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信息化是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化的重要途径。然而, 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 农村治理的内外环境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这对社区治理也带来了诸多挑战。在新形势下, 创新农村社区治理技术, 依托信息技术更新社区治理方式, 对于构建新型的社区治理模式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 要实施“互联网+政务服务”、“互联网+社区”的行动计划, 依托信息化的治理技术来提高农村社区治理水平。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提出,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社会治理智能化日益成为未来社会治理的重要发展方向。总体上来看, 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治理的新时代,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和谐稳定健康发展, 需要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 进行治理技术的变革与创新, 推动农村社区治理迈向信息化治理时代, 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必然发展趋势。

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 逐步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发展模式, 对既有的治理方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以人治为主的治理模式管控思想严重, 服务意识淡薄, 单纯依靠人力也难以掌控每天产生的巨量信息。与此同时, “传统社会行政命令色彩浓厚的管理方式已经难以协调基层民众多元化的利益需求, 政府行政所具有的规模性、制度性和同一性特征使其无法有效应对琐碎、多样化和差异化的社区公共管理服务需求”。与过去相比, 现代农村社区治理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社区治理结构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迁, 社区治理内容更加繁琐, 治理任务更加多元、复杂, 这些都给社区治理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在经济结构的转换中, 乡村社会的阶层结构、社会关系在发生变革。生活在同一个社区内的民众职业身份、从业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社区的异质现象越来越突出, 部分居民开始长期脱离社区场域。在社会变迁发展中, 民众的利益需求更加多元、差异。从阶层利益分化来看, 管理者阶层、工商户阶层、工人阶层、农民阶层、无业失业者阶层, 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利益需求, 同一阶层民众也表现出不同的个性化需求趋势。从职业分化方面来看, 职业收入差距一直在拉大, 社区内呈现出明显的贫富差距群体。不同阶层群体具有不同的利益需求内容, 需要不同的方式给予满足。民众的正当利益需求得不到满足, 很容易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正是传统的消极回避、被动应付式的信息收集及利益供给模式, 带来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进而以小事件为引子酿成了大问题。从当前来看, 社区利益需求、管理服务的信息采集及内部共享机构尚未健全, 社区信息采集功能受到了约束和限制;基层各个职能部门独立运作, 各自建立一套信息采集系统, 互不共享, 带来了重复采集、重复汇报等弊病, 影响行政效率。另外, 基于人力的限制, 信息收集的内容不全面, 大量无用、无效、无序的信息汇集, 与民众切身利益相关的诸多信息无法得以上报, 极大影响了社区的服务职能。总体上来看, 在利益需求多元化、差异化的新时期, 农村社会缺乏高效、精准的信息收集、统计系统, 难以准确把握民众多元利益诉求, 这就对传统农村管理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在开放与发展中, 农村社会封闭性被打破, 开放流动、职业分化与利益需求多元成为农村社会发展新常态, 农村社会很多历史性、社会性的矛盾在农民日常生活、居住的社区层面展现出来, 社区成为各种利益关系的交汇点、各种矛盾的聚集地, 尤其在征地赔偿、换届选举、干群关系等方面问题频发, 极大地扰乱了社区秩序。社会矛盾逐渐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群体化的特征。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 社会矛盾产生于两种对立力量的博弈:一种是矛盾驱动力, 产生和激化各种农村社会矛盾, 存在于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 如社区民众收入差距的扩大、合法权益的受损、利益诉求的多元化等;另一种是矛盾抑制力, 防控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的力量。在两种力量的相互博弈中, 农村社会矛盾抑制力作用相对有限, 虽然有些地方政府开始关注农村社会的风险防控, 但基本上都是利用村干部为主体的人力来进行。预警防控机制并不先进, 社会矛盾显现以后的政府回应、舆情控制等预警管理滞后, 事态逐步扩大升级, 矛盾积累成更大规模的社会风险。另外, 由于监控手段的限制, 社区难以对社情民意进行适时的跟踪掌握, 社区的舆情引导、纠纷解决以及矛盾化解工作往往落后于事态的发展;缺乏有效的信息监控与报送, 无法及时应对, 对社区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极大地威胁。另外, 诸多地区也建立了一些先进的预警防控体系, 侧重于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开展工作, 并非将民众的切身利益摆在首要位置, 往往是做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工作, 无法起到理想的效果。

在经济体制变革中, 传统社会单位制度解体, 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 尤其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松动, 大规模人口迁移流动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而流动人口问题的实质正是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 “社会管理, 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对人的各个方面的管理是社会管理的核心。然而作为个体的人是生活、居住在具体的场所中的。特别是在开放、流动大背景下, 乡村社会也呈现出较大的异质性特征。大量的流动人口对城乡一体化建设、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 它的急剧增长和无序涌入, 及空间分布变化和人口结构变化也给农村社区的管理带来了新问题。农村社区的管理更多的体现为对社区居民的管理与服务, 它涉及民政、社保、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在具体管理中心, 有些部门的职能在重复交叉的同时也相互制约, 需要民众多处盖章、多方办证、重复收费, 管理繁琐, 综合统筹协调难度大, 彼此之间缺乏充分的信息共享和协调合作, 使不同的工作部门衔接困难。如对基础信息的采集中, 虽然各部门均建有自己的人口信息库, 但由于职责和分工不同, 信息不能共享, 信息利用率低。与此同时, 强制行政手段降低了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效能和效率, 使社会管理的服务导向出现偏差, 社区民众的合法权益保护不到位, 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得不到全面保障, 很多流动人口受到原著民众的歧视和排斥而成为“边缘人”, 各种教育、医疗和生活福利没有保障。流动开放、利益多元的社区环境中, 公共资源和就业紧张、犯罪率增加、社会矛盾隐患多, 这对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传统时代, 民众权利意识不强, 信息资源掌握有限, 民众对政府的要求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 比如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在现代社会, 民众掌握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宽泛, 民众的权利意识不断觉醒, 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 也尝试采取更多的措施来维护自身的权益。特别是在新时期, 土地和集体财产、宅基地、补偿款分配、村庄选举等, 都直接涉及社区居民的切身利益, 他们对这些权利及权益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然而, 从现实来看, 虽然地方政府的服务意识在转变, 政府回应被动且滞后, 民众利益通过正常的协商与沟通难以解决, 因此民众怨声载道, 和政府的矛盾不断积聚, 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外显出来, 民众会通过罢工、暴力冲突等极端手段施压于政府。从当前中国农村现实来看, 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 遭到利益侵害的农民群体往往会诉诸于司法、求助于媒体、寄望于上访甚至“群体性事件”等“以法抗争”、“以理抗争”、“以死抗争”等途径来解决问题。目前, 我国的政府回应机制尚不完善, 远远滞后于民众利益诉求。地方政府和民众之间, 信息反馈制度和问题处理后的回应制度不健全、缺乏系统性, 政府不回应、慢回应、回应方式单一等现象仍很突出, 这就造成民众不满, 随后媒体介入, 舆论压力加大, 政府被动回应。而且, 政府回应的滞后往往会导致错失解决问题的良机, 使问题恶化。因此, 处于转型期的农村社会, 迫切需要建立及时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 大大提升政府的服务效能。

综上所述, 新时期下社区治理面临的形势日益复杂。然而, 与过去相比, 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所处的位置及发挥的作用却更加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的, 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 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 社会治理的基础就越实。强化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 提升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亟需治理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 我们进入了信息化时代, 信息技术迅速渗透进社会的各个领域, 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化的应用快速而广泛, 成为社会各领域快速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量。从信息技术的历史演进看, 它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和工具, 自动化、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 改变了传统的生产、生活和相互沟通的方式, 大幅度提高了生活质量和效率;从人们的价值观来看,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冲击不仅打开了民众看世界、看问题的新思路, 更新着民众的传统落后观念, 也增强了公民意识使其渐渐学会运用知情权、监督权和管理权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便捷的文化传播渠道潜移默化的改变着民众的素养, 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下塑造着一批又一批的新型公民。在开放与流动社会中, 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突发事件的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信息技术日益成为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手段。新时期, 各地区在推动农村社区治理改革中, 也进行了相应的信息化治理探索, 实现农村社区治理技术的现代创新, 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代社区治理的有效运行, 要求信息化治理技术的基础支撑。基于农村社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的诸多问题, 诸多地区在推进社区化治理改革中, 尝试引入信息化治理方式。

第一, 通过运用信息互通技术消除社区治理的部门壁垒。信息互通是信息化治理的一个基本保障, 主要包括信息、数据和技术的互通和业务的的互动, 推动了信息、数据在社区内部以及各部门之间的互通共享。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深入, 信息网络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阻隔, 淡化了行政科层的界限, 呈现出无边界化的趋势。在社区治理改革中, 一些地区开始运用信息技术, 整合、分享各部门之间的信息, 实现社区服务平台信息的无障碍传输。作为全国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的安徽铜陵铜官山区, 充分利用信息互通技术消除信息共享障碍, 铜官山综合事务管理信息平台采用网格化管理理念, 整合各类、各部门综合服务和管理职能, 构建全天候、全方位、高效率地提供优质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信息调度、处理、监督为一体的社区综合性信息服务与管理平台, 为民众创建更便利的生活环境, 实现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商业服务与电子政务的统一受理与分类处置。平台通过加强条块协调与联动, 强化综合管理、系统管理。通过公用电话网、移动通讯系统、群众上访、互联网、上级派单、部门需求、街道社区上报等, 建立多渠道、多媒体的综合信息统一受理平台, 设计统一派单、全程监督、综合评价的信息化管理业务流程。以云服务、云平台为凭借的数字化的信息互通技术有效消除了部门分割、部门壁垒和“信息孤岛”, 为社区民众提供更多、更健全的智慧服务。

第二, 数字化技术推动社区治理数据的整合, 构建起智慧服务模式。大数据时代背景下, 依靠信息技术手段为社区民众提供管理与服务的模式, 已经成为创新社区治理的新模式。作为全国第一个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日照市, 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尝试探索构建以数字化为基础的社区智慧服务模式。在社区治理改革创新中, 日照市依据统一的标准规划建设、按照统一的模式管理协调、实行统一的指挥战略, 用云服务的数字化技术整合社区信息资源, 主要以人口、地理、事件、物资和组织五大数据库为基础, 包括社区综合信息、公共服务一站式办理、居家养老、便民服务、呼叫监控五大系统模块, 内网治理和外网服务相结合, 覆盖全社区、面向民众、功能完善、服务便捷、管理规范、运行安全的五级工作平台。借助“互联网+”手段, 将各个部门的信息资源在后台统一整合, 实现社区服务中心的现场服务与社区信息网络平台的手机终端对接, 形成“前台一口受理、后台分流办理”的工作模式。比如基础数据库系统, 通过建设集中式社区基础信息资源数据库, 基础信息库和管理要素的搭建, 实现了对社区人口、房屋、单位、地理、设施等信息的采集、录入、更新和管理工作;网格化管理系统, 根据地域和人口等情况, 将社区划分为若干网格单元, 系统收录每个网格内的人、房、物、事、组织等信息, 以网格数据库为基础, 按照“网中有格、依格定岗、人在格中、管在网中”的模式, 对网格内信息进行集约管理, 对网格日常巡查进行跟踪定位、对事件处置进行监督管理。信息化技术的运用, 不仅拉近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距离, 还架起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桥梁, 使社区民众的利益需求、群众意愿能够快速传输到政府相关部门, 以便各职能部门对民众作出及时回应。

第三, 利用“天网”、“地网”的信息化监控技术实现及时预警防控及风险排查, 通过微治理强化服务, 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农村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日益加强, 潜在的社会风险也相应加强, 诸多地区在社区治理改革中, 充分利用信息监控技术, 做到提前预警, 及时排查隐患, 将问题扼杀在萌芽阶段。作为全国社区治理创新实验区的青岛市黄岛区, 在社区治理中积极利用信息技术, 构建网格化人工巡查的‘地网’, 借助视频监控、大数据分析等信息化手段, 搭建全覆盖‘天网’工程, 实时获取、处理各类信息。在社区管理服务平台上建立综合信息中心, 并完善其与其它平台的信息联动机制, 实现社区治理信息的互通与共享。黄岛街道在信息服务平台上以“精细化”为引领, 以“加强创新”为重点, 定目标、拓思路、稳步伐, 以社区“微治理”不断开创社会治理工作新局面, 形成独具特色的“五微”服务新模式, 即“微团队”、“微组织”、“微巡查”、“微服务”和“微宣传”, 调整、完善各个部门的管理与服务功能。各街道信息中心均建设液晶显示屏幕, 并接入新型社会治理信息平台和视频监控系统。将社区按地域划分为若干片区, 每个片区细化为若干个网格, 相应网格配备若干网格员, 主要负责信息采集、日常巡查、舆情治安监控, 构建起网格化人工巡查的“地网”。通过信息化建设, 逐步构筑起社区治理的信息化网络, 将个人基础信息采集、管理服务、社情民意等都纳入到信息化网络监管系统中, 有效维护了社区的治安与稳定。

信息化治理技术的应用, 对于推动农村社区和谐发展、社区治理平稳运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信息日益成为基层政府管理服务农村社区、与社区民众沟通协商的桥梁。在社区治理过程中, 信息技术的应用已经取得很大成果, 尤其是“互联网+”、公共网络平台、网格员终端等, 在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信息化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总体上来看, 在现代信息化社会, 在社区治理中充分运用信息技术, 推动信息化治理, 能够有效破解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面临的多重困境。

第一, 信息数据统计分析技术可以及时搜集民情社意, 提高政府的回应力, 为基层社会提供更为高效便捷的手段。当前我国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 纷杂的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多元化的社情民意上。传统社会社情民意信息的搜集呈现单一化趋势, 以传统汇集方式为主, 往往来源于固定的信息点, 由于社情民意信息种类多数量大, 单靠某一部门“零敲碎打”的汇集, 反应速度较慢且被动, 无法灵敏快速地捕捉基层民众的民意表达。依托不断发展健全的信息网络平台, 通过信息查询、社情民意采集、意见反馈等工作机制, 对民众的利益诉求、意见建议进行快速收集, 分类传输给相关部门, 并做出及时处理与反馈,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化监测网络。以信息化为基础的社区服务中心对社情民意的汇集与分析, 并作出准确及时的判断, 能够有效防止社区矛盾的激化, 从源头上减少突发性、群体性事件;有效运作的工作网络, 利用快速、便捷的信息化手段和途径, 尤其是信息采集识别、无线定位系统对社区民众的基础信息有准确的把握和具体的定位, 对于差异化的利益需求进行智能感应, 并进一步传输到相关服务部门, 使其做出及时的回应和相关处理措施, 这样就形成了一套社情民意的收集、传输、整理、汇总的稳定、高效的信息化工作体系, 这是传统社区治理方式所不能做到的。

第二, 信息技术可以更好地推动对社区的精细化治理。社会治理精细化, 相对于传统粗放式社会管理模式而言, 是创新治理格局构建的一个基本手段。传统的粗放式社会管理模式相对比较简单、低级, 社会治理方式也较为粗略、简单, 难以及时有效地处理复杂的社区矛盾, 更难以提供健全的公共服务。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可以从全方位, 有针对性的了解、记录民众个性化、多元化、差异化的利益诉求, 灵活调动、充分整合各种社会资源,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及时应对开放、流动社会中的社会管理问题。利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等现代科技文明打造的现代公共服务信息网络体系, 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民众的多元需求为其提供多元服务。尤其针对农村社会面临的越发凸显的人口老龄化挑战, 使信息技术在养老服务领域中得以运用, 如多功能电子紧急呼叫系统、定位系统、健康监护系统等居家养老智能设备的应用, 有效提高了养老服务智能化、精细化水平;在推行信息化技术的智慧社区内, 网格员的手机终端可以及时准确的反映民众的需求, 针对不同层次的社区民众提供人性化、差异化的服务, 全方位协调、满足了民众的利益需求。

第三, 利用信息网络的监控技术可以形成对社会风险的有效把控与预警。随着社会转型的加深,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处于社会风险多发期, 在此关键时刻提高农村社区风险把控与预警水平, 是减少农村社区矛盾, 促进农村社区稳定的重要举措。农村信息风险防控、预警及应急管理就是要针对农村社区以及社区民众的信息行为, 建立一套能智能感应和科学预测不良信息所潜藏的危险的监测行为以及对可能威胁农村社区民众生活的各类危险信息和虚假信息发布预警, 及时辟谣;对于已经发生的矛盾事件及时回应, 实施应急处理措施。将风险预警与应急管理覆盖至农村社区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手段, 只有通过全面覆盖、无缝连接的网格化管理, 依托现代物防、技防和人防手段, 有效避免形成风险监控与应急管理的盲区和死角。在实践中, 网格化监测与管理技术作为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创新, 已经开始为我国农村社会的风险防控与应急管理提供了更有效的应对方式。

总而言之, 现代信息技术日益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手段与工具。信息技术在农村社区中的应用使得信息的收集更加有效准确、社会风险防控机制也逐步完善, 民众多元化的利益需求得到快速满足, 政府的回应性也大大提高, 有效避免了很多社会矛盾, 增加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性, 在推动社区治理的有序、平稳运行, 社会长治久安、民众安居乐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推动现代社区的信息化治理, 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也是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虽然, 从现实来看, 乡村社会发展呈现出较大的不平衡性, 各地在社区治理中探索信息化治理的步伐并不一致, 但是, 信息化已经成为社区治理发展的重要方向, 信息化治理也成为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治理的重要途径。总体上来看, 农村社区治理全面迈向“信息化”治理时代, 还需要构建四个基础条件, 通过不懈的努力, 最终通过信息技术真正构建一个为民众提供更科学的管理与更健全的服务的新型农村智慧社区。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网络平台的建立是实现社区信息化治理的基础与载体, 也是为社区民众提供更健全服务的有效保障。依托信息化手段来推进社区治理, 首先需要下沉信息网络平台, 形成完善的信息网络平台。第一, 形成以县 (区) 为主干、乡镇为节点、农村社区为核心、村组为末梢, 内网和外网互相衔接的信息网络平台, 县级平台作为主干指导平台, 要优质高效地发挥协调基层“县 (区) -乡-社区”三级平台的作用;以乡镇为节点, 实现“社会末梢治理”的纵向指挥协调功能;以农村社区为核心, 充分利用物联网技术, 包括信息的识别、采集、处理与反馈系统, GPS无线定位系统, RFID、条形码二维码的识别系统等, 对社区中的人、事、物、车、房等地理信息、管理与服务信息等进行智能感应、自动获取与传输共享, 统筹调控社区各种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有效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以村组为末梢, 构建区域信息网络平台, 使政府的管理服务工作由粗放向精细、被动向主动、形式向内容的转变。第二, 建立内网外网相衔接的网络系统, 外网部分依托互联网, 将分散的社区民众用互联网与社区服务中心连接起来, 社区服务中心依此向民众公示管理信息、传达解读国家政策, 民众依此向社区服务大厅反馈信息, 表达意见诉求;内网部分依托已经建成的政务网络平台, 实现社区各部门的无纸化办公。内外网通过网闸进行数据交换, 形成统一平台, 资源整合、集中共享、安全便利的信息网络模式。第三, 依托网格员作为辅助来拓展治理内容, 增强服务功能。以网格员的手机终端为依托的村组末梢治理, 不单单是治理, 更重要的是服务, 即通过为社区民众提供全方位、全天候的服务, 实现民众利益的最大化, 以构建和谐、智慧社区为主要目标, 以精细化的措施为民众的利益需求提供实现途径, 紧紧围绕社区民众关切的问题, 即就业、教育、医疗、环保等重大民生问题, 平衡各治理主体的利益需求, 灵活调动社区资源, 实现农村社区的“善治”。总之, 利用信息化治理技术建立综合信息网络平台, 拓展和延伸服务内容, 通过系统整合社区资源, 为社区民众提供更高质量的管理与服务, 使农村社区步入“治理寓于服务、服务促进治理”的良性循环轨道。

新时代“微平台”背景下, 为了更好地满足社区民众对社区政务信息公开的需求, 回应民众各种问询与质疑, 必须构建及时有效的信息回馈系统。在这个综合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上, 在各种形式、各种职能的服务模块中, 各治理主体能够通过多种方式的信息交流, 达成某种普遍共识, 并为实现这些共识进行进一步协调, 对数据环境的变化保持灵活的适应性, 实现各种信息资源的有效配置。信息回馈系统总体上要涵盖民众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使得民众所需要的信息与服务都能在网络平台自主获取。具体来说, 横向可分为服务站点、专家团队、视频点播、在线课堂、专家问答、无线应用以及呼叫中心等模块。纵向可分为农业智能服务、健康医疗服务、数字教育服务、社会管理服务、普适信息服务等模块。在系统之下要充分利用网格员的手机终端, 及时了解社区舆情和排查危险信息, 对于不同利益诉求的民众, 尤其是流动人口所需要的管理与服务信息, 做好信息统计并将相应信息在平台汇总后反馈给民政、公安、社保、教育等职能部门, 定期回访问询, 密切关注民众的多元化利益需求。另外, 社区可以通过在对特殊群体安装特殊信息识别系统来进行特殊服务, 如安装安全防护救助系统来监测老人的健康安全, 通过微电脑智能控制设备, 同家庭的各种传感器联系起来, 在信息网络系统外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 防火防盗防煤气侧漏以此排除可能发生的危险与意外。社区也要及时回复民众的问询、求助, 特别是于那些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以及有特殊需要的人群给予积极回应, 并及时发送给社区服务中心的总服务器, 由社区服务中心负责指挥相关人员、统筹协调配置各种资源, 实现对社区民众的全方位服务指标。建构以信息技术沟通社区治理的网络散点, 及时有效的回馈民众需求, 推进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化、个性化与智能化。

在信息化时代, 要突出对基层社会的点对点服务, 建设“微政务”管理服务单元格, 深度下沉服务显得极为重要。“微政务”管理服务单元格是社区服务管理平台在移动手机终端上的个性化缩影, 既包括政策的宣传、解读以及政务的公示, 也包括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受理终端, 因其具有的及时性和互动性, 社区民众可以将自己的利益诉求、观点建议及时反馈给社区服务大厅。要借助信息网络平台, 打造实体与虚拟的“微政务”管理服务单元格, 如微格自治、小组自治实体单元格, 即以村组为基本单元, 以动员群众为核心, 以内部化的利益平衡为机制的自治单元, 出于“对多元利益诉求的尊重和最大满足, 积极促进社会有效整合和参与积极性而建立起来的差异化治理和精细化治理”;微信群、QQ群、政务微博、政务公众号等虚拟单元格, 要充分利用这些“微平台”灵活、便捷的独特优势, 通过不断拓展和升级政务服务功能, 切实加强管理服务信息的内容建设, 在“微平台”上开设多主体参与、多方式互动、多信息公示的“政务大厅”, 实现资源共享, 探索“微平台”中的一站式服务。完善“微政务”移动终端的管理服务模块, 通过给网格员配备手机终端, 以高度针对性实现点对点服务:在政务服务方面, 通过重组并进一步整合社区公共信息平台和基础数据库中的数据, 形成包括民政、社保、计生、文教、流管、残联等六大类服务系统, 形成前台办理与后台办理的交互式办理机制, 为民众提供全天候、全方位、高效率的便捷服务;在商业服务方面, 依托智慧社区的“微平台”, 拓展移动手机终端的服务范围和内容, 为民众提供全方位的便民服务;在志愿服务方面, 通过社区“微政务”平台实现志愿服务需求者与志愿服务提供者的有效对接。“微政务”平台为政务信息的公示与服务的便捷化、商务信息的服务需求与供给、社区与民众的信息交流反馈提供了一个更加开放的空间, 它所具有“点对点”的特性具有高度的移动性与互动性, 可以充分保证社区民众获取信息的即时性和个性化, 能够满足民众在生产生活、事务办理、紧急求助、政策咨询等方面的日常需要。

在多元治理主体的管理与联结中, 要建立多元的网络形式, 通过微信群、QQ群、电话、手机终端及其他的信息化手段, 将同一职能范围的主体联系在一起, 在各个相同职能的“微群体”中形成“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微群体”中的“一核”是指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多元”是指以社区居委会为主导力量, 协同社区民众、驻社区单位和社区组织共同作为治理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一核多元各治理主体依托微信群、微信公众号、QQ群等移动网络平台, 在线治理社区事务, 并与线下网格融合, 提升自治能力, 共建社区家园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多元主体在“微群体”中的分工联络与协同合作要体现在日常事务、公共事务和各类社区突发事务的应对和解决上。在日常事务的办理过程中, 社区群主、社工或社区民众代表在微信群中可轮流担任“社区管家”的角色, 保持“掌上社区”的活跃度, 充分体现“微群体”的活动意义;公共事务的处理, 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要积极引导民众舆论、及时回应民众需求, 采取有效举措解决问题, 在形式上需要做到图文并茂、多元发声、举重若轻、沉着应对、阳光公开和客观公正等, 社区民众也要积极参与, 发挥集体智慧, 真正做到社区共建共享, 社区事务平等协商参与解决;突发事务的应对, 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在“微群体”中, 及时回应事件进程、引导多方有序理智参与, 发挥群体力量共同应对问题, 通过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智能化方式解决问题。最终, 在基层政府引导下, 通过信息技术在各样事务的处理中将各治理主体连接起来, 以社区信息服务网络平台为基础, 使“微群体”的各治理主体明确分工、厘清职责, 在各种事务的处理中实现合作共治, 在信息网络平台上通过信息的共享与互动、合作与协调, 充分保障民众多元化的利益诉求, 同时也使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利益得到保障, 从而实现社区和谐稳定的治理目标。

总之, 随着现代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 农村社区治理也步入了全新的治理时期。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 当代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诸多难题, 体现出社会发展过程中社区治理没有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趋势进行改革。通过技术方式的创新, 可以有效解决社区治理面临的诸多困境。无论从社区治理发展趋势, 还是从现实实践探索来看, 社区治理信息化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社区治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 也能够使社区治理更加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推动社会治理走向精细化、智能化, 实现有效的治理。从总体上来看, 运用信息手段推动社区治理技术创新, 不仅体现为纯粹技术层面的变革, 同时更能引发社会领域的深层次变革, 社区治理全面迈向信息化治理时代。从深层次上来看, 体现着对人的解放,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通过技术手段创新, 为社区民众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管理服务, 正是将个体不断从既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为民众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基础与条件,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