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推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理论创新成井喷之势。在全党上下热切学习贯彻十九大报告精神之际，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展开对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理论创新方法研究，能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丰富和发展。

一、习近平理论创新善于抓住社会历史时空变化的新特点
    理论创新必须坚持客观性原则，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要求我们进行任何理论创新，都要以准确把握当前时空的客观实际状况为前提。习近平善于抓住时空发展变化的新特点，并以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为导向，实现了国家治理理论的与时俱进
    第一，对我国社会发展历史方位做出了“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准确判断。我国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化，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呈现出阶段性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上要引领新常态，改革上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执政党建设上要进行新的伟大工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也开辟了新境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依据社会发展的新变化新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方位。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发出了走自己的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

    第二，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做出了新判断。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 2 。习近平的报告充分表明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得到明显提升，不但由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而且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人们超越基本生存需要的发展性需求日益扩张。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 3 。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我党与时俱进地推进治国理政理论创新的前提条件。
    第三，“新常态”下积极贯彻经济社会发展新理念。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发展阶段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把握好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个大逻辑，紧紧抓住新的重要战略机遇期。2 0 0 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处于严重衰退中，各国都奋力寻找摆脱危局的出路。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曾经快速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和出口两大因素已明显受挫，以往具有比较优势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价格也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力也越来越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同时也拥有潜在的战略机遇，我国国内的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尤其是对智能型绿色高端产品和个性化产品的消费能力日益强大，而我国相应的生产能力发展滞后，生产能力大多还集中在传统的刚铁、煤炭、水泥和低端制造业等领域，并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和利润衰减。这些现象的出现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一个新的过渡时期，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变、由传统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升级、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的时期。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4 。习近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做出了正确认识和准确判断，并通过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贯彻创新、开放、协调、绿色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来把握经济新常态和引领经济新常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四，及时做出引导国内发展的新布局。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基础上针对新阶段的新特点及时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是针对社会发展的有机结构做出的总体布局，它经历了由过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三位一体”到加入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再到十八大时提出了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随着社会发展的日益复杂和人民群众主要诉求的与时俱进，对社会组成结构的认识将是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社会结构的总体布局还会更为严谨和完备。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代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要实现社会结构的完备，更要实现对社会发展内容的更高水平的更替。习近平站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从我们奋斗的 目标、改革的顶层设计、国家治理手段和执政党建设等四个方面，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它既是全国人民一个也不少的同步进入小康生活，也是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建设目标上同时达到小康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从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入手，以问题倒逼的方式促使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很多难题被一一攻克，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高考制度、司法审判制度等改革得以顺利进行。全面依法治国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步骤，只有依法治国才能把改革的顶层设计部署落实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依法治国首先要能使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经过国家权力机关变成国家意志，其次要实现所有公权的行使必须于法有据，必须在制度的约束之下。快节奏的法治建设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日益完备，但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人的因素或执法守法的环节才是决定全面依法治国能否实现的关键。习近平在 2 014年的一次讲话中就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果全面从严治党抓不好，其他三个全面无从谈起。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而且早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刚刚履职时，就从抓作风开始了党要管党治党，历经反腐倡廉、精神补钙、干部实践教育，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刻也不曾松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实现了中国的党风、政风、民风标本兼治，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正在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紧密相连、环环相扣，彼此互为对方提供动能和助力，它和“五位一体”的社会总体布局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柱，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我国社会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第五，积极构建对外开放的新格局。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结合中国自己的国情，顺应时代发展大势，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在 2 017年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提出，要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这表明中国正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变成更有影响力的思考者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推动者。“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落实，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中不但推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且也适应了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集中体现了“丝路精神”与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有机结合。我们一方面谋求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另一方面谋求同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和共同发展；一方面努力改善国际经济旧秩序，另一方面推动新的国际规则和国际机构的建立。中国参与和主导全球国际经济合作的平台越来越多，不仅有力回击了一些国家的逆全球化动向，而且极大提升了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的对外开放，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第六，及时提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新使命。习近平在执政伊始就提出了中国梦，把实现中国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新的历史使命，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找到了最为广泛的政治认同和群众基础，“因为这个梦想，它凝聚和寄托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一种共同的期盼” 1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每一位华人的命运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连接起来，把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责任与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共同努力连接起来，把党的建设同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发展连接起来。习近平一再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为自己提出的新使命，他用中华民族的大梦发展了劳工阶级的小梦，用民族主体的发展超越了阶级主体的发展，释然了中国共产党政治立场的时代彷徨，为中国提出了更加符合时代要求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新前途。习近平总书记同时也强调完成新的历史使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优势，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时刻警惕中国共产党自身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同时也必须直接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保证一个大党长期执政的生命活力，跳出政权兴衰的历史周期。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阶段后我党所要进行的新的斗争。唯有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深层，才能完成历史和人民赋予的新的伟大使命，也才能自觉形成中 国共产党领导核心的虹吸效应。
    二、习近平理论创新善于把哲学思维的一般性与具体工作的特殊性相结合
    理论创新不仅要坚持主观和客观相联系的一般原则，更要把政治科学的特殊性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一般性原理之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过程中，从顶层设计、战略布局到规划落实的每一环节每一过程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唯物辩证法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新高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推向了新境界。
    第一，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中正确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是党中央适应社会发展变化而做出的要不断变化的抉择，因为我们在前进路上遇到了许多困难，单靠以往行之有效的方法难以解决，需要把以往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体制机制加以改变，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深刻变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否则就会阻碍我们事业的发展，动摇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危及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同时习近平也强调，我们的改革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这是改革中的不改和不变，我们的改革是有特定内涵和质的规定性的，有些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的，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当代中国的命运才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改革的过程必须是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唯有此才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第二，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规划中善于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总体谋划，又有重点部署。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就指出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又提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而理顺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关键环节就是转变被政府职能，依法抓好政府职能的“放管服”这个牛鼻子。改革重点的确立不断带动其他各方面改革的积极跟进，随着改革的深入，各领域的改革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每一项改革的成功推进都是对其他改革的协调配合，每一领域的改革都是由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所指出的那样，在任何工作中，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1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以精准脱贫为主攻任务，全面依法治国强调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全面从严治党则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突破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现了或正在实现由点成线、由线到面的的整体推进。

    第三，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落实中坚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善于把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与人民群众的主观创造性结合起来，坚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党中央创造性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新命题，一方面认识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持市场经济这个一般规律，这样才能使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的正确观念，抑制党政领导干部的消极腐败现象；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为了弥补市场失灵，党中央必须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效能，更科学的宏观调控、更有效的政府管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保障社会公平竞争，维护市场运行秩序，促进共同发展。自觉运用市场经济一般规律，能极大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性，能有效改善领导干部能力的钝化问题，同时正确发挥党和政府的主观能动性，能积极应对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和危险，能有效阻止客观规律作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价值偏颇。 

    第四，对干部的考核考察上坚持标准的抽象性与具象化相结合。党的领导干部是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因素，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之一。中国社会事务管理水平的高低在于干部的选拔和任用，它是巩固党的核心地位的关键环节。如何选拔好干部？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就把好干部“德才兼备”的一般性标准所包涵的历史性具体特征作了充分阐述，他说：“不同历史时期对干部德才的具体要求有所不同，革命战争年代，对党忠诚，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懂政治、懂业务，又红又专的干部就是好干部。现在我们提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等具体要求” 1 ，突出了好干部标准的时代内涵。对于干部的判断，他强调要通过近距离观察接触，提出“观察干部对重大问题的思考，看其见识见解；观察干部对群众的感情，看其品质情怀；观察干部对待名利的态度，看其境界格局；观察干部处理复杂问题的过程和结果，看其能力水平” 2 。这些思考凸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干部的考核考察上能从一般性的大处着眼回归到小处着手的具体表现上。

    三、习近平理论创新善于发挥理论创新对实践的先导作用和实践创新对理论创新的倒逼功能
    习近平的理论创新是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辩证过程中实现的。
    第一，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的辩证统一。党的十八大报告的内容就体现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积极回应，它包括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改革攻坚和加快转变经济方式面临的难点问题和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既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又强调以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党的十八大报告还特别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证，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3 习近平指出，这个历史概括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践、理论、制度紧密结合的，既把成功的实践上升为理论，又以正确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还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方针政策及时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制度。 4 这表明我党的理论创新始终以成功的社会实践为基础和来源，及时把成功的社会实践上升为社会理论形态，同时又始终坚持正确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不断追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不断夯实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第二，强调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的先导作用。习近平更加强调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的重大先导作用，认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这是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理的重大突破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虽然坚持实践对理论的基础和决定作用，但任何理论的获得都是人类历史上千万次实践经验的总结，产生理论的社会实践不必是我辈之亲身经历，人们对于来自间接经验知识的学习能力对于理论发展的贡献远远大于自己亲身经历所得。集历史上千万人智慧之所得的理论对于满足我们具体而特殊的实践要求而言，其理论对实践的先导作用更甚。新一届党中央根据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理论认识，对新一轮改革做出了全面丰富的顶层设计，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科学定位，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这一重大理论突破是基于我国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过程中，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的重大先导作用的经验而做出的。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作用。 5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激发了我国经济发展潜在的巨大活力，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历史性的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一届党中央在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包括重新认识政府和市场关系在内的重大理论观点并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绩，再一次说明了理论创新对实践的先导作用，这些历史经验再一次证明全面深化改革必 须以高度的自信心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充分发挥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的先导作用。
    第三，推动实践创新对理论创新的倒逼功能。时代是理论之母，实践是理论之父，任何理论创新都是对时代之问和实践需要的应答。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既有外部势力的不友好行动，又有内部力量的不配合作为。怎样协调各方利益？怎样总揽全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通过实践创新倒逼理论创新，实现在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上取得实践上新进展和理论上的新突破。“一带一路”建设的实践创新不断促使我国外交理论取得了突破和发展。为了缓解我国传统产能过剩、外汇储备过高、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等矛盾，配合国内经济结构升级转型，习近平早在第六届中阿论坛上就提出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1+2+3”合作格局，即以能源合作为主轴，以基础设施与贸易投资便利为两翼，以核能、航天卫星、新能源三大高新领域为突破口的合作务实外交；此前在印尼演讲时也提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强调要用和平方式处理双方在领土和海洋权益方面的争议；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更直接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构建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也逐渐成就了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党中央在搞清楚我们的优势和劣势基础上不断搭建新的国际合作平台，积极落实“以我之优势对他人之劣势，以他人之优势补我之劣势”的对外开放新理念。对外开放的实践创新不断促使我们的对外开放理论更具有时代特点和全球视野，由追求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体系到谋求全球共同发展、和平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命运共同体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从打造国与国的命运共同体、区域内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了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全球观”。引导中国对外开放走得更加从容的新思路、新理念正是在实践创新的倒逼过程中逐步成熟并发展起来的。
    四、习近平理论创新善于把发扬中国特色同回应人类共同诉求结合起来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属性是其社会属性，强调人的存在是对象性存在物，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他人和它物。民族的发展、国家的发展同样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但我们必须把这些历史使命的完成放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当中去、放在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永恒追求当中去，必须把发扬中国特色同积极回应人类共同的诉求结合起来。
    第一，把人类发展的时代特色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特色融合在中国特色的文化建设之中。中国特色既蕴含着当代的社会主义特色，也渗透着中华5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是建立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承基础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近代中华民族的命运、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共同决定的，是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和中华文明的弘扬，也是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对人类共同价值诉求的探索。习近平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 1 。这说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奋斗历史相结合、同中国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把时代特色与历史特色紧密结合为一体，没有时代特色对历史特色的继承和发展，时代特色就不会持久，历史特色也不可能流转；没有历史特色对时代特色的滋润和养护，时代特色就不会丰富多彩，历史特色也不可能价值重现，就像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所强调的那样，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 2 用中国智慧解答当前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的时代困惑，既是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又实现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属于中国的贡献。
    第二，彰显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 0周年的讲话上指出，中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相统一的人民代表大会 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它集中凸现了我们的优势和特点，这种制度通过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既能有效治理国家，又能防止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又能防止选举前的满天许诺、选举后无人过问的现象；既能实现社会各种力量的合作协调，又防止出现竞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既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又防止出现民族隔阂、民族冲突现象。同时也清醒地指出我们的优势和特点只有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否则就会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现象，出现各类国家机关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 1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为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逐步成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个现代化建设道路上耀眼的“中国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日益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仿效的榜样，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的传统理论，一些西方理论正在被质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仅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也正在为人类的共同发展提供借鉴。
    第三，提出以共同理想价值为基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习近平认为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越来越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坐标体系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如何在21世纪更好的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提出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这就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面对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和世界各国同舟共济的客观要求，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3 ，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和安全保障。坚持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坚持和平理念、发展理念、公平正义理念在未来得以践行人间。这些价值理念流淌于中华民族5 0 0 0多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追寻中，它既是中华文明复兴的价值基础，也是实现人类文明共同进步的价值诉求。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提出，要善于把中华民族的特色与人类共同体的诉求结合在一起来思考，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任务放在5 0 0 0多年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的发展中，放在世界社会主义 5 0 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更要放在人类共同发展的现实命运中。习近平说，我们要实现的中国梦不仅造福中国人民，而且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作者简介：曹亚芳（1969 —），女，陕西蒲城 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