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域下，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协调一致是强国之路的重要保障。当前，中国立足于世界舞台中心，亟待发展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理论上讲，话语权具有后现代建构主义色彩，而在现实政治中，话语权具有双重意蕴：应然层面的话语权是“权利”，指表达的资格；实然层面的话语权是“权力”，指话语的效能和影响力。有学者进一步将国际话语权归纳为四种：权力关系说、国家利益说、软实力说、国家形象说。亦有学者认为国家硬实力、历史发展进程和话语元素是国际话语权的核心要素。基于先行文献，本文将国际话语权界定为：国际社会中的政治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组织）依据自身实力和利益需求，以话语的形式影响和改变他者认知或行动的能力。
一、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逻辑勾勒
有关话语权建构的研究，学者们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其一，以话语权的影响因素为切入点，认为国际话语权与经济硬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成正相关关系，与国际格局变迁相吻合，体现出强势遗传和扩张迁徙相交织的特点。其二，以话语权的权力本质为切入点，提炼出“扩张和转换”两条规律：一方面是由小到大和由弱到强的外在扩张趋势；另一方面由制度、组织等要素向话语权力整合、替换的转化趋势。其三，从话语的演变规律切入，提出共同需求和愿景促成共同的表达，国力的增强和凝聚转化为话语权力，思想的碰撞促进了共识融合。其四，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话语是一个具有交互性、实践性的关系范畴，话语主体将思想意志以话语这种“现实的意识”的方式呈现，并力图影响客体的思想和行动。通过梳理，我们发现，先行文献主要是将“话语权”作为一个分析单位，主要从外在影响因素或是在各种话语之间进行讨论，忽视了“话语权”内在结构对其生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故而本文将着眼于“国际话语权”自身的三个维度及其内在关系，勾勒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路径。
在传统国际话语格局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借助绝对实力和强制霸权，这些国家建构出“西方—东方”的“中心—边缘”亦或“霸权—依附”的压制性框架，将后发国家强行纳入“西强东弱”的不平等国际权力体系，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格局的“马太效应”。然而，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单纯依靠绝对强制力垄断话语权的机制已然难容于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合作共赢才是抵御风险的最佳途径。发达国家依靠资源技术优势固然享有大量话语权，但崛起中的新兴大国正在逐渐的走向世界舞台中心。从联合国安理会到七国集团，再到G20领导人峰会，以及亚太经合组织等，各种多边或双边的合作协商机制成为了主流。
面对新的形势，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中国必然要在这种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正如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的，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全面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的形成，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越是机遇面前，越要保持冷静，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在话语权竞争中存在诸多不足：话语权概念模糊、话语权长期缺失、软硬实力提升不平衡、发展道路的理论支撑薄弱、全球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有待增强等。可见，中国国际话语权单纯的依靠综合国力提升是不够的，还需要对国际话语权的内在机理有一个准确的把握，才能有的放矢的参与国际竞争。
因此，本文将中国国际话语权界定为三个基本维度：权力关系、价值理念、制度规则。首先，国际话语权是权力关系的延伸。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在组织的科层制结构中呈现的。国家硬实力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决定了话语权的效能，故而国际竞争中的实力对比与关系形态是国际话语权建构的重要维度。其次，国际话语权的精神内核是价值理念。约瑟夫·奈认为一个国家的软权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对外政策。价值理念可以提高国际话语权的说服力和渗透力，同时可以影响权力关系的样态和制度设计的走向。最后是制度规则。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国际制度的建立是实现全球发展的核心路径，国际话语权的建构就表现为对国际规则的制定、议题的设定、舆论的引导。上述三个维度的分析，可以较为全面的呈现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逻辑。
二、权力维度：超越“强者通吃”，建构平等协作
理论上看，权力视角下的国际话语权是综合国力的内化表现，是国家利益的延伸，是以国家硬实力为基础的软实力。米歇尔·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力，人们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权力往往会成为话语表征之后的深层机制，使话语具备强制性。哈贝马斯认为，语言交流方式受到权力的扭曲，便构成了意识形态网络。话语的外在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有学者突破了福柯的微观权力观，将话语作为一种隐性权力，重点考察话语实践与宏观的社会权力的关系。尤其是话语如何介入和影响社会权力的分配。葛兰西的“话语霸权”理论提出：社会是一个权力争霸系统，首先表现在上层建筑的国家机器层面，其次体现为文化领导权或话语霸权层面。强势集团通过对各种文化机制进行选择性控制，确立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垄断权，把自己的意志权威加之于弱势群体。正如西方依靠“霸权—依附”式国际话语体系，从而实现了对边缘国家的“剥夺性积累”。再如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典型的以国际话语霸权来驯化和收编国际关系中的反对力量，以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故而有学者提出中国要将不断增强的硬实力转化成话语软实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价值自信和话语自信。
从现实情况看，中国强劲的发展势头和综合国力，为中国国际话语影响力和国际竞争筹码的扩大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受制于国际旧格局和前期对国家软实力的相对忽视，中国的话语空间受到了来自霸权护持国的强力压缩。话语制衡是霸权护持的重要途径，即通过话语策略形成的国际联盟，以压制目标国家，维持现有霸权结构。以美国为主导国际话语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制造等级差别，将全球国家分为三六九等，强制各国遵守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此种霸权的傲慢在当今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正在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基础。对于霸权国来讲，除安全考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认知系统的平衡和身份认同的稳定。但新兴国家不断冲击着美国霸权认同和话语结构，新秩序、新格局正在悄然形成，权力中心从单一向多元演进。世界需要合作性共赢性的话语，而非一个强权式的命令。中国国际话语权寻求在多元领导者之间实现协同型集体领导，并积极倡导修正目前世界秩序中不公正不合理的部分。正如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就是多边协同治理模式的最典型例证。
有学者认为权力决定了话语的存在形式。福柯和布尔迪厄也提出，掌握了权力就控制了话语，也就操纵了“现实”。虽然话语是一种常规的表意符号和交往工具，但在权力的支配下，还具备了强制行为、感召思想的功能。因此话语的建构不仅要依托于硬实力，同样也要谋定而后动。中国是新兴大国中发展最快、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被视作世界经济增长的新驱动器。中国与各国的关系牵动着国际局势的走向。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华民族历来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因此，与追求一国独霸的话语不同，中国的崛起不会向他国输出话语霸权，而是本着“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的理念。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投入维和军人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联合国第三大会费国和维和经费第二大贡献国。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郑重向世界宣布中国将裁军30万，这是中国对和平的直接宣示。《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6—2017》指出，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和全球发展的贡献者成为新时代中国最突出的国家形象。
三、价值维度：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建构多元共和
理论上看，国际话语权的内核是文化价值观，塑造和输出文化是国际话语权建构的核心要素和精神支撑。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根本上是一种依赖语言的社会及文化建构。”在核时代，大国战争已不太可能，对话与协商才是国家的理性选择，故而掌握话语权便意味着掌握战略主动。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同时，他指出西方的价值输出，核心是垄断话语权，但后果却是激化核心文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敌对关系。所以，约瑟夫·奈则提出话语权是一种软实力，能将国家的吸引力、感召力和动员力变现为他国的自觉认同与自愿追随。汉斯·摩根索则提出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概念，其本质就是大国强权支配下的文化霸权，认为征服和控制人心才是国际竞争的根本。对此，中国学者提出，中国国际话语权要从中华文化中汲取营养，逐步形成中国学派、中国价值和中国理念。不仅如此，中国要主动参与到国际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之中，也需高度警惕全球化的价值洪流以及逆全球化所造成的区域主体意识等现象，防范西方的“文化入侵”。
从当前多元思想激荡的现实看，中国国际话语权是一种共商、共建、共享型的话语，主张推动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实现，且尽量减少摩擦和内耗成本。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必将会导致各国之间的利益对抗，各国的行为决策必然服务于本国的自身利益。美国霸权的延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为全球提供的文化产品、价值与思维，从而可以排斥或吞噬其他文化元素，在价值层面形成垄断。贫弱国家、新兴国家的利益经常被欧美霸权国家侵犯，所谓的“人权、自由、民主”都是强国维护自身利益的“精神遮羞布”。中国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污名化”，如“中国威胁论”“邪恶轴心”“中国殖民论”，这种标签与偏见客观上划定了国际社会“朋友圈”的边界，损坏了中国国际形象、弱化了中国的国际贡献。面对如此挑战，中国依然坚守一种更为温和的价值理念，提出基于共同价值基础上的国际话语。党的十八以来，我国开始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战略构想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作了明确阐述，即“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种价值追求是超越国家、民族的“抽象共同体”，能够实现人类利益融合，从根本上冲破“零和博弈”的怪圈。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多元激荡、竞争共存、适应融合的时代渐趋临近，本土文化的复兴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融合为国际秩序的重建提供了精神贮备。全球村将从概念变为现实，“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就中国而言，要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必须以“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充实中国话语体系的内容，讲好中国故事，向全世界呈现一个真实、活力、发展的中国。在经济危机到来之时，中国开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药方成功治愈了全球经济的低迷，这也证明世界需要新的价值理念来引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世界文明的碰撞，奠定了新时代文化世界观的基础。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不是一个“暴发户”的角色，“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的能力和责任是成为世界发展的主要动力引擎之一，中国欢迎其他各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也会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促进国际成员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共同进步。
四、制度维度：超越“霸权体系”，建构规范合作
制度维度认为话语权是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互动过程中生成的，各方的广泛认同是话语产生影响力的基础。话语权的实现最终体现为一种制度，“话语是说话者跟对话者之间共同的领地”。在建构主义视野中，国际话语权是基于国家之间相互的认同而建构起来的，它存在于国与国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是结构性而非个体性地存在着的。尽管存在国际话语霸权，但“话语霸权的确立与稳固，并非仅仅依靠硬实力的威慑与强制，而是立基于多边共识所形成的制度体系”。因此有学者指出国际话语权表面看是话语竞争关系，更是制度之争。布尔迪厄通过对“符号权力”的深度剖析，认为话语的力量要“放在行使权力者和那些接受权力者的特定关系”中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国际话语权的建构既要合理又权威地“说”，同时内容要有人“听”和“信”。就此来看，美国若一味推行“单边”独大政策，长此以往必会失道寡助。
从制度规则上看，国际体系是一个由各种制度规则所充斥的话语场域，话语权的竞争内嵌于各种规则机制之中，因此，对话与协商便超过武力成为国际博弈的主要方式。在这种情形之下，如何抵制霸权的傲慢，开展温和理性的对话，就需要在制度规范上下功夫。以美国为例，其霸权话语建构是通过设置所谓“自由民主”议题，擅自将某些国家定义为“极权专制”，以此来干涉他国内政。可见，美国名义上是世界秩序维护者，实际是“利益摆中间，道义放两旁”。与此相对，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是一种主动的、领导多边的合作型话语。习近平指出，“数百年来列强从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现在，世界上的事情越来越需要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建立国际机制、遵守国际规则、追求国际正义成为多数国家的共识”。在国际规则之中，中国既是秩序的维护者，也是制度的完善者。各国都应该遵循平等、法治、民主的原则，积极融入国际事务，而不是将人类社会的命运交由少数国家把控，导致治理封闭化和规则碎片化。同时，各国应该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承担共同的责任，以实际行动推动国际社会走向规范化。
解放全人类，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的崇高理想和根本追求。“中国的文明传统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天下主义。”因此，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国先进文化的继承者，不仅承担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还肩负着推动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重任。国际社会中，由于能力、观念的差异，各个成员所发挥的作用和贡献是不同的。中国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富强，因此强国逻辑引导着我们要在某些领域做规则制定的“领头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坚决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坚决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制的公正合理化发展，积极参与经济、能源、安全、气候等全球性问题的治理，为世界的发展进步出谋献力、提振信心。中国方案现在也逐渐成为了世界发展的蓝图式方案。同时，中国所拥有的庞大国内市场将为话语权的建构提供坚实的实力支撑。“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并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中国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五、结论与思考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结合我国的历史定位，邓小平认为中国要韬光养晦，“不当头、不扛旗”。经过40年励精图治，十九大报告提出新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的重要判断。中国崛起作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量，为世界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但依然受到西方话语霸权的诋毁和压制，国际环境不容乐观。因此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构，既不可复制美国的支配型霸权逻辑，也不可回归作古的朝贡话语，而是一种适配于国家和平崛起战略的新型逻辑理路。
要获得话语权就必须得到对方的认同，而要得到对方的认同，必须研究“对方的话语体系、思维习惯、接受习惯”。长久以来，传统的西方话语将“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与人类“共同价值观”相混淆，强行向别国输入制度和意识形态，从而将所有国家纳入其所主导的世界体系。为了避免这种价值观陷阱，同时又要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就必须兼具中国气质和全球视野，以“共同价值观”凝聚国际话语的最大公约数，为建构更具影响力的国际话语权提供话语体系的支撑。
复杂纷扰的国际社会，积极进取与包容协作才是推动世界发展的黄金法则。建构国际话语权需在不断增强国家硬权力的基础上，夯实国际话语权的价值基础，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各种国际话语权资源，争取“合理世界”的解释权和建构权。无论权力关系、价值理念，亦或规则制度，都不是简单的塑造或是复制过程，其中所涉及的复杂对抗、价值冲突以及利益对立等都应谨慎的掌握和把控。所以，中国将“治理逻辑”与“强国逻辑”融合进话语权的建构是符合国际国内形势的。文化价值层面应将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精髓同丰富多彩国际文化相融合，增进中华文化的世界性；制度层面积极而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同时主动推动国际秩序的平等化和制度化；实力层面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复兴之路，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总之，作为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和平崛起并非易事，还需要迈过重重难关，唯有以高超的智慧、博大的胸怀和坚定的意志方可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
