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扶贫思想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扶贫思想的发展，更是基于当代中国扶贫实践的创新，是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习近平的扶贫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体现在扶贫宗旨的人民性、贫困标准的多维性、扶贫方略的科学性和扶贫成效的稳定性等多个方面。习近平的扶贫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理论，是当代中国扶贫攻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还为构建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中国贡献，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习近平；扶贫思想；贫困人口；中国智慧
【作者简介】欧健（1971—），男，河南固始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刘晓婉（1989—），女，河南西平县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的6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减少乃至消除贫困，并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从改革开放至十八大之前，按照新的贫困标准，中国成功实现了近7亿人脱贫，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剩余的7000多万贫困人口，无论劳动能力还是生存条件，基本都处在最底层，摆脱贫困的难度极大。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性预期目标，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要摆脱贫困。为使贫困人口的最后存量实现脱贫，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5年11月29日发布了《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决定》，我国扶贫攻坚工作再一次掀起高潮。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将其视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突出短板，置于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对于脱贫攻坚，习近平亲力亲为，投入时间和精力最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30多次国内考察，有20多次都涉及扶贫，截至2017年6月，14个连片特困地区他全部跑遍，多次到老、少、边、穷地区，进农户、看真贫。在习近平扶贫思想指导下，中国扶贫开发实践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贫困人口数量大幅降低，2013至2016年农村累计脱贫5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10.2%下降至2016年底的4.5%，下降5.7个百分点。脱贫攻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习近平扶贫思想也在十八大以来的扶贫伟大实践中走向成熟。尽管十八大之后学界已经开始了对习近平扶贫思想研究，但因这一思想尚在发展之中，扶贫实践也在不断地产生新矛盾和新问题，因此，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一、习近平扶贫思想的源流追溯
任何理论的形成都与前人的理论和当下的实践有着密切的源流关系，习近平扶贫思想亦是如此。
（一）源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反贫困理论的理论奠基
习近平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也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这使他在工作中能时时刻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习近平扶贫思想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的分析方法。关于扶贫工作的立足点，习近平强调要站稳人民立场，“要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做事，……常去贫困地区走一走，常到贫困户家里坐一坐，常同困难群众聊一聊，多了解困难群众的期盼，多解决困难群众的问题，满怀热情为困难群众办事”。
习近平扶贫思想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内容十分丰富，蕴含于《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资本论》等重要论著中，其核心内容有三：一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二是消除贫困的根本途径是消灭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终将为新型社会制度所取代，资本主义积累的结果必然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三是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基础上，能够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来消除贫困。习近平扶贫思想坚持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重要思想，强调扶贫开发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越是进行脱贫攻坚战，越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在消除贫困的根本措施方面，习近平坚持通过发展生产力来解决贫困问题，他指出，“我们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的根本途径”。
（二）源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就是党领导中国人民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富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关于消除贫困做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探索的成果是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直接源泉。
受所处的时代条件不同、对国情的认识不同、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不同等因素的影响，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几代领导人的反贫困战略思想不尽相同，诸如在消除贫困的战略设计、实际操作方法等方面有着较大差异。但从总体上看，党的历代领导人的反贫困战略思想具有很多的相同性和延续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和宗旨。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贫困目标，也没有制定专门性的反贫困政策，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的日子这样的目标宗旨是始终如一地坚持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江泽民将扶贫攻坚作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是否坚持党的宗旨，践行群众路线的重要标准。第二，解决贫困问题最基本的是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吃饭问题。毛泽东一再强调，“吃饭是第一件大事”，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前两步发展目标均与老百姓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第三，消除贫困的基本途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毛泽东在发展生产力方面尽管采取了一些不科学的举措，但其出发点是让中国尽快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邓小平则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为摆脱贫困，他出台了改革开放政策，将中国反贫困大业推上了快速通道。第四，反贫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发展基础非常薄弱，基于这样的国情，几代领导人都认为要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状态，赶上发达国家，需要经过一个长期奋斗过程。第五，中国摆脱贫困，发展起来，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就开始与广大亚非拉国家携手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中国贡献。但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前提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尽快发展起来，贫困落后是没有话语权的。
总体上看，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反贫困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是一以贯之的，习近平扶贫思想与实践是对前几代领导集体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的继承与发展。
（三）源于党的伟大事业的要求和人民的期待
告别贫穷，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宏伟大业，也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这一伟大事业。有学者将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划分为立国、富国和强国三个历史阶段，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完成了立国的任务。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共产党人通过改革开放，创新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使中国走上富裕之路。当下，中国正走在强国的征途中。这种划分当然不无道理，但笔者以为应该用整体眼光来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事实上，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阶段性奋斗目标表现为连续性和交叉性，富国和强国基本上是并驾齐驱的过程。当代中国只能说总体上比过去富裕了很多，综合国力强大了许多，但是还远远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显示，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而底端25%的家庭拥有财产仅占全国财产的1%左右。截止2015年，中国还有7000多万人处于贫困状态，有些甚至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这种客观现实表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告别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还远未实现，完成这一宏伟大业，是历史赋予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的重大使命。在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的首次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为回应人民的期待，十八届党中央大力开展扶贫工作，此间，习近平就扶贫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在实践层面提出了一系列减贫的新举措，最终形成了内涵丰富的扶贫思想。
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
本文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习近平关于扶贫开发的最新讲话精神，将习近平扶贫思想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场域中资本的剥削性和贪婪性会导致绝大多数的无产者处于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状态之下，整个社会财富日益向资本家集中，由此断定无产阶级贫困的制度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只有在非剥削制度内，这种现象才能被最终消除。可见，社会主义制度一开始就承载着消除贫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功能。邓小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习近平一直是站在这一高度看待扶贫工作的重要性的，他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
（二）贫困人口完全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阶段性发展目标，其重要意义十分突出。若从总体水平看，中国已经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但由于发展的不均衡，农村和落后地区还有数千万的贫困人口，这一部分人不实现脱贫，我们的发展目标就难言完成。2012年习近平在阜平县考察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5年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虽然全面小康不是人人同样的小康，但如果现有的七千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全面小康也不能让人信服。”从十八大以来的扶贫开发实践看，这项工作正在进行最后的“攻城拔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针对的就是这7000多万贫困人口。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
（三）创新扶贫思路，实施精准脱贫方略
1986年以前，中国扶贫基本上定向瞄准劳动能力弱的、无劳动能力的、“五保户”等扶贫对象，其方式是每年由民政系统向这些人群直接发放一定的钱和物，以保障他们的最基本生活，严格来说，这只能算是一种救济。1986年后，开始以划分贫困县的方式进行大区域扶贫，这种扶贫方略的依据是贫困人口大多都分布在贫困县，对贫困县进行持续的扶贫专项资金和项目的支持，可以使贫困县的贫困群体大面积摆脱贫困。这种扶贫方略在实践中无疑起到了巨大作用，“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基本目标也得以实现，但这种以大空间区域为瞄准进行的“大水漫灌”式扶贫存在诸如扶贫瞄准对象偏离、扶贫资金跑漏普遍、贫困地区内部贫富差距扩大、返贫率高、政策效果持续性差等问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扶贫瞄准对象由县域向镇、村转变，2001年全国确定了14.8万个重点村，分布在1861个县份,覆盖了全国80%的贫困人口。这样的调整大大提高了贫困对象瞄准精度，提高了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许多贫困村的居民收入水平有较大提高，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提升与完善。
但是，以村镇为瞄准对象的扶贫机制还是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是未考虑到贫困村内部的贫富差距问题，事实上这种情况在每个贫困村都客观存在着，有的贫困村村内基尼系数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二是由于一些主、客观因素的制约，扶贫项目对贫困户的瞄准率低。三是扶贫开发项目难以满足贫困人口的差异化需求。
十八大以来，为最终完成剩余贫困人口如期脱贫这一艰巨任务，习近平创新扶贫思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将扶贫对象直接瞄准贫困人口。2013年习近平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之后将这一方略的内涵逐步细化并付诸实施。习近平指出：“精准扶贫，关键的关键是要把扶贫对象摸清搞准，把家底盘清，这是前提。心中有数才能工作有方。如果连谁是贫困人口都不知道，扶贫行动从何处发力呢？”要“确保把真正的贫困人口弄清楚，把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等搞清楚，以便做到因户施策、因人施策”，“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四）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社会合力实现脱贫
扶贫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明确“扶持谁”、又要明确“谁来扶”。关于扶贫依靠谁的问题，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时就有科学认识，他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打好扶贫攻坚这一场“硬战”，各级党委和政府责无旁贷。2015年，习近平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坚定信心、勇于担当，把脱贫职责扛在肩上，把脱贫任务抓在手上”，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明确扶贫的领导责任和主导作用，在扶贫工作上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对贫困县、区的党政干部考核，要增加减贫的权重，“要把脱贫攻坚实绩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在脱贫攻坚第一线考察识别干部”。中国扶贫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地位和政府主导作用，这是中国扶贫开发的特色和优势。
困难群众既是扶贫对象，也是扶贫的参与者。扶贫开发不完全是党委和政府的职责，也是贫困群众的责任。在过去的扶贫工作中，贫困群众基本上是“坐等扶贫”，缺乏自我参与意识，实践证明，纯粹依靠外力脱贫的困难群体返贫率比较高，不是治本之策。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习近平提出扶贫要“激活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性”，贫困群众不能“穷自在”，要有脱贫之志。“幸福不会从天降。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习近平这一思想为中国扶贫指明了治本之策。扶贫开发作为系统工程，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参与。2011年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要鼓励社会各方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社会力量来自基层，与贫困群众联系密切，对贫困人口的贫困状况和迫切需求更为了解，能够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独特作用。有鉴于此，习近平指出：“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只有聚合全社会之力，实现政府、个人和社会力量的协作，才能加快消除贫困的质量与速度。当前，扶贫开发工作要“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构建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五）发展是摆脱贫困帽子的总办法
关于贫困产生的根源，不同的思想家和学者有着不同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源；列宁认为：“贫困、饥饿、挨冻和一切苦难是生产力不足造成的”；美国学者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农民贫困的根源在于农民对新生产要素和新技术的购买和使用能力低，政府要帮助贫困人口提升这方面的能力；英国的马尔萨斯认为,“人口的不断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困是不可避免的”，消除贫困应控制人口增长；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源自人们交换权利的严重不足，解决贫困的办法是保证穷人有一定的交换资源。中国政治家和学者们多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认识贫困问题的，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有制度性、体制性、政策性和客观性等因素，但消除贫困的总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靠发展。关于发展的重要性，历代领导人均强调过。毛泽东在1957年就强调过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卫和发展生产力”，1992年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重要论断。在扶贫开发工作中，习近平承袭了这一思想，始终坚持“发展是摆脱贫困帽子的总办法”的扶贫思路。早在闽东地区工作的时候，习近平就坚持用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的工作思路。他认为，闽东地区虽然贫困落后，但“弱鸟也可以先飞”，前提是“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在扶贫工作实践中，习近平更注重的是“造血”而不是“输血”，贫困地区经济发展跟不上的话，“整个扶贫工作将缺少基本的保障和失去强大的动力，已经取得的扶贫成果也就有丧失的风险。”扶贫不能只是简单地改善村容村貌，关键是要内增活力。过去那种救济式送钱送物的扶贫方法难以解决根本问题。
（六）要创新扶贫开发的体制机制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贫困生成的逻辑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和劳动分离——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分割——无产阶级贫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社会主义革命。按照原创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看，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私有制被消灭，消除了贫困的根源。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上，这就超越了马克思当年的理论预判，因此，也不能简单套用马克思的贫困理论来看待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贫困问题。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分析当代社会主义贫困的基本依据。
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贫困的根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二是各种体制和机制不健全，反过来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决定既要通过发展来甩掉贫困的帽子，又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来消除贫困。这里所指的体制机制主要包括扶贫开发的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实施机制和监督机制。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注重扶贫工作管理体制的创新，现在已经形成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打赢脱贫攻坚的体制机制已基本形成，并且已在实践中得到很好地贯彻，效果很好。目前，针对扶贫开发存在的实际问题，尚需在实施机制和监督机制方面进一步完善，使得扶贫对象精准指向贫困人口，扶贫资金真正用于贫困人口，扶贫项目真正惠及贫困人口。为解决此类问题，习近平强调要实行“阳光扶贫”和“廉洁扶贫”，他指出：“要改革财政扶贫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完善扶贫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建立健全贫困群众全程参与扶贫资金使用管理，项目实施、管理、监测、验收，发挥媒体监督、第三方评估的作用，确保扶贫资金使用、扶贫项目实施过程公开透明，切实做到阳光化管理。”审计部门要加强对扶贫资金使用的审计，对于截留和挪用扶贫款项的乱象，要及时纠正，坚决杜绝，纪检监察部门要对扶贫开发领域的职务犯罪进行专项整治。十八大以来，在扶贫开发实施机制的创新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包括扶贫对象的瞄准机制、扶贫工作对派驻机制、贫困地区党政班子考核机制、社会扶贫组织动员机制在内的精准扶贫机制正在顺利实施。
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特色及其重要价值
十八大以来，中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阶段，贫困识别标准更加多元，扶贫开发方略更加科学、措施更为精准、成效更为显著，彰显出习近平扶贫思想具有鲜明的特色及其重要价值。
（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特色
1.扶贫宗旨的人民性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也统领着党和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扶贫思想充分凸显了为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庄严承诺：“我将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夙夜在公，为民服务，为国尽力。”习近平始终将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于他的扶贫工作实践中。2012年12月，习近平在阜平县考察扶贫工作时指出：“我们讲宗旨，讲了很多话，但说到底还是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十八大以来的每一个年初考察，习近平选择的都是贫困地区，深入贫困户，了解贫困地区的真实情况。习近平认为，只有“看真贫”才能“扶真贫”、“真扶贫”，扶贫开发工作不能摆“花架子”，要有“真功夫”，要“多搞一些惠及广大贫困人口的实事”，让贫困百姓在党的扶贫工作中得到真正的实惠。在扶贫工作实践中，习近平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调要调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扶贫对象的内生动力，变“输血”为“造血”，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在脱贫成效方面，习近平强调要避免出现“数字脱贫”、“被脱贫”等情况，要将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脱贫成效的“唯一标准”。在监督机制方面，习近平强调扶贫工作既要接受纪检监督，又要接受人民监督。这些思想充分彰显出习近平扶贫宗旨的人民性。
2.贫困标准的多维性
习近平扶贫思想的一个重要特色是扶贫标准的多维性。党的十八大之前，贫困标准较为单一，主要的衡量标准是人均年收入，扶贫实践也主要集中在物质生活层面。十八大以来，我国不仅大幅度提高贫困线标准，而且在衡量贫困的指标方面更加多元化。自2013年开始，在脱贫目标方面除了吃和穿这些最基本生存性指标，还增加了教育、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指标。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1年12月出台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中，将吃、穿、教育、医疗、住房纳入脱贫指标。2015年11月出台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对脱贫标准做出了全面的解释：“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这“两不愁、三保障、一高于、一接近”就是脱贫攻坚阶段的多维脱贫标准。甘肃省在脱贫实践中制定了贫困县脱贫的19项指标，贫困村脱贫的17项指标、贫困户脱贫的12项指标，这些指标都非常具体，涵盖了衣、食、住、行、用、教育、文化、卫生、就业、养老、生态等，既有生存性指标，更有发展性指标。
3.扶贫方略的科学性
在习近平扶贫思想体系中，扶贫方略的科学性是其一大特色。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愚昧是致贫的深层次原因。要从根本上减少或消除贫困，单有物质层面的帮扶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精神层面的脱贫才是真正的脱贫。正是基于此，习近平才多次强调要“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对贫困地区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等在内的各个层级的教育扶贫都提出了相应的举措。目前，教育扶贫在扶贫开发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治贫不仅要治愚，而且还要扶志。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在太原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扶贫同扶智、扶志相结合，注重激发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内在活力，注重提高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自我发展能力。”早在闽东地区工作的时候，习近平就形成了“扶贫要扶志”的思想，他认为贫困人口思想上不能“贫困”，“人穷志不能短，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所以，在新一轮扶贫开发实践中，改变以往简单的给钱给物的方法，多采用生产奖补、劳务补助、以工代赈等机制，旨在调动困难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进扶贫开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首先要有一个好思路、好路子。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理清思路、完善规划、找准突破口。”新一轮扶贫的最突出特点是不搞“一刀切”，不“撒胡椒面”，扶贫措施要对路，要发挥各自优势，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宁夏固原实施生态旅游脱贫、贵州深山区实施易地搬迁脱贫、安徽金寨实施“光伏扶贫”、陕西部分县市实施电商扶贫，等等，这些措施都有很好的实践效果。
第三，坚持重点区域扶贫与精准扶贫的融合推进。改革开放以来，在扶贫开发方面，国家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减贫成效十分显著。但在一些发展基础薄弱的连片特困地区，制约其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依然存在。鉴于此，2011年制定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 年）》（简称《纲要》）将我国扶贫攻坚主战场从贫困县转向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纲要》划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这些地区是新一轮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是对扶贫开发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十八大以来，在扶贫实践方面，习近平一方面坚持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重点扶贫，他深知这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这些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有几千个村不通电，有近10万个村没有实现道路“村村通”。这是中国扶贫最艰难的战场。2017年6月，在太原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工作进入目前阶段，要重点研究解决深度贫困问题。”事实上，为达到深度贫困片区如期脱贫目标，早在2013年，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发改委就牵头建立了片区联系机制，由1-2个国家部委联系一个困难片区，帮助这一地区脱贫。目前，这一机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十八大以来，不仅扶贫攻坚主战场进行了调整，扶贫开发方略也在与时俱进，由过去的“大水漫灌”式扶贫转变为“精准滴灌”式扶贫，实现了扶贫方略的重大创新。2013年11月，习近平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在此后的多次扶贫工作会议讲话中，习近平对精准扶贫的内涵做了详尽的阐述，使之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六个精准”的扶贫要求和“五个一批”的脱贫路径。“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
4.扶贫成效的稳定性
在我国原有的贫困治理实践中，往往注重政策性扶贫，注重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贫困地区水、电、路等基本设施；注重对特别贫困人口的“救济”，这些措施往往具有政策时效性，属于“输血”式扶贫措施，政策时效过去以后，那些身体健康水平下降的、应对市场能力弱的、知识技能偏低的脱贫群众重新返贫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习近平认为，脱贫之后要稳得住、不返贫才是真正脱贫。在习近平扶贫思想中，稳定扶贫成效是其一大特色。为稳定扶贫成效，习近平强调要从根上治理贫困，“要紧紧扭住教育这个根本之策，……，确保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通过发展贫困地区教育，拔掉贫困地区的穷根，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习近平还强调产业扶贫在稳定脱贫成效方面的重要功能，他认为“一个地方必须有产业，有劳动力，内外结合才能发展。”对于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困难群众，“要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对他们给予及时有效救助。”此外，对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困难群众，要实施易地搬迁脱贫措施；对于丧失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由社会保障兜底。这些脱贫措施都是具有长期效应的。
（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扶贫思想的重要价值
1.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一直在与贫困做斗争。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将中国反贫困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对扶贫开发进行了不懈探索，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理论。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认识反贫困的重要性，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最终实现共富”等重要论断，通过共同富裕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江泽民时期通过实施开发式扶贫攻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推进西部开发等重大措施，体现效率和公平。胡锦涛时期坚持科学发展，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强调综合扶贫，细化贫困瞄准对象，坚持政府主导个全社会参与相结合。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将扶贫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围绕“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等根本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以“精准扶贫”为核心理念的扶贫开发思想体系，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扶贫开发理论。
2.是当代中国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八大前，新中国扶贫已经走过了60多年的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开发力度不断加强，减贫成效也十分显著，使数以亿计的贫困人口摘掉贫困的帽子。但由于自然生态、劳动能力、健康状况等客观原因的限制，以及原有扶贫模式在瞄准机制、监督机制、责任机制、考评机制、动力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我国尚有近1亿贫困人口未实现脱贫，这些贫困人口是我国脱贫攻坚的最后存量，也是扶贫开发最难啃的“硬骨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扶贫思想立足于当代中国的扶贫工作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以“精准扶贫”为理念、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现实需要，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扶贫开发思想体系。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思想是为我国贫困人口的最后存量实现如期脱贫而“量身定做”，是当代中国脱贫攻坚的指导思想。
3.为全球减贫贡献中国智慧
贫困是全人类的公敌。消除贫困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更是全人类的事情，消除贫困需要世界各国协作。中国的外交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由此决定中国扶贫事业不仅要立足国内，解决国内的贫困问题，还有要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为消除人类贫困做出中国贡献。
习近平扶贫思想充分体现了全球减贫理念和世界思维。2015年10月，习近平在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演讲中谈到：“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中国在致力于自身消除贫困的同时，……，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中国将发挥好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国际减贫交流平台作用，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更加有效地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经验。”在2015年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庄严承诺：中国将与世界各国一道携手合作，共建一个没有贫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在此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向发展中国家提供“6个100”的项目支持等实际举措，以实际行动为全球减贫做出中国贡献。
习近平扶贫思想指导下的中国扶贫伟大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海伦·克拉克（2015）充分肯定中国扶贫经验，他呼吁世界各国要“分享中国的减贫经验”。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发文赞誉：在减贫方面，“中国是个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