（马）遭到了惨败，痛失连续执政34年的政权。之后，印共（马）在西孟加拉邦的力量持续减弱。至2015年，印共（马）的党员数从2010年的319435人减少到246072人。
（三）造成了“合法政党”与“革命政党”的身份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既然要参加人民院和邦立法会议选举，那么印共（马）就必须要遵守现行的宪法和法律，尊重现行的政治体制，做一个“合法政党”。但是，印共（马）又明确表示，要改变现状，以人民民主革命推翻当前的“资产阶级—地主国家”。这种“合法政党”和“革命政党”的双重身份经常使印共（马）陷入两难的境地。
一方面，印共（马）自身的革命性质限制了该党在议会斗争中的活动空间。如1996年第11届人民院选举后，获得执政地位的全国阵线—左翼阵线联盟提名时任印共（马）政治局委员、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的乔蒂·巴苏为印度总理人选。虽然就任总理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家的性质，但是一名共产党人领导组建内阁无疑会极大地推动印度国内的左翼运动。然而，由于党的纲领的限制，印共（马）政治局最终决定不参加政府。由此，印共（马）失去了这次问鼎国家政权的绝佳机会。乔蒂·巴苏将党的这一决定斥责为“历史性的大错”。同样，在2004年第14届人民院选举中，以印共（马）为首的左翼阵线支持国大党取得竞选胜利。印共（马）也因此获得了参加国大党政府的机会。然而，印共（马）再次拒绝进入政府，表示只会在人民院中对国大党进行外围支持。由于未进入政府，印共（马）对国大党政府缺乏有效的制约，难以发挥重要作用。
另一方面，过多融入主流政治，又严重削弱了印共（马）的革命性，致使其丧失传统优势。这在印共（马）的地方执政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执政者，除了要维护广大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外，印共（马）还肩负着发展当地经济，改善民生的重任。特别是在90年代国大党政府开启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印共（马）邦政府也要顺应改革，发展市场经济。然而，“新自由主义”是印共（马）坚决抵制和批判的对象。如果邦政府顺应改革，就会背离党的思想，导致党疏远中下层民众。在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巴塔恰吉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发展经济，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以迎合资本家的要求，如严格控制工人的罢工、强占农民土地。这些做法是以牺牲当地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这就使印共（马）疏远了一直坚定支持自己的以工人和农民为代表的中下层劳动者，导致该党的群众基础被削弱。最终，印共（马）在2011年的邦立法会议选举中遭到了惨败。
（四）加深了与印共（毛）为代表的纳萨尔派之间的矛盾
在印度国内，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简称“印共（毛）”）为代表的纳萨尔派一直坚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纳萨尔派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47年至1951年的特伦甘纳农民运动。到1967年，印共（马）党内的以查鲁·马宗达（CharuMajumdar）为首的一派因不满印共（马）的和平斗争路线而脱离印共（马），并参与和领导了正在西孟加拉邦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进行的农民运动。纳萨尔派这一名称也由此而来。目前，纳萨尔派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2004年成立的印共（毛）。从1967年分道扬镳以来，印共（马）和纳萨尔派一直处于对立的状态。以印共（毛）为代表的纳萨尔派认为，“印度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控制、压迫、间接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印度的国家机器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代表着屈从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这一国家机器是极端反动和反人民的”。因此，革命必须通过“长期的人民战争”才能取得胜利。按照纳萨尔派的这一逻辑，长期进行议会斗争的印共（马）已经堕落为名副其实的修正主义。不仅如此，印共（马）还不断动用执政邦的武装力量打击纳萨尔派，使其蒙受过重大损失。因此，议会斗争不断加剧了印共（马）和纳萨尔派的紧张关系，从而给印共（马）带来了很多困难。
首先，双方的紧张关系限制了印共（马）影响力的扩大。虽然纳萨尔派不被印度主流社会认同，但是该派在下层民众中有广泛的同情者和支持者。而印共（马）的支持者也主要来自于下层民众。因此，在双方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纳萨尔派的发展壮大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夺走印共（马）的很多支持者。尤其是在比哈尔邦、奥利萨邦、切蒂斯尔邦等地区，由于当地下层民众深受纳萨尔派的影响，其激进思想对下层民众更加具有吸引力，因此印共（马）很难在这些地区获得支持。据统计，到2015年，印共（马）在上述三邦的党员总数仅为28282人。 其次，双方的紧张关系使印共（马）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自2004年印共（毛）成立后，经过重新整合的纳萨尔派开始更加积极地活动。除了印度政府机构外，被视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印共（马）党员和其他左翼人士也成为了纳萨尔派的袭击目标。在西孟加拉邦，纳萨尔派的暴力活动给印共（马）的执政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不仅如此，在2011年西孟加拉邦立法会议选举前夕，纳萨尔派竟然与印共（马）的竞争对手草根国大党合作，共同打击印共（马）。印共（马）指出，2011年西孟加拉邦立法会议选举前后针对该党袭击的一个特点是“毛主义者的袭击和草根国大党的暴力活动出现了合流”。据统计，从2008年至2012年，在西孟加拉邦共有550名印共（马）党员和左翼人士在这些恐怖活动中遇害。这种情况下，印共（马）在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的同时，还不得不防范纳萨尔派的攻击。这就给印共（马）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更加严峻的挑战。
结语
进入2004年以后，印共（马）的议会斗争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在这一年举行的第14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共（马）赢得43席，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在2006年举行的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立法会议选举中，印共（马）都取得了胜利，在西孟加拉邦继续执政，在喀拉拉邦重夺政权。此时的印共（马）是人民院的第三大党，并且在三个邦同时执政。然而，这样的辉煌并没有持续多久。在2009年举行的第15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共（马）遭遇重大挫折，仅获得15席。在2011年举行的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立法会议选举中，印共（马）先后遭到失败，丢掉了这两个邦的政权。在2014年的第16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共（马）再次受挫，仅获得9席。2016年的西孟加拉邦立法会议选举中，印共（马）又一次遭遇失败。2018年，印共（马）在特里普拉邦的立法会议选举中失败，失去了执政长达25年的邦政权。在2019年的第17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共（马）仅获得3席。
近些年来，在中央和地方选举接连遭遇失败的情况下，印共（马）的议会斗争开始受到党内外越来越多的质疑。然而，选举接连失败并不能说明印共（马）的议会斗争已经走到了尽头。2016年，印共（马）赢得了喀拉拉邦立法会议选举的胜利，重掌该邦政权。这次胜利对多年来议会斗争连遭失败的印共（马）无疑起到了鼓舞士气的作用。事实上，多年来议会斗争取得的成果及其对印共（马）发展做出的贡献已经充分说明了，议会斗争是印共（马）行之有效的一种斗争手段。而且，在苏东剧变后南亚、东南亚多数共产党的武装斗争由于失去外援而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印共（马）的议会斗争将马克思主义与印度的国情相结合，为该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新路。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印共（马）仍然会坚持议会斗争。但是，议会斗争给印共（马）带来的问题和挑战也同样不可忽视。如何在利用议会斗争的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有效应对并解决议会斗争带来的问题和挑战，成为印共（马）今后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