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萌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
展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践行和发 展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的现实前提和实践来源，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 展过程中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形成和不断深化的，又是我们坚定不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深化的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思想结晶。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者简介】 王玲玲（1956—），女，江西永新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伦理、政治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高军龙（1988—），男，河南开封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伦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康凤云（1966—），女，河南滑县人，江西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 回眸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艰苦历程。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历程中逐步形成和如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引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纵深发展的，把握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全过程。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通过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而找到的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独一无二的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古老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当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的社会变革之后，中国共产党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基本路径，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实践和不断总结教训中，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出来的这一经验性和规律性道路称之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恰如其分、当之无愧的。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践行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系列重大时代命题的理论思考，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这一理论体系不仅“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且还包括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发展之作；而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则是创新和升华之作。这个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理论的大系统，其中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和每一个子系统之间都是相互衔接、相互贯通、一脉相承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传承，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一理论成果紧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践行过程的不同阶段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矛盾，给予了客观诠释和科学论断。这一理论体系秉承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髓，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全方位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极富中国特色的最新重大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灵活性和创造性地运用，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它对于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依据的思想路线、要坚持的发展道路、要经历的发展阶段、要实现的根本任务、要依靠的发展动力、要实施的发展战略、要坚持的领导力量，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作出了方向性和指导性的科学论证和理论阐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萌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主要是指新中国成立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中国共产党对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摸索和尝试。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新中国在政治上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在经济上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实现了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转型，也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跨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伟大探索历程。为了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命题。毛泽东首次创造性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基于这一科学论断，毛泽东对如何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初步设想。他说：“我们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农、轻、重有序发展为经济目标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以“六有”为政治局面的民主政治之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基本方针的文化发展之路。这一思想在八大会议上第一次被正式表述为：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毛泽东从唯物史观的高度突出了我国生产力还很落后的基本国情，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应该是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在新的生产关系中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指导思想不仅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且也在客观上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种子。
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实践中，我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没有沿着八大指出的正确方向健康发展。1957 年的整风运动和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使得我们高估了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我们虽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从理论高度否定了“八大”关于国内主要予盾已经转变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正确论断，认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矛盾，并重新确认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是阶级斗争，而不是经济建设。及至八届十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判断更是走向了极左，认为两个阶级的斗争不仅存在于当时，而且存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并将此作为今后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以至于后来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个探索阶段，党的各项工作几乎都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指导下展开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导向上的偏差在实践上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刚起步不久就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中心任务的转移，尤其是后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
在社会主义道路上遭遇的挫折加上三年自然灾害的不期而遇，促使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有了新的认识。他批评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认为盲目冒进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区别和界限。并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有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过程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断修正，以及党的“八大”形成的发展思路，为后来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形成播下了萌发的种子，奠定了理论基础。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关于“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的理论，既是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段论和基本矛盾论的传承和发展，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即将被建构的标志。在“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出，不仅发展性地恢复了在“八大”时就确立了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深化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且，此后通过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如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到底等重大问题的理论研究，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建构。可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虽然形成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但它们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哲学基础的，都秉持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思想、基本方法，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理论成果，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思想结晶，相互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和承前启后的密切关系。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过程中的不断完善和丰富，才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种子得以孕育和撒播，为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横空出世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萌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早期阶段。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萌发期也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摸索时期。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期主要是指改革开放至今，我们正在进行的，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其它国家的建设社会主义实践的时期。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最终形成，并仍在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十年文革结束之际，底子薄、人口多、生产力落后的现实国情，决定了改革的势在必行。基于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开始了“摸着石头过河”，“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先后经历了确定主题与开辟阶段、基本形成和快速发展阶段、不断深化和创新阶段；围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阶段、丰富发展阶段、创造性发展阶段、创新升华阶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三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主题的开辟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确定阶段。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命题，在总结吸取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了对内实行改革、对外坚持开放的伟大实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十一届六中全会概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初框架，再到十二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要求和思想内涵，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在客观上逐步形成。在刚刚开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的初期，虽然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在党的十三大之前，我们并没有从全局性的高度去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更没有把它作为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加以展开和发挥。因此，相对于后来的跨越式发展，在十三大之前的改革并没有重大突破，成效也并不特别明显。一直到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强调：“中国社会主义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不发达阶段” 的论断和从实际出发的要求，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实现了认识上质的大飞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全局的基本国情给予了理论高度的认识，不仅开始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作为制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路线、发展方针、发展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依据，而且还具体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发展经济战略、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等诸方面的基本方针。上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最终以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为标志，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建构。
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六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形成的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发展阶段。与之相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随着邓小平理论的日趋成熟和全面形成，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也进入了不断丰富和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不清的状况。针对中国以改革开放为主要内容的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人怀疑其性质，并提出了姓“资”、姓“社”的问题。针对此，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和“三个有利于”的实践判断标准，强调指出无论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不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些思想既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思想指导，也解答了社会上比较普遍存在的“什么是社会主义” 的困惑，解决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问题。邓小平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逐步成熟和全面形成，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构奠基阶段的完成。邓小平之后，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就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两个根本原则：“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一个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1秉持这两个原则，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了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精神文明“三位一体”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战略布局。针对党内逐步暴露出来的信念动摇、思想僵化、组织涣散和贪污腐败等问题，江泽民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关键问题，首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新形势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从党的十六大到党的十八大，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拓展的阶段，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造性发展的阶段，同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的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首先是针对改革攻坚阶段和发展关键时期出现的诸多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自然环境问题引发的人文环境问题，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重大理论命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这一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发展。
从党的十八大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创新的深入拓展阶段，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创新和升华的阶段。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拓展中，围绕“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的时代命题，尤其是围绕我们党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等一系列“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3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不仅以“中国特色+X道路”的范式，提出了中国特色法治道路、中国特色强军道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减贫道路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模式。4而且从理论高度提出了“四个全面”“新发展理念”和“一带一路”等治国理政的新战略、新理念和新思想。首先，“四个全面”新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的战略选择。这既是立足现实的战略抓手和统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总纲，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宏大战略布局。既有目标又有举措，既有全局又有重点的“四个全面”之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之间呈现出辩证统一的内在联系。既是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方略的新创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战略高度的有力保障。其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一个逻辑严谨的有机整体。其中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新动力；协调发展坚持了发展的平衡性，绿色发展保证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开放发展拓宽了发展的新空间，共享发展明确了发展的终极价值和目标。无疑，“五大发展”的新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它既是当今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发展之道，更为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再次，“一带一路”新思想的倡议是习近平运用唯物辩证的科学方法，在理性分析全球地缘经济政治以及世界历史结构的基础上，提出的全球大战略思想。其战略目标“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指引下，不同国家可以通过“共商项目投资、共建基础设施、共享合作成果”等举措，全方位地建立起“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一带一路”的战略倡导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的责任担当。以上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是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很不平凡的5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保证了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守和发展实践中，做到了锐意进取、攻坚克难、行稳致远、奋发有为。在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体化、系统化、全面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和深化的同时，逐步形成和丰富了包含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建设党、如何坚持科学发展、如何治理国家等内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升华之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从毛泽东时代的站起来，到邓小平时代的富起来，再到习近平时代强起来的实践中产生的，是中华民族历经长久磨难后实现了历史性飞跃的时代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升华之作，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涉及经济、政治、党建、文化、外交等治理国家的各个方面。极大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有效加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法治意识；系统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党建思想；创新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家治理理论；全面提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军队建设思想的现代化水平；全方位地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升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高度和思想境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它们相互贯通、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有着一以贯之的辩证思维方法和指导思想，有着坚定不移的伟大奋斗目标。不仅做到了居安思危、知危图安，而且凸显了建设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凸显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导向性。其所独具的创新特征，不仅使其理论体系更具生命力和感召力。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使其内涵更趋体系化和科学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开辟出来的发展新境界所焕发出来的强大生机活力，不仅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更为如何破解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发展难题，增强全球发展动力，厚植全球发展优势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综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期，紧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治理什么样的国家、怎样治理国家等重大时代命题，在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开辟、发展、深化。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自身也得以形成、创新、升华。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第一次具体和系统地回答了应该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而且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以新的起点与新的动力。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和理论上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独具的真理性和科学性，已经和正在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所证明。历史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创新、丰富和完善，不仅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发展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辩证统一
逻辑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二者既有不同点又有共同点，而且还有着不可分割的逻辑联系。
二者的不同点在于：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源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活动的理论总结，可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发展。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是一种物质活动，其成果是以物质财富体现出来的，属于物质范畴；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一种思想活动，其成果是以精神财富体现出来的，属于意识范畴。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决的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实践领域要解决的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解决的是为什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是理论领域要解决的问题。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目标实现后，会被新的社会目标和道路所取代，具有可变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会因为新道路的出现，而马上失去其指导作用和导向价值，具有稳定性。
二者的共同点在于：一是二者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1的指导下开辟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同一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二是二者都是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实现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初形态——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实现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传承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深化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路线的指导实现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之作——“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创新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继续前进”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实现的，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升华之作——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思想。三是二者围绕的主题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开辟、发展和深化的，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层面的具体展现，其实践主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层面的哲学抽象，其理论研究的主题是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主题的一致，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党和我国全部实践和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的内在联系在于：一是二者互相依存。一方面，作为现实基础，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没有实践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弯路教训，绝不可能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早期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走过的弯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建构提供了宝贵的证伪素材和反面教训，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终形成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作为理论指导，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可能脱离正道走上歧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将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进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将社会主义事业引向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必难以为继。二是二者互相渗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基本路线、基本目标、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都逻辑地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中，而且要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活动给予体现和检验。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实际践行的基本政策、基本路线和基本要求，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应有的基本内容。三是二者互相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尤其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遇到的时代课题、难题、问题，都在客观上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创造性地给予回答和解决，由此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创新和完善。在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的同时，更要用发展了的中国特色理论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健康稳健地不断向深发展向广拓展向前推进。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创新、丰富和完善,又为不断前进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和新的发展思路。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趋于成熟和完善，并最终走向科学社会主义。
综上，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任何理论只有伴随相应的实践进一步深化才能实现创新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历程中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吸取教训，不断总结经验提炼出来的。它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思想结晶。它以其强大的理论指导功能，为我们今后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方向保证和思想支持，并以开放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品质，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新跨越的同时不断实现自己的理论再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