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人的精神生活质量彰显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从艺术、哲学、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方面体现出来。因而，如何合理地塑造精神生活成为西方形而上学探讨的一个重要论题，这个论题的起点始于笛卡尔，并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完成。从西方形而上学对意识、思想和观念作出的本体论规定来看，虽说精神生活被视为与物质生活同等重要的事情，但精神生活却成为了脱离现实、脱离人的逻辑思辨游戏，导致人的精神生活成为马克思所言的“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这就不可能真正获取现实生活的真实内容，陷入到对空想的窠臼当中。由此看来，我们必须追问人的精神生活的来历，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揭明其真实面目，刻不容缓。
一、对抽象精神活动的批判
毫无疑问，唯有人才会有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人的全部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以近代形而上学对人的精神生活的规定来看，本来属于人的现实生活的意识、思想和观念获得独立的外观，而且变成了人的本质。由此看来，独立的精神，而非人的现实生活，成为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及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力量，而黑格尔在他建立的绝对唯心主义体系中展现了这一图景。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有两种东西在帮助黑格尔完成他的工作：首先是使一种立场极端化而导致自相矛盾的辩证方法，其次是他使隐藏于语言的逻辑本性之中的思辨内容寻现出来的才能”。伽达默尔一语中的，即黑格尔把思想作为统领人的根据，把人的现实生活过程看作遵循“思辨内容”所显现出来的逻辑体系，而语言是其载体，然后再使用一种“自相矛盾”的辨证方法，勾画出人的现实生活图景。
就此可知，精神并没有时刻守护着人，引领人的现实生活走向进步，而是出现了脱离人的情形，蜕变为了“逻辑学”的形式推演。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指出了近代形而上学在建构精神生活方面的虚妄性，即“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这句话直接挑明了“逻辑学”和精神的关系，说明“人和自然界”的价值关系遵循“逻辑学”这个中介表现出来。就此而言，“逻辑学”成为贩卖精神的中介，也因此成为衡量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价值标准。马克思针对这一反常的现象又指出，“因为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的形成则是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问题由此获解，马克思针对的是自笛卡尔以来的唯心主义思辨逻辑做出的批判，这种唯心主义思辨逻辑在黑格尔那里被表达为“绝对精神”及其抽象运动。
黑格尔致力于建构的精神生活，就其值得肯定的一面来讲，他用“自相矛盾”的辨证方法揭示了人的现实生活过程，把辩证法贯彻到社会现实当中，这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把辩证法束缚在唯心主义体系之内，因而就其虚假性的一面来讲，他把人的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看作为精神活动自身矛盾运动外化的产物，精神内部的矛盾运动成为人的现实生活矛盾的原本。与此一致，海德格尔也指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劳动的现代形而上学的本质已经得到先行思考，被视为无条件的制造的自行设置起来的过程，这就是被经验为主体性的人对现实事物的对象化的过程”。这句话表明，海德格尔所言的“劳动的现代形而上学”，指的就是在黑格尔那里能够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绝对精神及其外化在人身上的自我意识，亦即抽象的精神活动，而且这种抽象的精神活动又能够实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人的精神生活被刻画了出来。
一旦澄清黑格尔把人的精神生活建基在抽象的、思辨的自我意识之上，那么，这种抽象的思辨精神活动必然受到马克思的批判与扬弃。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展开了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精神生活观的彻底清算，开拓了一条从人的物质生产生活出发揭示精神生活的途径。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抽象地探讨精神生活的做法极度反感，认为这种做法无非是黑格尔作为“哲学家——他本身是异化的人的抽象形象——把自己变成异化的世界的尺度”。虽然马克思曾经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也看到“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一伟大之处，但马克思又认为，人的全部精神生活无不是黑格尔作为“哲学家”从他头脑中杜撰出来的思辨逻辑的产物，亦即是神学的翻版，而“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完全落后于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以现实的感性的人为出发点，批判那种把人看作“神正论”的产物的观点，认为人就是人本身，就是感性的存在，整个感性世界亦是在人的感性对象中被揭示出来。虽说费尔巴哈对黑格尔思辨神学的批判达到了“理论家”所能够达到的水平，而且还懂得通过人的感性建立人的精神生活——“情感、意志、爱”，但马克思并没有局限在费尔巴哈的论域内，相反，马克思指出，“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由此可知，人的精神生活在费尔巴哈眼中，其实质就是由感性直观所建立起来的感性对象的形式化生活，而且由于这种感性的对象化过程本身的空洞，最终也使精神生活滑落以“宗教感情”、抑或“感情宗教”支撑起来的抽象。因此，与其说费尔巴哈以人的感性实在性建构的精神生活开辟了不同于黑格尔的唯物主义方向，不如说感性实在性还依然局限在抽象思维的内部，亦局限在仅仅从“直观的形式”方面来理解人的精神生活，不可能形成真实的精神生活。
我们清晰地辨识出，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那里，人的精神生活虽然以其不同的途径被建构出来，而且达到了“理论家”一般所能达到的高度。但是，马克思并未停留在他们的“纯粹理论”的视域内。在马克思看来，导致人的精神生活被抽象的、思辨的、逻辑的建构出来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遵循意识、思想和观念的原则，也即是说超拔不出笛卡尔创立的“我思”本身。
二、构建精神生活的明见
从精神生活来讲，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史变革，所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怎样使人的意识、思想和观念与人的现实生活对接并产生相互作用。而就构建人的精神生活而言，马克思以人的历史性生存为立足点，把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作为建构精神生活的基础，勾勒了一幅描绘人的精神生活的真实图画，这与近代形而上学家对人的精神生活的看法截然不同。如果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昭示着马克思在精神生活建构路向上的改弦更张，那么这种变更应当从本体论上加以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卓有成效地规制了精神生活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精神生活被稳固地镶嵌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当中，并通过语言充分地展现出来。
我们知道，海德格尔曾经试图通过此在（人）的在世生存，揭示人的精神与此在的原初关联，以此把人的思想、观念奠定在此在的生存筹划中。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在世界之中，预示着此在已经先行的与认识（意识）具有了同构性，即“按照它本来的存在方式，此在一向已经‘在外’，一向滞留于属于已被揭示的世界的、前来照面的存在者”。这即是说，此在（人）以他自身的存在方式，已经与存在者（对象世界）相互作用，此在在世界之中必然要与存在者相关联，可以说这是此在（人）的天命，海德格尔指出，“此在本身就是作为认识着的‘在世界之中在’”。透过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此在（人）对存在者的认识，不是在此在之外所建构起来的，毋宁说，此在的在世本身已经具有了认识的根苗，因为“认识是此在的植根于在世的一种样式”。海德格尔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建构人的精神生活路向上的大相径庭，其本质区别在于海德格尔从此在的生存及其与世界的关联上，而不是从意识自身，开启了一条基于人的生存可能性建构精神生活的模式。
事情是否到此为止呢？肯定不是。以反驳近代哲学基于意识内在性为建构原则构建人的精神生活的知识论路向的海德格尔，转向以人的在世生存筹划为基础的生存论路向，值得继承。但如果我们继续追问下去，海德格尔所言的此在如何能够不假思索地与前来照面的世界具有本质关联，而且此在与世界的这种本质关联，又如何能够以认识的方式被架构起来，对这一问题海德格尔的回答仍然晦暗不明。伽达默尔郑重指出：“西方形而上学的这种最终形式可能被海德格尔借以把最古老的哲学问题移到新生活中的彻底性所超越吗？”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海德格尔对此在认识结构的分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超越自我意识的范围，因为海德格尔“贯彻了关于赋有此在的有限性的具体视域的超验现象学纲领”。而超验现象学实属胡塞尔主观唯心主义现象学的核心所在。
一般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是人的意识、思想和观念对对象世界的反映中形成的，意识、思想和观念只不过是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及其内容在大脑中的再现，其内容是客观的物质生活过程。我们对于建构精神生活的这样一种看法，来源于马克思的这句话，“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这里所表明的，不仅是马克思对人的精神生活起源的确切表达，而且还是海德格尔所无法企及的解答，即在世界之中的此在如何能够超出自身并形成对世界的认识。马克思继续指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这句揭示意识出生地的真知灼见，揭示了人的精神生活产生的基础以及本质，即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表达出建构人的精神生活的合法途径。可以看出，马克思在构建精神生活的途径上能够超越近代形而上学的思路，而且亦能够超越海德格尔生存论哲学的关键在于，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对于意识、思想、观念的先在性和此岸性，进而把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作为人的意识、思想、观念形成的最为根本的基础阐释了出来。
与此同时，马克思挑明了作为表达人的意识、思想、观念的语言的本质内涵，把语言看作为人的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看作为一种体现人与自身环境关系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说道，“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这样一来，马克思建构人的精神生活的路径即是：从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过程出发，以此为基础把人的意识、思想、观念等作为人的现实物质生产生活过程的反映，并通过“现实的意识”即语言开启塑造人的精神生活的方向。同时，精神生活一旦形成，必然具有独立性的外观，对人的现实物质生产生活起到能动的反作用，符合人的物质生产的精神生活推动人的发展，不符合人的物质生产的精神活动将会阻碍人的发展。可以肯定，马克思建构精神生活的途径，不仅与近代形而上学划清了界限，而且也超越了海德格尔基于生存论路向澄明人的精神生活的模式，因为，以伽达默尔的提示，海德格尔的生存论乃是“末世学的自我意识”。
值得指出，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根基的资本，导致了商品拜物教思想的形成，物的关系主导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通过物的关系表现出来。因为，资本的逻辑表现出抽象的普遍性和同一性供互为一体的结构，这种逻辑结构不仅导致了人需要按照交换价值建立各方面的联系，而且还导致了人的精神生活的极度萎靡，资本“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以这种普遍的物化现象为切入点，人的精神、观念被物化的结构所囚禁，如卢卡奇所言，“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在物化结构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中，人的意识、思想和观念必然被资本逻辑所抽象统治，进而精神生活也落入到物化结构的包裹当中。因此，导致精神生活困境的并非精神、意识本身的蜕变，而在于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生存状态和物化生活，这即是由资本逻辑所造成的恶果。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的当代演变，主要以消费文化为主题而被阐释出来，消费文化由此履行着资本抽象统治的职能。就像列菲伏尔所言，“消费是生产的替代物，它加剧了剥削，并成比例地减少了强迫性”。由此可知，资本构造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生产强制过渡到了消费强制，体现出资本抽象统治手段的当代变种。当代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对人的控制方式，以消费文化的形式注入到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当中，把体现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关怀的精神生活置换为了过度的消费文化生活，并按照交换价值的规律在市场上实现。
与此同时，形而上学的抽象逻辑并没有因资本主义的变化而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像资本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消失一样，形而上学以焕然一新的姿态重新扎根在了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当中，随即形成为消费的形而上学。关键的问题是，资本以抽象劳动为中介对人的抽象统治，置换为了以文化工业为主导的对人的精神生活进行的抽象统治模式，因为代表人的精神生活的“文化工业的技术，通过祛除掉社会劳动和社会系统这两种逻辑之间的区别，实现了标准化和大众生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形而上学被当作消费文化需求的逻辑建构，一件艺术品、一段音乐、一部电视剧、一场电影等，“在名义上和实际上都支持着文化工业体系”，谁也摆脱不掉。一个人只要有闲暇的时间，就不得不被文化制造商制造出来的产品所吸引，世界变成映衬文化工业生产的图像，“工业社会的力量留在了人类的心灵中”。也因此，文化工业之所以具有如此这般权力，关键在于它的权力“是建立在认同被制造出来的需求的基础上”。在以生产强制的条件下，人对物的需求的实现是以实际占有物为前提，而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强制的态势下，人对物的实际占有已经提升到了精神层面，精神层面上的消费比实物层面上的消费更能让人体会到愉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文化被启蒙了”。而“文化的启蒙”预示着形而上学走到了极端，这里的极端并非是指形而上学走到了尽头，恰恰相反，这里的极端之作为形而上学最为顶峰的状态，昭示着现代生活幻象的产生。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揭示，是科学社会主义形成的基础，但马克思又从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特殊规律的阐释中，阐发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马克思深入分析资本逻辑的目的在于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上揭示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的原因，另一方面从分工与“拜物教思想”的关系上揭示了抽象的精神形成的现实根源，从而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到来的结论。虽然黑格尔为解决社会历史发展也寻觅到了出路，但是黑格尔就其未能脱离思维的抽象性而言，他还在诉说着资本逻辑的合理性，论证只有资本主义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终点，因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要建立的理性国家即是这一主张的公开完成。与此相反，马克思把精神异化归结为资本抽象统治的结果，而马克思要求的是人在知道自己的异化之时，对导致精神异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无情的批判与变革，这一表述也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之现实性特征的基本依据。
因此，如果说构建人的精神生活体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问题的先行解答，那么，我们必然明白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来自于对马克思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准确揭示，而这一揭示又是以坚决抵制资本逻辑的抽象统治和以脱离抽象和思辨的形而上学思维为内容展开的。由此一来，我们以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建构思路进行全面和彻底地审视，这不仅意味着在当代哲学语境中深化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思想，而且还是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效方法。
三、中国精神生活建设的有效推进
马克思把人的现实的物质生产生活作为哲学履行思想事业的根本原则，其结果不仅颠覆了以往形而上学从思维出发对现实世界作出的抽象解释，而且开拓出了以人的物质生产生活作为精神生活构建基础的正确方向，为我们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帮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当今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已然以一个大国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成功运用的确证。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必须重提精神生活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为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危害精神生活的毒瘤，可能会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遇到阻碍。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需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对精神生活的危害，从而构建出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型精神生活样式。当然，新中国利用市场经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成功实践的一个典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所在。这即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又结合中国具体国情与时俱进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这样的指称下，中国的精神生活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而呈现出不断进步的趋势，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不免受到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市场经济本身催生出来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等危害精神生活的不同方面，有可能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障碍，如果解决不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会形成生产力快速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相对滞后的不平衡状态，这也就偏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
可以看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里叶和欧文等，他们的社会主义学说之所以是空想性质的，根本原因在于脱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以抽象的人性论批判资本主义，试图通过理性来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自由王国，但还是以失败告终，如欧文在美国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即是证明。马克思指出，“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与此相反，按照马克思对精神生活的理解，精神生活是人的物质生产生活的能动反映，精神生活对人物质生产生活具有能动反作用，从而可以推动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样一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实际发展，不仅要求中国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且还要求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有效推进。
我们需要一方面利用市场经济积极推动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构建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生活建设的模式，在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中，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党的十八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针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精神生活模式的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路标，而且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的具体化措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实践，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继承与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在精神生活层面衬托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即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发展的中国证明。就像恩格斯曾经说过的，“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必然产物”，不言而喻，“共产主义者不是把某种哲学作为前提，而是把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作为前提”。在恩格斯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效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方面事业的发展，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限制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从而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双向螺旋结构中积极创造通向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引领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必然在中国利用市场经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消除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升华。
可以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原理的实际运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科学社会主义不仅要求人的物质生活富裕，更要求人的精神生活质量无限提高。马克思的精神生活思想随着中国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表现出来，这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致力于建设人的精神生活的努力上，已经具有了与物质生活协同发展并进的局面。中国引入市场经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要在物质文明建设上实现人的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更要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确保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这就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夯实了走向共产主义的基础，真正抛弃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抽象说教，继承并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